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十二月底了,又该换日历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小的时候日历叫“月份牌”。这三个字,如今听来总带着些时光的磨砂感,不像“日历”那般直白,却藏着我童年里最鲜活的记忆——那会儿,谁家墙上挂着的,不都是被叫做“月份牌”的物件呢?</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关于“月份牌”的来历,据资料记载,原有着一段特殊的历史。晚清至民国年间,上海的洋行与本土商家为招揽生意,将西方的铜版印刷技法与传统年画的喜庆元素相融,创作出带日历的广告画,便是最初的月份牌。那些画里,有穿旗袍的女子倚着欧式栏杆,有传统庭院中摆着西洋摆件,中西合璧的韵致,成了那个年代独有的视觉印记。只是传到寻常百姓家,便褪去了商业气,成了标记日子的朴素存在。</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儿时的记忆里,每到腊月赶集,母亲买回一本崭新的日历。封面是最鲜亮的红,印着胖乎乎的娃娃,怀里抱着条金鳞闪闪的大鱼,眉眼间全是憨态可掬的喜气。等旧历的最后一页被郑重撕下,母亲便会把新日历挂在墙上——那是屋里最显眼的地方,抬头便能望见。每日睡前,母亲会轻轻撕下当天的一页,“唰”的一声轻响,像是与这一天作了温柔的告别。有的年底买来小的日历,就用一个夹子夹到后面,等到一年结束,虽然日历上有了很多灰尘,但还是一本完整的旧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再后来,年画渐渐多了起来,成了腊月里集市上最热闹的风景。摊位上挂满了各色画纸,有伟人的肖像,油墨厚重,眼神沉静,挂在墙上便添了几分庄严肃穆;有猛虎下山图,墨色浓淡相宜,虎啸山林的气势仿佛能冲破纸面;更多的还是胖娃、鲤鱼、牡丹的组合,红的绿的挤在一起,把“年年有余”“富贵吉祥”的期盼铺陈得满满当当。那年月的日子清苦,一张纯装饰的年画要花去几日的菜钱,不是家家都舍得。商家便动了巧思,在年画下方添上细细的一行行日历,日子、节气、宜忌,密密麻麻却清清楚楚。于是,土墙草屋的农家里,贴上这么一张带日历的年画,斑驳的墙壁仿佛都亮堂了起来。晨起看画识日期,暮归对着胖娃笑一笑,清贫的日子里,便多了份看得见的盼头,连空气里都飘着点蓬荜生辉的暖意。</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到了八十年代,风里开始吹着时髦的气息。街头巷尾,烫着卷发、穿喇叭牛仔裤的年轻人多了起来,邓丽君的歌声从谁家的录音机里溜出来,柔得能化出水。年画也跟着变了模样,印刷技术精进了,色彩亮得像要淌下来。画里的美人不再是程式化的笑脸,眉眼间带了几分灵动,或是执一把团扇站在月下,或是倚着窗棂望向外头,身姿温婉又带着点新奇的洋气。集市上挑年画的人,不再只看寓意,也会悄悄议论“这姑娘生得真俊”,那些印着美人的年画,便成了冬日里最鲜活的风景,连带着日子都仿佛轻快了几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再后来,挂历悄悄流行起来。比年画更精致,硬挺的纸页装订成册,一月一张,翻开便是新的天地。有的印着名山大川,黄山的云海、桂林的山水,让没出过远门的人也能日日“见”风光;有的印着当红明星,刘晓庆的明媚、陈冲的清丽,眉眼盈盈地望着屋里人;还有的印着工笔花鸟,牡丹开得雍容,孔雀站得优雅,透着股斯文气。那时经济刚有起色,寻常人家仍舍不得买这么“金贵”的物件,元旦前后若是能收到远方亲戚或朋友寄来的挂历,那可是天大的欢喜。小心翼翼拆开信封,捧着挂历在屋里比划半天,选个最显眼的墙挂好,来客时总要引着人家看一眼,语气里藏不住骄傲。每月月初掀开新页时,指尖划过光滑的纸页,心里便像揣了颗糖——那一页上的日期,藏着多少盼头啊:姑姑家的表哥要结婚,在日子上画个红圈;邻村的庙会定在初三,用铅笔轻轻标个三角;甚至连“下下周五要考试”,也郑重其事地记下来。挂历上的圈圈画画,渐渐填满了日子,让每一天都有了具体的模样。</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更难忘的是挂历的“余热”。用过的挂历纸厚实挺括,谁也舍不得扔。过年包饺子时,撕一页反过来铺在桌上,面粉撒上去不沾,擀好的面皮放上去稳稳当当,比什么面板都好用;开学前,家长们便找出旧挂历,裁成合适的大小,小心翼翼地包在课本封面上,用浆糊抹匀了,压在床板下一夜,第二天课本便穿了件“新衣裳”,耐磨又好看,一学期下来课本还是干干净净的。那些印着风光或美人的纸页,换了种方式继续陪着日子,透着老百姓过日子的巧思与惜物的温暖。</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九十年代的脚步迈得飞快,日子像被按下了快进键。大哥大带着厚重的质感闯进视野,砖头似的机身,往手提包里一放,沉甸甸的全是体面。“滴滴”的拨号声响起时,总能引来一串羡慕的目光,那时的它,不仅是通讯工具,屏幕上跳动的日期也成了身份的象征。没多久,BP机又小巧地挂在了人们腰间,“嘀嘀”声里传来简短的讯息,也顺带显示着当下的时刻与日期。再后来,手机像雨后春笋般普及开来,从笨拙的翻盖机到轻薄的触屏机,功能越来越多,日期随时可查,日程能标注,纪念日会提醒,连撕日历的动作,都渐渐被指尖的滑动取代。 </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如今,手机成了每个人的“贴身日历”,指尖轻点便知今夕何夕。可那些纸质的物件并未真正消失,反而在时光里慢慢融合——挂历添了年画的民俗味儿,年画学了挂历的精致印刷,连最朴素的日历,也印上了山水花鸟,成了能摆上桌的小景致。它们的界限模糊了,却共同攒起了一代人的记忆:是母亲撕下日历的那声轻响,是年画里胖娃带来的暖意,是挂历上圈圈画画的期盼,是旧纸页包书时的小心翼翼……</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时序总在更迭,新的东西来了又去,可那些藏在月份牌、年画、挂历里的时光,却像浸了温水的棉絮,软软地贴在心底。它们记录的哪里只是日期,分明是一家人围坐的灯火,是街头巷尾的烟火,是岁月里最温柔的注脚,陪着我们,一年又一年。</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