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堰落成记碑》何以成为“南宋隶书第一”？

郑州张世科

　　首先声明，现存陕西汉中博物馆的《山河堰落成记碑》，严格意义上应该是摩崖石刻。摩崖通高2.26米，上沿宽5.1米，下沿宽5.06米，全文16行，满行9字，共137字，字径约20厘米，隶书。南郑县令晏袤书丹。在星河灿烂的宋代书坛上，晏柔也正是以这一著名的摩崖石刻，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那么，作为“石门十三品”之一的《山河堰落成记碑》，被后世推崇为“南宋第一隶书”，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位于陕西汉中山河堰，原是汉代萧何、曹参首创的水利工程，历代都有重修。到了南宋绍熙年间（1194年），汉中太守章森等人主持大规模重修，竣工后刻石纪功。碑文就是由有“南宋第一隶书家”之称的晏柔书丹的。碑文详细记载了工程规模、参与官员及水利效益，兼具历史文献价值与政治意义，体现了南宋对民生工程的重视。碑文隶书深得汉隶精髓，结体方整庄重，笔法浑厚有力，同时融入唐代隶书的严谨法度。笔画波磔分明，线条饱满而有弹性，兼具《礼器碑》的峻拔与《乙瑛碑》的雍容。书家认为南宋隶书多显板滞或楷化，但此碑气势恢宏，在衰微的南宋书坛中独树一帜，堪称“隶书中兴”之作。加之刻于天然崖壁（今汉中石门景区），因石取势，刀法雄健，保留了书写笔意与摩崖石刻特有的苍茫气息。

　　那么该碑的书丹者，晏柔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出乎你我意料的是，晏袤这位因《山河堰落成记》而青史留名的南宋书法家，竟然是正史无传的。纵是如此，我们通过其存世石刻和后世研究，还是可以勾勒出他的基本轮廓的。晏袤主要生活在南宋中期，主要活动于宋孝宗至宋宁宗时期（约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他曾担任 “南郑县令” 等地方官职。在南宋绍熙年间，他作为汉中地区（隶属利州路）的官员，参与了山河堰重修工程的督导和纪功工作。他不仅是一位地方官，更是一位学识渊博、精通金石和书法的文人。他的工作之一，可能包括对汉中石门地区珍贵的汉魏摩崖石刻（如《石门十三品》）进行考察、释读和保护。例如，著名的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的释文，就是由晏袤辨认并刻于其旁的。

　　当然，晏袤的书法地位，完全由其存世的几件隶书摩崖所奠定。代表作品（均在陕西汉中石门地区）包括《山河堰落成记碑》《释鄐君开通褒斜道一碑》及《重修山河堰记碑》 等。其中又以 《山河堰落成记》 为第一。在宋代“尚意”书风盛行、隶书整体衰微的时代，晏袤的隶书却能跳过唐代隶书的程式化，直接取法汉代经典碑刻（如《乙瑛碑》《礼器碑》），笔法纯正，气象高古。笔画饱满浑厚，力透石背。起收笔方圆兼备，波磔（即撇捺的燕尾）舒展而富有弹性，极具汉隶神韵。结体方整端庄，中宫紧聚而态势开张。由于是摩崖书丹，布局依山就石，字势雄强，与壮阔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了 “金石气”与“书卷气” 完美结合的特有风貌。

　　南宋隶书成就整体不高，此碑是少数能直追汉隶气象的作品，被清代学者杨守敬赞为“南宋第一隶书”。在隶书艺术陷入低谷的宋代，晏袤的作品犹如空谷足音，是连接汉隶与清代隶书复兴之间罕见的桥梁。他的成功，证明了即使在一个非隶书的时代，只要师法高古、功力深厚，依然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晏袤是一位被历史尘埃部分掩埋的书法大师。 他凭借过人的学识和艺术胆魄，在远离文化中心的汉中，通过主持水利、考察古迹的契机，将汉隶的精神重新唤醒于摩崖之上。他并非职业书法家，但其作品的艺术高度，却足以让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一个代表了南宋时期隶书最高水平的C位。

　　在楷书、行草主导的宋代，此碑重现汉隶风骨，对后世隶书复兴有启蒙意义。清代金石学家广泛著录该碑，视其为学习隶书的重要范本。正是该碑融合了水利文化、石刻艺术与书法之美，从而成为汉中“石门十三品”中的瑰宝之一。由此可知，《山河堰落成记》不仅是南宋隶书的顶峰之作，更是宋代金石学与书法艺术结合的典范。其在隶书衰微时代重现汉唐风骨，以雄浑笔力、高古气韵奠定了“南宋第一隶书”的历史地位，堪称中国书法史与水利史交相辉映的作品。

　　为广大读者所不知的是，《山河堰落成记》摩崖石刻问世之后，经历了从河畔丰碑、遭遇意外损坏，再到为修水库而被整体切割迁移的特殊历程，最终在博物馆中寻得了自己立足之地。该碑刻制于公元1194年，镌刻于褒河西侧山崖上，成为“石门十三品”中形体最大者。在清朝嘉庆年间，一名廖姓石匠在石刻附近取石料时，不慎将摩崖首行“绍熙”二字砸毁。当地县令听闻此事后颇为盛怒，几乎将工匠“毙于杖下”，但损坏已无法挽回。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拓片或实物中，正文开头两字缺失的原因。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因修建石门水库，石刻面临被淹没的危险。文物工作者将其从山崖上整体切割、凿出，运离淹没区。1971年，该碑迁至汉中市博物馆珍藏并陈列，成为该馆镇馆之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