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袍山上的那些人和事

夏了夏天

黄袍山，一座横亘在湘鄂赣边界的山。它没有泰岳的雄奇，没有华山的险峻，也没有庐山的云雾。它只是静静地卧在那里，像一件被岁月遗忘的旧袍，褶皱里藏满了故事。这故事，一半是青史丹心，一半是人间烟火。

山是有记忆的。它的记忆，刻在那些沉默的岩石上。大盘山金银冲的石洞里，明代知县朱世英题刻的“行雨龙王”四字，墨色早已被风雨剥蚀，但那份为民祈雨的虔诚，仿佛还在石壁间隐隐回响。再往前追溯，传说汉代长沙王吴芮也曾在此设坛，为焦渴的土地祈求甘霖。从王侯到县令，再到无数不知名的山民，一代代人对着这方石壁，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山不语，只是用一汪清潭，映照着千年的期盼与虔诚。这潭水，后来被唤作“金银冲”，名字里带着俗世的向往，可那源头，却是最朴素的生存渴望。

山的记忆，也流淌在文人的笔墨里。北宋的黄庭坚，少年时曾在此山间游历，留下“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的闲适诗句。那“鲁直第”的故居，或许还残留着墨香。清代的庠生吴家琏，用“天匠裁成褕制工，搜悬负扆卓东峰”来形容它的山形，说它春披锦绣，秋着黄袍，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裁缝。这些诗句，像山间的兰若寺、白玉寺传来的梵音，给这座刚硬的山，添了几分文雅的韵脚。

然而，黄袍山最深的记忆，是红的。

那红，不是枫叶的红，不是杜鹃的红，是血与火淬炼出的红。沿着白水崖瀑布旁的阶梯向上，便是黄袍山革命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五百八十四位英灵。最令人驻足难行的，是那座合葬的墓园——革命母亲黄菊妈和她的五个儿女，都静静地躺在这里。

我仿佛能看见，1929年的秋天，红九大队的旗帜插上了黄袍山。那个叫黄菊妈的女人，一个丈夫早逝、靠乞讨拉扯大五个孩子的农村妇女，站在自家破败的屋檐下。她对长子朝义说：“在家也没好日子过，为了穷人能翻身，你只有参加红军。”这句话，像一粒火种。朝义走了，朝炳、朝福、凤桂、满桂也相继走了。五个儿女，相继走进了那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也相继走进了历史的丰碑。从1930年到1937年，她的世界被一次次黑色的讣告击碎。她送走的，不是五个孩子，是她全部的血肉和未来。

她自己也成了“红军的妈妈”。湘鄂赣边特委的干部们，陈寿昌、傅秋涛、钟期光……经常在她那简陋的家里接头、开会。她把对儿女的思念，熬成汤药，缝进鞋底，倾注在这些“生龙活虎的后生伢”身上。红军转移后，白色恐怖卷土重来。五十三岁的她被捉去，坐牢、陪斩，受尽三十多种酷刑，几次死去活来。后来，她逃进深山，在石洞草棚里，像“白毛女”一样，过了近十四年野人般的生活。直到1949年通城解放，六十七岁的她才回到人间。

她回来时，新中国已经诞生。她打草鞋，把卖得的一万元旧币捐给志愿军；她以古稀之年参加集体劳动，被评为省劳模。1959年，她七十七岁，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朱总司令、李先念副主席接见了这位“红军的妈妈”。她活到八十九岁。湖北省长张体学为她写下挽联：“黄袍山，山山为红军圣地；吴菊妈，妈妈是革命母亲。”

站在她的墓前，山风呜咽。我想起白水崖瀑布。那被李白、黄庭坚赞为“华中第一瀑”的所在，在1931年10月的那场惨烈战斗后，清水变成了“红河”。赤卫队员黄三牙、黄四牙兄弟，子弹打光后，一人抱住一个国民党兵，滚下悬崖。那一次，牺牲的战士和无辜百姓有四百五十多人，荻田村因此绝户的有二十五家。瀑布轰鸣，那声音里，混着呐喊，混着鲜血，也混着一个母亲在无数个深夜里无声的哭泣。

如今，瀑布依旧飞流直下，冲刷着赭红色的岩壁。山下，红河电站的名字，静静地诉说着那段往事。

我沿着山道慢慢走，有驴友的队伍欢笑着经过，他们谈论着怪石嶙峋的“一线天”，他们在金竹坪的幽篁里拍照，在华罗寨的顶峰眺望连绵的风车，在谭家的古村落感受田园静谧。他们品尝着用山间茶油烹制的农家菜，惊叹于“本草天香”的醇厚。这是一座绿色的、充满生机的山。

历史和当下，红色与绿色，悲壮与宁静，就这样在黄袍山上交织、重叠。那晒过仙人黄袍的传说，那祈雨龙王的石刻，那抗金英雄方琼“一门三尚书”的故里，那诗人黄庭坚的牧童短笛，那母亲送别五个儿女的叮咛，那战士纵身一跃的决绝，那守陵人三十年的默默擦拭，那游客登山杖叩击石阶的清脆声响……所有的人和事，都沉淀在这件巨大的“黄袍”的经纬之中。

下山时，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回头望去，黄袍山静静地卧在暮霭里，宛如一个饱经沧桑却依然安详的老人。它什么都知道，它什么都记得。它用满山的青松翠竹，覆盖了曾经的伤痕；用四季的花开花落，抚平了历史的沟壑。而那些人和事，早已化作山间的风，林中的雾，瀑布的水声，和每年春天如期而至的、漫山遍野的野樱花。

山在那里，故事，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