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村往事：韩家窝天主教堂（初稿）

周玉亮

坐落于淄博市周村区南郊镇韩家窝村的天主教堂，是周村最早的乡村天主教固定堂点，为淄博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教堂现存东西两座圣堂，总占地约1535平方米，西堂始建于1876年、1883年落成，历史悠久且规模较小；东堂晚建5年，1888年竣工，规模显著更大，共同构成"东西双堂"的独特格局。其始建年代（1883年）早于周村马路街天主教堂（1929年竣工）近半个世纪，是研究鲁中乡村宗教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佐证。

教堂发展始终与近代山东天主教教区沿革深度绑定，历经清末教难冲击、民国教务拓展、建国后沉寂与复苏及当代保护，扎根乡土的同时留存了天主教与周村乡村社会交融的完整脉络，其"本土化适应"传教实践与"双堂并存"建筑格局，成为鲁中乡村宗教文化遗产的独特样本。

一、溯源：晚清传入（1876-1900）——德国方济各会主导的西堂奠基

韩家窝教堂的起源是晚清德国方济各会在鲁中乡村传教的重要成果，核心推动者为中外传教力量协同发力，相关史实经《淄博市天主教史》《周村区志》及教区档案交叉印证。

（一）信仰传入：中外合力的传教拓荒（1876年）

1. 教会背景：19世纪后期，周村地区天主教教务隶属于德国方济各会管辖，受济南府代牧区统筹，这一隶属关系明确记载于《山东宗教史》《天主教中国教区沿革史》。

2. 核心团队：1876年，美国方济各会神父达济众受德国方济各会派遣，主持周村南郊教务；临淄秀才刘玉作为本土助手协同工作，其精通儒家文化与乡土习俗，是连接外籍神父与村民的关键桥梁，劝化韩家窝村民改信天主教的事迹被《淄博市天主教史》《山东宗教史》明确记载。

3. 传教突破：传教对象精准锁定韩家窝村及周边的"一柱香"道会门信徒，经刘玉本土化劝化与达济众教义见证，7户道会门信徒率先改信，成为周村地区最早的天主教信徒群体。这一历程收录于《周村教区早期教务档案（1883-1900）》，是专属韩家窝教堂的核心史料。

4. 早期活动：传教初期以信徒家庭为临时活动场所，达济众制定基础讲道纲领，刘玉结合乡村生活实际阐释教义，聚焦祈福平安、消弭病患等核心诉求，显著降低接受门槛。至1880年，信徒已扩展至周边3个村落，总数达30余人。

（二）西堂建立：信徒集资与教会督建（1876-1883）

1. 建堂动因：随着信徒规模扩大，家庭聚会难以满足宗教活动规范化需求。1882年，在达济众倡导下，韩家窝村信徒发起"每户出工、出粮、量力出资"的集资倡议，德国方济各会提供祭台、圣像等宗教器物支持，刘玉协助动员信徒参与，集资过程记载于《周村教区早期教务档案（1883-1900）》。

2. 建设详情：西堂为砖石木结构，坐北朝南，进深（南北）约16.4米，东西宽约6米，檐口高度约6米，屋脊高度约7.5米，建筑面积98平方米，可容纳80余人参与活动，采用北方乡村民居式硬山顶风格，无西式标志性装饰。建筑细节极具特色：南墙两侧嵌有两根"狼牙柱"（又称"棘柱"），以本地青石雕琢而成，柱身雕刻仿狼牙凸起纹理，顶端各托一枚圆形石球，暗含吉祥期许与信仰守护寓意，形似狼牙棒的独特造型被实物勘察与影像资料证实；山墙立面有砖雕弧形纹饰，正门上方镶嵌1876年刻制的"天主堂"石刻匾额（现存完好），与周边农舍风格协调，集中体现德国方济各会"本土化适应"的传教策略。

3. 功能布局：西堂内部功能简洁，仅设简易祭台与条凳，北侧仅有一间内室作为神父临时起居与器物存放之用；院落西侧搭建茅草屋供达济众长期驻留，规模适配晚清小型信徒群体需求。

（三）教难冲击：庚子事变中的蛰伏与存续（1900年）

1. 危机应对：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山东多地教堂遭焚毁，韩家窝西堂因地处乡村、规模适中且与村民关系缓和，建筑主体未被完全焚毁，但宗教活动被迫暂停，这一史实见于《周村区志》《淄博市天主教史》。

2. 存续策略：达济众已于1890年病逝，核心信徒在刘玉带领下，将祭台、圣像等宗教器物藏匿于地窖，部分信徒隐匿信仰身份，通过秘密联络维持教务传承，过程被《周村教区早期教务档案（1883-1900）》记录在案。

3. 遗存价值：作为"庚子教难"后周村地区少数幸存的早期天主教堂，西堂建筑主体及核心遗存的完整保留，为后续教务恢复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发展：民国兴盛（1901-1937）——德美教会交接与东堂扩建

庚子教难后，清政府对天主教政策趋于宽松，韩家窝教堂逐步恢复活动，教区管辖经历"德国方济各会→美国方济各会"平稳交接，信徒规模持续扩大催生东堂建设，"东西双堂"格局正式定型。

（一）教务恢复与教区交接（1901-1928）

1. 德国神父复堂：1901年，山东天主教教区重启乡村教务，德国方济各会派遣神职人员驻堂，主持西堂修缮与弥撒活动，将韩家窝教堂纳入济南府代牧区核心乡村堂点名录，相关记录见于《周村教区教务档案（1901-1928）》。

2. 信徒规模扩张：清末至民国初期，信徒群体以"乡村宗族"为核心增长，至1928年，韩家窝及周边村落信徒总数达150余人，90%为务农村民，西堂空间已无法满足需求，扩建新堂成为必然。

3. 美籍教会接掌：1925-1927年，山东天主教教区教务权调整，美国方济各会圣心省逐步接替德国方济各会负责周村地区教务；1929年4月16日，罗马教廷从济南府代牧区分设张店自治区，1932年6月1日升格为监牧区，1937年5月18日进一步升格为周村代牧区，美国方济各会士杨光被（Henry Ambrose Pinger）任代牧，1937年9月21日在美国芝加哥祝圣为主教，韩家窝教堂归属该教区管辖，获得教会资源支持，教区调整记载于《天主教中国教区沿革史》《淄博市天主教史》。

（二）东堂扩建：教务发展驱动的规模提升（1883-1888）

1. 扩建动因：1883年西堂落成后，信徒数量年均增长，5年内突破120人，西堂狭小空间与宗教活动规范化需求的矛盾突出。在德国方济各会支持下，教堂启动东堂建设，以满足大型宗教活动需求，印证"东堂比西堂晚5年建成"的史实，背景记载于《淄博市天主教史》。

2. 建设详情：东堂位于西堂东侧15米处，1888年正式竣工，由教会提供部分建设资金及材料，信徒参与出工出料。建筑延续砖石木结构与坐北朝南布局，进深（南北）约21米，东西宽约9米，檐口高度约8米，屋脊高度约11米，建筑面积189平方米，为西堂面积的1.9倍，可容纳200余人聚会。建筑融合西式宗教特征：南墙顶端与西堂呼应设圆形石球，屋顶为红瓦坡屋面；南侧立面设圆形玫瑰窗、尖拱式彩色玻璃窗（文革时期损毁），窗棂为宗教寓意几何纹样；室内地面铺设的米黄色瓷砖经考证为1876年美国进口彩色瓷砖，至今保存完好，经2021年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修缮勘察确认符合同期教会建材特征。堂内北侧设圣水池（1888年遗存，彩绘花纹石容器配壁挂栏墙十字架），圣台两侧各设一间仪房（分别存放祭服与圣器），南侧西南角独立设置木质隔栅结构忏悔室，符合天主教仪轨要求。

3. 双堂功能分工：东堂落成后成为核心活动场所，用于主日弥撒、大型宗教节庆及扫盲教学；西堂作为辅助空间，用于小型祈祷会、信徒谈心及器物存放，形成"主辅分明、双堂并用"格局，功能分工记载于《周村教区教务档案（1901-1928）》。

（三）功能拓展：教会主导的乡村服务（1920-1937）

1. 扫盲学堂创办：1920年，教堂利用西堂周边闲置空间创办乡村扫盲学堂，1935年迁至东堂附属房间。学堂免费招收信徒子女及贫困村民，课程以识字、算术为主，辅以基础宗教知识，教师由神职人员与识字信徒兼任，至1937年累计培养学员300余人，填补周边乡村基础教育空白，与《周村区教育志》民国乡村教育记载相互印证（与马路街教堂培德学校分属城乡两类文教实践，无交叉混淆）。

2. 乡村慈善实践：民国年间，周村地区遭遇旱灾、蝗灾时，教堂依托教会捐赠开展小额赈济，向贫困信徒发放粮食、衣物；神职人员利用简易医疗知识为村民治疗常见病，增强了教堂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相关实践收录于《淄博市天主教史》。

3. 教区分工定型：1928年，周村天主教会收购宝丰火柴厂厂区改建城区教堂，1929年竣工（即马路街天主教堂），周村教区形成"城区-乡村"双堂点格局：马路街教堂作为主教座堂承担教区管理核心功能，服务商贩、工人等群体；韩家窝教堂专注乡村信徒服务与基础宗教活动，受马路街教堂统筹管理，这一分工明确记载于《周村区志》。

三、坚守：动荡岁月（1938-1945）——战争阴影下的双堂维系

抗日战争时期，周村地区被日军占领，韩家窝教堂远离城区战场但面临物资匮乏、信徒流失困境，外籍神职人员撤离后，由中国籍神职人员接力维系，东西双堂成为乡村互助与教务传承的核心空间。

（一）教务调整：适应战时环境

驻堂中国籍神职人员采取"低调存续"原则，简化宗教活动流程，东堂用于举办"短时间、小规模"主日弥撒，避开日军巡查时段；西堂作为秘密联络点，信徒利用夜间或农闲组织小型祈祷会。受战争影响，信徒数量从1937年的180人降至1945年的120人，核心群体仍为本地务农村民，战时教务调整见于《周村抗战史料汇编》。

（二）乡土互助：双堂的社会纽带作用

战争期间，东西双堂及院落成为村民临时互助平台。神职人员组织信徒在东堂为流离失所的难民提供临时居所，利用西堂北侧内室储存粮食、农具，协调村民共享资源，这一互助行为延续了民国以来教堂的社群服务传统，被《周村抗战史料汇编》记录在案。时任周村代牧区主教的杨光被多次与日军交涉，保障包括韩家窝教堂在内的教区场所未被强制征用，为教务存续创造了条件。

四、传承：岁月更迭（1946-至今）——双堂遗存的保护与活化

抗战胜利后，教堂历经短暂平稳期，1966年"文革"时期宗教活动停止，双堂长期闲置；1983年国家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后，教堂启动复堂工作，逐步恢复功能并完成文物保护升级。

（一）沉寂与复苏：从停摆到复堂（1966-1985）

1. 文革时期的沉寂：1966年"文革"开始后，教堂宗教活动全面停止，处于闲置状态，相关背景与同期全国宗教场所普遍情况一致，史实可通过《淄博市天主教史》佐证。

2. 复堂工程：1983年，韩家窝村老信徒胡明吉发起复堂倡议，联络分散信徒、整理产权证明。1985年，经周村区宗教局批准，教堂收回双堂产权并启动修缮，严格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修复特色构件、复原原始形制，过程被《韩家窝教堂复堂档案（1985）》详细记录（该档案现存于周村区宗教局）。

3. 活动重启：1985年圣诞节，教堂在东堂恢复首次主日弥撒，此后信徒群体逐步年轻化，东西双堂恢复"主辅并用"功能，成为周村乡村天主教信徒的重要活动场所，复堂后活动记载于《淄博市天主教史》。

（二）当代保护与价值传承（1985-至今）

1. 文物保护升级：2012年，韩家窝天主教堂被正式公布为淄博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7月，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以"淄文旅函〔2021〕25号"文件正式批复《韩家窝天主教堂修缮保护设计方案》，对双堂建筑结构与特色构件进行系统性保护。

2. 当代价值：作为省级传统古村落的核心文物遗存，东西双堂分别见证了晚清天主教传入与早期发展的关键阶段，其建筑形制与特色构件是研究德国、美国方济各会在山东乡村传教模式的重要实物；留存的特色构件印证了近代中西物质文化交流，双堂尺寸差异与功能分工反映了乡村信徒群体的发展历程，填补了周村乡村宗教史、教育史与建筑史的研究空白。

3. 文化融合发展：教堂作为乡村历史文化地标，被纳入村落旅游发展规划，与村东北500米处的汉孝子董永墓、五座清代圣旨碑（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等周边文物共同构成村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

五、核心人物：中外合力的教务推动者

（一）达济众（美国方济各会神父）——双堂奠基者

1. 核心身份：受德国方济各会派遣主持周村南郊教务（1876年赴任），韩家窝西堂规划者、东堂早期筹建者，任职经历见于《淄博市天主教史》《周村教区早期教务档案（1883-1900）》。

2. 历史贡献：主导西堂始建与东堂初期规划，协调信徒集资与教会支持，推动教义本土化阐释，为教堂扎根乡村奠定基础。

3. 结局与遗存：1890年病逝于韩家窝村，葬于村东天主教墓地；其传教笔记收录于《周村教区早期教务档案（1883-1900）》，详细记录了信徒发展与双堂建设历程（生卒年上限待考，现有史料明确其1876年履职、1890年病逝）。

（二）刘玉（本土传教助手）——文化桥梁

1. 核心身份：临淄秀才，协助达济众开展传教工作，周村地区本土传教奠基人，事迹被《淄博市天主教史》《山东宗教史》《周村区志》明确记载。

2. 历史贡献：以"一柱香"道会门信徒为突破口开启周村乡村天主教传播，用本土语言阐释教义降低接受门槛；1900年庚子教难时，主导宗教器物藏匿与教务秘密传承，保障教会存续；长期协助教堂运营，是连接教会与乡村社会的核心纽带。

3. 结局：病逝于韩家窝村，与达济众同葬于村东天主教墓地（现有史料明确其1876年参与传教、1900年主导教难应对，1905年病逝）。

（三）宗怀德（1943-1963年，周村教区神父、主教）——爱国爱教引领者

1. 核心身份：山东省桓台县人，生于1917年，1943年晋升周村教堂神父，1949年任周村教区代理主教，1957年发起成立淄博天主教爱国会并当选主任，1958年自选自圣为周村教区正权主教，是中国第一批自选自圣主教之一。

2. 历史贡献：带领周村教区响应"自治、自传、自养"爱国运动，推动天主教与新中国社会相适应；对韩家窝教堂的保护与复堂筹备工作给予指导，在"文革"前尽力维护乡村教堂建筑安全；1963年调任济南教区主教后，仍持续关注鲁中乡村教会发展。

3. 结局：1997年6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曾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为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四）胡明吉（复堂牵头人）——双堂守护者

1. 核心身份：韩家窝村老信徒，亲历教堂双堂的兴盛、沉寂与复苏，复堂事迹记载于《韩家窝教堂复堂档案（1985）》。

2. 历史贡献：1983年发起复堂倡议，联络信徒、整理产权证明；主导1985年双堂修缮工程，坚持"修旧如旧"原则，保护双堂原始风貌；复堂后协助组织宗教活动，推动双堂功能恢复。

3. 遗存价值：其复堂相关文书、产权证明复印件现存于周村区宗教局档案科，为研究教堂复堂历程提供第一手资料。

结语

韩家窝天主教堂的140余年历程，以"东西双堂"建筑遗存为鲜明印记，是天主教在鲁中乡村扎根、发展、坚守的微观缩影，亦是德国与美国方济各会在山东传教沿革的实物见证。从1876年达济众、刘玉协同拓荒，到1883年西堂、1888年东堂相继落成；从1900年刘玉主导教难存续，到战争时期成为乡村互助核心，再到文革后在胡明吉推动下复苏及当代系统性修缮，教堂始终与周村乡村社会变迁同频共振。作为周村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堂，其完整保留的晚清至民国建筑形制、特色构件与文献档案，既印证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度，也与马路街教堂形成"乡村-城区"的互补格局，为地方史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与坚实依据。

附件：历史依据（GB/T 7714-2015规范著录）

一、史志类（专著[M]）

1. 周村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周村区志[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2. 淄博市天主教爱国会. 淄博市天主教史[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年.

3. 山东省宗教事务局. 山东宗教史[M]. 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

4. 《天主教中国教区沿革史》编纂组. 天主教中国教区沿革史[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

二、档案类（档案[Z]）

1. 周村教区. 周村教区早期教务档案（1883-1900）[Z]. 淄博：淄博市档案馆（宗教档案类），1883年.

2. 周村教区. 周村教区教务档案（1901-1928）[Z]. 淄博：淄博市档案馆（宗教档案类），1928年.

3. 周村区宗教事务局. 韩家窝教堂复堂档案（1985）[Z]. 淄博：周村区宗教局档案科，1985年.

三、政府文件类

1. 淄博市人民政府. 淄博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Z]. 淄博：淄博市人民政府，2012年.

2. 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 关于对《韩家窝天主教堂修缮保护设计方案》的批复（淄文旅函〔2021〕25号）[Z]. 淄博：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2021年.

四、权威来源

1. 抖音百科. 天主教周村教区(罗马教廷设立于山东的教区)[EB/OL]. 2025-02-13.

2. 抖音百科. 宗怀德(原天主教周村教区主教)[EB/OL]. 2025-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