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家的故事，笫三集，我的地方工作

子敬爷爷

修改《我…》第三集

第三集 目录

一、寻找工作---------------------

（一）转业改复原----------------

（二）结婚----------------------

（三）去镇江市找工作-------------

（四）搬进世媛的哥哥家-----------

（五）住进外贸大楼---------------

（六）智救劳动局长武毅------------

二、重庆无线电二厂-----------------

（一）分配到重庆无线电二厂--------

（二）外贸大楼的遭遇--------------

（三）到武汉电子厂学习

世媛在上海生了小李亚--------

（四）带着新生婴儿回重庆

李亚受到邻居和同事们的宠爱--

（五）给邻居小朋友讲故事----------

（六）向阳院---------------------

（七）小李亚和小张渝同我在一起----

（八）市里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九）来家要我到工厂--------------

（十）二厂的办法（重点）----------

（十一）世媛和小李亚的一些事------

（十二）母亲的信------------

三、无线电三厂--------------------

（一）基建科采购员---------------

（二）销售科副科长---------------

（三）偶迂军校的姚赛夫政委-------

（四）无线电三厂副厂长-----------

（五）深圳工厂厂长---------------

四、我家的另外一些事--------------

一、寻找工作



（一）转业改复原

一直以来，部队对干部的转业很负责。都是由部队派自己的人到地方上把转业干部一个一个的安排好，尽量满足转业干部个人的要求，直到落实好哪一个人，那个人才离开部队。没有落实的，就呆在部队里等待。所以，那个时候，每个转业干部都安排得比较满意。

可这两年改变了，是部队把确定的名单交给地方，由各地市一级的组织部门来安排，部队只是把档案寄过去，其他的事就不管了。

1965年底，我转业的通知终于下来了，被分配到南充市。学校用汽车把我送到北京火车站。我乘火车到天津，那时世媛和母亲都在天津四哥家。在天津过完年后，我乘火车到重庆，再乘长途公交到南充市。

离开重庆去南充的途中，看见到处都是“打到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李井泉当时是西南局第一书记）之类的标语。我朦胧的感觉到有点政治运动的气氛。但是，还是习惯地以为是李井泉个人出了问题，是上级的布置的。万万想不到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后来李井泉被红卫兵斗得很惨）

到了南充市后，天色已晚，我背着行李到处找旅馆，可家家都客满。最后，我在一个小旅店的小客厅里坐着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到南充市的人事部去报到。传达室的人带我到了一个房间，那个房间的格局很奇怪，房间很大，但是，一间房子从中间分成高矮不一的两个平面，高低差有三、四十公分，高的那一半有四、五个办公桌和一些柜子，低的一半空空的。

我说明来意后，他们搬来一个椅子放在低的那平面的中间，让我坐在那椅子上。高的那一半，平面上摆放的桌子也怪，它们的方向都是垂直于高低地面的分界线的，也就是说，每张桌子都与我垂直的。

我坐在周围空旷，又比别人低一个台阶的椅子上，说话时，必须仰望着他们，他们不仅是俯视着我，而且对着我的是他们的侧面。这种场面一开始就让我感到是在受审一样。更气人的是，他们态度之冷淡和不负责任，我从未见过。

一般地说，来了一个新人，组织上会表示一下（真正的或假假的）欢迎，至少会寒暄几句。然而让我坐下之后，他们却沉默不语。各人低着头做自己的事，或看文件或看报纸或喝茶。

正对我那张桌子坐着的人，显然他是这个部门的头。我问他：对我的工作怎么安排？他用很低的声音、懒洋洋的回答说：现在不好安排。我说：那么请先给我安排一个住处吧。他还是说：现在不好安排。我告诉他，现在外面的旅馆都是客满，我昨天晚上好说歹说，人家才允许坐了一个晚上，你无论如何得找个地方让我睡觉啊。他说：我没有办法。不管我问什么，或提什么最起码的要求。他的回答总是那两句话：“不好安排”和“没有办法”。我说：那我晚上就暂时睡在这个办公室或传达室吧？他说：不行。

我给他讲道理，我说：我作为转业干部，你们作为接收转业干部的组织，有责任安排我的工作和住宿。我已经离开了部队，只有依靠你们，你们怎么可以不管呢？但是，不管我怎么说，他就只有那两句话。

我有些火了，生气的说：你们既然不能安排我，就不要接收我的档案呀！现在你们接收了我的档案，又不安排我，那干脆把档案拿给我退回去吧！没想到这个一直慢吞吞的人，却动作很快地拉开他的抽屉，取出我的档案塞到我的手里，说：“给你”。

当时，我本来是应该说：“请给我退回去”，却口误说成“拿给我退回去”。显然那人是个老油子，我的话刚一出口，他就借机把档案快速的塞给我了，原来档案就在他的抽屉里。我在干部处工作过，懂得档案不能由自己保管。但是，在那种气氛中我根本不可能多想，接过档案起身就离开了那房间。

我拿着自己的档案回到重庆，通过书信把事情经过向部队作了汇报。部队表示很同情和关心，同时建议我把档案交回南充，向他们认个错。我向部队说明我对南充完全没有信心，他们根本没有安排我的意思。最后，部队同意我把档案寄回部队重新安排，但是要想留在重庆，只能作复原安排了。

后来我才知道沿途看到的那些“打到李井泉”的标语，和南充组织部门不能接待和安排我的真正原因：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四川开始了，各级组织已经瘫痪了，红卫兵小将们已经在揪斗走资派了。当官的个个都胆战心惊，哪里还有胆量和能力来安排新来的干部啊。

因为文化大革命，部队改变了对我婚姻的态度。因为文化大革命，南充市无法安排我的工作和住宿，我被复员。看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不知不觉的被卷进去了，成了受害者，并注定了要改变我的人生方向，让我由一个所谓的有发展前途的军官，变成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没有工作没有自己住房的市民。

（二）结婚

部队跟重庆市有关部门联系后，指示我把档案寄回部队，他们把档案送交重庆市劳动局。

我到重庆市劳动局报到时，一位姓张的局长办公室主任接待了我，叫我等待通知。这时，时间已到了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在重庆已经闹开了，我再次去劳动局时，已找不到能够表态的人。会议室，办公室到处都是各路造反派。我只能渺茫地等待。

这期间，我没有被安排工作，也没有自己的住处，只能住在纯阳洞家里。纯阳洞家是一栋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楼上楼下各有一大一小两间。大间约30多M²，小间约10多M²。

本来想落实了工作和有了自己的住处再接世媛来，现在看来这事遥遥无期了。于是，3月8日，世媛从天津来重庆，我们4月5日办理结婚登记，4月21日举行婚宴。

那时的婚宴很简单，就在纯阳洞家里举行，两张桌子。参加的是自己的家人和近亲们。有李外婆、娘、二姨嬢、大哥、大嫂、四妹、六妹、十二、十三、张世琦、陈维莲、黄维德、冯裕钧，和还是小孩的李小玉、项小鹄、李艳、张继英、黄霞辉。

结婚新房，是李外婆原来住的二楼的大间，她搬到二楼的小间，把大间临时让给我们。

朝杰和世媛结婚后的照片

说到结婚，不得不说一个相关的故事。就是部队在婚姻事情上批判我的同时，还有两个同事与我的情况相似，只是他们没有像我这样受重视，更没有像我这样公开对抗，因此没有像我这样受到大会公开点名批评，更没有组织专门的“小组帮助”。组织上对他们采取的态度是：要嘛服从组织，要嘛转业走人，两选其一。但他们的结局也跟我不一样。

其中一个是政治部的干部（少尉），很早就“投降”了，留了下来。

另一个是训练部的孙绵章（中尉），他的未婚妻所在单位，比我们部队更保密，但是我们的政治部左得可爱，非要强调女方的家庭出身不好，宁愿让他走人，就是不批准他结婚。他转业到湖北。本来，女方的单位对男方没有什么反对意见的，可是，现在女方单位见男方转业了，不同意了，女方顶不住压力，两人终究分离了。

也就是说，我们三个同病相连的人，只有我 (当时是上尉) ，是上级想留下的人，最终还是转业了，但是，达到了与我相爱的人结合的目的。

（三）去镇江市找工作

结婚后，一直在家等待劳动局的通知，时间已到夏天，文革越闹越凶，劳动局方面却了无音信。而我的复员费2900多元，己快用完了。

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随后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三家联暑发表，宣告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正式来临——文化大革命由此全面爆发。

在世媛父亲的提议下，我准备到镇江市去见世媛的表嫂的姐姐吴友廉和其愛人曾如清，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

那时曾如清是江苏省军区副政委（少将）。其妻吴友廉，是镇江市监委书记。

1966年夏天，我告别世媛，独自乘火车前往镇江。到镇江后，发现那里文化革命闹得比重庆凶。经常有造反派游行。街上还立了一条长长的牌子，供群众张贴大字报。

一天，在半夜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世媛的大姐张克勤蹑手蹑脚地叫世媛的爸爸把她的一些首饰藏在房门外、院墙边的柴火推里。她说怕红卫兵来抄家。因为她的女儿蔡玲读高中，是红卫兵，此前就引红卫兵来抄过她的家，已经抄走了不少的东西。

不过，她的女儿蔡玲也没有因此被认为与家庭划清了界限，后来，高中毕业时，仍不让考大学，分配到一个钢铁厂，开始的工作是拉煤炭。

一天，世媛的爸爸引我去医院看望吴友廉。吴没有一点官架子，躺在病床上，很热情的接待我们。谈话中，我感觉到她已经受到文革的影响了，是以有病住院的方式，一来治病，二来躲避文革的冲击。

因此，我只是与她互相寒暄，没有提出请她帮忙寻找工作的事。我想这个时期曾如清也会受到同样的冲击（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就没有再去找他。在镇江呆了大约一个月，我便返回重庆。

在镇江时，世缓的爸爸陪我到各个旅游景点玩耍，这是镇江有名的景点之一：焦山。

我穿的那仵大衣，就是世媛爸爸原来的大衣，在重庆为我改的。

　　

（四）搬进世媛的哥哥家

当我还在镇江时，重庆市在枇杷山公园，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抄家成绩的展览。

这个展台上，我家被收缴的物品有古书、古画、磁器、“发报机”和“变天帐”，还有清朝官服、金锭和银绽。

其实那“发报机”，是我转业前在北京买的留声机。那“变天帐”，是我抄写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词的笔记本。而那些官服、金锭和银锭不是我家的。

我在镇江时就写信告诉世媛叫她给李外婆和娘讲，要清理一下家里有没有“四旧”的东西，并请告诉外婆，她做的三寸金莲穿的绣花鞋，赶快烧掉。否则这些东西也会放到枇杷山公园的“展览会”上了。那大批的绣花鞋，是从娘嫁到我家后，外婆没事就做的，做了好一大批，如果留到现在就有价值了。

回重庆后，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从纯阳洞我的家，搬到解放碑旁的八一路（现在的好吃街）世媛哥哥的家。

搬家的原因有二：一是躲开红卫兵的骚扰，他们催着世媛下乡或回镇江。二是李外婆老念叨七娃子要回来了，住哪里哟？

世媛哥哥的家非常狭小，只有9平米，呈长条形，根本放不下两张床。只能用箱子把木板抬到比床高，木板的一端放在箱子上，另一端架到下面的床架上，形成一个错开的两层床。哥哥、嫂嫂和他们的大女张继英睡下面的床，我和世媛睡上面的木板。

她哥哥家的面积，只有 9平方米。5个人就这样挤下来。但是两对年轻人，太不方便了。

为了不过份打挠世媛的哥嫂，那年夏天特热，每晚前半夜，我和世媛都坐在解放碑下的栏杆上，边乘凉边看着身边那些自由自在的、优闲的走动的人们，心里实在难过，我的复员费己快用完，不知何时才有工作，这样坐吃山空，比起那些幸福的人们，自已感觉好可怜！

那个时代，没有电风扇，身上热了要驱热，只有拿在手上用的扇子。

重庆人喜欢晚上在马路旁的人行道上，搭个凉席睡着乘凉。我和世媛就这样每晚先在解放碑下的栏杆上坐一阵，再到八一路马路边的人行道上睡上半夜，等到下半夜了，再回到房间里。有时夜深了，街上睡觉的人都回室内了，只剩下我们俩人，会遇到警察，声称为了我们的安全，驱赶我们回屋里去睡觉。

（五）住进外贸大楼

后来，我找解放碑和七星岗的房管所，讲了我是部队转业的，碰到现在文g，在等侍安排工作，请他们帮助我安排住处。他们都很热情，待了一段时间两个房管所都给我安排了住房，我选择了解放碑的住房，放棄了七星岗的住房。

解放碑住房名称叫外贸大楼，居住的多位都是市里的领导干部。现在分派给我的，是重庆市经委主任刘廉清的住房，两室一厅，他有两儿一女，都在读初中。

我们住进来后，了解到我们搬进的是刘的客厅。刘住的是一个小间，只能放下一张大床和一个书桌。他的两儿和一女都是初中生了，三个人却同住一个仅能放三个单人床的稍大一点的房间。

此时，文g已进行到激烈阶段，刘已多次被拉到街上戴上高帽子游街。所以房管所认为他们占用的住房过宽，要求他们腾出一间，于是刘把他的客厅腾了出来。

没多久，我们同一层楼的隔壁也叫腾出了一间房子，也是客厅。那房屋本来是重庆市医药公司的经理兼书记安伯伯住的，他也是几次被拉到街上游街的。他们家除了老两口外，还有三个女儿，都在读初中。

这两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本来住得就不宽敞，现在却要腾出一间，确实不合情理。我们搬进去后，大家相处得很好。

楼下一家，重庆市公安局的处长，也是1938年参军的张慕良。他家两口子，还有三个女儿和一个有残疾的儿子。

尽管文g运动，开始是针对当权派，但我们与这三位老干部及其儿女们的关系却非常好。直到我从深圳退休后，儿子李亚结婚时，公安局的张慕良处长还与我一家人同坐一桌祝贺李亚夫妇。他们几家的子女在我退休后，也来我家看望过我们。李亚也去他们家看望过刘廉清和安伯伯的儿女。

在外贸大楼，我们这个单元的三位“三八式”的老干部，年龄都不老，四十多岁到五十来岁。其中两位可能是长期受文g批斗的影响，在文g后期患癌症去世了。

第一位去世的，是我们住在他家客厅的重庆市经委主任刘廉清。他是一个好人，文g中，他被不断拉出去戴上纸质高帽子游亍。但他竟在我厂的民兵来家抓我时，叫我躲藏在他居住的房间里。文g快结束时，他还坐着市委的小汽车，去我夫人当喷漆工的沙坪坝区汽车修理厂看望我的夫人，其目的是提醒人们对世媛的观注。也因为他去了世媛所在的工厂，该厂的厂长也是“三八”年入伍的张如根与他相识了，后来张如根几次来他家看望他，顺便也到我家聊聊天。

刘廉清病重时，我和世媛去医院看望他，他患的是肝癌，那时他己非常疼痛，无力讲话了，只能弯着身子躺在病床上看着我们，我们也为他极其难过。

他去世后，留下两子一女，都是初中学生，没有了父母。

第二位去世的，是同一层楼的邻居安伯伯，是一位对人十分活气的人，也是一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常被他的单位拉出去批斗。他在文g快结束时，患肺癌在医院病逝了。

　 （六）智救劳动局长——武毅

现在把故事拉回来，继续讲我自已的故事吧。

1966年秋，一天，一个人来找我。这人叫李家烈，他也是复员的干部，在部队时他是中尉。他说他在劳动局见到了我的七哥李朝礼（转业前是中尉），还见到了从部队下来在劳动局要求安排工作的复原兵：李乾斌、谢兵、黄桐木、黄忠城.....等等，希望我去劳动局和他们认识。于是，我和这十几人相识了。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邀约一起去劳动局。（七哥是转业，没有参加）每次见到的，除了各个办公室里里外外挤满了各处来的造f派外，找不到劳动局的人。

有一天，听说劳动局长——武毅被XX造f派揪到了正在一个办公室里批斗。李乾斌带着我们说：我们是部队造f派的，正在找武毅，现在请把武毅借给我们，一会送还给你们。说完我们十几人一轰而上，把武毅夹在我们中间离开那个办公室，来到我们所在的办公室。武毅不认识我们，不知我们的用意，有些惊慌。我们叫他坐下来休息一会，然后待人们不注意时，几个人把他送出了劳动局。

此后，武毅来探望刘廉清时，发现我与刘是邻居。于是，每次来看望刘廉清，都要进我家坐坐，顺便聊聊天。

二、重庆无线电二厂



　　（一）分配到重庆无线电二厂

1966年秋末的一个周日，我家突然来了三位军人，他们都穿着红色领章的军装（我国于1965年取消了军衔，1988年才恢复），其中两位是我在坦克二校时的好友卢奕然和罗明清。还有一位我不认识、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军官，显然是他们的头目。他们都是刚到重庆空气压缩机厂（实际是生产坦g）当军代表的。

那位年龄大的几次问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就转业复员了，为我感觉挽惜！我无法简单回答他，我的两位朋友迅速拉开话题，谈别的让人高兴的事情。

看到了我的二校老朋友们来家看我，我的心里好温暖，这是我从部队到地方以来最愉快的一件事。

此前，坦克二校修理教研室的教员李中凡，调到重庆杨家坪的一个仪表厂（也是军工厂）当军代表，我们常有联系，他己有两个小儿子，多是我与世媛去他家玩。

这次，我不知道他们三人怎么知道我的住址的。而且在二校时我们不是一个教研室的，罗明清是制图教研室，卢奕然是坦克原理教研室。这使我联想到在二担校当我被政治部朱主任大小会点名批评时，虽然台下一片寂静，但大家心里确是同情和支持我的。我想谁也不会从内心同意、把一对相好三年的“未婚夫妻” ，没有合理的理由就任意撤散的吧！

1966年底，大概是因为我们救过市劳动局长武毅的原因，劳动局的办公室张主任，将我们7人安排到重庆市电子公司，而后我和李家烈、丁正央、谢春友、黄忠诚被安排到重庆无线电二厂，李乾斌安排在重庆可变电容器厂，黄桐木安排在重庆无线电一厂。

无线电二厂是才开始组建的，目标是生产晶体三极管。工人从南岸针织厂和南岸棉纺厂陆陆续续抽调而来，我们来工厂时的人数不到200人，后来增加到700多人，厂长兼书记叫阙立华。

我由转业改为复员，即由干部转为普通工人。工资也由部队的干部级别加军龄加教龄的补贴，每月 135元左右，下降到四级工人的每月43.5 元了。

当时工人的最低级别是三级，也就是说我仅比新参加工作的普通工人高一级，相当于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没有什么工作经历和熟练技术的、刚开始工作的、年龄较轻的新工人。

现在想来这是相当不合理的，那时，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刚参加工作时，每月也有 60 多元。何况我是有十几年教学经历的、军队重点学校的重点老师，复员后，竟与文化不高的、十几岁到二十来岁的“新”工人一样了。

但这就是当时的政策，我认为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被后来的厂长和新来的职工怀疑、是有问题被部队裁减下来的，新来的厂长也为了提高自身的威信，和落实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才把我关押和批斗了大半年，並使我不仅工资待遇低，而且社会地位也低，很困难的渡过了十年多。

不过，那时我和我们工厂职工的关系非常好。运动开始时，造F派只是针对领导干部，没有发生群众间的武斗。每次两派不论那派在市里大游行的时候，我家都很热闹，因为我厂总有十多位年轻人，要来我家的晒台上观看游行。大家都把游行当着平时的热闹来看。

后来文g发展了，市里各个工厂大都停产了，两派互相争斗。这个时候，无线电二厂本来就没有生产，也被迫停止了组建工厂的工作。

我们工厂也成立了两个造F派。市里的两派十分对立，后来并形成了大的武斗。而我厂的两派从来没有过武斗，也没有互相攻击和漫骂，连广为流行的大字报也没见到，只是互相不往来。我们这一派，仅让厂长一个人在车间里接受了两次文明的批判。另一派也只把厂长拉到本区域的街道游街了两次，也只有一个人打过该厂长。

后来市里两派武斗很兇猛了，再后来听说其中一派要来占领我厂附近的汪山了（抗日时期蒋介石的住处一带），我厂的两派就动员大家各自回家避开。因此，我厂两派的成员，在整个文革的武斗时期，是各自在家里或其他安全的地方。

（二）外贸大楼的遭迂

我家在市中区解放碑附近的外贸大楼上，后面有两栋五层楼的高楼，原都是某派的，不知什么时候其中一栋变成了另一派了。有一天，某派向另一派发起进攻。进攻的方法真的太吓人了。它是用一个普通的、单层的竹楼梯横跨在两个楼的楼顶上，两个楼顶的距离大约有四-五米。进攻的人都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他们手拿着钢钎，脚踩着楼梯，十几个人，一个个的通过。幸好对方的人心软，没有人来推翻楼梯，否则，将会有更多的死伤者了。最后是爬过楼梯的一方胜利了，另一方逃跑了。

几天后，嘉凌江河对岸的军工厂用高音喇叭连续的喊道：外贸大楼的居民，你们快点撤离，我们要开炮了。

果然，不久就开炮了，第一炮就打进了我的家。炮弹穿过窗户，打到家内门口的墙上，反弹转弯穿过两道没关闭的室内的门，落在走道上正是人们现在集中的地方，人们马上散开，炮弹却以非常快的速度不停的原地旋转，幸好没有暴炸。

人们本来是听到工厂的喊话，才躲在走道上的。那知道炮弹碰到墙上、也会转弯，而且还穿过两道门，落在室内的走道上旋转，现在胆小的人更害怕了。

于是，下一次河对面的军工厂喊话时，外贸大楼的居民就只有往下跑，从楼外转回到本大楼的地下室去躲藏。地下室本是一楼商店堆放物料的。

我们正在往楼底下跑时，听见一楼糖果店里有人在哎呦哎呦的叫，我（住四楼）和五楼的一位中年人马上回过头来，把糖果店的木条门打开，把那个为偷钱而受伤的人救了出来，并把他送到附近的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这人是手榜中了一颗炮弹，那炮弹还插在他的手榜上。

几天后，我看见在我们外贸大楼搂底门前的街道上，躺着一个已被枪弹打死的中年男人。这人一直躺了一天，第二天才被人收尸搬走了。

外贸大楼不能再呆下去了，我和世媛两人却找不到居住处。后来，同为二厂职工的韩小兰把我俩接收了，去住在她家。她家本来就有她和她妹子，妈妈和奶奶三代4个女人，现在加上我和世媛共6个人了，每天连吃带住的，而且我一个男人，实在不方便。居住了几天，战火少些了，我俩才又回到外贸大楼，而后我们用了两床厚棉被，把窗户和晒台的门封死，让它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挡住飞来的流星似的枪弹或炮弹。

战火结束后，我数过外贸大楼墙外的三七炮的炮眼有30多个，但都是弹头没有装炸药的。如果弹头打中就爆炸，那惨状就更大了。

（三） 到武汉电子厂学习

世媛在上海生了小李亚

1967年冬，工厂准备开工了，由我当头，领导20多位小靑年去武汉的一家同类工厂学习。

世媛也怀孕并己临近生产，她跟着我们先到武汉，然后独自去上海。

到武汉后，每个人都有自已的岗位，只有我一人独立。一天，下班后我正在电镀车间坐在电烘箱的门前洗脚，突然烘箱爆炸了，箱门飞起来把我打倒在3-4米远的地方。原来是该车间的员工用酒精洗了电子元件，没有让它干澡就忙着放入烘箱造成的。幸好前面没有放物件，否则我会被很严重地碰伤的。

武汉学习结束后，重庆的武斗还没完全停止，我厂又处于停工状态了。

这时，世媛己生育小李亚10多天了，于是我去了上海。见到了李亚的第一面，真的很高兴！而世媛也长得很胖了，她去街上买衣服，上海商店的店员都很客气的笑着说：没有你能穿的哟。

　　（四）带着新生婴儿回重庆

李亚受到邻居和同事们的宠爱

1968年3月，我到上海两个月后，报纸上登载了中央严格要求各地停止武斗，工厂复工，学校复课闹革命。我即带着世媛和新出生70天的小李亚乘船返回重庆。

从上海到武汉，长江河面宽、水也深，行走的是大船。从武汉到重庆河面窄，那时还没有修筑山峡大坝，只能走小船。所以，到重庆的人必须换船。

我们需要下这艘大船，上另一艘小船。当世媛抱着小李亚上岸时，小李亚流屎了。在这深冬的寒风中，只有在武汉大桥的栏杆旁给他更换尿布。换完尿布后，我让世媛把小李亚抱起，让他露出臉面来看看这个中国的第一座大桥，也是当时长江上唯一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并给他在大桥上和上了小船后照了相片留作纪念。

图：刚出生70天的李亚观望武汉长江大桥。

图：刚出生70天的李亚，在回重庆的小船上离开武汉。

　 （五）给邻居小朋友讲故事

那时，工厂还未正式上班，一些手抄的小说在暗中传阅。一本名叫《一双绣花鞋》的小说传到我手中，讲的是反特的故事。我看完后，讲给张莉和张玲，结果三楼和四楼的小朋友每天晚上都要到我家来要求我接着讲。每讲到恐怖处时，小朋友们都显得十分害怕，有的用手遮住双眼，有的双手抱着旁边的人，但仍要听下去。后来《一双绣花鞋》讲完了，又要我讲《福尔摩斯侦探案》，每晚吃过晚饭后，我家就成了三、四楼小朋友聚集的地方，好热闹。这些小朋友除张莉读完了初中己毕业外，其余都是读初中的学生。

图：李亚半岁了。

（六）向阳院

后来，时兴在家属区成立“向阳院”，也就是把一个院子的人组织起来互相监督。每晚上要集中起来在主席像前“晚汇报”，实际做法就是大家在主席像前，由一个人领头带动大家背诵几段主席语录。

我们这个“向阳院”由我、世媛和邻居王秀英孃孃带头，加上三楼和四楼的孩子们组成，地点就在我的家里。每天“晚汇报”时，小李亚就站在腾椅上跟着我们一起很高兴的举起小手挥舞。

这时，是最盛行挂毛主席像章之时，每个人都要很正规的在左胸前挂上一个像章。

那时，像章很珍贵，每个人都会向各个方面去多要。所以，我家也和大家一样，有了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很精致的像章，一共有几十个吧。

除了全家每人戴在身上一个外，多余的就怕万一不小心，遗失在地上，于是我们都很正规的包装起来，收藏在晒台上的柜子里。

后来，邓小平掌权时，要求把像章收回上交了。其实，这时我们才放心了。因为当时有人不慎，把像章掉在地上，被人踩了，就可能有人揭发他是对主席“不满”，而当成“反革命”被斗争的。

我们的向阳院，其实还很不错，因为大家平时都很要好，在一起统一朗诵一下语录，既方便又很高兴。除了我、世媛和王孃孃三个大人外，其余都是在一起玩耍的小孩。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开始了全体中学生去农村的上山下乡运动，这三家的孩子中，除了楼下张慕良的儿子患过小儿麻痹症，和刘廉清的大儿子精神不清外，其他的孩子都符合去农村的条件，其中张慕良的大女儿是初中毕业学生，其余的全是初中生。

当这些孩子去当“知识青年”后，外贸大楼开始安静下来。直到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这些孩子才全部回来。

刘廉清的二儿子新华上了大学，毕业后与安伯伯的女儿安莎结婚，分配到一家银行担任工会主席。大儿子新亚精神有些问题，摆摊卖小吃，不久去世。女儿新霞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在空压厂（造坦克的工厂）当工人，后来与另一位高干的儿子结了婚。

　　（七）小李亚和小张渝同我一起

自从外贸大楼的孩子们去农村当知识青年（后来都称为“知青”）后，小李亚和世媛就经常同我一起，住在南岸清水溪山上的男工宿舍里，与男职工（4人）一个房间。

那时工厂初期的车间和宿舍，全是利用解放前外国人的私房建立的，所以房间很大，我们住的这间，比现在工厂宿舍两个房间还大一些。我们用纹帐把床遮起来。

世媛在宿舍旁边的一个小操场上，拉了一根绳子梆在两棵大树上，用来晒李亚的尿布。

李亚的尿布很多，一部分是买的，一部分是用旧布仿照其式样由世媛自己做的。那时候，我家有一台用脚踏的缝纫机。

世媛爱清洁，给李亚换尿布很勤，树上随时都有凉晒着的一长排尿布，就像军艦上掛的旗子一样。二厂的同事就给李亚取了一个即好听又灰谐的混名——小艦长。

世媛的嫂嫂，是建筑单位的工程师，晚上不能回家，睡在工地处的帐篷里。一次，我和世媛的哥哥去她的工地见了她。我把她的小女儿张渝接到工厂来，把这个单人床用木板加宽，晚上，两个小孩就和我们睡一个床。（世媛哥哥的大女儿在托儿所）

我们和两个小孩，每天可以在山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木耳，还养了很多小鸭子。这段时间（我进学习班之前），是我来无线电二厂后，最愉快和最自由、但很短暂的日子。

这段时间，因武斗严重，工厂的设备也尚未备齐，所以，虽然上班，但无工作可做。

　　（八）市里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自1966年5月16日，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发出后，一切都被“清除“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推动，到1970年初已席卷全国，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干部、学生、教师、普通群众，任何被认为可能与“五一六”有牵连的人，就被视为反革命份子而受审查和批斗。

1971年初夏，市里决定由军队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集全市各工厂两派的头目到这里来集中学习。

我们工厂在我们完全不知情的条件下，指定我这一派的我和两位骨干参加。我个人估计，这是从市里电子局新调来的厂长顾毅安排的。

说明一下：新来的这位厂长願毅，从他来我厂到他被调回电子局，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整我，却没有和我单独见一面，也没有单独谈过一次话。直到几年后，我己调入三厂，到电子局办事，偶然碰见了他，双方客气地打了一次招呼。

再说明一下：一、我当本派的领导，我自已並不愿意，是被群众选上的。二、我也不愿意当革委会的成员，两派联合后，选举革委会时，我得的票数较多，是我自己谢绝了，才未成为革委会的委员。

我猜想，安排我去学习班，是不是因为我在厂内威信偏高，与老厂长阙立华的关系相对于另一派好些，而我的待遇仅是四级工人；另一个理由可能是：我一个上尉军官，居然不是共产党员；或者是两者相加。其他的方面我真的想不出任何理由了。

我们去了学习班后，才知道我己被安排为副班长。但学习班几百人中，其他的正副班长全是军人，说明学习班的领导可能看过我的简历，认为我可以信任。

学习班的地址开始在重庆建工学院，后来搬到重庆大学。学习和生活都在一个大搂里，但不准出该楼房的大门，门口站有揹着枪的警卫。

到重庆大学后，学员们提意见，才取消了警卫，学员可以到挨着本大楼的操场上游玩，但不能回家，家属也不准来看望亲人。后来放开了，少数学员可以在周末因事请假回家。

世媛也曾带着小李亚来看过我。有一次同学们还腾出了一间房间，让我们住了一晚。

图：世媛带着李亚来学习班看我。

我这个班10个人，由三个单位的派头目和骨干组成。包括我厂、重庆烟厂和一个机械厂。重庆烟厂是两派都来了人。全班双方各占一半。

我们的班长在军内的职务是排长，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对我也非常信任，他把整个班都交给我管，由我来组织大家学习和讨論，他只管纪律。

所有的班都是两派的人组成，都会有不同的观点，很难统一。但是，我能把双方控制住不让争吵继续下去，由此全班很尊敬我，凡有激烈的争论发生，当达到一定程度后，我叫停，全班的人就停了下来。茶叶厂的那位，后来当了重庆市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他本来是我的对立派），在我退休后，也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常在一起聚聚。

我认为学习班的领导及中队长也很有能力。我是这样判断的：来学习班的人，都是各工厂当权派的领导指定的，也就是领导不喜欢的人，但现在来到学习班后，每个班是两派人坐在一起，却没有闹出什么大事来。

学习班开办了大约两个多月，突然叫停（我至今未弄清楚什么原因要叫停）。而且不是正常结束，因为很多工厂派人来，要帶他们工厂的人回厂挨批斗。

我班的一位在机械厂工作的同志，他的单位来人要他回厂。他急了，跟我们说他是被误解的，因为他听到室外的锣鼓声时，说了句是哪里死人啦？现在要他回厂交待。

　 （九）来家要我到工厂

二厂的民兵第一次来市中心的外贸大楼我的家抓我时，隔壁的重庆市经委主任刘廉清在家，他连忙叫我去他的那个房间躲避。结果我厂的两个揹着步枪的民兵，没有找到我。

第二次来时，刘不在家，我也不想再躲避了，于是从墙上取下主席的像，拿在手上，跟着他们两个民兵走了。

路过解放碑时，看见碑的身上也贴有“打倒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李朝杰”的标语。显然这是我们无线电二厂的人贴上去的。

我的双手拿着主席的像，好好的走在他们俩的前面，他们不敢侮辱我或让我很难堪。就这样走到河边，上了船，走上山，来到了我们的工厂。

然后把我关进我厂新修建的、还没安装生产设备的、空旷的一座两层楼房的一楼的一个房间里。关押就从此开始了。

　　（十）二厂的办法（重点）

然后，每天有二、三十个人来到我住的这栋楼的一个大房间批斗我。我始终不发言，他们只有喊口号或推拉我。

来斗我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是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和几个复员军人。

见我不发言，就决定在当时我厂最大的房间——工厂的饭厅里，召开全厂的大会批斗，我还是不发言。他们上台发言的人也没有一个人讲我犯了什么错，只是上来就用大帽子压我和呼口号。如此返复多次，大概用了三个多小时，大会结束，我被押回关押之处。

但批斗大会上，我仍没有见到我厂的新厂长顾毅。

此后，我开始发言了。但内容总是自已有错，对不起主席之类。开始他们高兴了，但久了，就发现我总是没有具体内容，又开始发脾气了。

这样搞了很多次之后，他们不来人了，要我写文字交给他们。因为我写的文章大同小异，开始是两三天交一次，后来时间越拖越长，最后就没人要了。

再后来，不仅没有人要我交文章，而且没有人来过问了，但我这个人却仍然被关押在这个房间里。民兵们仍然每天几班倒换，揹着步枪把我这个“犯人”监管得严严的。

只有吃饭时去饭堂，才可在一个民兵揹着步枪的押送下走出关我的房间，但在来回的路上，碰见的职工都有意躲开我，害怕接近我。这种只有自己一个人被长期受孤立和关押，其难受的姿味，未经过的人恐怕是想不到的。我甚至想以了断自已生命来表示抗议，但我有相愛的妻子和一个小小的儿子，我走了，他们又怎么办？

而且对我的监控非常严格，这个房间，白天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晚上来睡觉的却是4个人。且同睡一张用木板临时铺出的通铺。我睡中间，一边睡的是工厂革命委员会姓易的委员，另一边睡的是两个交换睡觉的持枪民兵。

冬天到了，民兵们在大楼的走廊上，离我住房门口不远处烧起了一个大火盆，几个民兵就在火盆旁边烤火边站岗。这些民兵，是我去毛的学习班期间来厂的，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只能在房间内挨冻和观望他们。

一天，我去厕所大便（民兵在厕所外等我）那时，都是用公用厕所。似乎正巧，我的朋友复员干部李家烈也在厕所里，他告诉我，要我明天这个时间再来厕所。

第二天，我按时去到厕所，见到李家烈已先到了，当我蹬下后，他就举手从隔墙上丢给我一个大纸卷，我检起纸卷藏在衣服里。回到房间偷偷打开那纸卷，它告诉我电子局派来了工作组，并告诉我外面大字报的内容。

看完了那纸卷，但如何处理那个纸卷成了问题，一旦被发现，肯定要追问谁给的。没有办法，我不得不学电影上的革命者，用自己的嘴巴来解决。这纸是普通的信纸，有好几张，每张大约25×18 cm，我分几次用喝水的办法来稍稍吞食，到夜晚之前终于解决完毕。这是我一生唯有的一次把纸张当饭吃。这事，我没有向任何人诉说过，但我终身不会忘记。

在一次由民兵揹着步枪押着我去饭堂吃饭时，看见一位估计是工作组的成员，我等他吃完饭走出饭堂时，连忙甩开揹枪的民兵，往前跑到他的眼前，跟他说了我要向工作组的同志汇报，并简单跟他说了我的情况。

几天后，工作组的丁睛清和刘同志到关押我的“监狱”找我，我向他们谈了详细的情况，并告诉他们我虽然是一个派的头目，但没有犯什么错误。而对方的做法，目的是要我承认自己有很大的罪过，但又不告诉我是什么罪，更拿不出事实来证明我有罪，只是大会、小会的批斗，想让我自己编出来。并且要民兵揹着枪，把我视为敌人长期的关押。晚上还有革委会的一个委员和两个民兵来陪我睡在一个临时搭的木板床上。

工作组的丁和刘两位，虽然只是听，没有回话，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听进去的。因为工厂斗争我，关闭我，民兵揹着枪押着我，连睡觉都有几个人守着。己经大半年了，没有发现我有任何问题，现在既不批斗，又不放我出“狱”，这是他们自已在犯罪。

过了一段时间，我感觉情况有些变化了，工厂开了一个批斗大会，被斗的人居然不是我，而是一个姓邓的老工人。虽然没让我参加这次大会，但我认为被批斗的人，没有文化，只是爱说怪话，而且他只对自己那个小圈子里的五、六个人说。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顾毅厂长想要放我，在转移目标。但我认为随意的批斗一个老工人，也是极其错误的。但我不仅没有发言权，连参加该会议的权力也没有，我现在仍是他们的“犯人”。

其实，关押我，斗争我，我心里知道是局里派来的新厂长顾毅决定的，他的目的可能是想用这种办法，树立自己的威信，以便在文g这种环境里，啟动一个当时电子局的重点工厂。

搞运动，必须要有对立面。他就把目标对准我这个派的头目，而且我还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子孙”。于是把我当敌人，缴灭了我，他们胜利了，工厂的工作也自然能顺利开展了。（我估计他的这个关闭我、斗争我的计划，是经过电子局批准的。）

我们这派被关押的有三个人，除了我这个头目外，还有两个骨干。其中一个复员前是老兵，他曾与现役军人的妻子发生关系，是用破坏军婚罪打倒的，被判刑一年，缓期执行。另一个，复员前是中尉军官，其脾气特别大，被他们搞了几个月受不了啦，承认了“错误”放了出来。

只有我一个人，小会拿不下，大会批斗也没拿下，从7月份到次年2月份，把我批斗和关押了大半年。

时间快到年底，电子局里终于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也找我谈过话。可是工作组与顾毅交换意见时，顾毅推卸自己的责任，但是最终电子局确认我没有错误。

确定我没有错误后，工作组撤回局里，就等顾毅厂长宣布我无罪，也无错，放我出“狱”，向我道歉了。

但我非要顾毅在大会上，公开承认他的错误，并把我调离二厂。可能我的要求把顾毅厂长难到了，他即不愿意公开承认是自已的错误，也没有权力调动我离开二厂。

当然，他可以说整个批斗我的运动，与他本人无关，无论斗争我的大会或小会他都没有参与，甚至没有跟我单独见过一面，也没跟我单独说过一句话。这确实是真的，但一个工厂的新厂长兼党委书记，对当时厂里最大的、属于政治运动的事情不亲自过问，亲自表态，能让全厂发起这么大的、且坚持这么长久的行动吗？你能相信吗？

此后，我既未再受批判，也未被公开解除关押。而变成了无人过问、无人接手管理的人了。

但“牢房”门外的民兵不了解事情己变化，仍然站岗，只是晚上我的“牢房”里，厂革委会的委员不来睡觉了。

再过一段时间，“牢房”门口站岗的民兵，知道了事情有变化，也不来站岗了，“宰房”里仅剩下我自己一个人了。

直到春节快到了，只有我一个人住在那棟大楼里，没有了民兵看管，没有了晚上来人陪睡觉，没有人向我说明我是被冤枉的，没有人给我说我被解除了关押，也没有人通知我无罪可以自已出来，更没有人向我陪罪和道谦。

是他们问心有愧，有权力的人都不願承担责任，尽量远离我了。我进“监牢”有规有矩，出“监牢”也应该有规有矩呀。因此，我无权也不願自动走出关押我的“牢房”。

双方就这样一直拖着，直到过春节，我向他们请假回家过节。（这时，他们当然会很高兴的同意了）过完节后我回厂向他们报告，然后，我又一个人自己主动的住进我的那个“牢房”。

最后，电子局把顾毅调回局里，阙立华依旧当回他的厂长兼书记，并代表工厂当众向我公开认了错，並且，经过几次找我谈话，最后，同意适当的时候把我调出无线电二厂（这表明我要求调出无线电二厂的事，重庆电子局同意了）。

于是在次年（1972年）的春节之后的一天，已是1972年的2月底了，我在阙立华厂长的陪同下，走出了重无二厂专门用来关押我的“监狱”。

本来，你（顾毅）刚来当厂长，想搞活工厂，任何人都会支持，用不着学某大人的方法，非要整几个人来调动其他人，这是极其愚蠢而又非常害人的。

由于顾毅厂长已调回局里，这时我虽被解放，但已不是当初在全厂开大会进行批斗那样，只是在一小部份原来的职工中进行的。而且我出来后安排到机修车间当工人，当时的机修车间10几个人中，除了一名老工人外，全是我不认识的新人，其中一人是当初揹着步枪来我家抓我，并且后来一直揹着步枪看管我的民兵。

所以，机修车间的主任兼书记和其他职工内心里，仍有我比他们低一个等级的看法，平时都不与我交谈，开会和学习时，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坐在一边，无人靠近我，最后，每次学习和开会，我干脆一个人坐在车间的门坎上。

我去修理全厂最昂贵的一台机器时，被厂里的政工干部看到了，还来质问我车间的领导：这种机器为什么只让李一个人去修？其实那机器是当时最新式的，在全厂中只有我能修，其他人根本不懂。

可见，人们对我的印象和态度，在新来的人中，即大批大学毕业生和转业复员军人中，都没有根本改变，仍认为我比他们低一等。

我在这种被歧视的环境里，一直等待换一个单位，只要离我的家较近即可。但是，电子局当时只有无线电二厂一家重点工厂，直到 1975年5月重庆无线电三厂诞生，我才被调入重庆无线电三厂基建科，脱离了一直让我苦脑不堪的无线电二厂。

（后来我在深圳工厂当厂长时，阙立华的儿子阙小涛还来深圳工厂当小车司机。那时，当小车司机是很紧俏的。）

再后来，局里的丁大姐等人，同我和我派的骨干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了。我们曾几次去她家里玩。有一天，她说她要回上海老家看病，我告诉她我的八哥是学医的，原来也是军官，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你可以找他帮你找医生。她回来后，笑着跟我说：她见到我八哥了，你们两人完全不像一家人？你的哥哥很文雅，而你一身军人的样子。

由此事，我看出丁大姐对她当初支持解放我的事，更加有信心了。我也为此很高兴！

此后，我想：在各项运动中，非要弄出3%-5%的坏人来，会冤枉多少好人啊？

工厂、机关、学校等非公安单位，无权关押下属的人员。更何况我这种由工厂的民兵揹着步抢监管长达8个多月。

但文g时期就是这样，他们定了性，作出了决定，然后通过公安机关批准即可。

不仅我一个人，像我在装甲兵第二担克学校的那位年轻教员，因为与朋友说了一句：苏联的赫努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把皮鞋脱下来在桌子上敲打，太不像话了。就被打成右派，最后送到内蒙古拉板板车，人被弄疯了，怎么也回不到原来的他了。

还有，我后来去的无线电三厂的副厂长王庭芳，他原是重庆市长寿湖工厂的厂长，只是他厂的右派份子数量不够，他在开会时说，那就把我自已算上吧。于是他真的被当上右派份子了。直到邓小平当权后才把他解放出来，到我们无线电三厂当副厂长。

在文g中，整我最励害的两人：顾毅厂长和一个女大学生。我己不愿记着此女生的名字了，只是仍记得我们叫她“烂苹果”。后来，我在三厂当副厂长时，她还找我批准她买一台彩电，我也批了。他俩在我退休前，先后因病去世了。我本来不相信迷信，但我的同事们却说：这是老天爷安排的。

那时，我们（整个社会）接受的教育，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颗螺丝钉。所以，凡是来自上面的引导，都不会去思考是否正确，只会思考如何执行。文g时两派这么对立，甚至武斗，杀人，实质上就是每一派都认为自已才是正确的，是代表了那个高尚的人的真正的心意。而后的青年学生下乡受苦多年，直到现在仍有人认为那也是正确的，而且是光荣的。

我从来没有特别恨过什么人，包括上面整我最关键的那两个人，我虽然对他们非常不满，但也恨不起来。就是因为我认为最上头的政策才是最关键的。

我在无线电二厂期间，文g 开始后，我厂前后来过三批支左的解放军。第一批是一个人，他是某个机关的营级干部，他对我厂两派关系都很好，大家相处很正常。笫二批是7个人，是某军医大学的学生，他们来后只与我对立那一派关系很好，与我这一派没有过一点接触，而且他们中的一位还与那派的女生谈恋爱，最后成了夫妻。他们走后，来接替的是一位连级干部，姓胡。他对两派都不太热心，对我本人也无过多接触，他在我厂呆的时间最长，有一年多。

电子局派顾毅来当厂长兼书记时，军代表已全部撤回，工厂己无军代表了，所以，抓我，关我，斗我。应该与军代表无关，那谁能长时间的指挥这件事呢？唯有新来的厂长兼书记顾毅了。尽管我没有见到他参加过一次批我或斗我的事实。

　　（十一）世媛和小李亚的一些事

当儿子李亚两、三岁时，也就是我去重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之前后，世媛是在街道的地段上，用我家自有的缝纫机打鞋垫子，每打一双收工费2分钱。每天要打100双，才能收入2塊钱。

在我被重庆无线电二厂的民兵抓捕后，木桐（地名）地区开始修建制造潜水艇的工厂，要招收临时工来平地基。世媛报名去当了挑泥巴的临时工。

那时，当临时工的机会也不多，都是街道上统一安排。第一你住的地区要有临工指标，第二该指标要分配到你家的居民委员会，第三要居民代表能安排你。当时的临时工不象现在这样可以随意参加，而且必须跟正式工一样遵守纪律。

这时，小李亚在解放碑的幼儿园，而世媛不知道周末她们临时工不放假，所以，周末我家没有人去接小李亚。很多周末都是外贸大楼的邻居杭世建见到李亚没有回家，主动去接到他自己的家，周一再送回到幼儿园。

那时，我们的亲戚们都害怕接管小李亚——世媛曾交给他哥哥，嫂嫂怕受影响，叫他哥哥把小李亚送回来。其他亲戚也离我们远远的。

后来，世媛把小李亚交给重无一厂的黄桐木和可变电容器厂的李乾斌，请他们代管。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也单身，而且，那时这两个工厂还没有正常上班。

到冬天了，世媛给我送香烟、衣服，被子，也是在难得有的假日送来，而且见不到我，只能把东西交给站在门口、揹着步枪的民兵转交给我。

我从二厂的“牢房”出来后，一次带着小李亚给他妈妈打电话。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机（手机还远未出现），要到解放碑邮局去打长途电话。我们吃了晚饭就去邮局登了记，一直等到夜里11点多钟，邮局才拨通，通知我接电话时，小李亚早己睡着了。

记得一次我去她们工地见世媛。乘坐公交车到木桐站。她们的工地在江边，下车后还要走很远，中间有一段没有路，是一片土地，天上下了几天的雨，地上的泥土已经被挑泥巴的临时工们踩成稀泥巴了。我穿的是军用的高帮皮鞋，把脚板拔出来了，皮鞋几次都陷在稀泥巴里拔不出来。想到世媛就在这种环境里工作——挑泥巴。心里真是很难过。

我的同事周代寿（大学毕业生）的老婆是二厂旁边的清水溪小学校长，李亚6岁时，进入该校读一年级，被选为班长。当我在工厂被整期间，该校长想退出李亚，经其丈夫说服，才仅取消了李亚当班长的资格，没有让他离开该校，也没有让他本人知道，但此事很伤害当他父亲的我，那个时候，父母的过错会影响儿女的前途。



后来，世媛哥哥的单位，沙坪坝区房管所的领导张汝根（1938年参军的老干部）被调到沙坪坝区汽车修理厂当书记，在她哥哥的活动下，世嫒才被安排在该厂当喷漆工，一直干了近10 年。直到我从二厂调到三厂后，她才调到三厂来。开始仍当喷漆工，后来调入劳工科。

不过，她的优点是不管在那个工作岗位，干哪样工作，工资收入多或少，都能安心下来把工作做得很好，都得到过多次奖状。

尤其是三厂建立彩色电视机生产线时，整个生产线的喷漆，只允许她一个人做，其他的喷漆工都达不到要求。

当她调入三厂劳工科后，先后把我家兄弟和妹妹的子女，除了有办法自己找工作的，全部调入三厂当临时工，和帮助进入电子局的技工学校读书。后来有两人转为了正式工，一人技校毕业后，到电子局工作。虽然我与技校劳工科的张科长已是朋友，但具体的事是她一人全力办理。

（本段文字是讲我在二厂时，世媛和小李亚的事。但最后的四个小段中，写了一点世媛在三厂的事。）

（十二）母亲的信

那个时代，很多人没有体验。我无意中存留的信件，能反映出其中的奥妙。

首先，信内必需有大量自已写的主席语录；其次，要避开涉及到有关的事件。下面是母亲当时的信。

信中本是关心作为儿子的我出了什么事。但不敢正面的问，只是随意的问一下。那时，我正被二厂关押，所以，她好久没有收到我的信了，她已猜到我出事了，但不知是为了啥事。

母亲的信，第一页：

母亲的信，第2页：

　　

三、重庆市无线电 三厂



（一）基建科采购员

1975年，市里决定无线电三厂由原来生产电阻器的集体性质的工厂，升级为全民所有制的重点工厂，由生产电阻器升级为生产电视机，并决定在江北区修建新的厂房，包括车间，办公楼和职工的家属宿舍。

这年的5月，电子局把我调入了无线电三厂在江北区办公的基建科，担任基建材料的采购员。脱离了二厂，我的心情轻松多了。

此时，我们三厂基建科的科长乐惠康，是一个很有基建经验的人，他很有领导能力，全科的同事在他的领导下很团结，工作很卖力，同事间的关系也非常友好。

三厂改为全民所有制后的笫一任厂长，还是原来集体制工厂的厂长郑尚荣，他不去管理工厂的生产任务，却随时来基建科，后来他还长期呆在基建科了。

那时（1975年），重庆市的市长是一位叫鲁大东的老干部，他正在推广山西大寨的土办法，重庆市新修建的房子，一般的不准高于解放碑，而且工厂职工的住房，墙外不准敷水泥，让砖头暴露出来。他认为这样才能表现出城市的坚苦朴素。所以，那时修建的工厂宿舍，空间即矮小外观又难看。（我如此真实的描述，恐怕现在已无人相信了。）

郑厂长要求基建科的人，（开始是八人，三名女性：会计、出纳、仓库保管员，五名男性），自已拿起铁锹或铁锤去平整山坡，建设工厂的地基。后来他要求除了他本人和乐惠康科长两人外的三名男性，拉一辆手推板板车，到嘉陵江边去捡鹅卵石，拉回厂修建道路。再后来基建科人多了，有十来个人了，他就要求拉两辆板板车，去江河边捡鹅卵石。

他还叫南温泉工厂的全体人员来参加过两次劳动，郑厂长本人也参加。他是一个老实人，但他的这些行为，明显不是为了修建工厂的需要，只是为了响应市长的精神，和极积学习主席的思想。

还记得当我们从嘉陵江河坝捡鹅卵石，拉着那破旧的板板车，在公路上行走时，我内心里难受的滋味。我这样一个年青的、光荣的、在军队被学员们极为尊敬的、生活愉快的教官，尽然落难当拉板板车的下力人了。

那时，去河坝检鹅卵石，自己会穿着较破旧的衣服去上班。当任务完成后，从江北观音桥工地，回到市中心的外贸大楼时，因为一身的灰土，不好意思坐公交汽车，每次都是自已一个人步行、花一个多小时走回家。

一个人，一个多小时，没有了推车和同事，单独的走在亍上，就更象社会上的最下等的“劳动人民”。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要忍受内心的难受。好在每次回家都是天色渐晚，你一人走自己的路，没有人观望你，你难受还是不难受，也没有人注意你。

我厂的邻居是重庆测试厂，也在我厂旁边建设新工厂。他们一开始就与土石方公司签了合同，由土石方公司派机器和车辆来平地基。

后来，从观音桥大亍到三厂和测试厂大约有三、四公里路，是我厂和测试厂共同负责修建的，两个厂各负责一半。测试厂负责到观音桥的阶段，三厂负责靠近工厂的阶段。两段路质量就不一样，三厂修建的那段路，是我们从河坝拉回的鹅卵石为基础的，而测试厂修建的一段路，是土石方公司用水泥等材料按标准修的，质量相差了许多。三厂修的那段路，能看到边缘有较大的鹅卵石，后来边缘的鹅卵石就有逐渐脱落的情况。

我们基建科的同志，见测试厂的工作进度很快，而我们累了几个月仍见不到效果，就向厂长建议我们也请土石方公司来平地基，厂长不同意，拖了很久，测试厂的地基快完工了，厂长才同意请土石方公司来帮我们平地基。

其实，重庆土石方公司就在我厂旁边的大亍上，可能人家看到我厂的建厂方法很是好笑，而且这还是当时最先进的产品——生产电视机的工厂。

此时，毛主席已于1976年9月去世了。



地基完工后修建厂房时，发现我们三厂的建筑没有纳入国家计划，钢材、水泥和木材等计划指标的分配都没有我厂的份，但测试厂却有份。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更不知道郑厂长为什么事先不去争取，事后又不去要求补充，而只是要求我们平地基和拉鹅卵石修道路。

因为我在二厂受苦多年，现在才离开二厂不久，不愿多次向郑厂长提问这类问题。

但我是我厂唯一的基建采购员，钢材，木材和水泥，都由我一人负责。工厂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我的工作就很难开展。

测试厂也同时在建厂，我在钢铁公司和木材公司，从来没有见到他们有人像我一样苦苦的求人家，他们甚至没有来过人，都是各公司按计划主动安排的。我不懂三厂为什么不能纳入，又为什么不去补充纳入？不仅三厂对此无动作，电子局对此也无任何动作。

（后来知道了，是因为当时各地都争先恐后的修建电视机厂，国家己发令不再批准地方修建电视机厂了，重庆这座电视机厂是没有国家的批文的。）

我只有利用我会修理收音机的特点，帮他们修理收音机，从而与重庆市钢铁公司的大多数计划分配员建立了个人关系，他们会利用机会，分配给我指标。

那时的收音机，都是个人组装的，经常出故障，我晚上都在修他们的收音机，很影响了我的睡眠。

有时钢材不是重庆产的，钢铁公司的分配员就把指标分给我，由我们自己从该工厂拉回来。

一次分配给我们的，是上海方面的钢铁厂生产的，数量也较多。郑厂长怕火车运送中拖拖拉拉耽误了建厂，就命令我去上海找到那趟装货的火车，跟着该火车一起回来。

可能郑厂长没有常坐火车吧，更没有对货车的知识。他不知道我能不能够与火车方面的人打交道，只是一时耽心，乱出的主意。

我只有听他的命令，到上海找到了管理货车的负责人，了解了运我厂钢材的那辆货车何时开，何时到什么地方。我就按时买好火车的客车票，跟着那辆货车行走。

那时的铁路货场，没有现在管理这么严格，火车的数量更比现在少得可怜，找到管理处问话，他们也会帮你查资料。但货车绝不会让你跟火车走，货车也没有可坐人的地方。厂长只是自己想的主意而己。

那时手机远没有出现，我每到一个地方住下了，就到邮局打长途电话告诉郑厂长，钢材己运到那里了。但郑厂长只是着急的不停催我，我不得不很生气的告诉他我有多辛苦，现在已经累得尿血了，他才不再摧我了。后来我弄清楚尿虽然是鲜红色，但不是血，是累出了一种病。

木材是重庆市木材公司是把木材指标分配到我们的电子公司，电子公司再通知我，叫我们派人到阿坝自治州的山上去拉。就是由我们厂派人拿着指标，去当地守着。

他们的工人是分成小组，每组负责几个单位，当一个单位砍满两车后，就为另一个单位砍伐，然后你要等下一次轮到你，再为你砍伐。

我厂派了两个小伙子（复员军人），去阿坝州的马尔康市拉木材，去的人来信说其中一人病了己住进了当地医院。于是厂里派我前去探望。

我立即乘长途公共汽车前往马尔康，那时没有现在的公路，只有走老路，有很多的山峰，上了山再下山，而后再上山又下山。那时己是严冬，山顶上积雪很深，汽车上到山顶后要我们乘车的人员下车步行，等司机在汽车的轮胎上挷了铁链条，空着车慢慢的开过山顶后再上车。

途中我看到一辆公交汽车，因为下雨路滑，被滑倒在高山的下面，车被摔扁了，状态很惨。当时正在抢救中不准我们逗留，所以没有看到死伤的人员，但从车辆己摔扁了，估计伤亡人数绝不会太少。



记得我与我厂的两位小伙子，住在理县的一家很擁挤的旅馆里。那家小旅馆，住的全是拿了木材指标，在此等候的男性人员。

我在此等候了两周多，我厂的第一批木材砍伐满了两车，我就乘坐该车随着木材一起回厂了。

随车的，有一位不满20岁的漂亮女孩，是司机的徒弟，她是第一次来内地，一路上很高兴，很喜欢在车上唱歌，但到重庆后，也许太高兴了，她开的车竟撞伤了一个路人。

理县是一个羌族小城，这里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在傍晚时分，夕阳将城后面的一座小山染得通体金黄，宛如一座光芒四射的金山，矗立在山谷中。这是理县非常出名的景观，叫做“毕棚沟金字塔山”又叫“金刚山”，其形状象埃及的金字塔，但体积比金字塔大许多。后来，2012年冯峰开车带我夫妇和子敬去青海省的仙女湖旅游，经过理县时，再没有见到此景观了。

有一次，也是为了钢材，我去省外一个比较偏僻的城市，希望我厂的指标尽快完成。等了几天后，回到我住的（先预订的）稍大城市的旅店时，旅店的负责人告诉我，我工厂的人每天给旅店打电话找我。我的爱人生大病了，叫我赶快回去。

我立即赶回重庆，原来是世媛患了严重的肠梗阻，我回重庆前，医院己等不及，主动给她开刀了，手术还很正常。那时医疗费用很低，只用了172元，而且由工厂报销。

水泥，如是本市生产的，不用太费力。但一次分配的是贵州省攀枝花市水泥厂生产的。电子局就派了局里的干部王京山与我一道前去该厂守着，大约等了不到一个月拿到了货物，找汽车拉回了我厂。

当时天气温暖，雨水也多，攀枝花水泥厂在一个山区里，此时它四周的山上，满山尽是美丽的野花——山插花，宻密麻麻的开放着，长满了全山。我俩等待建厂要的水泥，还没到安排生产的时间，看来还需等待半个月，我俩就常去野山上游玩。这种高兴的游玩，是我调入三厂后，最有兴趣的、永远不会忘记的唯一的一次。

材料的供给会直接影响工地建厂的速度，而我厂又不属于计划内，所以电子局很重视，也派局里的干部来帮忙，一次派苏晓的父亲来，一次是派王京山来。这两人都是大学毕业且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干部，我们相处关系很好。当有一个人陪伴，我工作和生活就不感觉太孤单了，比一个人好多了。但次数太少了，仅有这两次，绝大多数只能靠我一人的努力。

（二）销售科副科长



工厂建筑完工后，郑尚荣厂长已到退休年龄，正式退休了，工厂的厂长兼书记是局里派来的陈振南担任。

1981年10月，我当了销售科副科长。说明一下：为什么是“副”，因为我不是中共党员，但工作需要，所以，全厂只有我一个非党员的副科长。本科在我当副科长时，还有排在我后面管业务之外的副科长，绝无正科长。

本科与别的科一样，也有党的支部书记。但当时工厂的党委书记是厂长兼任，但各部门的支部书记都是部门的二把手。党、政是分开的。

后来工厂的党政也分开了，厂长是外面调来的内行陈宗禄担任，原来的厂长兼书记只担任党委书记，是第二把手。

我当副厂长时，在厂委会上推荐了一位干部接替我，又是当副科长，我当场很生气的说：人家是党员啊！厂委会才不得不改变销售科“不可以”有正科长的观点。

（我的入党，是后来装甲兵技术大学的政委姚赛夫，派了政治部的处长来厂为我落实政策之后。）

当时，销售电视机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不知道我厂的党委书记如何知道了我的父亲解放前是商人，即资本家。所以提出让我当销售科的副科长。

由于电视机不好卖，占用的资金又多，本市的交电公司决定不再对电视机统一收购，取消了对电视机的“统购统销”政策，改为电视机由工厂自己生产，自己销售。

“统购统销”政策，是解放后开始的，就是工厂只负责生产，然后由各个商业部门收购去销售。电视机是由重庆市交电公司收购，开始是按工厂交出的数量每月付款给工厂，后来改为按销售的数量付款。电视机自销之后，所有的工业产品，（ 除了水、电、煤等），逐步的都由统购统销改为自产自销了。

由于电视机改为自产自销，工厂成立了销售科，我成为我厂销售科的副科长。也就是全国的工厂，有了销售科这个部门后的第一任科级干部。

这时，由于工厂生产的电视机（当时是黑白机）大量积压。不仅我厂的倉库堆满了，还把从市里租的倉库堆满了，甚至把向军队租的一个倉库也堆满了。

我便与在我厂的银行信贷员商量用分期付款方式，结果电视机的销售顺利了。

后来，机器是卖出了，但是大量资金到期收不回来。于是我又与银行的信货员商量，用当地的单位担保。但这必须得到当地的银行赞同，于是我市的银行与上级联系得到了同意。

然后，我和银行的信贷员跑到四川省各地去，一处一处的办理了每台未付款的电视机用户，与当地的电子广播局和我厂三方签字蓋章的合同。最终全部收回了资金。

然后，到全国的大城市建立了我厂的销售网点。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步建立起了全国的网点。

同时，出版了由销售科主导的内部刊物，每月一刊，报导电视机的现状和发展及本厂生产状态，发送给本厂的领导和销售商家。以推动本厂的生产和劳固商家的联系。

黑白电视机的分期付款方式，我在银行的文件上看到全国是从我厂开始的。

此时，国家领导人已是邓小平了（1978-1992），重庆市的市长，已不是鲁大东，是肖秧担任了（1984-1993）。



当时我厂生产的电视机

　

（三）偶遇军校姚赛夫政委

记得在1983年9月我去北京电子部，送交我厂将与日本三洋公司合作生产彩色电视机的材料时，工厂派我的夫人给我送来補充材料，并给我儿子李亚（当时读初中）买了火车票让他跟着一起来北京。

我在办完公事后，带着夫人和儿子一起去坦克二校探望老朋友时，碰见姚赛夫政委。他先看到我并叫我。此时他己从装甲兵司令部的副参谋长，调回装甲兵技术大学当政委了。他问我怎么离开部队的，我告诉了他，他立即把老二校的干部都叫来批评，并叫教务处的干部给我办了大学毕业的证明，然后请我们三人去大学的小灶食堂吃午饭。并叫政治部的一位处长到重庆无线电三厂查看我的档案给我落实政策。

后来，我当了三厂的副厂长，我估计除了我个人的工作能力外，也跟姚赛夫政委派装甲兵技术大学的干部处处长，来三厂查看我的档案并给厂领导的交谈有点关系。

此事，我在前面的第二集己有讲述，在此不多说了，仅在此表示该事件是这段时间发生的。

　　（四）重庆无线电三厂副厂长

1985年1月，我已是重庆无线电三厂的副厂了。这时我厂在日本三洋公司的帮助下，已经开始生产18时彩色电视机。开始时，我们用批发彩电同时带动黑白电视机的销售。这样，黑白电视机也能快速的销售了。

由于销售工作顺利，想当销售科长的人就多起来了。来要彩色电视机的人也越来越多，销售科开始骄傲起来，对批发商不够尊敬了。后来，批发商们互相商议，决定都不再收我厂的电视机了。没多久，我厂的电视机，尤其是生产彩电以前生产的黑白电视机，又开始积压起来。于是厂里把销售科科长的职务又交给我管理。工作很快又 开展起来，此后的工作一切都比较顺利。

当我厂生产彩电后，有的商家为了早点拿到货，就给我好处，我都很礼貌的谢绝了。如果是较大的金额，我就请他交给工厂财务处，并说明是该单位给我厂的奖金，请转发给生产车间加班的职工。这样，客商也很高兴。因此，有的客商成了我的好朋友。尤其是一家深圳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直到我去深圳工厂后，仍以朋友身份常与我往来，还请我厂的老职工（两桌人）到深圳的餐厅去会餐。

我始终坚持 “诚信、互利” 的原则搞销售工作，这是我成功的基本原因，也是我与部分商家的人员成为朋友的基本原因。

后来，我去深圳工厂当厂长时，深圳市的xx局怀疑我厂彩电有受贿的问题，到重庆来用类似审讯的口气问陈宗禄厂长，陈无法回答，立即叫我回重庆。我回渝后，仅用了三天，就把全厂彩电的销售情况画了一张大图，表明了至今共生产了多少台，卖给了全国那些单位，每次多少台，应收款是多少，收回的钱是多少，有无还未付的欠款。一清二楚的交给他们审查。他们没说一句话，几天后就回深圳了。

那个时候，我厂的律师朱荣基爱经常公开说的一句话：三厂的账只有李厂长一个人搞得清楚，其他的人没有那个能说得清楚。其实我清楚的只是销售方面，其他的我就不了解了。

（五）深圳工厂厂长

深圳特区原来仅是一个临近香港的小渔村，1980年8月才在《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指引下，开始成立为深圳特区。但是1980年开始时，深圳特区只有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个区。原来的面积只有395平方公里。（到2010年才发展为1948平方公里）





我们的深圳工厂在罗湖区，当时是由重庆市电子局所属的五个工厂出钱，以重庆电子局的名义，买的一栋临街的、五层楼的、可作为车间用的房子，每层楼的面积大约3000多平方米。我们无线电三厂大略于1986年出钱，向重庆电子局组织的深圳华裕公司买的第三楼。

深圳的工厂，其实在我去之前，就有我厂的党委副书记在搞，搞了一年多没有进展。最后他提出不愿搞了，要求换人。

1986年3月，在厂务会上，陈宗禄厂长提问谁愿意去，没有人回答。很久了会上无声，我便说了一句：那我去吧！于是陈厂长说，只要你能兼顾到总厂的副厂长和产品的销售工作，他就同意了。

我选了几个人，几天后就出发去到深圳。在那里，我厂只有一个空空的车间。于是我们开始修建生产需要的流水线和其他生产需要的设备。并寻找和购买办公室、库房、干部宿舍和工人宿舍。库房在二楼没有通道下到地面，又决定由我厂的两位职工修建了装货的电梯。

这时，我还是三厂分管销售和维修的副厂长，我就叫深圳一家公司买三厂的彩色电视机的钱，支付在深圳工厂的财务账上。

工厂的修建几十天就完成了，一开始有英国老板的100台彩色电视机要我工厂代为生产，此后这老板再不来了。其实我知道这批电视机装配的质量，像重庆老厂一样并不是太好的，所以人家不满意。

后来我为工厂没有定单，非常着急。工厂没有了生产，就发不出工资。于是我和我厂的总工程师陈光文到处找外商，这是一段非常难熬的时间。那时，每天晚上我都没有睡上一个好觉，常常失眠到天亮。

后来找到了香港的苏宣老板，他是要生产显示器（当时都是黑白的，后来才生产彩色的），我们不是深圳的工厂，是重庆的工厂，深圳的银行不给贷款，陈厂长找了重庆的银行负责人和重庆市的经委主任来深圳谈判，没有成功。所以只有让香港老板自筹显示器的元件，给我们工厂加工，做成以后他付加工费给我厂。

于是我们接受了前100台彩电的经验，认真的生产，仔细的检查。每批显示器都有很高质量。因此货物越做越多。工人们加班，除了有正常情况的加工费，加班期间生产的，每台还有加班费。所以工人们白天晚上都很积极的干活。我们是按计件发工资，所以工人的工资比我们在办公室的人员工资高许多。

深圳分厂生产的彩色显示器的年产量，已快接近重庆主厂生产彩色电视机的数量了，除了星期天休息外，每天的产量都很饱满。深圳分厂人员150人左右，而重庆主厂的人员大约1500人。所以，主厂的陈宗禄厂长曾经要求分厂派人回主厂帮助生产。

深圳分厂出厂的显示器，已被台湾的同类工厂重视。我曾获得一家台湾大厂的内部刊物，他们收集的显示器就有深圳分厂的，而且其质量和产量，都是排在当时最好的行列里。

深圳分厂也成为了重庆市电子技术学校学生最好的实习场所，每年都有该校毕业班的几十位学生，在一位老师的带领下，来我厂实习。我厂把他们安排在车间的各个工位上，作为正式的职工参加工作，每月与其他职工一样发给工资。也从中挑选适合的人选，留下来作为本厂的正式职工。

我的儿子李亚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与在我厂实习的技校学生李逢春，两人相好，在我退休后结婚，2000年生下了李子敬。

深圳分厂不仅生产搞得很好，每周周未晚上还组织交谊舞会，全厂人员随意参加，在舞会上没有了干部、学生和工人的差异，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工厂很团结。重庆市深圳办事处的干部也偶尔来参加，並对我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舞会的地方是在车间大门的厅里，虽然地方小，但谁都可以参加，没有任何限制，舞会一直都很热烈而又有秩序，使本厂的职工一直相互很团结和相互很信任。

有时一到周末，十几个技校的学生喜欢把我们俩口子视为他们的家长，到我们家里来玩，甚至在客厅里顺便跳舞，有一次玩得太久，时间己过半夜了，我不敢让他们回到工厂的宿舍，拍路上遇到坏人出事，那是夏天，就让他们在我家的客厅里休息和睡一会，第二天这些学生受到了老师的批评。这是我的失误引发了老师的耽心。

我在深圳期间，二哥也在中国电子部深圳蛇口的工厂当厂长。他常来我厂，还请我厂的干部一起去餐厅吃饭。几次都是他请客，我没有拿过钱，因我知道他的性格，怕他怀疑我会有贪腐。

我是不到50岁时，去深圳工厂视察的，那时深圳工厂仅是一个空空的车间。现在60岁了，深圳工厂正常了，我也该退休了。退休时，重庆总厂的党委书记希望我担任工厂外，其他业务的负责人，我没同意。

正因为我退休后没有再参加工作。我的孙子李子敬出生后，我才有力量和家人们一起照看和教育他，为他后来的出国学习，尽了应尽的责任。

顺便说几句：

我当厂长时的深圳工厂，是重庆市在深圳办得最好的一个企业。在我退休前的十年，仅仅在开办当年为寻找客户，停产了一个多月，而后一直满载不停的生产，并100%出口，赚取美金（部分元器件和加工费）。所以，重庆市的领导们很重视，市里的领导经常在陈宗禄厂长的陪同下前来视察，如重庆市长肖秧，几位副市长，和市经委主任等，都来厂里视察，并亲口表扬和鼓励过。

一位副市长还把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安排在我们深圳工厂当助理工程师，工作了一年，当他的儿子调出工厂时，他还亲自接见我，问我有何要求，我没有任何要求，他多次表示了感谢我。

　　（六）深圳当时的一些现象



下面简单谈谈深圳当时的一些与我厂有关的社会现象：

我在深圳工作期间，与我厂很亲近的两个公司，都不幸出现了每家死去三个人的悲惨事件。

一家是我厂的上级公司——深圳华裕电子公司的付总经理李林的一家人，其妻子原来是我在重庆期间，我厂的库房管理员。他们的家在一天早晨因天燃气开关漏气失火，房门打不开了，做了钢条的防盗网的窗户也打不开了。李林在窗前大喊救命，但没有人有能力去救，直到消防人员来，才把火焰熄灭了，把人救出来时，李林和女儿已烧死了，妻子重伤被送到医院，最后也死了。

另一家，是给我厂做显示器机壳的塑料厂的总经理帅和森，也是一家死了三口。他们是被主厂来工作的三个工人杀害的。原因是，该厂是成都的国防大厂为主厂的深圳分厂。但是总经理自己在深圳偷偷办了一个私人的小工厂，两个工厂的任务都很饱满。但从成都主厂来的工人知道这件事后，就有三个工人常找厂长拿钱分给他们。那天晚上，三个工人照旧找厂长要钱，厂长说家里没钱，只给了两万元。但那三个工人不相信，互相闹起来，最后把厂长和他的妻子及女儿都绑起来弄死了，厂长还有一个儿子当天没在家里，活了下来。后来这三个凶手被抓到了，枪毙了。这次的凶杀案件在《深圳日报》上也登载过。

一次，我厂的集成电路全部被偷盗了，晚上，我和两个骨干蹬在车间的隐蔽处，想抓住这盗贼，但没有结果。我们报告了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所长来现场堪察，一不小心头部撞到铁闸门了，他竟发脾气对我说，是我当厂长的管理不当，真想把我抓起来。我真想不到，这种不讲道理的话，居然出于他这位公安干部的口中。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厂的工程师李楠身上。即某一天，李楠从重庆回深圳，那时交通不太方便，火车到达广州后要换车才能到深圳。他下了火车伸出手去招呼出租车，不小心把手提箱离开了手放在地上，等出租车停到身边后，他再去提手提箱，发现手提箱不见了，而手提箱里装的是 20万元人民币。他着急了，报了警，但最终也没有结果。他说这20万元（当时人民币20万元是很值钱的），是帮助亲戚由重庆带回深圳的。后来李楠自已要求调离我厂，到另外一家深圳的公司工作了。

总之，当时深圳的社会秩序还不算太好，正处在建设完好的社会秩序之中。

四、我家另外的一些事

1976年夏天，我的儿子李亚8岁，为放风筝，从重庆大学后门的山上摔到山下去了（约有4-5层楼房高），他当时己昏迷不知人事，头部肿胀得圆圆的像个圆皮球，眼睛和鼻子己经陷入脸面以内了。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因为已是晚上，只剩下一个正在脱白大掛的医生，他连忙又穿上白大掛前来給李亚治疗。

深夜里，小李亚醒了给我说：爸爸，我死了你就把我埋在家里的床下面吧。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要能够看到你们。我心理非常的难过和感动，口里却只有回答：你不会死的。

李亚出院后，医院要求休息一年。正好这时我的妈妈要回重庆，她先去成都二姐家住几天。

世嫒和李亚去接我的妈妈时，楼下的张莉和她妹妹张玲也跟着一起去成都。在成都住了几天，就跟我的妈妈一起回到重庆。

此时，四妹淑明已离婚，她有一儿一女。母亲建议由我们管一个女儿。于是四妹的女儿李燕就到了我的家。（那时，我已调入重庆无线电三厂担任基建科的採购员）这时李燕12岁，刚读完初小，准备上初中。此后，李燕一直在我家到长大，到最后参加工作。李燕对我们夫妇很孝顺，对她的弟弟李亚也很关爱，姐弟两人的关系一直处理得很好。

2026年3月，李燕做了手术，在我家休养。

图：2026年3年，谢正伦前来我家，看望他的母亲。

奶奶来了我家后，有一年夏天，都江堰闹地震（不是汶川地震那次），二姐和二姐夫还有光佳和光玲都来重庆市住在我家。我这个只有一间14平方米住房的小家庭，住了九个人，好热闹又好亲切！

记得二姐两口子住在晒台上，我和世媛住在门口的地板上，其他的人有的睡床上，有的睡地板上，只有奶奶睡在她平时睡的活动床上。

这是我家摆脱痛苦，走上正常工作和生活的起点。这时，一大家人上亍游玩，吃冰棋凌、酸梅汤等等，虽然经济很有限，但我是发自真正的、内心的高兴。



第三集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