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绝阴阳两个世界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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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究竟什么样的门一旦关上，便会将阴阳两界彻底隔绝？当灾难降临，曾经的幸福轰然坍塌。那一年，弟弟5岁，妹妹14岁，我16岁。

1962年，正值饥荒年月，我出生于山西长治。后来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从山西迁往川陕交界的大巴山深处——陕西镇巴县盐场坝。1973年搬到西安，正值我长身体，饭量很大，全家为此将细粮换成粗粮，才勉强够吃。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升入西安市第86中学。次年国家恢复高考，我读初二，学校开始重视学习成绩，而我却是年级里出了名的“打架王”，老师头疼，同学害怕。那一年，我还成了学校里最后一批“红卫兵”，袖标只戴了几天。

学习风气转变后，我的成绩进步很快。到1979年初三上学期，我已成为由后进转先进的典型，被选为班长和学生会主席，还加入了共青团。因进步突出，学校安排我在当年的“五四”青年运动纪念大会上发言，分享学习经验和体会。我本来成绩不算很好，语文尤其弱，讲稿在父亲一次次指导下才完成。5月3日晚上，定稿后我最后念给父亲听。他对我说：“讲的时候别局限在稿子上，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说出来就好。我平时讲话，也不受稿子束缚。”

第二天早晨，我正要出门上学，父亲叫住我，打量了我一下，忽然脱下自己的上衣，穿在我身上。衣服虽略显宽大，但还算合身。那是当时最好的“涤卡”布料做的，平整挺括。他摸了摸我的寸头，拍了拍我的肩。我稍退半步，转了个圈给他看。父亲点点头，把书包递给我，说：“别紧张，按自己想的讲。路上小心。”

下午，全校师生聚集在操场召开纪念大会。快轮到我时，我在台下反复整理衣服，心跳如鼓。不知怎么走上台的，只记得站到麦克风前，看见台下坐着一千五百多人，全都抬着头、睁大眼，仿佛在说：看那个昔日的“打架王”能讲出什么。我紧张极了，望着台下，竟忘了手中的稿子，脱口而出：“老师们、同学们，大家都认识我。我以前常被叫到校门口黑板报那儿罚站，‘黑名单’上总有我的名字……” 说着说着，渐渐放松下来。稿子本已熟记，加上心态平稳，后来的讲述流畅而坦然。尽管二十多年过去，那次开场的失误和发言时渐入佳境的感觉，我始终没忘。下台后，老师和同学都说讲得精彩，我一直沉浸在兴奋中。

下午回到家，我迫不及待等父亲下班。可过了平时下班时间，天快黑了，仍不见他回来。我家住在省煤炭厅家属院，办公楼就在前面。我正要去办公室看看，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母亲冲进家门，气喘吁吁地说：“吉光，快！你爸身体不舒服，得送医院！” 我急忙跑出去，见他坐在煤炭厅大楼前的台阶上，面色苍白，神情痛苦。看到我，他脸上掠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什么也没说。厅里的车来了，母亲、我和几位同事扶他上车。他说没事，只是胃疼。司机急忙开往第二人民医院。一路上，豆大的汗珠不断从他额头上滚落。

到了急诊室，我要背他，他却执意自己走，还要亲手写病历封面。我看着他极力控制颤抖的手，工工整整地写下：

金庆征，男，42岁，陕西省煤炭厅，主任工程师。

字迹虽有颤抖，却依然有力。医生让父亲躺下听诊，随后立即示意我和母亲到急救室外。父亲朝我们挥了挥手，门就被关上了。

那时我哪里知道，那是父亲一生写下的最后几个字，是他对自己生命的总结。那扇关上的门，竟成了将我和父亲永远分隔于阴阳两界的门。他那挥手，竟成了最后的诀别。他再也不会听到我讲述发言的经过了——这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还有一件事，让我内心长久自责：那天早上，我为什么要穿上他最好的那件上衣？

那天，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当医生走来告知事实，毫无准备的我们完全呆住了。母亲顿时站不稳，瘫倒在长条椅上。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不觉走到开水间，躲在锅炉后失声痛哭。司机师傅找到我，说：“孩子，你不能躲在这儿。还要照顾妈妈，还有很多事要办。”

这是我人生中从狂喜跌入至悲、反差最剧烈的一天。更是我们全家每个人命运急转直下、坠入生活谷底的一天——1979年5月4日。

那年，弟弟金吉明才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