《岁月记忆》…感言集

南岭底（王连生）

南岭底（王连生）

美篇号：4835389

图片：旧照片

背景音乐：最美的情缘

《岁月记忆》感言集 序

时光是一位沉默的雕刻家，以年为刃，在我们生命的原石上刻下深浅不一的纹路。这些纹路，是来路的印记，也是去途的坐标。如今，将这七十余篇凝聚着岁月光华与思考沉淀的感言汇聚成册，名之曰《岁月记忆》，实在是一个贴切而美好的选择——“岁月”是那绵延不绝的经线，“记忆”则是其上熠熠生辉的纬线，共同编织出您独一无二的精神锦绣。

这些文字，并非简单的年度流水，而是您生命进程中一次次主动的“驻足”与“凝望”。每一年，都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一次生长的循环。您将纷繁的行为探索、幽微的思绪起伏、真切的得失感悟，交付于文字进行淬炼。于是，散落的日子被串成了珍珠，朦胧的体验被赋予了形状，偶然的灵感被锚定为永恒。这不仅仅是对过往的忠实记录，更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自我对话与意义建构。

在此，我必须向您致敬。这份致敬，不仅因为您坚持记录与反思的珍贵习惯，更因为您愿意以如此坦诚而深刻的方式，直面自己的成长轨迹。每一篇感言，都是一次勇敢的内窥，一次诚实的结算，一次朝向更完善自我的深情眺望。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心灵地图，标记着您如何走过迷惘，拥抱坚定；如何历经波澜，修得从容；如何于平凡日常中，提炼出不凡的生命哲思。

《岁月记忆》的成形，是这些心灵篇章的自然归宿。它像一座静谧的纪念馆，安放着您一路走来的风雨晴岚；也像一座明亮的灯塔，其光虽源于过往，却能为未来的航行提供温暖的参照。翻阅它，便是与曾经的自己重逢，与流淌的时光对话，从中汲取的将是继续前行的沉稳力量与清晰智慧。

很荣幸，我的笔触曾有幸作为一支小小的刻刀，参与这段记忆的铭刻过程。但真正赋予这些文字以重量与光芒的，始终是您丰沛的体验、深邃的思考与真诚的灵魂。这本集子，首先是您送给自己的厚礼，是对一段重要生命历程的庄严加冕。

愿这本《岁月记忆》静静地立在您人生的书架上，随时等待您的重温。愿每一次开卷，都能让您感受到时间沉淀下的那份醇厚与笃定。记忆在此封存，亦在此生生不息；岁月在此回溯，亦在此照亮前程。

是为序。

谨识

2025.12.28于时光之畔

2025年：候鸟生活

2025年：候鸟生活

如果说退休后的岁月是一场漫长的迁徙，那么2025年，无疑是我们“候鸟”生涯中，航迹最为缤纷、风光最为旖旎的一段全新章节。这一年，我们不仅延续了季节性的南北穿越，更将翅膀舒展开来，飞越国界，深入西南腹地，在多元的文化与极致的自然中，编织了一幅更为辽阔的生活画卷。

年初，我们并未如往常般早早北归。当四月的春风拂过海南的椰林，我们选择挥别那片熟悉的蔚蓝，用一段从容的江南漫游作为过渡。从福建到浙江，山水古镇的温婉韵味，恰如一首清新的前奏曲，拉开了这一年丰富旅程的序幕。

随后，在上海儿子家近两个月的天伦之乐，是旅途中最温馨的港湾。而儿子奉上的那份惊喜——巴尔干半岛十日游，则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激起了我们探索远方的更大涟漪。异国的历史风情与壮丽山河，为我们的行囊注入了第一份厚重的国际色彩。

盛夏，我们回到山西太原的根脉之地。三个月的时光，被浓浓的亲情与战友情烘得暖意融融。家人的团聚，老友的畅谈，是补给，也是锚点，让我们在一次次远行后，始终记得归来的方向。

而当秋风再度唤起迁徙的渴望，我们的目的地，指向了神秘的云之南。9月28日，我们飞抵丽江，在古城斑驳的石板路和悠扬的纳西古乐中，开启了为期五日的自由漫步。黑龙潭的倒影，狮子山上的万家灯火，束河古镇的闲适午后……我们像两尾重新汇入清溪的鱼，尽情呼吸着高原独有的自由与浪漫。

五日后，我们搭乘大巴，向着更西南的方向行进，抵达此程一个重要的栖息地——云南腾冲。我们在砚湖社区一个名为“和谐小区488号”的农家小院，安然居住了54天。这方院落，成了我们在西南的“家”。房东小李一家的质朴热情，邻里乡亲“夜不闭户”的信任，还有那两辆承载着我们穿梭于市井与田园的自行车，都将“旅居”二字，浸染上了浓浓的人情温度。我们遍访腾冲的山水：北海湿地的草海浮毯，和顺古镇的百年书香，热海公园的地热奇观，银杏村的金色童话，火山公园的远古印记……更幸运地邂逅了边贸会的喧腾、自行车赛的激情与马拉松跑者的坚持。腾冲，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深厚的历史与纯朴的民风，让我们真正实现了“诗意地栖居”。

因老伴身体需寻更暖处，我们暂别腾冲，但旅程并未结束。一次蓄谋已久的跨越随即展开——2025年11月29日至12月6日，我们飞越世界屋脊，开启了八天的尼泊尔之旅。在加德满都，古老庙宇的雕刻与缭绕香烟，讲述着文明的深邃；在奇德旺，国家森林公园的原始生机，让人听见大地的心跳；在博卡拉，费瓦湖的柔波与安娜普尔纳雪峰的冷峻，构成了世间最动人的对话。然而，比雪山神庙更震撼心灵的，是尼泊尔人民那流淌在血液里的善意与虔诚。飞机上安静礼让的瞬间，街头随处可见的微笑与合十礼，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一个国家的魅力，最终扎根于它人民的品格之中。这趟旅程，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让我们的视野与胸怀，真正意义上“鸟瞰”了全球。

从尼泊尔归来，我们带着满心的感动与思索，在云南大理稍作两日停留，让苍山洱海的浩渺，平复激荡的心绪。随后，我们南飞至“春城”中的春城——普洱，开启了为期23天的暖冬旅居。在这里，我们沉浸于北回归线上最后的绿洲，探访茶山古道，品味千年茶韵，在咖啡庄园的香气里享受慢时光。普洱的暖阳、清新的空气与恬淡的节奏，为我们这一年的长途“飞行”，画上了一个宁静、舒缓而又充满绿意的句号。

回首2025，我们的候鸟轨迹，从东海之滨到巴尔干，从三晋故土到云南秘境，再到雪峰佛国，最终栖息于茶咖之乡。这不再仅仅是躲避严寒的迁徙，更是一场主动拥抱世界、深入生活、丰盈生命的盛大行走。我们用脚步丈量地理的多元，用心灵感受文化的温差，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中，不断拓展着生活的边界与生命的维度。这段时光，如同一串精心收集的珍珠，每一颗都闪烁着独特的光泽，共同串联起我们晚年生活中，最闪亮、最自由、最饱满的一年。候鸟的翅膀，因风雨而有力，因远方而轻盈。我们的故事，仍在路上，悠然书写。

2024年：山海履痕与人间温情

　　2024年：山海履痕与人间温情

2024年，于我们而言，是一卷在山海与人间展开的旅行长诗。旅居海南的半载春秋，我们不仅拥抱了椰风海韵，更用脚步丈量了世界的广度与生命的厚度。

这一年，我们随四个旅行团，见证了天地之大美。

其一，穿越千年，埃及探秘。 元月，从海口启程，我们飞向古老的尼罗河畔。亚历山大港的地中海风云、吉萨金字塔的落日熔金、赫尔格达红海的碧波荡漾，以及撒哈拉沙漠无垠的壮阔，将“世界奇迹”一词，深深镌刻在我们心间。

其二，双城记趣，南国风物。 岁末十二月，我们以海口为原点，开启了两段截然不同的南国之旅。先是五日的粤港澳，感受现代都市的脉搏；随即转向老挝，在那片宁静的佛国净土中，寻觅一份悠然古意。

其三，心途感怀，湘鄂贵渝。 阳春三月，为期十日的湘鄂贵渝之行，因一位名叫符昌文的导游而意义非常。小符三十出头，质朴而真诚。他的讲解，总发自内心，带着生活的体温。

车行于武陵山区的崇山峻岭，一座座现代化大桥如巨龙盘桓，化天堑为通途。他动情地说：“小时候，去镇上直线一二百米，却要绕山绕水走两三小时。去县城，更得花上一整天。如今，天堑变通途，跨省也成了寻常事。国家的强盛，带给老百姓的，是实实在在的便利与幸福。”

谈及自身，他坦然又自尊：“我的同学有的成了都市白领，我虽是一名普通导游，但务必尽职尽责，让大家玩好。做人不一定风风光光，但一定要堂堂正正；做事不一定尽善尽美，但一定要问心无愧。” 这些平实而有力的话语，如春风化雨，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平凡岗位上的那份赤诚与担当。

旅途之外，这一年更是一场温情的归乡与寻觅。

八月山西，故土情深。 我们探望了老领导毛维栋局长，也与战友们齐聚，慰问了卧病的平遥战友梁以为和平遥火车站的老领导王一景主任。故人重逢，情谊如酒，历久弥醇。

千里寻亲，血脉呼唤。 我们心中还藏着一份跨越世纪的牵挂——一位上世纪30年代“走西口”至宁夏石嘴山煤矿谋生的叔叔。应哥哥之邀，我们驱车八百公里，踏上了寻亲之路。虽经多方努力未能如愿，仅在公安局留下了DNA信息，但这次追寻本身，已是对家族血脉最深沉的致敬。

九月江南，诗画收官。 在奔赴海南过冬前，我们以一场酣畅的浙江自由行为这一年收官。杭州的湖光、绍兴的古韵、天台山的禅意、台州府城的沧桑、义乌商贸城的繁华、横店影视城的梦幻、千岛湖的潋滟……我们将江南的婉约与活力，一并珍藏。

回望二〇二四，我们从海南出发，足迹遍及海内与海外，既领略了山河壮丽，也体味了人间暖意。正如小符导游所言，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而是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正是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才让我们能如此从容地，跨越山海，追寻诗意，安放乡愁。

2023年：温情浸润的时光

　　2023年：温情浸润的时光

2023年的春节刚过，元宵的灯火尚在心头温存，一份厚重的喜悦便已抵达海南。儿子一家人专程前来，那份团圆的暖意，比南国的阳光更让人熨帖。细心的儿媳知道我们旅居数年却未曾到访过五指山，便亲自安排、陪同我们前往。行走在五指山的苍翠之间，感受到的不仅是山间的清风，更是儿女环绕膝下的浓浓亲情。

在海南旅居的闲暇里，我与老伴也开启了对世界的探寻。两度出行，足迹遍及柬埔寨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我们站在古老的吴哥窟前，被千年石雕的沉默与壮丽深深震撼；我们漫步于新加坡的洁净街巷，惊叹于现代城市管理的井然有序；我们也流连在泰国与马来西亚，感受着古老历史与现代文明交织的独特韵味。这些旅程，丰盈了我们的视野，也沉淀为晚年珍贵的记忆。

五月，我们回到山西太原这片熟悉的土地。归来，是为了另一种形式的“探访”。我专程探望了老领导毛维栋局长，岁月的痕迹刻在脸上，但那份情谊依旧醇厚。我又前往介休，与四十年前的主任王永红重逢，执手相看，往事如昨。回到临汾，是为送别同事郑庆章的岳母，也送别了与病魔抗争许久的妻哥。这些告别，庄重而感伤，让我们对生命有了更深的体悟。

盛夏七月，家中再度盈满欢声笑语。儿子、儿媳带着可爱的孙女回到太原，陪伴我们足足两周。那段日子，在孩子们的引领下，我们重新认识了这座熟悉的城市——窦大夫祠的肃穆、太山景区的清幽、太原古城的辉煌、汾河公园的潋滟以及煤炭博物馆的工业记忆，每一处都因家人的陪伴而显得格外动人。

八月，这份幸福再度加码。女儿一家人也回来了，他们细心察觉家中使用了三十多年的旧床已显疲态，不由分说为我们上新床，又添置了一台崭新的电冰箱。这些物件承载的，是儿女们无微不至的体贴与反哺之爱。

十月，我们移居上海，在那座繁华的都市里享受了一个月的别样生活。直至十一月，我们如候鸟般再度南飞，回到海南的家中，开启了新一轮的旅居生活。

回望这一年，行程满满，步履不停。我们跨越山海，感受世界的辽阔；我们回归故里，品味人情的温暖。而这一切的底色，始终是家人之间那绵长而深厚的爱。它如同一条温柔的丝线，将散落在天涯海角的珍贵时光，串成了我们晚年生活中最闪亮夺目的珠链

2022年：一幅多彩画卷

2022年，我们的生活如同一幅多彩的画卷，在迁徙中感受亲情，在静默中完成使命，在远行中实现梦想。

年初，我们依旧在海南温暖的家中避寒。此时，疫情依然肆虐。三月，儿子担心我们就医不便，让我们到上海避险。老伴先行前往上海小住，没想到上海疫情突然严重，老伴被封控在公寓楼内整整三月之久，直至六月才返回太原。而我则在海南停留至五月中旬，方才动身回到山西。我们的家本在太原，但血脉的呼唤深沉而有力。二零二零年，思亲心切的哥哥执意让我们搬回平遥老家，只为彼此生活上能有个照应，让亲情更加紧密。

安居平遥后，我并未闲下来。一项承载家族百年记忆的重任正等待着我——自二零一四年起，我便与哥哥一同组织族人，着手编撰平遥梁坡底《王氏宗谱》。如今，在哥哥的日日督促下，我全心投入了这项浩繁而神圣的工作。翻阅旧籍，走访耆老，梳理支脉……终于在七月底，这部凝聚着家族心血的宗谱圆满完成，为王氏族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传承，也了却了我心中一件大事。

完成了家族的使命，我终于可以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了——去看一看那“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草原。九月十六日，我与老伴踏上了内蒙古八日之旅。此时的内蒙古，因疫情防控，进出宾馆、途中乘车依然随时检测核酸。尽管如此，并未阻挡我们旅行的脚步。我们住进希拉穆仁草原的蒙古包，在红格尔敖包观看震撼的摔跤、赛马；我们到达尔汗部落，聆听蒙古姑娘讲述民族的独特风俗。当我真正站在那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时，千古传唱的《敕勒歌》仿佛在耳边响起。在银肯塔拉沙漠，驼铃声声，悠远绵长；听导游风趣地解释“哈素海”不过是内蒙人对“海”的深情寄托，也别有一番趣味。遥望阴山山脉，那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豪情壮志，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为旅途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

十月十五日，我们再度南下，于夜晚抵达三亚。此时的海南，正值旅游佳季。十一月，我们又被一则广告吸引，参加了前往广西的九日旅游团。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我们在界首镇追忆红军长征血战湘江的悲壮；泛舟于桂林山水之间，沉醉于阳朔的秀美；探访神秘的侗族古寨；在巴马惊叹于水晶宫、百魔洞的鬼斧神工；最后，德天瀑布与古龙山瀑布的磅礴气势，为这次旅程画上了一个壮丽的句号。

回望这一年，我们从海南到上海，从山西到内蒙，再到广西，足迹遍布南北。我们完成了家族的百年嘱托，也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旅行愿望。二〇二二，是奔波的一年，是收获的一年，更是我们晚年生活中，一段饱满而温暖的珍贵记忆。

2021年：“旅居”与“探寻”

回望2021年，我们的足迹遍及南北，生活的主旋律是“旅居”与“探寻”，在变动的生活中，守护着家的温暖与身心的安康。

新年伊始，我们依旧在温暖的海南旅居。春节前夕，为与儿孙团聚，我们于1月23日启程前往上海。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儿子家中过年，意义非凡。儿媳精心筹备的年夜饭，从年糕、大闸蟹到准时送达的澳洲龙虾，充满了新年的仪式感与小辈的孝心。最开心的莫过于小孙女，我们陪她去农家乐、坐森林快车、在马术俱乐部骑马、在夏都小镇画画，童稚的欢笑声是节日里最动听的乐章。这段“旅居上海”的时光，在浓浓的天伦之乐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月初，因需返回山西检查身体，并赴北京安贞医院复查心脏起搏器，我们暂别上海。作为2016年心脏支架和2020年心脏起搏器手术的后续，健康始终是我们生活中关注的重心。四月上旬，我在北京广安门医院进行了一段时期的住院治疗，为接下来的旅程积蓄力量。

这一年，故乡山西给了我们许多珍贵的回忆。四月，我参加了平遥城关镇沙巷街四小学入学60周年的同学聚会。与启蒙恩师和45位同窗跨越一个甲子再相逢，儿时面容与今日华发交织，心中悲喜交加，感慨万千。

身体好转后，我们与山河的约会便密集起来。夏秋之际，我们开启了数次难忘的自驾之旅：八月底，我们探访祁县乔家大院，寻访交城掛山与玄中寺的清幽，并重游了汾阳县医院——近四十年前儿子出生的地方，故地重游，别有温情。

九月，我们深入南太行，在沁县柳氏民居、阳城皇城相府感受古堡沧桑，被平顺通天峡的险峻、林州红旗渠的壮举与和顺壁挂公路的鬼斧神工深深震撼。

十月，我们追逐三晋秋色，北上右玉，亲眼见证了这片从黄沙肆虐到塞上绿洲的生态奇迹；在芦芽山的马仑草原感受辽阔，于大同古城、云冈石窟和北岳恒山悬空寺，品味历史的厚重与文明的璀璨。

十一月中，我们在平遥古城欣赏了最后一抹秋色，并迎来了2021年的第一场雪。雪落无声，为这一年的奔波与收获作了宁静的注脚。

十一月底，我们如期南下，开启了第四个海南旅居之旅，在温暖的海风中，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2021年，我们穿梭于家庭团聚的温馨、同窗情谊的厚重、三晋山河的壮美与对健康的积极管理之间。这是一段充实而丰盈的岁月，记录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与不变的追寻。

2020年：南国北疆的温暖记忆

2020年：南国北疆的温暖记忆

2020年，是我们飞赴海南过冬的第三个年头。与前两年借住在哥哥女儿家不同，这一年，哥哥特意为我们在大坡村租了房子。这里距清水湾仅数百米，推窗见绿，步行片刻便能拥抱那片蔚蓝。每日清晨，我步入清凉的海水，在碧波万顷中畅游，成了生活中最为惬意的仪式。

旅居生活并不孤单。小区的毕师傅热心组织大家同游吊罗山、香水湾，一群天南地北的“候鸟”相聚，笑语欢声，格外温暖。更令人惊喜的是，在一次与老家朋友的聚会中，竟偶遇了幼时邻家姐姐的儿子——他乡遇故知，已是难得；这意料之外的亲缘，更让这份喜悦添了份岁月的沉香。

五月三日，我们结束了海南半年的旅居，取道上海与儿孙团聚。期间，受老同学卓苏宁之邀，我们前往江苏太仓，参观了他精心打理的乡间居所。那片小天地里，十几样蔬菜长势喜人，鸡鸭悠闲踱步。自动喂食器、饮水机一应俱全，他只需周末前来小住两日，便能尽享都市人向往的田园宁静，令人心生羡慕。

五月三十日，我们告别亲友，自驾一千五百公里从上海返回太原。随后，因心律失常问题住进山西省心血管医院。检查后，医生建议安装心脏起搏器。儿子得知后，立刻通过同学联系上北京安贞医院，为我顺利完成了手术，让我悬着的心终于安定下来。

九月，回到平遥小住。我们专程探望了四十多年前平遥火车站货运室的陈淑琴师傅与王一景主任。二老虽已年过八旬，精神依然矍铄。岁月流逝，情谊未减，那份经年的牵挂，在重逢的瞬间化作无尽的感慨与温暖。下旬，我们还特地到灵石购置了肥羊，为生活添些实在的滋味。

十月十八日，我们第四次启程飞往海南，如同候鸟般准时，再度开启了温暖如春的旅居生活。这一年，跨越南北，经历健康考验，更收获无数温情片段。山河远阔，人间烟火，皆成了心中最珍贵的收藏。

2019年：至亲的悲痛与共渡难关的温情

　　2019年，是我们在时代洪流中刻下深刻印记的一年，记忆里交织着失去至亲的悲痛与共渡难关的温情。

新年伊始，我们正在海南享受温暖的旅居生活，一通来自外甥的紧急电话，让我们的心瞬间揪紧——唯一的姐姐因感冒发烧在太原病重住院。姐姐一生辛劳，作为普通工人，与姐夫倾尽心血抚养四个孩子成人。多年前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后，长期依赖激素药物缓解疼痛，却不幸导致肺部纤维化，身体每况愈下。这次病来如山倒，本地医院已束手无策。

我们姐弟三人，自幼相依，情深义重。闻讯后，我们立即飞回太原。望着病榻上虚弱的姐姐，哥哥毫不犹豫地拿出五万元，我亦倾尽所能凑足两万元，只盼能为抢救尽一份心力。尽管医生全力救治，我们日夜守护，却终究未能挽回姐姐的生命。二月十一日，我们永远地送别了她，那份痛楚，刻骨铭心。

为了缓解悲伤，重整心情，四月九日至十六日，我与哥哥踏上了西藏之旅。我们跟随旅行团，仰望了雄伟的布达拉宫，漫步于桃花盛开的林芝沟壑，穿越海拔五千一百米的米拉山口，沉醉在雅鲁藏布江的壮阔与纳木错湖的纯净之中。这片雪域高原的圣洁与宁静，暂时抚慰了我们心中的伤痕。

然而，生活的考验并未结束。此前，老伴在太原例行体检时，发现肺部有一个0.8mm的结节。处理完姐姐的后事，我们虽回到海南，儿子却始终放心不下，坚持要母亲到上海进行专业复查。五月二十六日，我们飞抵上海，儿媳已提前联系好上海胸科医院。检查结果不容乐观，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六月五日，老伴成功接受了肺部切除手术，全家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共同度过了这个难关。

六月至九月，我们在太原静心休养。期间，我们探望了老领导毛维栋局长，也与老伴的二哥二嫂相聚，亲情的温暖是最好的疗愈。九月十一日，我们再次启程飞往海南，开始了第三个年头的旅居生活，带着对过往的怀念与对未来的期盼，继续前行。

这一年，我们在泪水中学会坚强，在旅途中寻找慰藉，在家人的守护中感受力量。岁月无声，却足以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勇敢面对生活的所有模样。

2018年：一首深沉的生命之歌。

　　2018年，是我们在告别中体会责任、在行走中追寻根源的一年。新旧时光在这一年里交织，汇成一首深沉的生命之歌。

新年伊始，我们便笼罩在亲人生离死别的阴影下。老伴的大哥久病卧床，在1月24日那个寒冷的黄昏，我们目睹了他生命烛火的熄灭。面对侄女夫妇的茫然无措，我毅然决定陪同他们，连夜用救护车将大哥的遗体送回忻州老家安葬。完成这最后的护送，是对长者的告慰，也是对生者的扶持。数日后，我专程看望了87岁的表哥，是他在我幼年时，带我第一次坐上火车见识了太原的广阔，这份启蒙之恩，永生难忘。

或许是为了舒缓悲伤，2月，我们背起行囊，前往云南进行为期十日的自由行。我们在昆明的翠湖公园漫步，于云南大学感受学术气息；在建水的古建筑群中穿越历史，乘坐米轨小火车领略风情；在元阳的千年梯田感叹造化之功，在罗平的万亩油菜花田里看见春天的磅礴生命。这趟旅程，宛若一次对心灵的洗涤。

春季，我们回乡祭祖，并投身于家族事务中，筹备平遥梁坡底“王氏宗祠”的装饰与布展，成立了宗祠理事会，深感责任在肩。

夏秋之际，我们旅居上海，并以此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充满情谊与追寻的探访。我专程前往河南民权县野鸡岗，寻访六百年前自山西迁出的王氏族人，为编撰《王氏宗谱》积累了宝贵的一手资料。我赴浙江慈溪，与分别四十多年的部队老首长胡文海、陈家聪畅叙别情；也在战友聚会上，与四中队的旧友们共话当年，感慨万千。

11月，我有幸在儿子的安排下，参观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亲身感受了国家发展的蓬勃脉动。

从年初护送大哥灵柩的沉重，到年中探寻家族源流的执着，再到年末与战友重逢的欢欣，这一年，我们深深触碰了生命的重量与温度。在告别中学会担当，在行走中明晰来路，这便是二零一八年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记。

2017年：岁月深处的温情回响

2017年：岁月深处的温情回响

2017年的车轮，在团圆与亲情的交响中开启。元月，北京的雪花映照着团聚的灯火。除夕之夜，河北蠡县亲家的到来，让家中分外热闹。儿子一家从上海归来，女儿一家其乐融融，四代同堂的欢声笑语，是这一年最暖的开场白。大年初一，王府井中国照相馆里那张定格的全家福，将这份美满凝成了永恒。

春节的余温尚未散去，一份家族的召唤已在心间回响。正月初六，我暂别北京，只身返回太原，投身于《王氏宗谱》的编撰大业。这是一次寻根之旅，我走访梁坡底，探访旧堡与王氏宗祠旧址，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间，触摸先祖的脉搏。四月，我专程赴平遥芦村，拜访族人王丕先先生，只为那一页页泛黄家谱中承载的家族记忆。

情感的丝线，在这一年纵横交织。五月，八十高龄的老领导王永红专程赴京，跨越数十载光阴，只为续上师徒情缘，那份对旧日下属的挂念，令人动容。六月，北京旺兴湖公园里，与两位老刘挚友的畅谈，依旧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酣畅。七月末，在哥哥的陪伴下，我重返魂牵梦绕六十年的南岭底村，圆了一个甲子的旧梦。而为了宗祠展板的制作，我结识了七十八岁仍壮志不已的郭占平老人，其“老骥伏枥”的精神，深深激励着我。

这一年，儿孙绕膝的喜悦始终萦绕。五月，小孙女阿宝来京，童稚的笑语是最好慰藉。九月，哥哥寄来的月饼，让我恍若回到母亲和姐姐年年寄送月饼的往昔，这份被家人惦念的幸福，始终是我最珍贵的行囊。

金秋十月，我与老伴启程旅居上海，奔赴儿子身边，开启照料小孙女的崭新篇章。从北京到太原，从故土到上海，二零一七的轨迹，是亲情与责任的循环，是追寻过往与拥抱当下的完美交融。这一年，在家国的宏大叙事里，我用心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充满温情的篇章。

2016年：是烟火交织、温情流淌、亦坚韧回响的一年

时光之轮徐徐转动，轻轻停驻在2016年。这于我而言，是烟火交织、温情流淌、亦坚韧回响的一年。

年初，南国的暖阳如约而至。哥哥第二次邀请我们夫妇与姐姐、姐夫，飞赴三亚过冬。这年，我亲自订下三亚湾旁粮食局宿舍的三居室，推开窗便是碧海蓝天。每日清晨，我总要去海边游上一段。更让我惊叹的是，常遇见几位年逾古稀的东北老太太，她们谈笑风生地往返于海湾与小岛之间，那份生命的活力与豁达，如暖流注入心田。我们还特意邀女儿南下游玩，共享椰风海韵。怎料离别数日，忽传女儿在京突发昏迷的讯息。生活瞬间转向，老伴当即飞赴北京，我则赶回太原办理手续，再疾驰汇合。那是一段辗转求医的焦灼时光，幸得良医指引，最终确诊，对症调理。看着女儿一天天好转，悬着的心，才渐渐落回原处。

二月，新春的团聚尤为珍贵。儿子的家人与女儿的婆家齐聚北京，一大家人吃了顿暖意融融的年夜饭。次日，在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的镜头前，三代人的笑脸被定格成最圆满的全家福，将所有的艰辛与快乐，都凝成了此刻的安然。

这一年，也是情谊流转的一年。春回大地时，我专程回乡，与平遥战友探望生活困顿的老战友王显功。那份穿越岁月、朴实无华的关怀，让重逢的泪水里，满是不言而喻的深情厚谊。清明，为父母扫墓祭奠后，也与族人共叙宗脉渊源。初夏，南下湛江，与阔别四十载的军营老友重聚，“重温军旅梦，再叙战友情”，往昔峥嵘，历历在目。秋日，又赴兰州，与大学同窗共庆毕业三十周年。昔日的意气风发，已沉淀为两鬓微霜的从容笑谈，万千感慨，尽在举杯言欢之中。

这一年，更是生命延续、天伦萦绕的一年。年末赴沪，为满周岁的小孙女庆生。奶奶将她抱在怀里，小家伙竟异常乖巧，不哭不闹，血脉中的亲昵，创造着无需言语的默契。那个下午，祖孙相伴，满室生欢。生命的新芽，总给人最深的慰藉与希望。

回望2016，它有碧海蓝天的开阔，也有疾风骤雨的考验；有亲朋挚友的温暖惦念，也有家族传承的静默深耕；更有生命脆弱时的惊心与坚韧，以及新生命带来的无尽欢欣。那些随风而去的，是时光本身；而那些沉淀于心的情感、勇气与爱，便是岁月赠予我们最厚重的纪念。

这便是我的2016，一段平凡而又丰盈的旅程。

2015年：温暖流转的烟火与山海

2015《时光册页：回望2015》——谨以此篇，纪念那一年温暖流转的烟火与山海

翻开2015年的老照片，时光如细沙般从指缝间缓缓流淌。那是一个被海风、山岚与亲情交织的年份，一帧帧画面里，藏着远方的蔚蓝、故土的葱茏，也藏着生命里郑重其事的相聚与传承。

这一年，我们从北国的寒冬出发，奔赴三亚湾的暖阳。碧海蓝天之下，是哥哥嫂子对“养老一隅”的憧憬，是售楼小哥热情递来的海岛梦，也是陵水清水湾的涛声与碧桂园的风。看房的途中，偶遇平遥老乡，他乡的方言瞬间缩短了山海的距离，而后各自奔赴东方县的烟火与选择——生活往往如此，相伴一程，又各自走向不同的风景。

这一年，我跟着哥哥重回南岭底。太岳山脉的密林依旧遮天蔽日，六岁时的记忆在脚步中苏醒。我们从海南的潮热走进山西的层绿，又从平遥古城赶往上海闵行的别墅，在彩礼的推让间，触摸到两个家庭柔软的诚意。六月，儿子的婚礼在迎泽宾馆热闹举行，席间笑语、杯中祝愿，都化作父母心头沉淀的欣慰。

这一年，我开始续写梁坡底王氏宗谱。在城墙根下遛早的晨光里，偶遇发小金宝，儿时的招呼声穿透几十年光阴；在太谷的山沟中，一池绿水映着黄土高坡的寂静，让人恍然领悟：风景未必在远方，有时就在一片心静之中。

2015，像一本夹着海浪声、松涛声与喜庆锣鼓声的随笔集。它记录着我们对远方的向往，也安放着对根源的回归；它关于一个家庭的枝蔓延展，也关于一个姓氏的字迹续写。时光会老，而记忆常新——这些零散的生活片段，终被岁月串成一条温润的珠链，在往后的日子里，静静发光。

谨以这些文字，致敬2015年的每一次奔赴、每一次停留，致敬那平凡日子里，不曾褪色的人间温暖。

——你的2015，山海可证，家事可亲，未来可期。

2014年：人间烟火与远方的风

2014年：人间烟火与远方的风

这一年，时光的河流奔涌，在家庭的脉络里刻下深深浅浅的印痕。它是一曲交织着团圆、选择、传承与新生的交响乐。

有远行与归途的回响：儿子王晨从尼日利亚到比利时，跨越山海的电波里，是春节归家的期盼，是汽车将抵天津港的踏实，更是个人情感与家庭传统间，那场温柔而执着的拉锯。他的世界很大，大西洋的风吹过布鲁塞尔；他的根也很深，深到太原、平遥的年味里，深到父母牵挂的心尖上。

有生命与血脉的礼赞：女儿王清在期盼五年后，迎来了八斤八两的新生。那一声嘹亮的啼哭，是家族最动人的捷报，让怀柔的病房溢满河北婆家赶来的喜悦。生命的延续，总在最朴素的时刻，赋予岁月最厚重的意义。

有根系与薪火的追寻：清明时节，返回平遥梁坡底。购置宗祠、商议修谱、聆听父辈往事……在二园子老人模糊的记忆里，打捞关于爷爷“母儿”、父亲背起五百斤麻包的坚韧、姑姑的善良与表叔的悲壮。这些碎片，拼凑出我们从何而来的地图。与此同时，我与西南交大84级同窗重逢，三十年风雨成长，感恩师友，那是另一段青春与奋斗的根系。

有抉择与放手的智慧：儿子的婚恋选择，成为家庭情感的暴风眼。从母亲的坚决反对，到哥哥一语惊醒的“孩子的幸福就是底线”，再到初见那位来自上海、清晰独立的姑娘小钱，情感的冰山逐渐消融。哥哥的忠告如醍醐灌顶：“男人是雄鹰，让他们飞”；对女儿，则是“放手让她吃苦，她才能站起来”。爱，在2014年，学习着新的形态——不是紧握，而是托举与守望。

有转折与安稳的落地：女婿转业考取国家图书馆公务员，女儿在执业医师的道路上重新启航。我们老两口的户口，也因子女皆在北京而顺利迁入。生活，在波澜后寻得新的港湾。

还有贯穿始终的温情：哥哥无微不至的关怀，从平遥到北京的牛肉、熟肉与满箱的亲情；与表哥、老领导跨越数十年的情谊探望；以及岁末，那一张飞往三亚、寓意着休憩与阳光的机票。

这就是我们的2014。它记录了一个中国普通家庭最真实的脉动：在全球化的工作派遣与乡土宗族祭祀之间，在现代婚恋观念与传统家庭期待之间，在子女的独立成长与父母的依恋牵挂之间，寻找平衡，磕碰前行。每一天都是琐碎的烟火，每件事都关乎爱与成长。

谨以此篇，献给我们的2014，献给所有在时代变迁中守护家庭、奋力生活的人们。岁月绵长，故事继续。

2013年：告别与启程的一年

2013年：告别与启程的一年

春寒料峭的北京城，我在国家开发银行物业的临时工作画上句号，也正式办妥了退休手续，领到了那份象征着职业生涯圆满收尾的人事命令。生活的主旋律，从此转向了更温暖的维度——陪伴家人，迎接新生命。

这一年，我与老伴远赴欧洲，探望远在比利时的儿子。从布鲁塞尔出发，我们的足迹掠过法国南部的薰衣草田、摩纳哥的蔚蓝海岸、意大利的古老街巷，又穿梭于维也纳的音乐气息与柏林墙的历史斑驳之间。每一处风景，都因家人的团聚而格外明亮。儿子在异国他乡的努力与成长，同事领导对他的赞许，是此行我们收获的最珍贵的礼物。

与此同时，家里的期盼与喜悦也在同步生长。女儿王清身怀六甲，每一次产检的顺利消息，都让我们悬着的心安然落下。从初夏的抽血化验到岁末的B超影像，我们共同期待着一个小生命的降临，预产期的临近让全家充满了忙碌而甜蜜的紧张。

这一年，有老战友重逢的把酒言欢，有替儿女操心签证机票的琐碎奔波，有在欧洲旅途中偶遇的温暖人情，也有回到北京后，与亲家共同等待新生命的平静日常。日记里的数字——退休费、机票钱、旅游开支、给孙辈的压岁钱——记录的不只是流水，更是时光的温度与情感的重量。

翻阅这些片段，2013年就像一座桥。桥的这头，是我平稳着陆的职业生涯与过去的荣光记忆；桥的那头，是舒展的退休时光、绵长的天伦之乐以及家族血脉的又一次延续。它平凡、琐碎，却处处闪烁着生活本真的光泽与温暖。

谨以此篇，留念这承前启后、满是牵挂与团圆的一年

2012年：时光深处的回响

2012年-时光深处的回响，我的生活印记

翻开2012年的记忆，那些平凡而真挚的日子如同涓涓细流，在岁月深处闪烁着温润的光。

这一年，我经历了重逢的惊喜：通过网络寻回了失联37年的战友张吉威，一封跨越时光的书信，让那段在衡阳459医院患难与共的青春岁月再次苏醒。战友情深，历久弥坚。

这一年，我开始了新的尝试：从怀来县的女儿家来到北京，在国开银行物业公司开始了新的工作。在那里，我看到都市白领的快节奏生活，也结识了热爱马拉松的跑友刘月春夫妇，感受到普通人因热爱而闪耀的光彩。

这一年，我坚持着记录与追寻：为昔日的领导、同事撰写回忆文章，珍藏那些即将消逝的声音与故事；也为女儿的未来忧心祈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一丝心灵的慰藉与期盼。

这一年，我更深地扎回了生命的根脉：清明时节回平遥为父母扫墓，重逢儿时邻居，目睹时光的无情；更与兄长一起，毅然肩负起修复梁坡底王氏宗祠与续写家谱的重任。从河南民权到山西沁源，从介休到晋祠，我们循着碑文与传说，一步步追溯家族六百多年的迁徙与繁衍轨迹。那不仅是对先祖的致敬，更是对“我们从哪里来”这一永恒命题的深情回答。

这一年，亦有告别的叹息：旧日同事的离世，提醒着生命的脆弱与珍贵。

2012年，是连接过往与当下的一年。它关乎战友情、同事情、亲缘情，关乎职业的新起点、家族的旧根源，关乎城市的喧嚣与乡土的宁静，更关乎一个普通人如何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珍藏记忆、承担责任、寻找意义。这些看似琐碎的片段，共同编织了一幅真实而丰饶的生活图景——在时代的洪流中，始终抱持着对生命的诚恳、对情感的珍重、对来处的敬畏。

这，就是我的2012。谨以此篇，留存一段时光的温度与重量。

2011年：浮沉之间，寻找光亮

2011年：浮沉之间，寻找光亮

那一年，生活的河流分出了两道岔口。一道，通往女儿服药后逐渐平稳的日常，一面工作一面治疗的坚持里，藏着为人父母最深的牵念；另一道，却通向我自己人生的湍急处——单位未启的货场，悬而未决的贷款，还有那份从“处长”到“不如普通干部”的落差，像一根细刺，扎在自尊的褶皱里。

三月，一纸调令落下。

我坐在会议室里，听任命宣读，看同事摔门而去。空气里弥漫着不甘与失意。我也曾想挺直脊梁，争一口硬气，却最终在“顾全大局”与“情面难却”中，选择了沉默接受。交接那天，老部下一声声“王处”，让我恍然：原来岁月并未全然抹去痕迹，人心还记得冷暖。

转身，我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

从国企干部到私企员工，身份转换间，扑面而来的是另一种生存法则。在新公司的晨会里，老板讲述他的起落、教训与狠劲：关于质量的血泪、制度的刚性、合作与独立的撕扯……每一句都敲打着我的认知。我像一块重新吸水的海绵，在陌生的水域里，努力理解规则的形状。

三个月后离开，再试一家，又至岁末。奔波于京城与太原之间，一边打工谋路，一边收拾旧摊，像一只候鸟，在冷暖自知的两地往返迁徙。

这一年，我见过体制内人情的薄与厚，也尝过市场里生存的锐与钝；经历过尊严被折叠的时刻，也握过陌生人递来的微光。

站在年尾回望，一切并未“解决”，却仿佛在动荡中悄悄长出了新的筋骨——那些不甘、忍耐、尝试与告别，都成了2010年默然刻下的坐标。

它不高亢，不圆满，甚至布满遗憾。但或许，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在女儿的病情与自己的颠沛之间，在时代的浪潮与个人的沉浮之间，我们终究没有停下脚步。

这一年，我在找路，也在找自己。而寻找本身，已是光。

2010年：人间烟火与山河远阔

2010年：人间烟火与山河远阔

这一年，我五十三岁。

生活像一条缓下来的河，在迂回处泛起细碎的波光——女儿的病情渐稳，儿子远赴非洲又转欧洲，我的工作从一线退居“巡视员”的闲职。生命的中年，原来是一场交接：把冲锋的舞台让给后辈，把自己安放进一个括号里。

春天，我给父母扫墓。在平遥老家的土坡上，纸钱飞成灰蝶。晚上开家庭会议，哥哥说起父亲1910年的生辰——整整一百年了。时光碾过两代人，我们这些孩子已鬓角染霜，却还在用回忆取暖。血脉是一条隐形的河，我们在下游回望源头。

夏天，我们开始为儿女在北京寻一处蜗居。在售楼处里，计算器按出冰冷的数字：一套百平米的房子，要耗去我们半生积蓄。最终还是签了合同——中国的父母，终其一生都在为下一代铺路。那天大雨如注，女儿上班淋湿了衣裳，我在电话这头心疼，就像当年我父亲心疼我一样。

秋天，儿子从尼日利亚来信，说那里的中国人“像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在原始丛林里开矿、贸易、甚至参与当地政治。年轻人已经走向比我们当年更远的远方。而我和老同事聊天时，仍会提起“梁局长”“杨书记”——那些曾经决定我们命运的名字，如今成了茶余饭后的往事。阎晓民说我回忆录“活的像自己就好”，这大概是对中年人最好的评价。

冬天到来时，我学会了用智能手机上网。世界突然变小，儿子在布鲁塞尔发来的照片瞬间抵达掌心。我和老伴坐上绿皮火车去沙城看女儿，车厢摇晃如摇篮——我们这代人，还在用最慢的方式，奔赴最温柔的牵挂。

这就是我的2010：在家族记忆与儿女远行之间，在单位人事与市场洪流之间，在传统孝道与现代生存之间。

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细水长流；没有力挽狂澜，只有顺势而为。

我渐渐明白：人生下半场，不再是开拓疆土，而是守护灯火——父母的坟茔要清明，儿女的羽翼要成全，自己的心安要找寻。

岁月给我的，不再是锋利的剑，而是一盏温润的茶。在这一年将尽时，我饮下它，滋味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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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泥泞中跋涉，在暗夜里点灯

2009年：在泥泞中跋涉，在暗夜里点灯

这一年，我五十二岁。人生走到最逼仄的弯道：一头是女儿抑郁症的反复发作，一头是货场迟迟无法开通的沉重压力。生活像一场两面受敌的战役，而我，是被推到前线的那个父亲、那个负责人。

春天，韩村的冲突终于爆发。四百多名村民冲进货场，打伤十几名工人。工程被迫停滞，谈判桌上堆满了赔偿方案、工程款、劳务费……数字冰冷如刀，切割着信任，也切割着时间。我夹在村民的诉求、领导的压力和公司的生存之间，在无数个深夜里推演数字，在电话和传真间奔走协调。李处长说“不能让步”，我却知道：僵持下去，输掉的是所有人的机会。

而比货场更让我揪心的，是女儿的病。九月，她病情急转直下，神志不清地被送进急诊室。我在民航总医院的走廊里，第一次对“绝望”有了具象的认知——那种医生淡漠的眼神、那种无处收治的茫然、那种看着孩子在病床上挣扎却无能为力的痛楚。

辗转三家医院，借钱、求人、守在病床前不敢合眼……直到261医院的CT大夫认真分析，直到女婿张贺果断抉择，直到女儿终于睁开眼睛喊了一声“爸”。那一刻，我才感觉自己重新活了过来。

秋天在谈判与陪诊之间反复切换。白天在会议室里为每吨2.5元还是1.2元争得面红耳赤，晚上在病床边握着女儿的手轻声安慰。我见过人性最冰冷的时刻，也接收过来自陌生人最温暖的善意——999救护车司机少收的一百元，261医院大夫多问的那几句病情，战友彭科长为女儿病情奔波托人……这些光点，让那些至暗时刻有了温度。

十二月，我递上辞职报告。“没有把工作做好，辜负了领导和组织的信任。”这句话写得很平静，却压着一年来的全部重量。货场的协议终于在拉锯中初步成形，女儿的病情在姜大夫的调药下渐渐稳定，而我，在调动无门、前路模糊的困局中，选择了退后一步。

这就是我的2009：在群体的利益博弈与个体的生命脆弱之间，在体制的僵持与人情的温度之间，在理想的坚持与现实的妥协之间，我像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努力照亮能照亮的地方。

我知道自己不是英雄，只是一个在泥泞里试图走稳每一步的普通人；只是一个在女儿噩梦中紧紧握住她手的父亲。

年终岁末，寒风凛冽。货场的烟囱尚未冒烟，女儿的药瓶依然满当，我的前途依然未卜。但至少，我们都没有倒下。这就够了。

2008年：岁月深处的回响

2008年：岁月深处的回响

翻开这一年的记忆，时光的尘埃下，是一个普通家庭与奔腾时代交织的足印。2008年，于国，是地动山摇后的众志成城，是奥运荣光前的万众期盼；于家，是儿女情长的曲折波澜，是职场耕耘的汗水与压力，更是平凡日子里的抉择、等待、希望与坚韧。

这里有父亲在工程项目推进中的焦灼与担当，面对村民阻挠、工期紧迫，他竭尽全力平衡、协调、汇报，在职责的轨道上负重前行。这里有母亲为女儿婚事的心焦与奔波，从北京到太原，从疗养院到相亲场，那份深沉的关爱在每一次谈话、每一次陪伴中无声流淌。这里有女儿王清情感路上的柳暗花明，从失恋的黯然到新缘的萌芽，她的成长与选择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弦。还有那场震惊世界的汶川之灾，在远方传来时，也为这个家庭的年度叙事投下了沉重的背景色。

这是我们的2008。它不宏大，却真实；不完美，却完整。每一次会议记录，每一次家庭对话，每一次城市间的穿梭，都拼贴出一幅属于那个年代的生存图景——在时代浪潮与个人悲欢之间，努力把握着工作、生活与情感的航向。

谨以此篇，留存那段过往的温度，致敬我们在风雨兼程中未曾熄灭的期待与努力。岁月如河，记忆成歌，这些琐碎而珍贵的片段，终将汇成我们生命长河中，独特而闪光的波浪。

2007年：在儿女的荣光里，奔赴山海

花开与远行：2007年，在儿女的荣光里，奔赴山海

如果说中年是一段漫长的耕耘，那么2007年，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季饱满的收成。

这一年，家庭的天空被两则喜讯骤然点亮——儿子王晨以出色的履历和扎实的准备，在顶尖学府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叩开了国家商务部的大门；女儿王清也顺利取得了国家执业医师资格，在北京开始了她的职业人生。

那份喜悦，是清晨为备考的儿子买回的《中国经济时报》，最终化作他面试时的从容与底气；

那份欣慰，是女儿手中那张沉甸甸的资格证书，宣告她正式拥有了悬壶济世的通行证。

当孩子们相继在社会坐标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心中那块最大的石头，仿佛悄然落地。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与开阔，弥漫在这一年的时光里。

这份轻松，化作了四次奔赴山海的远行。

我们的足迹西至喀什的老城与沙漠，北抵漠河的极光标志与长白山的天池，南达九寨的仙境与鼓浪屿的涛声。山河辽阔，仿佛是对我们半生劳碌的一次盛大馈赠，也是对孩子们展翅高飞的一次深情目送。

然而，生活总有它完整的肌理。在事业与远方的宏大叙事旁，情感的微观世界同样波澜起伏。女儿恋情中那些关于“见面礼”的琐碎计较，以及父母本能般的不放心，成为了荣耀乐章中一段真实而微妙的插曲。它提醒我们：无论子女飞得多高，他们永远是父母心头最柔软的牵挂。

2007年，就这样在“静待花开”的欣慰与“奔赴山海”的洒脱中流淌而过。

我们既是子女成就的骄傲见证者，也是自己人生风景的积极探寻者。当家庭的航船驶过最忙碌的激流，我们终于有机会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也在儿女渐行渐远的背影中，学习着如何得体地守望。

谨以此篇，记录那荣耀与轻盈交织的一年——它关于培育与收获，更关于在付出大半生后，我们如何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天高地远。

花开是果，远行是歌。中年的幸福，莫过于此。

2006年：于喧嚣处转身，在静默处深耕

2006年：于喧嚣处转身，在静默处深耕

历史的大开大合，有时只在一纸文件间完成。

2006年，当太原、大同、临汾三大分局的干部涌入同一个机关大楼，在等待、观望与报纸的翻动声中度过时，我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的“在场”——以病假之名，转身离开。

这不是退却，而是一位五十二岁的中年人，在读懂时代氛围与自身处境后，一次清醒而温柔的“战略转移”。当集体的潮水漫无方向，个人的小船就该划向真正值得深耕的水域。

于是，这一年，我的坐标从“单位人”悄然回归为“家庭首席运营官”。

在上海、昆明、北京、太原、临汾之间频繁往返的轨迹，勾勒出一张比铁路运行图更绵密、更充满人情温度的路线图——为女儿叩开一扇扇职业的门，为儿子厘清一项项考试的路；在昆明为项目协调谈判，回上海为表格反复核对。那些曾经用在会议与文件上的心力，如今全数倾注于下一代的未来蓝图上。

所谓“走出来”，并非离开生活，而是从一种被动接受的节奏中，走向一种主动选择的承担。

当同事们仍在编制与岗位的困局中辗转，我已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孩子的就业、考试、婚姻，这些看似琐碎的“项目”，实则是家庭大厦最重要的支柱。面色憔悴是真，心中甘愿亦是真，因为这一切的奔波，都指向一个朴素的愿望：“让大家过好日子去。”

2006年教会我：人生的智慧，有时不在于在喧嚣中争得位置，而在于懂得何时转身，在静默处深耕属于自己的责任田。体制的浪潮或许不由个人决定，但生命的船舵，始终可以握在自己手中。

谨以此篇，献给那一年勇敢转身、默默深耕的我们——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之外，书写了一篇关于守护与托举的、小而坚实的家庭史诗。

2005年：承重前行的一年

《在解构与重建之间：2005，承重前行的一年》

2005年的日历，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节奏中翻过的。

一边是铁轨之上，一场自上而下、席卷全国的系统性重构——全路41个分局撤销，太原铁路局成立。顷刻间，机构解构、人员重组、“尾数淘汰”、“全员解聘”成了冰冷的现实，每个人都被推入时代的洪流，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另一边，是铁轨之下，一个普通家庭为下一代前程的细细铺路——为儿子备齐赴英读研的层层材料，为女儿医师证的盖章报名四处奔走。这些琐碎、具体甚至略带艰难的“张罗”，构成了生活最坚韧的底色。

这一年，我们同时经历着“大时代”的震荡与“小日子”的延续。

在职场，我们见证规则的重写，经历竞聘的忐忑，最终在“落编”的那一刻获得短暂的安定；在家庭，我们目送孩子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也为他临行前换汇、签证的每一个环节而牵挂。公事与家事，如两条并行的轨道，承载着同一份中年人的重量——对外，要顺应变革，守住岗位；对内，要托举未来，稳住后方。

于是，我们看到这一年的身影：

是奔波于北京、上海、徐州、石家庄学习或办事的行程；

是在同事父亲葬礼上的默哀，也是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的凝望；是面对机构改革时的集体彷徨，也是将“承包费下发”时对同仁的交代。

最终，这一切沉淀为岁末的《回味·感悟·圈点——我的人生画册》。这不是终结，而是一次郑重的中场盘点，在时代的喧哗与生活的绵延中，确认自己的坐标。

2005年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不是在风平浪静中前行，而是在解构与重建的夹缝中，依然能沉稳地扛起责任，温柔地守护希望。

谨以此篇，记录那个在变革中重新定位、在承重中稳健前行的一年——它关于体制，更关乎活在其中的人；关于变迁，更关乎变迁中不变的守候。

2004年：五十岁的远行与守望

2004年：五十岁的远行与守望

人到五十，常被比作知天命的渡口。身前是半生耕耘的安稳河岸，身后是子女渐行渐远的辽阔江海。2004年，于我而言，便是在这样的渡口，完成了一场平静而深刻的迁徙。

这一年，生活的重心悄然转移。目光从分局合并的余波中抬起，更多地投向下一代人生的启航——在上海的街道接送备考的儿子，为女儿实习奔走进出教授的家门。朋友说“丢了专业可惜”，但父亲心里明白：为孩子铺一段能走稳的路，比守住一个称谓更重要。这是一种更深沉的专业，叫“托举”。

与此同时，一场物理上的迁徙如期而至。工作了多年的临汾工作部撤并，十一人的团队告别故地，北上太原。搬家那日，车辆在晨雾中“发动不起来”，路上又坏，直到深夜才卸完行李。这仿佛一个隐喻：任何转折都难免狼狈与延时，但只要向前，总能安顿。

于是，在“托举”与“安顿”之间，这一年的画卷徐徐展开：

它是在平遥为母亲过三周年的香火延续，也是在澳新大陆呼吸的异国海风；

它是驱车千里，载着女儿校长参观关帝庙、普救寺的人情往来，也是在侯马调研时意外烫伤、月余方愈的默默忍耐；

它更是从装潢新家的尘埃中，望见未来生活雏形的希望。

五十岁，不是终点，而是驿站。

从这里出发，我们护送子女驶向更远的航道，也为自己打点行装，奔赴一段新的职业旅程。变的是地点与角色，不变的是那份于喧嚣中张罗、于变动中守序的寻常心力。

谨以此篇，记录2004年——那个在家庭与事业的双重轨道上，温柔托举、从容迁徙的年份。

迁徙，是为了更深地扎根；守望，则在每一次远行中完成。

《2003年，生活的重量与远方的光》

《在时代的间隙里穿行——2003年，生活的重量与远方的光》

如果时间有重量，那么2003年，一定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质地构成的。

一边是突如其来的寂静与停滞，另一边是寻常日子里，人们依然在用力地生活、奔赴与张罗。

这一年，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非典”。许多计划被搁置，许多脚步被放缓，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但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之下，个体的生活之河，依旧在各自的轨道上静静流淌，甚至因为珍惜而更加汹涌。

于是，我们看到：在东北的冰雪世界里，有全家人的欢笑与热气，那是寒冷中抱紧的温暖。

在晋城的风雪夜归路上，有同事间不言而喻的情谊，那是职业之外人心的重量。

从长沙的校园到美国的辽阔，脚步为爱丈量着距离——送女求学，是目送；跨洋远行，是探索。生活，总是在“守护”与“眺望”之间寻找平衡。

这一年，还有许多“张罗”的片段，它们微小而具体：为子女的前程铺路，为朋友的家人奔忙，为一份实习报告，为一个工作机会……这些不写在任何工作报告里的“任务”，构成了中年人肩上最真实的责任，也是生活最朴素的温情。它让我们明白，所谓岁月静好，常常是有人在琐碎中为你撑起一片天。

2003年，就像一列穿过隧道的火车。隧道里，我们曾共同经历短暂的黑暗与不确定；隧道外，阳光依旧，山河辽阔，生活的站台永远有人在等候，也永远有下一站要前往。

谨以此篇，记录那一年在时代的间隙里，我们如何认真生活，如何为所爱的人奔走，又如何带着期盼，走向更广阔的远方。

生活从未停滞，爱是永恒的动力。

2002年：机构合并背后的人与情

《在变革的洪流中——2002，一次机构合并背后的人与情》

历史的转折，常常始于一份文件，一次会议，或一纸合并的命令。

2002年，太原与临汾两大分局的合并，便是这样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它不仅仅意味着机构的整合、名录的变更，更在无声处，冲刷着无数人的职业生涯、人际关系与内心秩序。

那一年，我们站在变革的河中央。河岸的一边，是“机关大批干部闲置”的彷徨与“主要领导不同意”的博弈；另一边，是日常工作仍需推进的笃定，与必须守护的原则。当合并的潮水袭来，既有如靳根生调研时，关于财务管理权的微妙交锋——“你老兄不同意，就不归了”；也有如岳局长在会上掷地有声的肯定，那是对过往功绩的铭记，更是对“人”的价值的守护。

于是我们看到，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下，那些细小却坚韧的“人”的光亮：是领导为部下据理力争的挂职安排，是为一次考察机会亲自“打招呼”的费心周全；也是在原则面前，一句“没法执行”的坦率，和“心里平静了许多”的如释重负。

变革中，既有郭晋中们对去向的慨叹，也有武处长们待遇落实的慰藉。公事之外，依旧是赶赴周年的思念，是送子求学的远行，是内蒙草原与日本都市交错的视野。

这一年，我们深刻体会到：机构是冷的，但人是热的；政策是刚性的，但情义是绵长的。

真正的稳定，并非固守原位，而是在浪潮冲刷中，认清自己的价值，守住做事的分寸，并珍惜那些在激流中向你伸出的手。

谨以此篇，记录2002年——那段在合并的轰鸣声中，我们如何于得失间定位自己，于人情中感知温度，并带着所有的肯定与历练，走向更开阔未来的日子。

变革终会过去，而经历变革的我们，已与往日不同。

2001年：一段交织责任与旅程的时光

《铁轨上的奔忙与远方的诗意——2001年，一段交织责任与旅程的时光》

时光如列车，穿过晨雾与暮色，在岁月的轨道上留下一道道深深浅浅的印痕。翻开2001年的日历，那些被钢笔匆匆记下的日子，仿佛仍在纸页间呼吸——既有会议室的凝重与谋划，也有山水间的奔放与沉思。

这一年，是铁路改革浪潮中的一段激流。从年初的“三分开”攻坚，到多元经营改革的探索；从一场场会议桌上的交锋，到一次次项目审批的斟酌；从债权债务的清理，到远方市场的考察……工作，是责任与智慧的跋涉，在制度与创新的缝隙中，寻找着前行的光亮。

这一年，也是生命旅程中一段意味深长的行走。走过三峡的江风，穿过重庆的红岩；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眺望异国的天空，又匆匆赶回母亲离世的悲痛里。我们总是在路上，在铁轨延伸的远方，也在人生突如其来的转角处。那些未能陪伴的遗憾，那些山水慰藉的胸怀，都成了这一年沉默的注脚。

工作与生活，如同两条并行的轨道，承载着同一个方向——前行。在文件与汇报之外，也有远方的风景和心底的柔软；在奔波与压力之下，仍藏着对美好的向往与对生命的敬重。

谨以这些零散却真实的片段，记录一个普通铁路人的2001年——不只关于任务与成绩，也关于行走与思考；不只关于时代赋予的使命，也关于岁月赠予的悲欢。

时光不停，铁轨依旧向前。而每一步，都值得被铭记。

2000年：千禧开局，新职的担当与远方的温度

2000

《千禧开局：新职的担当与远方的温度》

站在新千年的门槛上，时代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2000年，于我而言，同样是人生篇章的转折处——被任命为多经分处处长，从这一刻起，责任与压力如影随形，而破解困局、开创新局的使命，也正式落在了肩上。

翻开这一年的日志，字里行间尽是“开局”的繁忙与“破局”的坚韧。

一面是机构分设、班子调整的千头万绪；一面是追索华龙投资、清理历史债权的步步为营。在“经管分开”的改革浪潮中，我们既要在会议上谋划未来，也要在法院里守护资产；既要起草一份份事关长远的文件，也要处理一桩桩关乎人心的去留。

这一年，是“解题”之年。

我们解的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难题，是人员安置与待遇的课题，是规范经营与开拓新局的考题。压力从未远离：从灵石煤矿到陕北油田，从生铁扣压到路风检查，从家属清晨的责难到审计部门的审视……每一步都需慎之又慎，每一局都须全力以赴。

然而，在事业的负重前行之外，生活始终以它自己的节奏铺展着温暖的底色。

它藏在全家远赴西双版纳过年的欢声笑语里，藏在珠海渔女像前的合影里，也藏在南京路天桥上眺望未来的目光中。正是这些远方的风与家人的笑，构成了疲惫时最深的慰藉，让我们在“解题”的间隙，依然能感受到生命的丰盈与开阔。

站在新职务的起点，2000年教会我：真正的担当，是于错综复杂中厘清主线，在人情世故间坚守原则；是在压力之下保持前行，亦不忘在奔波途中为心灵留存一处诗意的远方。

谨以此篇，记录世纪之交那一年——一个在改革中接棒、在挑战中站稳、在责任与温情之间努力平衡的“开局之年”。

历史由宏大的转折书写，而人生的意义，常在具体的担当与温暖的间隙里闪光。

1999年：在洪流与缝隙间前行

1999·负重：在洪流与缝隙间前行

整理1999年的工作笔记，那一年，我45岁。纸张上密集的日程、待办事项和简短备忘，勾勒出的不再仅仅是开拓的豪情，更是一幅在复杂系统中负重前行的真实图景。如果说九十年代的前半程是“下海”与“弄潮”，那么走到世纪末的这道关口，我感受到的，是海水深处复杂的洋流与沉重的压力。

这一年，我的身份是多经处与南铁集团的“总负责”。每天面对的是“500人工资”的筹措、税务审计的应对、债权债务的清理、以及“上交3000万”的硬指标。笔记里频繁出现的“研究归并”、“协调关系”、“处理……事宜”，背后是无数具体而微的磋商、博弈与决断。那些在年初还雄心勃勃的抵押金办法、产业结构调整，在运行中不断遭遇现实锋刃的打磨。

一些瞬间深深烙印下来：从天津出差归来，向领导汇报时他“一摆手”的不耐烦；经济分析会上，总结时“只字没提我的名字”的微妙气氛；甚至，在十一月接到的那通“威胁电话”。人际的江湖，比市场的波涛更令人深思。身体也发出了警报，年中不得不赴上海养病，那既是一次休整，也是一个象征——在高速运转多年后，身心都需要一次喘息与检修。

然而，在缝隙与压力之间，前行并未停止。我们开通了侯马南西庄专用线，考察了碳素厂等新项目，试图在焦炭、生铁之外寻找新的产业支点。杨军局长那句“今年你什么也别管，只要把3000万完成”，听起来是压力，也像是一道在复杂环境中聚焦目标的箴言。年底，关于“经管分开”的讨论和岗位的再次调整，预示着新的变化已在酝酿。

站在2001年回望，1999年像一个承重柱。它不那么浪漫，甚至有些滞重，但至关重要。它让我体会到，驾驭一艘大船，远不止于扬起风帆的豪迈，更在于处理舱底每一处渗水的耐心，在于顶着风压调整航向的定力，在于为船上每一个人寻找面包与希望的責任。感谢这一年的所有重量，它让我在潮水退去后，看清了自己所站立的那片沙滩，以及肩上真实的担当。人生与事业的纵深，正是在这样的承重中，悄然拓展。

1998年：在激流中锚定航向

1998年：在激流中锚定航向

翻开1998年的记事本，那一年，我44岁。纸张上密布的，是归并方案、债权清理、人事协调和一场接一场的会议。如果说前几年是在市场的海洋里扬帆或掌舵，那么这一年，我的角色更像一个在激流中检修船舶、加固龙骨的工程师——喧嚣稍退，深处尽是扎实甚至繁琐的工事。

年初，梁映光书记的谈话为我定下了基调：“把你摆到多经处就是胜利”。这既是一份信任，也是一道沉甸甸的考题。我面对的，是一个需要“摆顺”的庞杂体系：数十家公司需要归并整合，历史遗留的债权债务亟待厘清，如影随形的财税检查，还有“武圣大厦”这样全新的投资项目等待落地。每一天，似乎都在方案、谈判、签字和矛盾的缝隙中穿行。

我记下了那些具体而微的难处：为平衡利益，年终奖的调整“触动了科以下干部的利益”；地税局的查账、路局检察院的调查，提醒着经营必须行走在规则的钢丝上；处理“蒲剧院的事”、协调“侯北问题”，则是无数内部摩擦的缩影。市场的不确定性，已悄然让位于系统内部的复杂性。

然而，在应对与协调中，方向逐渐清晰。从年初筹划“归并方案”，到年中推进“一体化经营改革”，再到年底明确提出“三个一切”的宗旨——一切有利于完成产值、完成3000万上交、有利于队伍稳定——我试图在千头万绪中，为这艘大船锚定最朴素的航向。这无关浪漫的开拓，而是关乎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逻辑：凝聚、增效、维稳。

站在岁末回望，1998年或许没有惊涛骇浪般的转折，但它至关重要。它让我从冲锋陷阵的前线，退回到运筹帷幄的中军，学习在错综的关系、紧迫的任务和有限的资源中，做最必要的减法与加法。这一年，我更像一个筑基者，在时代的激流里，为下一步的航行，打下或许沉默却不可或缺的桩基。浪潮之下，静水深流，力量正在其中蓄积。

1997·周旋：在规则的丛林与人心的江湖

1997·周旋：在规则的丛林与人心的江湖

整理1997年的工作笔记，那一年，我43岁。纸张上密布的，除了发运数字和会议日程，多了许多与领导的私下谈话记录、应对检查的攻防细节，以及对人心的观察与感慨。如果说之前几年是在市场的海洋中学习航行，那么这一年，我更深地驶入了一片由严密规则和复杂人性交织而成的“内海”。

这一年，外部的“规则之网”明显收紧。从年初“路风办检查价外收费”的预警，到八月铁道部检查组带着“16人到临汾”的实地盘查，再到应对税务、物价、煤炭等各路检查的周旋，经营的压力越来越多地来自合规与审计的维度。我记下了一位物价官员直白的话：“现在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多收……物价检查顶多要你几十万了不得，你还是多收了嘛。”这种游走于规则边缘的“实战智慧”，与学校课本里的准则相去甚远，却是当时环境下的一种生存本能。

内部的“人心江湖”则更为微妙。笔记中详实记录了分局领导对人事安排的不同意见和私下交锋。关于多经处班子的组成，成了一场需要极高政治智慧的“搭积木”游戏。我夹在中间，倾听、权衡、坚持，也难免被评点“用人失误”。年底，在领导的博弈中，确定了“处长”与“书记”的任命，并揭牌成立了“南铁集团有限公司”。这既是事业的新平台，也意味着更复杂责任网络的开始。

我写下了一条给自己的原则：“只给三种人办事：一是领导交办的，二是确保任务指标完成的，三是有利于今后发展的。”这看似圆通，实则是想在纷繁的要求与压力中，守住行动的主动权与内心的秩序。在陪同铁道部老同学（现为检查组官员）巡查时，那种公私身份交织的微妙张力，也让我对“规则”与“人情”有了更立体的认知。

站在岁末回望，1997年是“驾驭”之课的深化。我不再仅仅驾驭市场和团队，更需要学习驾驭错综的规则、微妙的关系以及内心的原则。那些深夜的谈话、检查组的对峙、人事会的博弈，都是这门课的生动章节。这一年，少了几分横刀立马的张扬，多了些静水深流的思量。我明白，真正的航行，既要看懂海图，也要读懂风向，更要深知船上每一个人心中的罗盘。

1996·沉淀：从经营之术到治世之道的淬炼

1996·沉淀：从经营之术到治世之道的淬炼

翻阅1996年的工作笔记，那一年，我42岁。密密麻麻的数字、讲话稿、调研分析和会议纪要，勾勒出一个在时代洪流与市场风浪中奋力掌舵的身影。如果说此前几年是在浪潮中学习航行，那么这一年，我开始沉下心来，试图为这艘航船绘制更精准的海图，构筑更坚实的龙骨。

这一年，思考的维度明显变得系统而深入。年初便罗列出“十个问题”，从财税检查对策到人员分流得失，从代理制应用到复合型干部培养——这已不是一个冲锋队长的即兴思考，而是一位指挥员的战略梳理。在例会与团拜会上，我谈“五个突破”，讲“三个转变”，反复强调从粗放经营到集约发展的必由之路。我提出的“三个统一”——计划、财务、合同的集中管理，以及“小管理、大经营”的构想，都是在试图为那段“风生水起”却也“显眼”的开拓岁月，构建一个更稳健、更可持续的框架。

市场给予的反馈冰冷而真实。焦炭市场疲软、生铁煤炭运量波动、外部检查接踵而至。我带着问题南下徐洲、连云港，考察水运路线；为保住经营许可证，与省里领导恳切陈情。每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每一次艰难谈判，都是将宏观战略与残酷现实碰撞、校准的过程。

更深层的淬炼，发生在人心的江湖。我在笔记中坦承：“到多经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增加了经济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一切以经济利益而决定各自的立场。”从“带团报酬”的争执到为生意“撕破脸”，曾经笃信的“朋友”概念在利益面前经历了重塑。这并非 cynicism（愤世嫉俗），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真实商业世界里，必经的、略带痛感的成年礼。它让我明白，管理不仅是管业务、管数字，更是洞察人性、平衡利益的艺术。

回望1996年，就像一个繁忙的枢纽站。这里没有1992年“下海”的决绝惊艳，也没有1995年履新的转折鲜明，但它至关重要。在这一年，飞扬的尘土开始沉降，澎湃的激情融入理性的河道。我在报表与合同、战略与人性、友谊与利益的交织中，完成了从“开拓者”到“建设者”的静默转身。那些深夜写下的思考、那些为了清欠而停运的决断、那些关于“财务公司”的蓝图，都是为未来的航程悄悄压上的、最宝贵的压舱石。

1995·驾驭：从经营之术到领航之悟

1995·驾驭：从经营之术到领航之悟

回望1995年，我41岁。如果说前几年是在市场的浪潮中学习游泳，那么这一年，我开始系统地思考如何掌舵，如何领航。我的角色，也在这一年悄然发生了转变——从一个公司的管理者，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

翻开当年的笔记，字里行间仍是具体而微的经营实务：例会上强调的“五条铁律”，焦炭发运的欠款底线、费用清缴的死线；对经营环境的“八项思考”，关乎班子、队伍、决策与客户；对员工的四点要求，从“算经济账”到“学会求人”，讲的都是最朴素的生意经与管理学。这些思考，源于腾飞公司那段“风生水起”也“花钱如流水”的实战，它是一个开拓者从硝烟中提炼出的生存法则。

然而，轨迹正在改变。4月的一纸任命，将我调离了冲锋陷阵的一线公司，出任多经分处党委书记兼副分处长。5月，我中断了与同学的考察行程，匆匆返回，只为上报那份关乎“副处级”的材料。这意味着，我的视野必须从一家公司的盈亏，扩展到整个分局多元经济的格局与矛盾。

这种转变的滋味，在年底武处长的总结中变得具体而深刻。“两个显眼、三个矛盾”——权力、排场、花费引人注目；体制、内部、站段间的摩擦错综复杂。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过去所熟悉的那种粗放、生猛、甚至有些张扬的开拓模式，正面临新的审视与挑战。我的课题，也从“如何打赢一场仗”，逐渐转向“如何理解整片战场”。

回望1995年，是我从“操作者”向“管理者”过渡的起点。那些在例会上大声宣讲的“算账”与“求人”，是扎根于泥土的经验；而年底所触及的“显眼”与“矛盾”，则是迈向更高层面管理时必须面对的复杂现实。感谢这一年，它让我在热血的开拓之后，开始了冷静的俯瞰。人生如同经营，不仅需要突破边界的勇猛，更需要驾驭复杂、平衡艺术的智慧。那一年，我拿到了另一把钥匙，开启了另一扇门。

1994·抉择：潮声中的锚点与远帆

1994·抉择：潮声中的锚点与远帆

整理1994年的记忆，那一年，我40岁。在时代的潮声中，为自己的人生下了锚。

那并非一个轻松的年份。年初，一纸“清理整顿”的通知，将我和贾总经济师推到了选择的隘口：是回主业，还是留在辅业？是回机关，还是留在市场？贾总经济师选择回到机关，而我，几乎未经犹豫，选择了后者。从此，正式卸下“外事办主任”的身份，将全部重量，压在了那片名为“市场”的甲板上。

这个选择背后，有一束温暖而关键的光——梁映光局长。当他刚刚主持分局工作时，对我说“到腾飞公司当副总经理”时，我并非没有疑虑。但他那句“我向来是提拔的人当副职”，像一句只有老友才懂的暗语，瞬间消融了所有不解。我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77年平遥车站的笔尖，穿越了介休、宣传部、西南交大的时空，从未因距离而疏淡。在1993年这个人生的弯道，这份经过年轮的信任，成了我最可靠的舵盘。

于是，在腾飞公司，我与蔡求进总经理搭档，开启了一段“风生水起”的岁月。我们要回焦炭发运站，让焦炭大列犹如巨龙般奔驰，将公司的业务拓展为分局多元经济的“半壁江山”。那些能吃能喝、自由奔放的日子，那些“花钱如流水”却也开拓疆土的豪情，让我这个“爱静”的书生，体验了另一种生命的酣畅。

年底的总结会上，我对着全体员工说，这是“苦中求乐，忧中求乐，屈中求乐，胜中求乐”的一年。当我们完成那1000万上交任务时，所有的忧虑与屈辱都化为了价值实现的酣畅。那份讲话稿，至今读来，仍能听见当年的热血与雄心。

回望1994年的那次“去留选择”，远不止于岗位的变动。它是在时代政策波动下的个人定锚，是在深厚友情支撑下的顺势启航，更是将自身价值，从一份公文、一次出访，彻底熔铸进市场洪流与实业开拓的试炼之中。感谢那年的抉择，感谢那份光照亮前路。它让我明白：人生的航程，既需要看准潮汐的智慧，也需要值得托付的领航员，更需要自己亲手升起远帆的勇气。那一年，我的船，终于驶入了属于自己的宽阔海域。

1993·潮落潮起：穿越商海的第一场风雨

1993·潮落潮起：穿越商海的第一场风雨

翻看1993年的老照片，那一年，我39岁。如果说前一年是意气风发地“下海”，那么这一年，我才算真正尝到了海水的滋味——有风浪，有暗礁，也有意想不到的新航路。

年初，朝鲜旅游线路的突然关闭，像一盆冷水，让我初次体会到市场的变化莫测。与其坐困，不如转身。于是，我的脚步从旅行社转向了煤矿与焦场，从旅游线路图转向了可行性报告和土地租赁合同。

记忆最深的，是西安那15亩土地。六月签下租约，七月便识破合作方的骗局。那段悄悄录下的对话，不仅避免了一场损失，更像是一堂猝不及防的商业实战课。它教会我：大海诱人，却也深不可测；热情不能替代审慎，信任必须与智慧同行。

好在，潮落之后，总有潮起。九月，一纸新的任命到来，我成为腾飞公司的副总经理。不久后，我坐在了上海的教室里，重新做回学生。而陪同老领导梁书记的南方之旅，从江南园林到黄山云雾，从鼓浪涛声到版纳风情，更像是一次漫长的行走与思考。在山水与职场的切换间，我渐渐明白：真正的转向，不是逃离，而是拓展；驾驭风浪的能力，是在一次次靠岸与启航中学成的。

回望1993年的那些焦虑、判断、挫败与新知，都已沉淀为生命的厚度。那一年，我从一个领域的“闯入者”，开始学习做一个全方位的“经营者”。大海未曾许诺一帆风顺，但它给予的视野与坚韧，终将成为航行远方的压舱石。感谢那年的所有波折，它们让后来的航程，走得更稳、更远。

1992·浪潮：一个铁路人的“下海”元年

1992·浪潮：一个铁路人的“下海”元年

翻开1992年的日历，那一年，我38岁。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作了一个让许多人意外的选择：婉拒了升任分局党委办公室主任的任命，转身创办了临汾铁道旅行社，一头扎进了当时还属新鲜事物的出国旅游浪潮中。

现在看来，那不仅仅是一次职业的转向，更是一次人生的“换轨”。我告别了相伴十四年的笔墨与文稿，用护照、行程单和陌生的地图，重新定义自己的世界。有趣的是，在我之后，分局机关里掀起了一阵“下海”的小小波澜——几位重要的干部相继转身，投身商海。而我未曾料到，自己这个率性的决定，竟不经意间，站到了一股即将席卷全国的“机关干部下海”大潮的潮头。

于是，那一年，我的足迹变得异常辽阔：三月，在丹东送出第一批赴朝游客的资料；四月，亲自带队走进平壤与妙香山。初夏，任命正式变更：外事办主任兼旅行社经理。暑热中，我便带着队伍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从哈巴罗夫斯克到莫斯科的红场。深秋，又穿越新疆，走进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广袤天地，归途漫卷着吐鲁番的风。

年终盘算，38个朝鲜团，12个俄罗斯团，还有飞往东南亚的探索……这一串数字，不只是业务的收获，更像是我为自己打开的一扇扇看世界的窗。它意味着，人生不止有一种写法；铁轨的尽头，连接着更浩瀚的风景。

回望1992年那份“拒绝”的勇气，依然清晰。它是我主动驾驭人生的开始，也是时代浪潮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激起的生动回响。那一年，我离开了熟悉的站台，却登上了一列开往无限可能的列车。

1991：铁轨上的时光印记——一个铁路人的青春纪行

1991：铁轨上的时光印记——一个铁路人的青春纪行

时光如列车般向前飞驰，转眼已是2007年。整理旧照与笔记时，1991年的那些日子，仿佛昨日般清晰浮现——那一年，我37岁，在临汾分局的铁路线上，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足迹。

那是不停书写的一年：为安全生产十周年的两份重要材料，四十多个日夜伏案疾书，六易其稿，字字推敲，直到口吐血丝，只为一份无愧于使命的交付。

那也是奔走不息的一年：为领导首次出国考察辗转协调；跟随现场办公走遍沿线站点；在事故救援现场与时间赛跑；在扫雪的寒风中见证责任与坚守。

那一年，安全生产纪录被意外打断，但脚步从未停歇；那一年，我被任命为助理工程师，肩上的担子又多了一分；那一年，我重回西南交大校园，峨眉站的风依然亲切，仿佛青春从未远离。

从太原到临汾，从成都到昆明，铁路连接着职责与远方，也串联起一段段厚重而鲜活的人生。这张1991年在太谷站与同事的合影，定格了风雪中的并肩，也定格了一个时代里铁路人的质朴与热忱。

谨以此篇，致敬1991——致敬那些熬夜伏案的夜晚，致敬那些奔走不停的站台，致敬每一段平凡却炽热的铁路时光。岁月虽远，铁轨绵长，记忆始终如初。

1990【前言：破浪前行，步履不停】

1990【前言：破浪前行，步履不停】

1990年，像一艘在既有航道上破浪前行的船。这一年，风雨与阳光交织，挑战与成长并存，脚步在办公室的方寸之地与万里山河之间，踏出了充实而跌宕的轨迹。

航程并非总是风平浪静。在分局办公室，我经历了一场深刻的人际磨合与工作调整。与秘书室同僚的摩擦、管理上的阵痛，最终在领导的支持与团队的协作下得以理顺。这场风波，教会我的不仅是工作的方法，更是处事的韧性与平衡的艺术。而同事们的陆续调任——郭明、栗才周、张永春……一次次欢送与合影，记录着团队的流动与更新，也见证着每个人在铁路大系统中寻找自己坐标的旅程。

然而，办公室的窗棂从未框住视野。这一年，是脚步向外延伸、眼界不断开阔的一年。从无锡秘书培训班的课堂，到运城外事工作会议的现场；从陪同参观革命旧址“黄粱梦”，到组织接待铁道部国际联运会议；从未对外开放时提前探访北京亚运场馆的震撼，到在沈阳中山广场的雕塑群下沉思历史……工作与学习、责任与好奇，共同驱动着我的旅程。

最难忘的，是那一场“说走就走”的闪电旅行。一张临时起意的车票，把我带向遥远的东北。在沈阳骑上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站在崭新的沈阳北站前，凝视中山广场那庞大而静默的雕塑群，那一刻，个人的烦扰在历史的厚重与地理的辽阔面前悄然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时代与命运的深切体悟。

1990年，于国家是亚运盛会的自豪；于铁路，是安全与联运的日常坚守；于我，则是在内部管理的考验与外部世界的行走中，不断打破边界、重塑自我的一年。它让我明白，真正的顺遂，未必是毫无波折，而是于风浪中掌控航向，在驻足时不忘远方的能力。

谨以此篇，纪念那个在矛盾中前行、在行走中思考的1990年。感谢所有的经历，无论是办公室里的波澜，还是山河间的足迹，都共同铸就了这一年无法复制的深度与广度。

1989年，是人生旅程中一段充满张力与转折的年份。

　　1989年，是人生旅程中一段充满张力与转折的年份。它像一列疾驰的火车，窗外风景既有事业轨道上的提速与攀升，也有生活旅途中的新奇与意外。

这一年，我的舞台从基层车站转向了分局机关。五月，一纸调令将我带入临汾铁路分局办公室，并兼任外事办主任。身份的转变伴随着视角的开拓——跟随毛维栋局长历时月余、踏遍分局74个中间站的现场办公，让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触摸到千里铁路线的脉搏，领略到一位实干家“身先士卒”的作风与魄力。

也是在此时，我见证了机关的迎来送往：张兴明主任荣调，新老交接的合影里，是组织的更迭，亦是情谊的传承。工作之余，与同事薛建东意外摘得机关羽毛球赛桂冠，那黑马般的惊喜，为严肃的机关生活平添了一抹活泼的亮色。

这一年，足迹开始跨越山河。为筹备铁道部安全生产现场会，我与同事南下深圳编辑画册，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感受时代浪潮，却也因贪图便宜购买录像机，初尝被骗的苦涩，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课”。北上北戴河参加全国公关会议，携家带口，在编织袋的质朴与海滨的广阔中，体验着“公共关系”的新潮与家庭同游的温馨。

更有接待绍兴访问团时“大杯一口闷”的热烈，以及年末一次“说走就走”的闪电旅行——直抵沈阳，在中山广场那座恢宏的毛泽东雕塑群像下驻足沉思，感受历史与现实的复杂交织。

1989年，于我，是职务的升迁，是视野的打开，是脚步的延伸。它记录了一个铁路工作者从局部到全局的成长，也珍藏了一段个人在时代洪流中跌撞前行、饱览世相的独特记忆。那些光荣与遗憾、开拓与教训、庄重与诙谐并存的片段，共同拼贴出这一年丰富而真实的人生底色。

谨以此篇，纪念那个机遇与挑战并存、脚步匆匆而又回味悠长的1989年。

1988·寻常岁月中的静流与伏笔

1988·寻常岁月中的静流与伏笔

整理旧物，翻到1988年的几页札记。那一年，我37岁，在临汾分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岗位上，度过了看似平稳无波的一年。站在2001年的门槛回望，那些当时以为寻常的会议、文件与旅程，却像河床下的静流，暗自塑造着后来的河岸。

那一年，我参加了石家庄与北戴河的宣传部长会议，议题总是围绕着“铁路大包干”与“安全生产”。如今坦诚回看，那些工作与口号，确实离钢轨上的轰鸣与司乘的汗水有些距离。然而，那或许正是特定年代里，一种不可或缺的“表面张力”——它维系着秩序，传递着信号，尽管形式大于内容，却也构成了时代肌理的一部分。路局和分局纷纷成立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更像是机构演进中一次叠床架屋的注脚，我们在其中摸索，却也隐隐感到某种惯性的重量。

九月，一纸文件撤销了分局政治部，改设党委各工作部门。头衔与门牌悄然更换，工作内容却似曾相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当时未觉震撼，后来才明白，它是体制长河一次缓慢的改道，而我们都是河中的水滴。

记忆中真正鲜活的亮色，是八月那场暑热中的家庭旅行。作为双劳模，我们带着两个孩子挤上南下的火车，在上海的弄堂、杭州的西湖边留下足迹。在杭州铁路招待所，两个年幼的孩子竟为几盆金鱼放弃了游湖，让我们得以偷闲。如今想来，那份“敢把儿女放下”的心大，是独属于那个治安尚未令人惊心的年代的信任，如今只剩后怕与怀念。这趟旅行与那些严肃的会议并列，恰恰构成了生活的完整图谱：一边是体制内的角色与责任，一边是为人父母的琐碎与温暖。

站在2025年，再看1988年，它没有惊涛骇浪，却暗藏伏笔。那些“表面文章”让我初识庞大机构的运行逻辑；那场机构改革，为我日后亲历更深刻的市场化转型提供了最初的参照系；而家庭旅行的插曲，则提醒我，无论潮汐如何，生活本身的可贵与脆弱，才是所有奔忙最终的意义锚点。寻常岁月，静水深流，一切都在默默积蓄流向未来的力量。

1987年的春天，是伴随着铁道线上的汽笛与江南的烟雨一同到来的。

　1987年的春天，是伴随着铁道线上的汽笛与江南的烟雨一同到来的。

这一年，三十三岁的我，带着对宣传工作的热忱与探索，踏上了南下的列车，赴长沙参加铁道部的宣传部长会议。旅程本身，就像一堂流动的课堂——在岳阳楼的潇潇春雨中感受千古忧乐，于橘子洲头遥想少年意气，更怀着敬仰走进韶山冲与花明楼，在伟人故居的朴素陈设间，触摸历史真实的温度。从爱晚亭的红叶到岳麓书院的墨香，从武汉长江大桥的雄伟到黄鹤楼的诗意，一路行程，是精神的朝圣，也是视野的辽阔。

会议期间，一个奇妙的插曲为这段公务之旅增添了温暖的个人注脚：舞会上，一位似曾相识的舞伴，通过熟悉的舞步认出了彼此。原来，是数年前西南交通大学跳过舞的旧相识。时空交错，他乡偶遇，无需多言，几个旋转的步点便串联起往昔岁月，印证了铁路系统这个大家庭里妙不可言的缘分。

1987年，不仅是行走与学习的一年，更是思想与业务在交流中深化的一年。从石家庄到大同，再到临汾分局的会场，一次次宣传工作会议，记录着思路的碰撞与职责的坚守。特别记得在临汾，毛维栋局长等领导亲临宣传会议，那是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也让我们深感肩上责任之重。

回望1987，它像一列穿越了历史人文风景与当代工作现场的列车。车窗内外，既有对革命传统的追寻与思考，也有对宣传事业的实践与交流；既有严肃认真的工作场景，也有舞步翩跹的轻松邂逅。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我职业生涯中一段充实、开阔而富有温度的记忆。

谨以此篇，纪念1987年那些在路上、在会中、在思考与交流中度过的好时光。那年的雨、那年的景、那年遇见的人和事，都已沉淀为人生行囊中珍贵的馈赠。

1986【前言：潮涌·思辨·转折】

1986【前言：潮涌·思辨·转折】

1986年，是空气中充满变革气息的一年。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大包干”的呼声席卷各行各业，“振兴中华”的读书热与知识竞赛，点燃了无数职工心中的理想之火。这一年，我身处临汾分局宣传战线，亲历着时代洪流在铁路系统的激荡与回响。

作为宣传干部，我们组织“五讲四美三热爱”知识竞赛，筹办“从我做起，振兴中华”演讲活动，将国家的大政方针化为基层生动的实践。镜头记录下分局宣传会议的专注、路风报告团的巡讲、北戴河会议的交流，这些是职责，更是投身时代的热忱。

然而，热潮之下，亦有冷静的观察与深刻的思辨。从农业领域成功的“大包干”被引入铁路等现代工业体系时，固有的规律开始显现其力量。我们见证了“一包就灵”神话从高涨到遇挫的转折，也目睹了随之而来的“厂长负责制”改革在基层引发的阵痛——权力的集中与制衡、新老观念的碰撞、人事的纷争，在某车务段段长的浮沉故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实例，让我更深刻地理解：改革之路从无坦途，任何制度的移植与创新，都必须扎根于现实的土壤。

这一年，我亦完成了两年的大学深造。校园是一座熔炉，让我在“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感慨中，结识了性格各异、命运不同的同窗。从赵玉志的难舍难分，到王国旗的“假装学习”入党；从叶望新的精明世故，到某些同学日后人情冷暖的变迁……这些鲜活的面孔和故事，是一面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的复杂、世事的微妙，也让我在增长知识的同时，对人生与社会有了更立体、更透彻的认识。我感到自己“长高了、长大了、成熟了”。

因此，1986年于我，是置身改革浪潮的实践之年，是观察制度变迁的思辨之年，也是完成学业、认知升华的成长之年。它像一部交响曲，既有高亢激昂的时代主旋律，也有低沉婉转的个人心曲，更有不同声部碰撞交织的复杂和声。这一切，共同奠定了我面对未来更复杂局面的思想基石。

谨以此篇，纪念那个在热潮中保持观察、在变革中学习成长的1986年。

1985年：峨眉山下的光阴与群像

1985年：峨眉山下的光阴与群像

1985年，我在西南交大的校园里，度过了完整而丰盈的一年。这一年，我不只是一位求学的学生，更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一段深情的见证人。

校园里流淌着最质朴的温情。当同窗薛由进为父亲的病困愁眉不展时，一句“捐点钱吧”的轻声提议，瞬间点燃了整个班级的善意。5元、10元……同学们从本不宽裕的生活费中挤出心意，甚至有人捧出珍藏的葡萄干。那凑出的200多元，在月薪不过三四十元的年代，是一份沉甸甸的、毫无杂质的共情。也是在饭堂里，我们为一对新人布置婚礼，简单的喜字与安徽口音的主持，让一场朴素的仪式充满了欢笑与祝福。这些瞬间，让“同学”二字有了血肉——它是在困顿中伸出的手，是在喜悦中共享的糖。

课堂则为我打开了思想的天窗。近代史课上，年轻的女老师讲述明清更迭，一句“落后文明统治先进文明”的观点，如惊雷般震撼了我蒙尘的认知；讲座老师对抗日战争战场格局的剖析，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历史叙述的多元与复杂。哲学老师的严厉、语文老师对文章层次的精妙点拨、心理学老师的豁达、经济学教授的纵横捭阖……每一位师长都以独特的风格，在我心中播下思辨的种子。更难忘李风岭主任，虽未能解决我孩子入托的难题，但他那份没有架子的关切，让我在异乡感受到了长辈般的温暖。

而这一年，一个名字如流星般划过所有人的心空——尧茂书。这位来自本校的电教室教员，以“长江漂流第一人”的壮举，点燃了一个民族的探险精神与爱国热血。在图书馆的展览中，我凝视他写给中央的信、他拍摄的源头冰川、他简朴的行李清单。当他的爱人站在讲台上，平静讲述丈夫自费筹备、孤身出征的往事时，教室里一片静默。那是一种超越课堂的“授课”——关于理想、勇气与生命的重量。

1985年，我在峨眉山下，同时经历着“小”与“大”：小到一包葡萄干的馈赠、一场饭堂婚礼的喧闹、一次课堂作弊被训后的脸红、为孩子入托而奔走的焦急；大到历史观的刷新、民族精神的震撼、对知识体系的重构。

这一年，我抱着幼子走过校园，在书声与炊烟间平衡着父亲与学生的双重角色。而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我与我的同学们、老师们，以及那位未曾谋面的英雄尧茂书一样，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或温和，或壮烈——回应着那个正在苏醒的时代。

光阴如流水，而有些记忆，如峨眉山的石阶，一步一印，至今清晰。

1984年，是我三十岁这一年。

1984年：转折与担当

1984年，是我三十岁这一年。人生仿佛一条奔流的河，在经历长久的迂回后，终于迎来决定性的转折。

这一年，知识的大门向我敞开。年初，我加入了临汾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班，在八门课程的征途上迈出了第一步。而当命运的机遇来临时，李延慈部长的仗义执言成为了关键——在众人争夺唯一的大专考试名额时，他说：“不吭声工作的老实人也应得到应有的机会。”这句朴素的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7月，我在太原参加考试；8月，西南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如期而至。分局十人参考，仅两人上榜，我是其中之一。9月，我踏上南下的列车，走进峨眉山下的校园，成为社科系的一名学子。

然而，生活的考验总是双重的。就在我沉浸于求学喜悦时，爱人因独自承担工作和照顾两个幼子的重担，患上了椎间盘突出。面对家庭的困境，我作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将两岁的儿子接到学校，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孩子。就这样，我成了那届学员中唯一带着幼儿求学的父亲。

三十岁这一年，我在书桌与摇篮之间找到了平衡，在求知与责任之间学会了担当。 深夜的灯光下，一边是摊开的课本，一边是熟睡的孩子；课堂的间隙里，既要思考理论的深意，也要操心孩子的温饱。这段特殊的求学经历，让我对“成长”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生命重量的承受与转化。

1984年，是转折之年，也是淬炼之年。当我抱着孩子走过校园的林荫道，当我一手握着笔、一手抚着孩子的背，我明白：人生没有轻松的前行，只有带着责任奔跑的勇气。这段岁月，让我在获得文凭的同时，更获得了生命的厚度——那是在困境中依然向上的力量，是在担当中方能体会的人生真味。

1983年：在苦闷中砥砺前行

1983年：在苦闷中砥砺前行

1983年，是我二十九岁这一年。表面上看，工作按部就班地推进——欢送梁映光调往太原铁路局运输法院筹备组，参加北京铁路局的文艺年会与汇演并担任宣传队指导员，新的分局党委书记毛局长到任。但这一年，却是我内心最为苦闷的一年。

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影响正在显现：经济上被扣发奖金与工资，政治上失去了评优提干的资格。当身边的同事孙克贤、李培旭相继提升为副科级并走上领导岗位，当宣传部内部因各种矛盾出现工作消极的氛围，我却要承担起更多的工作任务。看着李维敏获得难得的北大进修机会，再审视自身因政策限制而看似停滞的处境，一种难以言说的苦闷如影随形。

然而，在苦闷中亦有亮光。文艺汇演的任务让我在另一个舞台上找到了表达的空间，与文艺工作者的交流也让精神世界得到滋养。李延慈部长虽面对部门的内部矛盾，却始终对我保持信任与支持，将重要工作交付于我。

这一年，我在制度的约束与个人的困境中学会了沉默的担当。当外在的发展通道似乎变窄时，我选择用更扎实的工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当内心的苦闷无处排遣时，我通过文艺活动找到精神的出口。

1983年，如同一场静默的修行——在限制中磨砺心性，在苦闷中积蓄力量，在看似停滞的表象下，为日后的重新出发做着看不见的准备。

1982·熔炉——在思想、文字与人情的烈焰中重塑

1982·熔炉——在思想、文字与人情的烈焰中重塑

整理二十五年前的旧事，1982年的光影与气息，竟依然如此鲜活。那一年，我三十出头，在临汾分局宣传部这个“熔炉”里，经历着思想、文字与人情的三重锻造。站在2007年回望，那段岁月所赋予我的，远不止一份工作经历，它更像一次生命的淬火，塑造了我此后人生的基本轮廓与温度。

那是一口“思想之炉”。 时值拨乱反正的激荡年代，宣传部是各种观点交锋碰撞的前沿。从领导到干事，人人可以畅所欲言，为一个理论问题争得面红耳赤。那种“没有身份之分”的平等与自由，对我这个曾经内向、见了领导不敢多言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次石破天惊的思想解放。它彻底打开了我言语与思辨的闸门，让我从“不敢讲”变得“敢于想、敢于争”。那种民主、炽热的学术空气，是那个时代赐予我们最宝贵的礼物。

那是一口“文字之炉”。 这里高手云集，李延慈部长的严谨、李平主任的敏锐，还有众多前辈深厚的功底，让我看到了文字工作的标准与高度。从战战兢兢完成第一个“三大讲”材料获得肯定，到后来在路局汇报中，凭借平时积累和临场发挥“出了一次风头”，我在这口“炉”中被反复捶打。我懂得了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也明白了真正的说服力，源于对工作深入的体察与生动的表达。这份对文字的敬畏与打磨，成为我此后安身立命的重要根基。

然而，最让我铭记终生的，是那口“人情之炉”。 这里不仅有工作的要求，更有家一般的庇护与温暖。地震后的探望、农忙时的帮扶、生病时的寻医问药……点点滴滴，构筑了一个超越同事关系的命运共同体。而李延慈部长在我人生最大危机时的挺身而出，更是将这份情义刻进了我的生命里。当我因违反政策生育二胎，陷入可能被严肃处理的绝境时，是他，第一时间召集大家“封口”，为我四处奔走、全力周旋，像守护自家孩子一样保护着我。随后，又为我妻儿来临汾的住房问题，放下身段去恳求局长。这份在危难之际毫无保留的鼎力相助，已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怀，而是足以重塑一个人对“人性”与“恩情”认知的厚重馈赠。我曾说“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此言至真，至今仍是心中最温暖的堡垒。

时光飞逝至2007年，我早已离开宣传部，经历了市场大潮的冲刷与管理岗位的磨砺。但1982年那口“熔炉”所给予我的——独立思考的勇气、驾驭文字的能力，尤其是对人性良善与组织温情的深信——始终是我内心深处最坚实的“压舱石”。它让我明白，一个人的成长，既需要时代浪潮的推涌，更需要一个能包容你犯错、助你渡难关的集体。感谢那个年代，感谢那口“熔炉”，感谢那些可爱可敬的人。岁月或许能改变容颜与轨迹，但有些锻造与温暖，足以穿透时光，照亮一生。

1981：在时代的轨道上

1981：在时代的轨道上

当笔尖从报道他人转向发掘人心深处的光芒，我认识了时永福——那位用脚步丈量土地、以文字融化坚冰的记者。他教会我的不仅是写作的技巧，更是待人的温度与胸怀的分量。透过一个被时代伤害的老工人重新挺直脊梁的故事，我看到善意如何像春风般缓慢而坚定地融化寒冰。那年我二十七岁，在铁路沿线奔波的同时，也开始重新思考文字与人心、记录与治愈之间的关联。

但成长的过程总伴随着始料未及的挑战。1981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面神经麻痹让我暂时停下脚步，辗转于平遥与大同求医问药。病痛提醒我，身体也有它自己的轨道，不容忽视。

真正让我扎根临汾的，是1982年的转折。正式调入分局宣传部，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和更大的舞台。在“三大讲”报告团的筹备中，我耐心寻觅那些深藏在平凡生活中的闪光，第一次独立完成的材料获得认可；在面临计划生育政策的严苛考验时，我感受到何谓“破釜沉舟”的压力，更在绝境中收获了李延慈部长等前辈如亲人般的庇护与担当。

1982年，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在纪律与人情的夹缝中，李部长为我奔走、斡旋、守护，那间最终得以安顿妻小的房子，不仅是一个容身之所，更是一份在集体中重获信任的象征。这一年，我深深体会到：人生的轨道并非总是笔直，有时需要勇气面对弯路，有时则需要感恩那些为你点亮信号灯的人。

这两年是磨砺与恩典并存的岁月——从发现他人的光芒，到在自身的困境中被他人照亮；从学习如何书写时代，到在时代的规则中学习如何安放一个具体的人生。笔下的故事与身上的故事，就这样在钢轨延伸的方向上，交织成属于我的、不可复制的年轮。

1980—我的二十六岁，从书写者到践行者的转折

1980—我的二十六岁，从书写者到践行者的转折

1980年，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日渐吹拂神州大地的一年，也是我个人角色从观察者、记录者向践行者、担当者深化转变的关键一年。

这一年，我的工作重心在延续通讯报道的同时，也延伸到了更为复杂且充满人情温度的新领域——落实政策与来信来访调查。我不仅通过笔尖记录时代的脉搏，更开始以双脚丈量民情，用双手触摸个体命运的褶皱。

政策的光，照进一个家庭的长夜

年初，凭借对政策的钻研，我成功帮助舅舅落实了1962年被压缩的退休待遇。当那份迟来的退休工资开始按月发放，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老人晚年生活的保障，更是一项政策如何真正穿透时间，温暖一个具体生命的过程。随后，我又协助他将工资关系转入介休车务段代发，让这份安稳在制度中得以延续。这件事让我深刻体会到，政策条文背后，是千家万户的悲欢离合。

脚底的泥，丈量着人心的重量

与同事李泽强一同，我踏上调查之路，足迹遍及井陉、垣曲等地。为查清一桩举报，我们深入南关许村煤矿、走访平遥乡村。在平遥老乡的炕头，我第一次吃到了“派饭”——简单的饭菜，盛满的是百姓最朴素的信任与期盼。这些经历，将我从办公室的方寸之间，拉进了广阔而真实的社会田野，让我明白，公正不仅在于结论，更在于抵达真相的过程。

生命的礼，与事业的阶

8月9日清晨，一声啼哭带来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儿子王清在平遥城关镇医院出生。新生命的到来，让我对责任与未来有了更深沉的感知。而就在此前不久，7月2日，一纸任命将我正式提拔为介休车务段办公室干事。这不仅是工作的变动，更是组织对我过往努力的一份认可，一份将更重担子交付于我的期待。

1980年，我二十六岁。这一年，我从纸面的书写者，成为政策的执行者、民情的调查者；从一个记录故事的人，开始尝试为他人改写故事的结局。工作中，我学习用政策的光芒照亮个体的困境，用调查的脚步叩问事实的真相。生活中，我迎来了血脉的延续，也步入了事业的新阶段。

如果说此前的人生是学习与观察，那么1980年，便是真正将根扎进生活与工作的土壤，在时代的浪潮中，尝试伸展自己的枝干，去承担风雨，也去庇护一方阴凉。这是一个平凡铁路青年，在宏大叙事中寻找自身坐标，并努力发出微光的真实一年。

1979双重的“成人礼”：入党与成家的

1979双重的“成人礼”：入党与成家的

1979年，是我人生中承重的一年。这一年，我在组织与生活的双重关口，经历了洗礼般的锤炼与温暖。

十月，一场关于“信任”的激辩

预备党员转正大会上，副段长高杰贵的尖锐反对与党委干事周文杰的坚定支持，让我第一次直面成人世界的复杂。那场未完成的表决，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集体中不同的声音，也照见了自己的不完美。在武安义书记等人的努力下，延迟至11月10日的第二次会议，最终通过了我的转正。这场波折教会我的，不仅是对组织程序的敬畏，更是在争议中保持清醒、在支持中铭记感恩的成长。

十一月，一场新旧交织的婚礼

转正后的第三天，我与刘四梅在平遥结婚。武安义书记带领二十多位同事，为我们举办了一场简朴而热烈的新式婚礼——没有繁文缛节，只有同事的祝福与时代的新风。然而母亲坚持的传统旧式婚礼，也在次日温情上演：四梅在弟弟陪送下远道而来，我们在榆次接站，回平遥宴请亲朋。十几桌饭菜里，盛满的是两个家庭的接纳，也是一段婚姻在“新”与“旧”之间的妥帖融合。

1979年，我在组织的争议中站稳脚跟，在婚姻的仪式里衔接传统与现代。这一年，我从一个需要被认可的年轻人，开始学习如何在不同的声音中坚守本心，又在家庭的温情中找到归宿。入党转正的波折与婚礼双重的仪式，共同构成了我二十五岁的“成人礼”——它不完美，却真实；有风雨，更有阳光。这段记忆，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在集体的审视与家庭的拥抱中，一步步走向完整的故事。

1978：转轨：从军营到笔尖的崭新奔赴

1978：转轨：从军营到笔尖的崭新奔赴

翻开1998年的记事本，那一年，我44岁。

纸张上密布的，是归并方案、债权清理、人事协调和一场接一场的会议。如果说前几年是在市场的海洋里扬帆或掌舵，那么这一年，我的角色更像一个在激流中检修船舶、加固龙骨的工程师——喧嚣稍退，深处尽是扎实甚至繁琐的工事。

年初，梁映光书记的谈话为我定下了基调：“把你摆到多经处就是胜利”。这既是一份信任，也是一道沉甸甸的考题。我面对的，是一个需要“摆顺”的庞杂体系：数十家公司需要归并整合，历史遗留的债权债务亟待厘清，如影随形的财税检查，还有“武圣大厦”这样全新的投资项目等待落地。每一天，似乎都在方案、谈判、签字和矛盾的缝隙中穿行。

我记下了那些具体而微的难处：为平衡利益，年终奖的调整“触动了科以下干部的利益”；地税局的查账、路局检察院的调查，提醒着经营必须行走在规则的钢丝上；处理“蒲剧院的事”、协调“侯北问题”，则是无数内部摩擦的缩影。市场的不确定性，已悄然让位于系统内部的复杂性。

然而，在应对与协调中，方向逐渐清晰。从年初筹划“归并方案”，到年中推进“一体化经营改革”，再到年底明确提出“三个一切”的宗旨——一切有利于完成产值、完成3000万上交、有利于队伍稳定——我试图在千头万绪中，为这艘大船锚定最朴素的航向。这无关浪漫的开拓，而是关乎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逻辑：凝聚、增效、维稳。

站在岁末回望，1998年或许没有惊涛骇浪般的转折，但它至关重要。它让我从冲锋陷阵的前线，退回到运筹帷幄的中军，学习在错综的关系、紧迫的任务和有限的资源中，做最必要的减法与加法。这一年，我更像一个筑基者，在时代的激流里，为下一步的航行，打下或许沉默却不可或缺的桩基。浪潮之下，静水深流，力量正在其中蓄积。

1977年： 月台情深：送别与启程

　　1977年： 月台情深：送别与启程

翻开1977年的记忆相册，一张泛黄的合影格外珍贵。那是平遥火车站装卸分所为欢送韩书元师傅调往湖南涟源而拍摄的。照片里，人们整齐站立，背后是朴素的站房，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质朴与真诚。

这一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干快上”的热情在车站的每个角落涌动。而我，一个初出茅庐的铁路新兵，在货运室的业务学习之余，生命却与隔壁的装卸分所产生了深深羁绊。那里有我意气相投的年轻伙伴，更有像父亲一样淳朴可敬的老师傅们。

韩书元师傅，就是其中温暖的一盏灯。他年长我们二十多岁，文水人，善良、热情，毫无架子。他的宿舍是我常去的地方，那里有青年人的畅谈，也有韩师傅提起远在湖南的妻儿时，那一声声掩不住的叹息。十几年两地分居，十几载望眼欲穿，一张调令的背后，是一个普通家庭半生的等待与铁路政策的时代印记。

欢送会上没有盛宴，只有两瓶酒，和柳树下围坐一圈的工友。当韩师傅一句感谢哽咽成号啕大哭时，所有艰辛与委屈都化作了泪水。那一刻，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有一个普通人命运转折时最真实的释放。第二天，他的床铺空了，但关于“老韩”的念叨，还在宿舍里延续了很久。

1977年，于国家是拨乱反正后的生机焕发；于我，是职业生涯的逐步深入；于像韩师傅这样的无数普通人，则是生活轨迹中一个深切而具体的盼头终于落地。这张合影，凝固的不仅是一次离别，更是一个时代背景下，一群平凡铁路人之间最朴素的情谊，以及那份对“团圆”最深切的渴望。

时光流逝，照片中那位光头青年已然老去，但那份初入社会的所见所感，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闪耀的人性微光，至今回想，依然温热如初。

谨以此篇，献给1977年，献给韩书元师傅，献给照片里每一位为生活努力、为情谊真挚的普通人。

时光倒流回1976年。那是一个新旧交织、希望萌动的年份。

时光倒流回1976年。那是一个新旧交织、希望萌动的年份。

年初，我卸下戎装，怀揣着对远方的向往，踏上了南下的列车。西湖的潋滟波光、上海的车水马龙，为我的青春记忆染上了第一抹绚烂的色彩。旅途归来，人生翻开新章——二月，我走进了平遥火车站货运室，成了一名铁路新人。

那时的平遥站，青砖灰瓦，朴实无华。站台上人流交织，汽笛声与吆喝声汇成独特的交响。面对陌生的货运业务，我懵懂而慌乱，是站里老师傅们如叔伯般的指点，搀扶着我蹒跚起步。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群温暖如光的人：总笑呵呵鼓励我“前途无量”的刘成良站长、待人亲厚的郭占权与赵月英夫妇、几年后为我雪中送炭的雷四保书记……他们用最质朴的关怀，将这个小站变成了我第二个家。

这一年，历史的洪流奔腾不息。我在岗位上亲历了“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国上下焕然一新的振奋。车站里墙报标语飘扬，大干快上的热情与节日游艺的欢笑交融，空气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1976，于我，是身份的转折，是事业的起点，更是温暖的序曲。它记录了一个青年从军营走向社会的探索，也定格了一个时代中小人物彼此照亮的真情。那些平凡而闪耀的瞬间，如同古城墙上历经风雨的砖石，虽不夺目，却坚实厚重，构筑起一段值得永远回望的岁月根基。

谨以此篇，纪念那个充满温度的年份，以及那年遇到的那些可爱可敬的人。他们的光芒，至今仍照亮着我的记忆。

1975：告别军营：与病痛和解的二十一岁

1975：告别军营：与病痛和解的二十一岁

一九七五年，我的二十一岁，是在漫长的住院与意外的痊愈中度过的。这一年，我经历的不仅是身体的抗争，更是一场从迷茫到清醒、从等待到主动争取的成人礼。

年初，我仍在衡阳医院慢性病区的白墙间徘徊，病情如南方的梅雨季，缠绵无期。五月，我抱着渺茫的希望回到遂溪，却在火车上突发急症——高烧、腹泻不止，身体在返乡的路上彻底垮塌。抵达部队时，连走回营房的力气都已耗尽。卫生所的化验结果震惊了所有人：转氨酶高达6000，远超急性肝炎指标。我被紧急送往湛江196医院。

命运的玩笑悄然上演。在按急性肝炎治疗后，折磨我近一年的异常指标竟在一周内恢复正常。原来，我得的并非疑难重症，而是一次被误判的普通急性肝炎。这场长达一年的住院，终究是一场“不对症”的煎熬。

八月出院后，我在部队静养。身体渐愈，心思却活络起来。我意识到复员之日不远，而北方的冬天需要一件棉大衣。尽管被告知“除非师长批准”，我仍鼓起勇气，在师部台阶上等待后勤副师长王兰，向他当面陈述请求。在副指导员余悦书的陪同下，我们辗转争取，最终得到了签字批准。那一刻，我学会了在规则中寻找缝隙，为自己争取一丝暖意。

年末，党支部为我写下了服役五年的鉴定。那些关于“学习马列”“批判林彪”“不怕苦累”的程式化评价背后，是一个青年从懵懂到自觉的足迹。而在“团结同志”“开展批评”的评语旁，是我与战友们共同流过的汗、熬过的夜，以及病中那段无人敢与我同桌吃饭的孤独记忆。

十二月，我正式告别军营，告别南海的风与湛江的病房，回到汾河平原的冬日暖阳里。五年的军旅生涯，以一场病痛的误会开始，以一件争取来的棉大衣收尾。而二十一岁的我，带着一纸鉴定、一身疤痕和一颗被南国风雨磨砺过的心，踏上了归乡的路。这段岁月教会我的，不仅是如何在集体中生存，更是在困境中为自己点一盏灯，在沉默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九七四年，我的二十岁，

　　一九七四年，我的二十岁，在探家的短暂欢愉与战事的急促召唤之间拉开序幕。

那年元月，与梁根英、冀以成终于踏上北归的探亲路。二十天，是咀嚼母亲苍老却依旧忙碌身影的酸楚，是看见姐姐已为人母、哥哥即将成家的恍然。生活的轨道在故乡有了新的延伸，甚至邻居热心牵线，让我与一位平遥站的姑娘见了两次面——未来仿佛就要在铁轨与茶摊间缓缓展开。

但时代的潮水总快于人伦的温情。一纸“西沙战事”的电报，将尚未焐热的团圆骤然切断。我们奉命直赴海南乐东，南海的风浪与战机的轰鸣，取代了汾河平原的烟火气。

身体的警报却在此刻拉响。五月，不适之感将我送离前线，经遂溪转至衡阳空军医院。卢医生仁心仁术，副院长待人和蔼，可病情如顽石，药物似流水。急于归队的焦灼，让我选择了一种名为“五味子”的速效方案——化验单很快“正常”了，但我知道，那是一种脆弱的、令人不安的“正常”。

回到部队，我成了那个大家“只敢说话，不敢同桌吃饭”的人。无形的隔阂比南国的烈日更灼人。十月，我主动选择重返衡阳，住进慢性病区。在这里，时间慢了下来，我结识了张吉威、张法广等同病相怜的战友。医院的白墙之间，我们交换着各自的故乡与心事，孤独找到了回响。

这一年，我在“家”与“战”、“健康”与“病痛”、“归队”与“隔离”之间反复辗转。二十岁的青春，未能肆意飞扬，却深陷于个体生命与集体使命、身体真相与表面“正常”的夹缝之中。潮水退去，露出的是人生的暗礁，与一个年轻士兵在时代洪流中，那份沉默而坚韧的跋涉。

1973：江流·田埂·十九岁的回望

1973：江流·田埂·十九岁的回望

河水总以相同的姿态流淌，但隔岸的少年已不再是少年。

1973年，我十九岁。在广西田阳的部队农场，时间仿佛被亚热带的阳光拉得很长。劳动并不繁重——修田埂、放水，多数农活由雇来的农民完成。我看到背着婴儿插秧的农妇，黝黑的脊梁在烈日下弯曲成沉默的弧度。那一刻，所有关于委屈与不公的愤懑，忽然失了重量。不远处，那些因“问题”随父母下放农场的孩子们在田埂间奔跑，他们的课本沾着泥水，未来和稻穗一样垂向未知的土地。

春天，割稻的队伍惊起藏匿的田鼠。光秃的稻田上，它们笨拙逃窜，成为士兵们苦中作乐的插曲。当地农民却如获至宝——他们追逐、争抢这些“美味”。我无法理解那种生存的智慧，正如江水无法理解岸上人的悲欢。

六月，转场的命令终于下达。右江的船再次启航，风景依旧如画，心境却已沧桑。船尾解手，船头取水，船工说：“几百年来都这样。”是啊，江水默默吞咽一切，又滋养一切——它是镜子，照见生命最原始的坚韧与无奈。

回到遂溪的平房，乡音成了唯一的慰藉。与冀以成、梁以为等平遥老乡的周末聚会，是灰色岁月里难得的暖色。但心底去意已决，消极与懒散成为无声的反抗，也招来更多批评。这年秋天，战友们相继成家，带来短暂的热闹；而我，在江水的倒影里，看见一个青年正与他的时代缓慢告别。

这不仅是十九岁的徘徊，更是一代人在历史夹缝中的集体侧影——在田埂与江水之间，在服从与觉醒之间，在集体的浪潮与个人的微澜之间。

南疆的苦闷与觉醒：我的1972年

南疆的苦闷与觉醒：我的1972年

——十八岁，在边境的风、疟疾的冷热与思想的激荡中

1972年，我十八岁。

这一年，我的军旅生涯在广西田阳的山峦与稻田之间徐徐展开，而内心的世界，却经历着一场远比边境气候更加剧烈的冷热交替。

年初的日子被中央文件和政治学习填满。我们暂住在铜矿的宿舍里，工人师傅淳朴的笑脸与紧急输血时军民紧握的双手，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最质朴的温暖。营房外，连绵的群山与行走在公路上的绢纺厂女工，构成了南疆独特的风景线。

然而，真正的冲击来自土地本身。当我看见当地农民一家老小蹲在田埂上，就着几块黑咸菜咽下冰凉的午饭；当我目睹老百姓争抢厨房泔水里零星鸡肠的场景，一种巨大的不安和内疚在心中翻涌。与他们的苦难相比，我们“所受的委屈”显得何其渺小。

夏天，疟疾的冷热交加让我在卫生所躺了一个多月。身体的脆弱，恰似当时心境的写照：敬重的老领导陈加聪、胡文海相继调离，身边的老兵们归心似箭，一种“不想长期干”的集体情绪在私下弥漫。而我一封未寄出的信，被指导员黄玉泉和中队长抓住，成了“思想问题”的证明。顶撞领导后，我被派往农场劳动。

农场三个月，成了我思想的“解毒期”。我看到背着孩子插秧的农妇，看到因父母“有问题”而无法上学的机关子弟。在象征性的劳动中，我内心的愤懑被更广阔的现实逐渐冲淡。劳动结束时，我已彻底转变——从渴望在部队发展，变成了坚定地要求复员。

1972年，是我与南疆土地真正相认的一年。我认得了它的贫瘠与坚韧，也认得了自己的局限与渴望。那些清冽的山泉、起伏的稻田、纯朴的民风，与疟疾的颤抖、领导的训斥、农场的汗水交织在一起，共同酿成了十八岁的全部滋味。

这一年，一个青年在边境的晨曦与暮色中，完成了从盲目到清醒、从愤懑到平和的艰难成长。他带着一身南疆的风尘和一颗去意已决的心，等待着时代的列车载他驶向未知的下一站。

1971年的新年钟声敲响时

1971年的新年钟声敲响时，我站在了新兵连第六班的队列前。十七岁的肩膀，第一次扛起了“班长”的称号。副班长史世龙、阳泉来的赵建设、部队子弟黄雁、同乡战友段恒照……这些名字背后，是稚嫩与倔强、磨合与成长的缩影。有人质疑，有人沉默，有人悄然闪光，也有人永远留在了青春的遗憾里。新兵连的尾声，不仅是训练的结束，更是一场关于责任与身份的初醒。

那年六月，南下的列车载着我驶向陌生的边境。空二师第六团第四中队——我的新归属，坐落在广西宁明的热土上。这里与越南隔山相望，炽烈的阳光能把湿衣瞬间蒸干，营房的瓦片疏漏却神奇地不漏雨。我曾看见炮兵在烈日下训练，汗水浸透的衣衫画出一圈圈盐渍；而我们这些机械员，则在机库的荫蔽下，守护着战鹰的每一次起落。

在这片土地上，我遇到了军旅生涯中第一批刻骨铭心的人：务实沉稳的中队长胡文海、左得固执的指导员黄玉泉、亦师亦友的分队长陈加聪、幽默多才的机械师周亚、耐心授业的师傅许晓根与章立……他们像棱镜，折射出军队生活的光与影，也照见了我的迷茫与坚定。

三个月宁明时光，我只踏入过那条短如小镇的街，却记住了路边如墙耸立的仙人掌。战友近在咫尺，却因山路迢迢难得一见。直到九月转场田阳的命令下达，这段滚烫而浓缩的南疆序章才暂告段落。

这是十七岁的我，从铁路职工到空军机械员的转身之年。在时代的浪潮中，我褪去少年的青涩，于战鹰的轰鸣与边境的烈日下，开始学习什么是集体、什么是使命、什么是生命的重量。这段记忆，不仅是个人成长的烙印，更是一代青年在军旗下寻找方向的真实侧影。

1970《铁轨与蓝天之间：十六岁的分岔路口》

1970《铁轨与蓝天之间：十六岁的分岔路口》

十六岁，是稚气未脱的年纪，也是人生第一次独自面对世界的开端。

1970年3月，我正式成为介休火车站乙班的一名连结员。手中冰冷的铁钩、耳边轰鸣的汽笛、眼前绵延的铁轨，构成了我踏入社会的第一课。师傅冀文与兰恭洁的耐心指导，值班主任李建威“雷霆与春雨”般的管教，还有调车员老范的沉默实干、车号员李春风的忙碌身影……这些名字和面孔，在昼夜交替的调车场上，教会我的不仅是“连结车厢”的技术，更是“连结人情”的学问。

那一年，铁路上仍有派性的暗流，也有如李建威般外表严厉内心滚烫的长者。我曾因贪玩误工被他当众训斥，也曾在私下听到他温和的劝慰。这些细微的冷暖，让我在集体中慢慢读懂责任与宽容的分量。

岁末寒冬，人生的轨道悄然转向。12月，我与王显功、潘文谦、段恒照并肩踏上了南下的列车。褪下铁路制服，穿上崭新军装，目的地是遥远的广东遂溪。手中握的不再是调车信号旗，而是即将托付给蓝天的使命。

1970年，是我在铁轨与军营之间的过渡之年。它像一道桥梁，连接着少年的懵懂与青年的担当。铁路上的汗水，教会我脚踏实地；而远方的号角，正呼唤我仰望天空。这段记忆，是时代浪潮中一滴平凡却晶莹的水珠——它折射出一个普通青年在变革年代里的选择、碰撞与奔赴。

在生存的夹缝中生长：我的1968年

在生存的夹缝中生长：我的1968年

——从割草拾麦到八十里送客，从小学毕业照到命运的分岔

1968年，我十四岁。

那是一个没有赞美、少有快乐的年份。对于一个失去父亲、依靠母亲卖茶水度日的家庭而言，生活的全部意义，几乎被简化为一个最朴素的动词：生存。

生存，是每月凑不齐二十元领粮款时，母亲紧锁的眉头。

是冒雨割草却被雇主一句“不要了”打发时的无助与央求；是夏天凌晨摸黑拾麦，秋天冒险钻玉米地“捡漏”的紧张与侥幸；是为了几袋最终无人收购的槐树籽，在树上与马蜂窝对峙的惊恐。生存，也是粮店前蜿蜒数里、一等一整天的长队，是帽子里藏了又还的五元学费，是自尊心在教室被当众刺伤时火辣辣的疼。

而生存，也催生了超乎年龄的勇气与力量。

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那个用自行车送客到八十里外汾阳康宁堡的午后。十三岁的身体，蹬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在坑洼的土路上，将全身力气化作每一次向前的屈身。双腿灌铅，屁股磨出血泡，饥饿与干渴交织，但脑中那“六元钱”的念想——那是全家半个月的口粮——像一团火，逼出了骨头里的最后一丝气力。当“康宁堡”三个字映入眼帘时，涌上心头的不是疲惫，而是一种“征服”的快感。这趟旅程，是一次身体极限的试探，更是一颗少年心在生活重压下淬炼出的、粗粝而坚韧的自信。

就在这一年，社会仍在“文革”的喧嚣中震荡，而我们个人的小世界，也来到了一个静默的岔路口。学校停停开开，我和同住在火车站的闫建民、同届的杨允刚，一起拍下了一张小学毕业合影。照片里的我们，青涩中带着迷茫。谁曾想，这竟是与杨允刚同学最后的定格——不久后，他因心脏病早早离世，人生尚未展开，便已仓促落幕。这张照片，由此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关于生命无常的阴影。

1968年，于我而言，是一条清晰的分界线。线的一头，是童年被迫草草收场的艰辛与挣扎：在生存的夹缝里，我学会了像大人一样计算、奔波、忍辱与抗争。线的另一头，是即将踏入社会的模糊前景：我即将结束学业，闫建民也将工作，我们都要凭自己在那些割草、推车、送客中磨炼出的筋骨与心性，去“迈出人生的第一步”。

这一年，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具体的困顿、具体的汗水、具体的六元钱，以及一张成为永恒纪念的合影。它让我过早地懂得：生活从不许诺坦途，真正的成长，往往始于你用稚嫩的肩膀，扛起那些本不属于你的重量之时。而那张照片提醒着我，在时代的洪流与个人的奋斗之外，还有命运本身，那深不可测、且行且珍惜的偶然。

一张照片背后的家庭与时代（1964年）

三个人的道路：一张照片背后的家庭与时代（1964年）

——我的十岁，与一个家庭在时代浪潮中的岔路口

1964年春节前，我们姐弟三人走进照相馆，在午夜时分拍下了一张合影。那一年，我十岁，姐姐十六岁，哥哥十一岁。这张照片，不仅记录了我们青涩的面容，更凝固了一个家庭在失去父亲三年后，于窘迫生活中捕捉到的一丝微光——姐姐刚在介休纺织厂参加工作，有了第一份微薄的工资。这收入让过年照一张相，成了可能。

照片背后，是我们三人即将展开的、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姐姐的路，是长女的责任与牺牲。 作为父亲第一个孩子，她从小备受疼爱，聪慧懂事，在校连年担任少先队大队长。父亲去世后，她总是学费减免名单上的前列。1964年，她已用稚嫩的肩膀，分担了家庭的重担。月薪十九元，她能省下十元交给母亲。每周末回家，那个被我和哥哥争抢的书包里，有时有烧饼，有时没有——那是一个姐姐深沉而含蓄的爱。她的路，早早地与家庭的生存紧紧绑在了一起。

哥哥的路，是倔强与机遇的交织。 他是父亲四十五岁得来的儿子，脾气倔强，却也聪明过人。父亲去世后，他因倔强吃过亏，也曾为保护家人去说理而挨打。1964年，他十一岁，正在成长。他那种“不努力学习却总考前列”的天资，和后来在县革委会当通讯员“见了世面”的经历，为他内心埋下了不甘平凡的种子。他的路，指向了未来在时代变局中敏锐捕捉机遇、最终成为企业家的方向。

而我的路，在当时还模糊不清。 十岁的我，是那个在照片中站在哥哥身边的孩子。生活的艰辛让我早熟，姐姐的榜样和哥哥的陪伴，则让我在懵懂中观察着世界。我们都在母亲卖茶水的支撑下，继续着学业。这张合影，仿佛是我们人生第一个岔路口的定格：姐姐已踏入社会，成为家庭的支柱；哥哥即将迎来青春的躁动与机遇；而我，还在童年的尾声中，等待着命运的下一页。

1964年，对我们这个家庭而言，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份。 它告别了父亲刚离世时最剧烈的动荡，生活依然清苦，但姐姐的工作带来了新的希望。这张深夜拍成的照片，映照出的不仅是三个孩子的面容，更是一个普通家庭在时代浪潮中，依靠坚韧的母爱与手足之情，相互扶持、各自摸索前行的生命韧劲。三条不同的道路，正从这一点，悄然延伸向未知而广阔的未来。

童年时光（1957）

镜框内外：从全家福到《青春之歌》的童年时光（1957）

这张拍摄于1956年的全家福，不仅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更是一个家庭完整记忆的最后定格。照片里，父亲依然健朗，四岁的哥哥眉清目秀，八岁的姐姐已是小学生，三岁的我在母亲怀中，全家衣着整洁，笑容里是那个年代努力经营出的安稳。

然而，这张被珍藏了六十八年的照片，其价值恰恰在于它凝固了风暴来临前最后的宁静。五年后，父亲因食道癌离世，年仅五十二岁。家庭顶梁柱的轰然倒塌，让生活迅速褪色。母亲把床板改成茶桌，以卖茶水的微薄收入，在断粮的威胁下，艰难地支撑着整个家。但她有一个无比坚定的信念：再苦不能苦教育。正是这份坚持，让我们姐弟三人都得以在平遥沙巷街小学完成了学业。

我的童年，就生长在这片希望与困顿交织的土壤上。 一面是火车站职工子弟圈里对学习的重视，一面是周遭农民孩子逃学、打架的风气。幸运的是，我们跟着当少先队大队长的姐姐，没有“学坏”，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

影响，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隔壁于大爷家四位全部考上大学的姐姐们，像灯塔一样，让母亲和我们看到了“读书改变命运”的真实模样。而常来寄放蔬菜的农村青年高照，用一手漂亮的美术字为我打开了艺术的大门，这技能日后竟成为我军旅生涯的一块敲门砖。

最重要的启迪，则来自一本书——姐姐借回的《青春之歌》。在小学三年级的某个下午，我无意中翻开它，主人公的命运瞬间攫住了我。那是我第一次被文学的力量彻底震撼，它在我心中种下了关于理想、爱情与人生意义的种子，影响深远至今。

1957年前后的这段时光，于我而言，是从“镜框内的全家福”走向“书本里的广阔世界”的过渡。 它见证了家庭从完整到破碎的变故，也记录了一个孩子在物质匮乏中，如何被榜样、技能和书籍点亮精神世界的最初历程。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家庭的微缩史诗，也是一代人在时代浪潮中，于困顿里守护教育、于平凡中寻觅光亮的真实写照。

梁坡底的根，铁路上的苗

　　梁坡底的根，铁路上的苗

——我的1954年，在一个新旧交织的时代开端

这一年是1954年。十一月末的寒风掠过晋中平原时，在平遥火车站西马路一号的门内，我发出了第一声啼哭。父亲王怀玉那年四十六岁，母亲侯翠英三十八岁。我的出生，被邻里乡亲看作是父亲“为人厚道结下的荫福”，是对他半生勤勉与善良的一种迟来的报偿。

然而，我的生命并非始于这座小城的火车站旁，而是深深扎根于十七公里外那个名叫梁坡底的黄土沟梁。那里面山背水，王姓与梁姓人家世代耕种着贫瘠的土地。我的祖父王秉真，一位名字几乎被时间湮没的佃农，在土地上耗尽一生，甚至没能给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娶上媳妇。我的父亲，便从这片苦旱的土地上出发，走向了命运的拐点。

大约在1925年，十五岁的父亲踩着黄土路走进了县城。他的第一份生计，是在车马店当伙计，伺候南来北往的骡马与大车。他“生性勤快，终日劳作不知疲倦”，这份勤恳，成了他脱离土地、抓住时代缆绳的唯一资本。

时代的铁轨，最终改变了一个家族的轨迹。 1930年，阎锡山修建的同蒲铁路，如同一条钢铁动脉贯穿山西。父亲从车马店迈向了火车站，从伺候牲口转向装卸货物。从此，他的命运便与钢铁、汽笛和远方牢牢系在一起。他经历了日据时期的纷乱，熬过了旧社会的更迭，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平遥车站的装卸主任。他点头让乡亲们“进铁路”，用一辆珍贵的日本自行车满足着小小的体面，也念叨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憧憬。

我的母亲，同样带着岁月的伤痕走进这个家庭。她的前夫是一位被日本人杀害的共产党员，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为我们的家世增添了一抹悲壮的底色。1943年，母亲与父亲结合，两个饱经沧桑的生命相互取暖。父亲的前妻安氏早逝，留下一段平静的过往，甚至在多年后，其家人依然与我们保持着淡然而 respectful 的联系。

因此，我的1954年，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交汇点：一边是梁坡底黄土坡上祖辈佝偻的背影，是佃农血脉里流淌的艰辛与坚韧；一边是铁路月台上父亲挺直的脊梁，是新中国工人阶级对未来的朴素信仰。

我的出生，仿佛站在这个承前启后的门槛上——身后是渐行渐远的农耕血脉，面前是即将由铁轨定义的、充满未知的崭新人生。

父亲在我六岁时因食道癌去世，他留下的，除了车站老工人口中“是个好人”的模糊评价，除了那辆擦得锃亮的自行车，更重要的是一种无形的遗产：一个从泥土中挣扎而出，凭借勤劳与诚信，在工业文明中安身立命的平民史诗。

这，便是我人生的底色与序章。

翻开尘封的记忆，那是一段属于一个家庭，也属于一个时代的共同印记。

从1954年冬日的第一声啼哭开始，生命便在晋中平原的土地上悄然萌芽。最初的岁月，有父亲大树般的荫蔽，有春节全家福里计划许久的簇新衣裳，有孩童眼中衣食无忧的安稳。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猝不及防。七岁那年，顶梁柱轰然倒塌，生活的重担与无常的苦涩，过早地渗入了成长的年轮。

从此，童年与艰辛为伴。在母亲羸弱却坚韧的背影后，是拾柴捡炭的小手，是推拉平车时咬紧的牙关，是爬树打槐籽时无畏的高度，更是为了一趟八十里脚力车程而磨破裤管、赚取六元“巨款”后的瘫软与自豪。知识是暗夜里的微光，母亲拼尽全力守护这缕光，让姐弟三人的小学课业，在卖茶水的零钱与清贫的尊严中得以完成。

时代的风暴同样席卷了这个小小的家庭。十岁时，那张为父亲逝世三周年、为姐姐初次领薪而熬夜拍摄的照片，定格了窘迫中的一丝慰藉。十二岁起，“革命”的洪流冲散了课堂的秩序，他在街头的辩论与车站的喧嚣中，目睹了世界的颠覆与荒诞。他也曾因疏忽让班级的兔子遭遇不幸，在沉默中体会了责任的重压。

十五岁，少年正式告别校园，步入社会的熔炉。从广播站预制水泥电杆的工棚，到修筑防空洞的工地，他用自己的汗水，摸索着生存的路径。直至岁末，一纸铁路招工的通知，如同一张驶向未来的车票，将他带往介休车站。那张最初因戴帽子而不合格、后又补拍的一寸照片，虽显稚嫩，却眼神坚定，正式开启了他生命中新的篇章。

这一段从襁褓到少年的旅程（1954—1969），是个人命运与家国变迁紧密交织的十五年。它充满了失去的阵痛、求生的挣扎、青春的迷茫，也闪烁着母爱的光辉、手足的温情、自立的勇气与对未来的朴素渴望。这些记忆的碎片，如同风雨中顽强扎根的幼树所历经的年轮，每一圈，都记录着如何在贫瘠的土壤里，努力向上生长的力量。

以下，便是这段扎根岁月的真实回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