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黑与白，心里总像蒙了一层旧电影的胶片，泛着些微黄的光晕，却又界限分明。这思绪的引子，是一本唤作《黑方白方》的小说，李元卿先生写的。读罢，合上书页，那简明的书名，竟像水渍般洇开，渗进了世间的肌理里，搅得人有些恍惚。这恍惚，无关文章，只是看着这泼洒开来的两色，觉着有些话，如鲠在喉。<br> 黑与白，最初是泊在记忆深处的静物。想起儿时，一家人围着一台小小的、嗡嗡作响的黑白电视机，那屏幕里的世界，是清凌凌的灰，深深浅浅，却能将万种悲欢，凝成最素朴的轮廓。后来知道有更早的黑白电影，默片时代的人，用极致的肢体与眼神，在那一方银幕上演绎传奇，少了色彩的纷扰，情感倒显得更真了。再后来，迷上黑白摄影，看那暗房里，相纸在显影液中缓缓浮现出山川人像，忽然觉得，所谓真相，或许本就是去除了浮华与伪饰后的、一种沉淀下来的灰度。那视觉的纯粹，近乎一种信仰，仿佛天地间的道理，本就可以这样爽利地一分为二。<br> 可人间的墙，总不那么笔直。话题从光影溜到了世道。坊间流传着能耐人的故事，说是“黑道白道通吃”，仿佛那两道真是并行的铁轨，能容他稳稳当当地飞驰。这自然是夸张的戏言，带着几分市井的艳羡与悚然。细想来，若非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人物，便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亡命徒了。影视里见得多了，或跋扈，或阴沉，末了，运数好的仍在台上演着繁华梦，运数不济的，便哐当一声，坠入那铁窗后永夜的“黑”里去了。这“黑”，在我们的血脉里，向来是不祥的谶语。骂人品行，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斥责商贾无良，是“黑心肝”；至于那搅扰一方安宁的，便笼统地冠以“黑社会”的名头。这颜色，沉甸甸的，压着人心。<br> 这压着人心的“黑”畔，却偏偏立着一个“红”，堂堂皇皇，是正统，是喜气。你看那旗帜，是红的；那逢年过节、婚嫁迎娶的吉服、花轿、灯笼、利是封，无一不是红的。这红是蒸腾的热闹，是坦荡的宣言，是血脉里流淌的、最不容置疑的暖意。这红与黑，一阳一阴，一吉一凶，对峙得那么天经地义。<br> 那么“白”呢？它的身份，便要暧昧得多，也耐人寻味得多。它可以是云端鹤羽的洁净，是雪山顶上捧出的哈达的虔敬，是少女手中一捧茉莉的清香。这白，是未经涂染的本真，是光明的底色。如今风行的西式婚礼，那新娘一袭白纱曳地，不也是向着这圣洁的皈依么？满堂的百合与玫瑰，也多是白的，象征着爱情的贞洁与无瑕。这白的意象，轻盈，向上，带着几分舶来的、梦幻的气韵。<br> 然而，同样是这“白”，在另一重语境里，却陡然换了一副肃穆的、甚至凄清的面孔。灵堂前的幡是白的，孝服是白的，那漫天飞舞的纸钱，也是苍茫茫的白。这白，是生命的终章，是逝水无回的告别，是沉在心底化不开的哀思。这习俗扎根得太深，一时半刻，怕是移换不了的。<br> 于是，便生出许多有趣的龃龉来。在我住的这座小城，年轻人成婚，若讲究些排场，迎亲的车队必得是清一色的黑，锃亮如甲胄，显着气派与庄重。其间，是绝计觅不着一丝白色的——仿佛那喜气的红，只能由沉默的黑来衬，而那轻盈的、西式的白，在此刻却成了不吉的谶纬，须得远远避开。这心思的转折，颇有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机巧了：可以享用白纱的浪漫形式，却要紧守着骨子里对颜色的那份老派的忌惮。思想如何与那白纱的源头接轨？怕是无人深究，也无人愿去深究了。<br> 这婚礼上的龃龉，又何止于颜色？那程式，如今也是中西杂糅得有趣。司仪总爱学着洋派，郑重其事地问新娘：“你可愿意？”答曰：“我愿意。”又问新郎，也得一个“我愿意”。这问答，在彩绘玻璃的教堂穹顶下，自有其神圣的契约意味，经由神甫之口，几与法律同重。可搬演到我们的红地毯上，周遭是喧闹的宾朋与璀璨的灯饰，这誓言便只剩下一层薄薄的、好看的仪式感了。我们的姻缘，那实实在在的牵连，早在踏入民政局，在那印着国徽的证书上落下名字的一刻，便已缔结。这当众的一问一答，像一幕精心排演过的戏，热闹固然热闹，却总让人觉得，与脚下这片土地的肌理，隔了一层。<br> 如此看来，黑、白、红，在我们的生活里，早不是简单的颜色了。它们是沉淀了世情、伦理、禁忌与希冀的符号，在不同的时辰、不同的场合，变换着不同的脸孔。我们便在这些脸孔间穿梭，自如地切换着话语与心态，黑可以是庄重，也可以是罪恶；白可以是纯洁，也可以是哀伤；而那抹红，则是永恒的、不容分说的主场。我们调和它们，如同在生活的调色盘上，凭着祖辈传下的直觉与眼前实际的需要，涂涂抹抹。没有什么绝对的道理，有的只是此刻、此地、此心，觉得合宜便是了。这其中的辗转腾挪，自有一套圆融的、甚至不乏狡黠的生存智慧，细想想，倒比那非黑即白的棋盘，要生动得多，也复杂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