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1983

灯火阑珊处

南下1983

南下的火车在火热的夏天里像一条绿皮长龙，哐咚哐咚地在铁轨上爬行。两天两夜后，它终于在广州站停下。李卫国提着褪色的军用挎包挤下车门，一股混着汗味与陌生方言的热浪迎面扑来，把他身上最后一丝凉意都蒸干了。

1983年的广州站，人潮汹涌，每个人都像在拉练，急匆匆奔向各自的方向，脸上写着焦灼、渴望，又有掩不住的木讷。他在车站广场的台阶上坐了半个小时，军用挎包里装着退伍证和三百元安置费。他望着眼前的车水马龙，却不知道哪一条路，才是自己要走的方向。

三天后，他按照电线杆的小广告来到了大城郊外的榕树村家具厂找到一份搬运工的活，这样他的心就定下来了。厂子设在一座旧祠堂里，雕梁画栋间堆满了半成品的衣柜、木床。老板是潮汕人，说话像打机关枪：“后生仔，当过兵好，不仅有力气而且人品好。包食宿，月薪八十。”

桂花是第一个主动跟他打招呼的本地人。“我叫桂花，你的普通话说得真好。”

李卫国心里嘀咕：讲普通话有什么稀奇？但还是礼貌地点了点头，继续搬木板。

“你哪里来的？”桂花问。

“恩施。”他爱理不理。

后来他才知道，桂花的父亲是附近有名的老实人，是生产队长，和家具厂老板是朋友。农闲队长常介绍队里的人来厂里打零工，赚点盐钱。

“你家乡会下雪吗？”桂花又问。

李卫国直起腰，没好气地说：“不一定。”

桂花眼睛一亮：“我没见过雪，听说下雪时连门口都挡住出不来，是吗？”

李卫国扑哧一笑：“那是吉林那边，我家乡不会。”

安静了几秒，桂花又问：“你家里有几个人？”

“你问这个干嘛？查户口啊？”李卫国有些不耐烦。

桂花摇摇头，抬手抹去额头的汗：“你叫什么名字？”

李卫国抬头看了她一眼，发现她有点脸红。“你叫我靓仔吧，其实我也挺帅的。”

桂花被逗笑了，把自己的水壶递给他：“喝水。”

桂花像要把他“调查”清楚似的，又问：“你读过高中吗？”

李卫国沉默了一下，说：“何止高中，社会大学都上过好几年。”

桂花羡慕地说：“哇，你好幸福啊。你……有时间吗？”

李卫国一愣：“有事吗？”

桂花说：“也没什么，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我爸。”

李卫国摸不着头脑，偷偷看了她一眼，没吭声。

几天后，桂花的父亲真的来找老板：“听说你这儿来了个退伍军人，不仅读过高中，还上过几年‘社会大学’，在你这儿搬木板有点浪费人才吧？”

老板打趣：“老队长，你莫不是想招女婿？”

老队长哈哈大笑：“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女儿哪配得上人家。是学校让我找个老师，我们村没这条件的娃。”

老板一听，立刻把李卫国叫到办公室，让他和老队长谈。

让两人都意外的是，李卫国一口答应：下周一就可以入职。他从小的愿望，就是当一名教师。那天晚上，他兴奋得睡不着，连夜写了一封信寄回家。

星期一，他到学校报到，与校长见了面，被暂时聘用两年，负责数学和体育。学校腾出一间十五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给他当宿舍。他回到工厂收拾好行李，向老板道谢后，离开了那座堆满木板的旧祠堂。

第二天，他正式走上讲台。体育课是相隔两年后的第一堂，学生们格外兴奋。他让学生报名分组：喜欢踢足球的、打篮球的、打乒乓球的，各成一组。他打算用一个学期训练他们，再从中选出各队队长。

第三天一早，他在校门口遇见了桂花，不由得一愣：“早。”

“李老师早，你今天有课？”桂花笑着说。

“上午没有，下午有自习，想教同学们唱首歌。”

“我可以学吗？”

“当然可以。莫非你也在这里……”

桂花笑得更开心了：“以后多多指教我的普通话，我是语文老师。”

李卫国连忙摆手：“不敢不敢，互相学习。”

他伸出手，桂花握住了他的手：“李老师，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些孩子教好，让他们有更多知识为人民服务。”

体育课很快成了全校最期待的时刻。李卫国的哨声在操场上清脆响起，孩子们像麻雀般散开又聚拢。他教他们列队、齐步走，把部队里那一套稍作改动，用在小学生身上。练着练着，他常会想起新兵连的早晨——薄雾里整齐的脚步声和口号声。而现在，他喊的是：“一二一，抬头挺胸！”稚嫩的声音在祠堂改建的校园里回荡。

桂花常在教室窗口看他们上课。她发现，李卫国教足球时最投入——哪怕只有一个褪了皮的胶球，他也会在地上画出进攻路线，用粉笔记下“球门”和“禁区”。一次，球滚到她脚边，李卫国跑过来捡，额头全是汗。

“李老师，你以前是踢球的？”桂花把球递给他。

“在部队比过赛。”他接过球会心地笑笑。

桂花：“其实我也挺喜欢足球的，读高中时，我就入过学校的足球队，我总看不懂越位的奥秘。”

于是，傍晚放学后，空荡荡的操场成了他们两个人的课堂。李卫国画线、讲解，桂花在小本子上记满了笔记。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有时重叠在一起。他发现桂花学得很快，她开玩笑地说：“教会我，你回家探亲，我就可以代你的课了。”李卫国笑着说：“哦？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了嘛。”操场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

一个月后的周末，桂花带他回家吃饭。老队长特意做了一桌子的家乡菜，还倒上自家酿的米酒：“听桂花说，你课教得好。孩子们回家都夸李老师厉害，会踢球还会唱歌。”

李卫国这才知道，他教的《我的祖国》已经在村里传开了。

晚饭后，桂花送他回学校。月光下的田埂狭窄而柔软，两人一前一后走着。青蛙在水塘里叫，空气里有稻花将开的清香。

“李老师，”桂花在后面轻声问，“你以后会回家乡发展吗？”

李卫国停下脚步，转身看她。月光下，她的脸不太真切，眼睛却很亮。

“暂时没想过。”他说，“这里……挺好的。”

第二学期开学，李卫国组建的足球队已经能打出简单的配合。县里要举办小学生运动会，校长让他带队参赛。训练一下子紧张起来，桂花主动帮他整理报名表、准备医药箱。

有天下午训练，一个孩子摔破了膝盖，鲜血直流。李卫国背起孩子就往卫生站跑，桂花提着药箱紧随其后。孩子缝针时疼得大哭，李卫国紧紧握着他的手：“忍一忍，足球队员不能哭。”

比赛那天，桂花带着全班学生去加油。简陋的球场边，孩子们喊哑了嗓子。李卫国的球队最终拿了第三名，领奖时，小队长把奖状举得高高的，李卫国站在台下，突然他感觉自己找到了人生目标了。

当晚，老队长又请吃饭，这次多了校长和几位老师。米酒喝到差不多，校长拍着他的肩：“李老师，续聘的事你放心，我们打报告把你留下来！”李卫国端起酒杯：“谢谢，谢谢大家。”

散席后，桂花送他到祠堂外的榕树下。中秋刚过，月亮依旧圆润。

“他们都挺喜欢你的。”桂花说。

李卫国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一本上面印着天安门的日记本说：“不知怎样多谢你，这个送给你。”

桂花接过日记本，然后抬起头，认真地问：“李卫国，你愿不愿意一直在这里教书？”

远处传来狗叫声，李卫国看着眼前这个脸颊微红的南方姑娘，突然想起广州站那个迷茫的下午——热浪、方言、三百元安置费，还有不知何去何从的自己。

“愿意。”他说，声音不大，却很清楚，“这里需要老师，孩子们……也需要我。”

桂花笑了，眼角的泪痣在月光下像一颗小小的星。她没有说话，只是将印着天安门封面的日记本轻轻抱在胸前。

深夜，李卫国在宿舍写信。给父母的信写了又撕，最后只留下一句：“爸，妈，我在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了。过年时，我带个同事回去看雪。您要多保重身体。”

窗外，是那隐约的稻浪声和着南国夜风的温暖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