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无奈

孺子牛

昵 称：孺 子 牛

美篇号：77622222

图片：来自网络鸣谢

我做了这么多年律师，始终忘不了那个场景。

那一天的法庭之上，原告席上坐着一位身体佝偻的老人，紧挨着他身旁的是快四十岁的孙子。孙子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衣服，目神发直，含混地咕嘟着什么——老人是他唯一的依靠。而我作为被告医院的代理律师，坐在他们对面。他们没有聘请律师。

法官请原告方陈述案情时，老人颤颤巍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声音压点很低，说话很慢。随着他断断续续地讲述，四十年前的旧事被一一扯出来：

七十年代的一天，他儿子结婚刚一年，儿媳妇临产，全家人都满怀期待地将她送进了附近的妇产科医院。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儿媳妇在生产过程中遭遇了难产，当时的值班医生反复使用吸胎器强行助产，导致胎儿的头部受到严重挤压损伤。

老人哽咽地说：“孩子生下来之后，就不会哭，眼神也是直直的……”。面对这样一个患有严重残疾的孩子，年轻的父母无法接受这个现实，选择了遗弃，把这个沉重的包袱甩给了自己的父母。从那时起，两位老人就扛起了照顾这个命运多舛的孙儿的重担。擦屎、刮尿、喂吃喂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三十多年已过，奶奶已去世。老人忧心忡忡：“我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啦，万一哪天闭上了眼睛，这傻孩子以后咋办呀?”在他看来，这场悲剧的根源，就是当年医院操作不当，造成的医疗事故所致。

几十年来，他们为孙儿的遭遇奔走呼号，屡次走访医院与上级部门，却总在各方推诿中无果而终，真相至今仍悬而未决。

老人陈述时，法庭空气骤然凝固。旁听席上交织着叹息与低语，我的同事垂目摇头，我亦感到胸腔发紧。那份横跨两代的挣扎、跋涉在维权长路上的倦怠，沉沉地压在每个倾听者的肩上。

然而，就在我沉浸在复杂情绪中的时候，法官严肃的声音把我又拉回到了现实：“现在请被告方发表答辩意见。”

在这一刻，我必须从“情与法”中跳出，那个感性的“我”必须切换理性的、作为“律师”的“我”。我的职责就是维护当事人——被告方医院的合法权益，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情感是没有存在空间的。

我站起身来，目光投向原告席上的老人和他的孙子，态度诚恳且语气平和地说到：“首先，我代表我方当事人，也就是被告医院，对于原告方长达数十年所经历的艰难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与理解。老先生您这种对孙儿深切的关爱之情，真的非常令人感动。”这些话并不是空洞的套话，而是我在那一刻能够给出的、唯一被职业所允许的情感表达。

紧接着，我的语气坚定且严肃地讲道：“法庭是一个讲法律、讲事实和证据的地方。我方认为，原告方所提起的诉讼，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律所保护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我转向法官：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当时还没有《民法典》）规定，相关案件的诉讼时效最长不得超过二十年。这个案件，发生在四十年以前，显然已经大大超出了法律所明确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限。

“基于以上情况，”在安静得能听到呼吸声的法庭里面，我的话语清晰地回荡着，并且还带着一种法律条文所固有的那种不带感情的冰冷感觉：“对于原告方所提出来的损害赔偿这一要求，如今已经没有办法再得到法律方面的保护了，作为本案的代理人，我正式向法庭提出请求，希望法庭能够依照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对原告起诉被告的这一案件进行驳回处理。”

我将眼前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那位老人眼睛里原本还存在着的那一丝丝充满期盼的目光，在听了我所说的话之后，慢慢变成了一种迷茫和彻底的绝望。他把嘴巴张开，好像想要说些什么，但最后却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只是用更大的力气紧紧地握住了孙子的手。至于他的孙子，依旧是一脸茫然地看着法庭的前方，对于这场直接关系到他们未来命运走向的辩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领会和感受。

这场官司到底是赢还是输，其实已无悬念。最终的判决结果也和我们事先预判的完全一样，法院对原告的起诉做出了驳回的处理（即老人败诉）。作为一名从事律师职业的人，这一次的胜诉无疑是一场相当“精彩”的胜利。

当我整理好卷宗，准备离开法庭之时，心里却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老人在法庭上当庭发出的那破碎的哭泣声，好像还在我的耳边回响，他那双干枯瘦削且充满绝望的眼睛，也一直在我的眼前时不时地浮现。这时，我胸口的位置好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住了一样，感觉沉甸甸的，还隐隐发疼。

此案子让我感触颇深，律师这一身份，它不是正义的化身，它是法治程序中的“守门人”。作为律师这一特定的职业，必须要忠诚于委托人，恪守执业规则，即使这意味着有时要站在朴素情感的对立面。这种职业理性与人性本能的撕裂，无疑是律师无法回避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