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一金的美篇

程一金

劳模陈友善传

陈友善走了，七十八岁。在自家老屋那张磨得发亮的雕花梁床上，他合上了眼睛。这张床，是他家土改时分得的，原属于他那地主外祖父。临走前，他让儿子从橱柜最深处搬出一个旧抽屉。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的，不是钱财，而是一生攒下的劳模奖状与奖章。他的手已经枯瘦，指节突出——右手食指缺了最末一节，是年轻时修水库留下的。他缓缓的、仔细的抚过每一张红皮证书的折痕，每一枚奖章的纹路。阳光从木窗格漏进来，落在那些“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养鸡能手”的字样上，他眼里便漾开一片温润的光。他低声重复着：“值了，这辈子，值了。”仿佛一生的重量，都压在这些红纸与金属之中。

他是1946年出生的。父亲陈天生给东家当长工，老实肯干，人长得也清秀。母亲是地主家的女儿，只因相貌平庸，到了年纪还未出阁。外祖父看他父亲勤恳本分，是个靠得住的人，便把女儿许配给了他。没几年，解放了，他们家分得了田地，连外祖父家那张厚重的雕花梁床也分到了。父亲有了自己的田地、房子，再也不用仰人鼻息。父亲常说，没有新社会，就没有这个家。这话，陈友善从小听到大，刻进了心里。

友善少年时挨过饿，跟着父亲挑着破包袱逃过荒。一路见多了树皮被剥光的凄凉，他懵懂地觉着，脚下得有一片稳稳的土地，头上得有一个稳稳的天，人才活得下去。后来，这天和地，在他心里，慢慢就化成了两个字：国家。

长成一副好身板后，他有的是力气。村里谁家有重活，喊一声“友善”，他准到。公社组织修水利，他次次抢在前头。六十年代末，修红旗水库，他还是个没成家的小伙，白天抡大锤，夜里就着马灯接着干。一次排除哑炮险情，铁锤砸下时意外引爆残药，炸断了他右手食指最末一节。他疼得冷汗直流，简单包扎后，第二天又出现在了工地上。那年，他评上了“生产标兵”。奖状发下来，他捧在手里，看了又看，回家用米汤仔仔细细贴在堂屋最显眼的土墙上。不久，公社组织宣传活动，请他去各个大队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体会。他紧张得手心冒汗，话也说不利索，只会反复说“国家的事，就是最大的事”。那缺了一截的手指，往后几十年，成了他“标兵”身份最沉默的注解，也成了每次作报告时无需多言的“道具”。

1970年，二十四岁的陈友善成了家。新婚不久，加固赣西联圩的任务下来。那个冬天，冷得刺骨，河风像刀子。他已是有家的人，却依旧卷起铺盖上了圩堤。和乡亲们用扁担挑，用推车推，一担土，一身汗，在泥泞的圩堤上踩出深深的脚印。肩膀磨破了，垫块布再挑。圩堤加固了，他戴上了大红花，评上了乡劳模。那红花纸做的，颜色有些俗艳，他却戴得端正，一路走回家，把奖状交给了倚门等待的新媳妇，脊梁挺得笔直。乡里开表彰大会，他又被请上台，话比上次多了一些，讲的是“舍小家，顾大家”。

再后来，县里动员去修柘林水库，那是省里的大工程。他刚尝到家的温暖，却二话没说，再次卷了铺盖就走。“国家的事，耽误不得。”他对妻子说。在工地上一干就是三年。放炮开山，挑石筑坝，三伏天汗如雨下，数九寒天手裂得尽是血口子，那根残指更是冻得发紫。水库建成发电那天，他站在山坡上望，远远近近的灯火，一点一点亮起来，像撒了一把星星。他嘿嘿地笑，心里满满当当。虽然那电，还没有通到自家村里，妻子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操持，但他觉得值！国家用得上，就好。工程指挥部颁发的“先进生产者”奖状，又让他被县里请去，给青年突击队讲。

从水库回来，他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家庭生活。田分到户后，他扶着犁耙，走在属于自己的田埂上，弯腰抓起一把黑土，攥得紧紧的。他伺候庄稼像伺候儿女，春播秋收，一丝不苟。交公粮，是他一年里最郑重的事。一定要把晒得最干，扬得最净，颗粒最饱满的稻谷上交国家。粮站的工作人员拿着铁钎子插进麻袋，挑剔地说水分大，杂质多，要扣秤。他张了张嘴，最终只是搓着手，点点头：“国家有标准，该扣就扣。”他总觉得，把最好的交给国家，天经地义。他交粮的“实诚”名声传开，后来竟也被粮站树为“模范售粮户”，在乡广播里表扬过。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眼见着孩子长大，开销见涨，他也坐不住了。就跟着同乡去了南边城市的建筑工地，做钢筋工。高楼在荒野里一天天爬升，他在脚手架上日晒雨淋。一次雨天脚滑，他从三层楼高的架子上摔下，左腿胫骨骨折，躺了半年。建筑公司还算厚道，给了他一个“安全生产先进个人”的奖状，连同八万块钱赔偿。钱沉甸甸的，他瘸着腿带回老家。这钱，后来一分没留，全给了儿子在县城买房付首付。他的左腿从此落了残疾，阴雨天便隐隐作痛，再也干不了重活。

他回了村，一心一意侍弄几亩田地。开始还养了几头猪，指望卖钱贴补，猪崽养得肥壮，他心里也亮堂。可没过两年，村里说养猪污染环境，不让散户养了。猪栏要拆除，上头给的补偿很低，许多养猪户嫌吃亏，聚在一起嚷嚷着不拆。村干部犯了难，就想到了陈友善。“友善叔，你是老劳模，觉悟高，带个头吧……国家政策，咱们得支持啊。”村长拍着他的肩膀。他蹲在自家猪栏前，看着那几头哼唧的肥猪，半晌，来回踱着脚步：“拆吧。国家说污染，那咱就不能给国家添脏。”他第一个动手拆了自家的猪栏。其他农户见状，虽然嘟囔，也只好陆续跟着拆了。他唉声叹气几天，转身搭起鸡棚，养起了鸡。他伺候鸡像伺候庄稼，起早贪黑，竟也摸出了门道，鸡长得快，下蛋也多。他又被评上了“养鸡能手”、“村里致富带头人”，红奖状添了好几张。乡里还组织人来参观过他的“家庭养鸡场”。可惜好景不长，风声又紧，说养殖污染严重，鸡也不能多养了。这次，没人再来专门“动员”他，政策下来，他就默默地把超过限量的鸡处理了。鸡棚拆掉那天，他蹲在空地上，抽了半晌闷烟。

抽屉里的奖状，渐渐厚了起来。从村里，到乡里，再到县里的，红艳艳的一摞。每一张背后，都是浸透汗水、乃至血水的日子，也伴随着一次次被需要站出来“作报告”、“带个头”的召唤。

儿子一家进了城，背上了每月三千八的房贷，日子绷得像根弦。陈友善就守着老屋、几亩田和限养的十几只鸡。粮价不高，但好在不用交公粮了，每亩地还能领点补贴。第一次拿到几十块钱的补贴款时，他愣了许久，对来走访的乡干部反复说：“这怎么好意思，种地还给钱，历朝历代哪有的事……感谢党，感谢政府。”

过了六十，他有了“养老金折子”。最初每月六十元，后来涨到一百二，2024年，变成了二百五。每月一到日子，他就走上几里路，去镇上的信用社，取这二百五十元钱。取出来，小心地数两遍，留出五十元买油盐酱醋，剩下的两百，封在信封里，等儿子回来拿。儿子推辞，他总说：“我在家里花不着什么钱，你们在城里，难。” 他扬扬那残疾的手，又拍拍不利索的腿，“我这样子，也就能顾上这张嘴了。”

他确实花不着什么钱。菜是自己种的，米是自己打的。肉，十天半个月砍一次，一次几两，多半还是等孙儿回来。那二百五十元，在他口中，是“享福的钱”，“够用了，不抽烟不喝酒，能花到哪去”。

2022年秋，他咳嗽久不见好，去查，发现肺部有肿块，要动手术。县医院住了半个月。账单出来，四万三。他盯着那个数字，很久没出声。那是他从养老金里一分分抠下，准备给儿子补贴房贷，攒了好几年的钱。出院结算，医保报了一大部分，自己掏了一万六。他捏着剩下的薄薄一叠钱，对儿子念叨：“还是国家好，老了病了，国家还管着。”

病愈后，他在县城退休的表弟来看他，拎了一箱牛奶。表弟穿着体面的夹克，头发梳得整齐。坐了一会儿，临走塞给他两百块钱。陈友善推不过，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忙不迭地跑到屋后，把攒着舍不得吃的土鸡蛋全拿出来，又在地里现薅了最新鲜的青菜萝卜，装了满满一大袋子，硬塞给表弟的车后备箱。他用的是平时装鸡食料的塑料袋，洗得发白，边角还有些磨损。他脸上洋溢着热情与实在的笑容，叮嘱着：“自己种的，没打药，甜！”

后来他问儿子：你家表叔喜欢那些菜不。儿子含混地应了一声，没敢说。其实，那袋菜被表婶下车后就遗落在了小区的垃圾桶边，嫌塑料袋上沾了鸡屎味。

日子静悄悄地流。老屋更旧了，奖状在抽屉里，边缘也开始泛黄。他有时会拿出来看看，摸摸，并不常对人说起。只是有夕阳的傍晚，他坐在门槛上，望着远处依稀可见的水库大坝轮廓，会慢慢卷一支烟，不点燃，就那么在手里捻着。缺指的手，动作有些笨拙，却异常认真。

他走的时候，很平静。那些奖状奖章，就放在他手边。他的一生，简化成了这一抽屉的荣耀、一身伤病，和一张每月二百五十元的养老金折子。

他去世的消息，按他曾是“县劳模”的身份，村里报到了乡里。乡里的干部都忙，便委托村里代为凭吊慰问。村支书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走不开，就安排村会计去一趟，从办公经费里支了五百块钱，算是县劳模的慰问金。

出殡那天，村里来了不少人。老辈人念叨着他修水库断了指头的狠劲，在联圩上冻得嘴发紫也不下堤，交公粮的实在，也说起他养鸡时的风光和后来的落寞，以及带头拆猪栏的往事。表弟也来了，送了挺大的一个花圈。村会计来得稍晚些，把那个装着五百元慰问金的白色信封交给了陈友善的儿子，说了几句“节哀顺变，友善叔是个好人”的场面话。风吹起花圈上的挽带，哗啦作响。儿子整理遗物，除了那些奖状，就是一个薄薄的存折，里面还有不到三百块钱。而那个表弟，此刻正站在一旁，手机响起，他接通，说的是这个月九千八的退休金到账了，让老伴记得查收。

坟头落在村后的山坡上，朝着远方水库的方向。纸钱灰烬像黑蝶般飞舞，散在田埂间。那田里，新一季的油菜出苗了，泛着淡淡的、怯生生的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