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梅羹独子李严慰

微风吹醉人

封面

父亲李梅羹像：

　　

崔立志：在即将到来的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学生想访问一下李老师，了解你父亲李梅羹的革命事迹好吗？

李慰严：非常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崔：首先请你谈谈你的家史吧！

李：我的父亲李梅羹又名鼎和，笔名墨耕、弥耕、梅耕、梅庚、弥坚、赤心等。

　　我家的李氏家谱的部分内容:

　　1901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浏阳县官渡松口村一个私塾教师家庭，父母早逝。由祖父李韫谦即我的曾祖父抚养长大，曾祖父是私塾教师。从族谱得知，我祖父名远勋，也是私塾先生，是浏阳有名的学者，与徐特立老前辈都是学界名人，有交往。我母田良璋，是醴陵西乡田超轩之女，也是当地名门望族，书香门弟。1915年夏，我父李梅羹考入长沙名校长郡中学，与罗章龙、王人旋、宋天放等同班，他选择学习德文。1918年父亲考入北京医专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并与罗章龙、高君宇、罗汉等组成秘密行动小组，担任游行队伍的纠察工作，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和两侧，保卫队伍的安全。队伍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时，遭到警察的阻挡，秘密行动小组成员立即带队伍掉头去东城，找卖国贼曹汝霖算账，发生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据罗章龙后来回忆：“我们这个行动小组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京小组成员，或青年团的基干。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革命的演习，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练。”（详见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报、嘉兴学院学报第30卷第二期）五四运动后，我父李梅羹即转入北京大学德文系学习，又与罗同班（罗后转到哲学系）。

崔：五四运动后，你父亲为什么从医专转到北京大学学习？

李：因为罗章龙在北大学习，我父李梅羹与罗章龙在中学是同班同学，罗常邀李梅羹到北大听李大钊的报告，由此认识了李大钊，通过五四运动，进一步加深了李大钊对李梅羹的了解，加之李梅羹认为学医只能医治人的身体，不能救国，孙中山、鲁迅都是由学医转向从事革命的，只有从事革命才能救国救民于水火。

崔：报刊有文章称你父亲李梅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李：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很快发表了“庶民的胜利”欢呼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但是，只有马列著作翻译成中文才能在中国传播开来。1919年秋，李梅羹与罗章龙、邓中夏、张国焘、吴汝铭、杨人杞等30余人组织了一个团体——曦园，租赁北大附近东皇城根街达教胡同2号居住。他们议定半工半读，自食其力，互助互济，凡做饭、洗衣挑水、扫地等都轮流担负，过着简朴而平等的生活。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阅读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学说的文章，曦园也成为北京地区大学生中最进步的团体。1920年3月31日，在李大钊帮助下，李梅羹、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宋天放、刘仁静、杨人杞等 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梅羹是发起人之一。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秘密团体，可供研究的中文书籍不多，李大钊就组织大家致力于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会员自动捐集100多元（李大钊出资最多），购买了几十种马列主义经典原著。研究会设有英、德、法三个翻译小组，在课余时间分头进行翻译工作。李梅羹、罗章龙、宋天放、王有德等是德文翻译组成员，曾译《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还译过《马克思传》、《震憾世界10日记》等书籍。《共产党宣言》翻译后，出了油印本。毛泽东曾对斯诺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临时工作期间，曾读过《共产党宣言》估计就是这个油印本，因为陈望道的全译本尚未出版。而这些油印本至今还保存在北大图书馆。

2011年6月10日湖南党报《长沙日报》用整版介绍我父亲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情况：

五四运动与邓中夏（第二个演讲者，长发）：

　　李梅羹等人按专题定期在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举行讨论会，汇报研究成果，交流学习心得。一年后，研究会转为公开活动，北大校长蔡元培拨出景山东街2号西斋宿舍两间房子作为研究会的活动室和图书室。研究会将活动场所取名“亢慕义斋”（“亢慕义”为德文“共产主义”音译）。活动室正面墙上挂着马克思像，像两边是“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提词，墙上贴有“不破不立，不立不破”标语及一些格言和革命诗歌。图书室藏书都盖了“亢慕义斋书”印记，有些书籍至今还保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会还制定了规模较大的“亢慕义斋译书规划”，曾在1923年《响导》周刊上登出。这个译书规划后来只译出了部分，原因是大多数会员受党派遣从事工人运动，参加实际斗争去了。现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中国最早翻译的马列主义书籍，就有李梅羹笔名之一“墨耕”的几本马列著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打下了基础。以上情况都是公开发表的党史资料讲的。

2017年我专程到北京沙滩的老北大红楼的李大钊纪念馆，看到了我父亲译的两本书：

说明：著名译者为墨耕，即李梅羮笔名，右边字为马列著作。

 

2017年本人在李大钊展览厅留念，儿子李坚拍摄

1990年拜访李大钊家，与其长子李葆华合影：

　　父亲李梅羹入党时间1920年10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1年出版的党史中说：“1920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大多数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这个研究会通过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举办座谈讨论、组织出版工作等。把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其成员也发展很快。它既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第59页）这个研究会虽是从北京大学发起，其会员发展很快，遍及全国各地，有工人和革命者，其较著名人士有陈毅、刘志丹、李子洲、恽代英、杨靖宇（马尚德）等人。

崔：党史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政党。”你父亲也搞过工人运动吗？

李：是的，据党史资料上记载：“这段时间，李梅羹主要精力放在马列著作翻译上，有时也走出校门直接从事工人运动。李梅羹第一次到工人中去，是与罗章龙、张国焘去长辛店铁路工人区走访工人。”罗章龙回忆：“1920年暑假，我与梅羹、国焘第一次来到长辛店。那天是星期天，三人先到卢沟桥芦苇荡行猎，就地野餐，餐毕到车站访问一个电报房工人吴敏珂。吴热情招待，引大家去参观慈禧太后回銮时的花车，大家就在花车旁合影。随后吴引导去访问工人住宅，会到了他的同乡史文彬等人。（史文彬后来成为全国工人领袖、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全国铁路总工会主席）。史又引大家到大厂内外参观，后在史家闲谈，情意颇洽。此后，他们不穿长衫，不打学生腔，多次到工人区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也邀工人到北京大学座谈，讨论工学联合、工人团结等问题。”工人中文盲较多，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决定筹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一面帮助工人学习文化，一面进行革命宣传。学校于1921年1月正式开学，由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李梅羹几个党员担任教员，每周轮流住校一两天。授课教本由教员自行编印，学生所需纸张笔砚也由教员捐助。在取得了工人信任后，开始帮助工人筹建俱乐部（后改为工会），与洋人、资本家和工头斗争。北京党员通过与工人相结合，培养了史文彬、邓培、王荷波、唐宏经等一批工人领袖。以上内容全部是公开发表的党史资料中所记述的。

崔：请你讲讲李梅羹参加党的创建工作的具体情况吧！

李：中央201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对建党过程有较明确的叙述：“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政党。”

“1920年春，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筹备建党的时候，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党史》第57-58页）“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等人的安排下，他们参加了一系列坐谈会。”关于坐谈会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罗章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顾问、全国政协委员）有比较详细的回忆：“1920年5月第三国际的使者维金斯基偕译员杨明斋来到北京。他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便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李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和维金斯基见面。人数不多，其中有我和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维金斯基住在东城王府井外国公寓处。进行几次座谈后，又邀约我到他的寓所谈过两次”“在他离京前我们召开了一次会，会议地点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大会，他以第三国际代表的身份，亲临小组参加会议，是相当肃穆的。他在会上作了讲话，说他的访问是双方共同的需要，说参加坐谈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拥护十月革命，积极参加当前革命斗争的先进分子，同意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守常（即李大钊）在会上简明致词，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还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裁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维金斯基在北京工作结束后，“由守常写信介绍到上海，是作为北京小组写信给上海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即尚德）、范鸿劼、缪伯英、吴汝铭、王仲一、宋天放等。”（《椿园载记》第74-7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中共党史（第61页）是这样记载的，“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随后又陆续发展一些成员。到1921年7月，北京党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维金斯基住在东城王府井外国公寓处。进行几次座谈后，又邀约我到他的寓所谈过两次”“在他离京前我们召开了一次会，会议地点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大会，他以第三国际代表的身份，亲临小组参加会议，是相当肃穆的。他在会上作了讲话，说他的访问是双方共同的需要，说参加坐谈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拥护十月革命，积极参加当前革命斗争的先进分子，同意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守常（即李大钊）在会上简明致词，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还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裁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维金斯基在北京工作结束后，“由守常写信介绍到上海，是作为北京小组写信给上海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即尚德）、范鸿劼、缪伯英、吴汝铭、王仲一、宋天放等。”（《椿园载记》第74-7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中共党史（第61页）是这样记载的，“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随后又陆续发展一些成员。到1921年7月，北京党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等。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补充个视频，进一步说明中国的觉醒者，革命先驱们为什么最后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前途的改革方式的原因：

　 前排左五的身穿白色长袍的短发男青年就是父亲李梅羹：

　　《椿园载记》的封面和扉页

　 我的父亲李梅羹成为中国共产党的

58位创始人之一。2011年1 月1日出版的党的权威文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有记载了58位早期党员名单，父的名字就在其中。

一

定义58位共产党创始人：

父亲编号25。

　　关于我父亲的革命活动的记录，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95周年的纪录影片《筑梦路上》第一集将我的父亲李梅羹名字放到发起人的醒目位置（红圈圈标注处）:

　　1978年我在西安看到关于罗公章龙复出消息，知道他在北京文史馆当顾问。至于他父亲的关系是在之前党历史书上获悉的。1979正好我在北京参加全国总工会和经贸部联合举办经济研讨班（陕西去了三个人，工会主席，刘春茂副省长和学术界的我）。我马上按地址给罗写信，联络上了罗。下面是罗老1979年给我的信件，提到父亲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事迹：

1981年我专程看望老革命家罗章龙，左起：本人，罗老，女儿李群和老伴黄素辉

关于北京出席党的一大代表的产生过程，刘仁静有过回忆，他说：“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有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出席“一大”，罗章龙回忆录也有相同的内容。“一大”后，1921年8月北京党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地委，李大钊任书记，组织委员罗章龙，宣传委员高君宇，财务委员李梅羹。（见《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第11页，《党史》第101页）。

　　据罗章龙回忆：“党的第一次全国会后，在原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区委（包括山东）……北京区委的组织及其成员的演变，是由简而繁，前后互有更迭。区委书记一直由李守常担任，我主持过区委组织工作，高君宇曾负责宣传工作，邓中夏负责青年工作，缪伯英负责妇女工作，李梅羹任区委秘书。1925年北京区委改称北方区委，中共北方区委当年领导地区很广，除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等顺直省地区外，还包括河南、山东、陕西、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甚至和云南、贵州也有联系，除此之外还包括全国各条铁路等。北方区委在组织上受上海中央领导，但还有它的独特的地位，当时国际代表和苏联公使常驻北京或路过北京，因此在政治上还接受他们的指导，如维金斯基（1921年）马林（1923年）加拉军（1924年）均驻过北京，1922年陈独秀也一度驻在北京。当时北方区委实行集体领导制，在党中央指示领导下进行工作。”（《椿园载记》第117页）以上就是李梅羹参加建党工作的具体情况。

崔：李梅羹曾主编过《工人周刊》，这是中共北方区委党报，请你介绍一下具体情节。

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党，《工人周刊》在北京创刊，作为中共北方区委的机关报，在创刊号上，宋天放就手书有“为工人阶级的喉舌，为工人阶级呼吁”及“工人阶级第一份自己的新刊物”等语。这是中共北方区委的党报，主编是罗章龙，李梅羹任中共北方区委秘书，也兼任《工人周刊》西文秘书和编委，在罗章龙外出领导工人运动时，李梅羹代理主编。在白色恐怖下，连续3次转移印刷地点，但依然屡遭查禁。办刊经费主要靠党员自筹。李梅羹与报社人员百折不挠地努力工作，深得李大钊的称赞。《工人周刊》以通谷易解的形式，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工人周刊》还辟有专栏《工人常识》，向工人讲授文化技术知识，《工人谈话》、《工人之声》专栏则直接刊载来自工人的要求和呼声。《工人周刊》当时已成为工人不可缺少的读物。据统计，从1921年创刊到1926年停办，刊物坚持5年之久，累计出版150期以上，成为大革命时期坚持最久的刊物。李梅羹从1921年创刊至1925年赴苏联学习前，为《工人周刊》倾注了大量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仍有部分收藏。在《工人周刊》编委会下附设有北京劳动通讯社，在各地聘有通讯员和特约记者，他们采集了大量的新闻报道，除供《工人周刊》选用外，还向国内各大报刊发稿，如北京的《晨报》，上海的《申报》。李梅羹也担任劳动通讯社的编委。据罗章龙回忆，劳动通讯社后与《京报》合作采访，邵飘萍亲加指导，业务蒸蒸日上，邵于1926年4月26日被北京政府所杀，其“罪状”云：邵振青（即邵飘萍）勾结赤贼，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故邵实为《劳动通讯社》而死。

　　崔：《工人周刊》也与工人运动有关系吗？

李：有密切关系。据罗章龙回忆《工人周刊》第一期印刷1500份，后增至6000份，发行遍及全国，并远至东南亚、远东地区及法国。每逢出刊时，李梅羹与编辑部人员一起包扎付邮，如遇所需邮资不足，则由参加人员主动捐赠，务期当天将《工人周刊》发出。如遇星期日或假日，往往是李梅羹与罗章龙、宋天放、何孟雄、缪伯英等分头乘车将《工人周刊》带到长辛店、丰台、门头沟、南口各工厂发送，并就地征求工人对报刊的意见，并邀约撰写通讯稿件。1921年11月，陇海铁路机务工人举行罢工，李梅羹等多次开会研究制定声援措施。在罗章龙赴洛阳等地直接领导罢工期间，《工人周刊》编辑部由李梅羹代理主编职务。《工人周刊》从第18号至30号，连续报导罢工情况，并号召京汉、京绥等铁路工友捐款支援。最终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陇海铁路罢工的胜利，这是建党刚4个月党领导的第一次取得的罢工胜利，意义非凡。陇海铁路工会致函《工人周刊》称：“此次罢工的所以致胜，是由于各地的联络，但是各地的联络指导，则赖贵社的功劳。”

崔：李梅羹作为中共北方区委委员和秘书还兼任《工人周刊》编辑工作，还能有时间下到第一线参加领导罢工斗争吗？

李：李梅羹除担任北方区委秘书协助李大钊工作和兼任《工人周刊》编辑外，经常深入工人群众，从事工人运动。自从建党前1920年暑假和罗章龙张国焘深入长辛店铁路工厂工人区及创办工人文化补习学校以后，从未间断深入工矿企业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陇海铁路罢工胜利后，如1922年的京汉铁路8月罢工、粤汉路罢工、山海关与唐山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京绥铁路罢工、正太铁路罢工乃至后来的二七大罢工都有李梅羹的身影。这些罢工斗争规模达数万人，影响深远。并与南方邓中夏领导的省港大罢工互相呼应，并将罢工的目的由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经济斗争转向要求民主自由的政治斗争。

这一系列的罢工斗争，始终是在李大钊领导下进行的，如从建党刚4个月的陇海铁路罢工斗争开始，到二七大罢工，都是李大钊亲自领导，如陇海铁路罢工前李大钊主持召开北方区委扩大会议研究斗争策略，李大钊问陇海方面有无支部联络，罗章龙说：“那方面尚未建立支部，但是《工人周刊》却有几处通讯关系”。李梅羹接着汇报说：“石家庄以南无正式工会组织，郑州、洛阳有《工人周刊》通讯员兼发行站，洛阳有通讯员游泳，开封、徐州力量更弱。”散会后，李大钊又派罗章龙赴第一线领导罢工斗争，何孟雄陪罗章龙赴车站附近小餐馆，李梅羹、高君宇、缪伯英也到，缪伯英又转达李大钊的话说，“钱不够用，来信再汇。”陇海铁路罢工胜利后，工人群众阶级觉悟普遍提高，沿路各大站开始建党建团活动，如洛阳、郑州、开封、连云港都建立了党团组织。

陇海铁路大罢工胜利结束后，中央及国际代表先后派专人来考察此次罢工详细经过，并带有总书记陈独秀给罗章龙的亲笔信，信中有云：“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罗章龙回忆录《椿园载记》第152页、154页、168页）。

从1921年的陇海铁路大罢工到1923年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对这一系列的罢工斗争，《党史》第85-94页作了详细记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前后持续时间达13个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的罢工斗争达一百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以上。”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5月上旬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总结以往工人运动的经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把反帝反封建作为工人运动的基本目标。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1922年8月从上海迁到北京，主任为邓中夏）和各地分部所在地为中心，形成几个罢工重点地区。其中北京区、武汉区和湖南区的工人运动发展迅速，成绩比较显著。北方分部的主任是罗章龙，李梅羹作为罗章龙的助手参与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领导工作，直接组织指挥了北方区的罢工斗争。（《中共党史》第85页、第88页）北方区的历次罢工斗争均公开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进行领导。

　　崔立志：你父亲李梅羹在参与组织领导罢工斗争时，有没有经历过惨烈的斗争情景？

李：在反动军阀统治下，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风险无时不在，如从1921年的开滦五矿罢工，到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的上百次罢工斗争，都非常尖锐复杂，甚至流血牺牲，如开滦五矿罢工，发动工人五万人，其矛头不仅指向英国资本家，而且也指向由北洋政府和军阀官员所控制的财团，其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和残酷的。据罗章龙回忆：“开滦五矿大罢工斗争中，中共北方区委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组成了强大的五矿罢工指挥机构。罢工指挥部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有时设在铁路与工矿中心地区，有时改在唐山大学办公，均取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掩护与支持。为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指挥系统始终分散隐蔽。罢工指挥部设在南厂（即唐山铁路机车厂）附近。宣传机关则分设在各厂矿郊区工人住宅内。掌管工会基金的财务机关设在较安全的山海关铁路工会附近。在五矿罢工期间，还在天津租界设置罢工事务联络站，由宋天放、李梅羹等在联络站负责，所有关于罢工新闻公告文件以及与外界的联络等，均在天津秘密印刷发布，并开辟有内部交通秘密接头处。同时，在开滦罢工期间，党集中了唐山地区的党员，组成开滦罢工中共党团，成为罢工的核心领导机构，一些重大决策都须经党团讨论。罢工党团设在市外，以备随时转移地址。”李大钊也是通过这一党团机构，直接领导罢工斗争。罗章龙回忆：“最激烈的一次斗争，发生在罢工后的第四天，十月二十六日晨八时，罢工纠察队正巡行于西大街，突与保安队遭遇，双方发生冲突，当场抓走纠察队员张隆、高金声、刘福存等十余人，押囚在警察局，工人们闻讯后，群往营救，保安队见工人来势勇猛，遂开枪射击，当场倒地身亡者七八人，伤者无数。指挥部派出宣传队、救护队和纠察队及时救援受伤工人，并到街头演讲，控诉反动军警的暴行。并通过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北方区委，在社会上大造舆论，使杨以德（警务处长）和矿局甚为被动。并在北京举行各界代表和中外新闻记者参加的发布会，揭露敌人残杀工人的暴行。北京《晨报》，天津《泰晤士报》、《工商新闻》、上海《申报》等都及时报道了罢工消息。罢工委员会并以开滦工人的名义通电全国和国外，控诉反动军警残杀工人六名、受伤57名，失踪者31名的罪行。惨案发生后，最先由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宣传筹备募捐事宜。在罢工期间共募得捐款约五万元，其中党内外募捐一万余元，铁路、海员工会二万元，国际工会方面一万五千元。罢工过程中，李梅羹还经历了一次惊险事件，据罗章龙回忆：“在罢工的两个星期时，有一次我和邓培等正在新街开会，偶然被少数侦缉人员发现，冲进屋内，当场逮捕了几个人（我和梅羹在内），出门后适遇铁牛领纠察队巡查路过，见状立即上前动武，夺回被捕人员，赶走了侦缉队。”（《椿园载记》第202-219页）资方考虑，此次罢工，如果延续下去，将会造成了英国在华北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矿局决定对工人做出适当让步。11月15日矿局派人向工会表示愿接受部分条款，经党团会议研究，罢工委员会最后裁决，于11月17日下令复工。复工那天，矿局宣布承诺工人部分要求，其余以后再作商议，矿区保安队全部撤离，释放被捕工人，于是，五万多工人的开滦罢工宣告胜利结束。此次罢工历时25天，英资本家共损失达150万英镑。还不算因罢工其股票狂跌所造成的损失。罢工结束后，党组织和工会随即转入罢工善后安排和保障工人既得利益的工作。中共北方区委也详细讨论了五矿罢工的经验教训。此次罢工震惊中外，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一年多时间，在其领导下，显示了我国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巨大威力，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团结斗争精神，李梅羹作为中共北方区委委员和李大钊的秘书，始终参与和领导了这次罢工的组织指挥工作。在此后的京绥铁路罢工、正太铁路罢工、“二七”大罢工，李梅羹也都参与和领导罢工斗争。

　　崔：请你再谈谈李梅羹在历次罢工斗争中的工作情况吧，特别是著名的“二七”大罢工的情况

李：自从1921年下半年起，中共北方区委所组织的八条铁路的罢工斗争（陇海、津浦、粤汉、京绥、京奉、道清、京汉、正太）一般都取得了胜利。在这些罢工斗争中都有李梅羹的身影。现在我重点谈谈“二七”大罢工的情况吧，这些情况党史资料中均有详细论述，我简单介绍一下。“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对于目前实际问题的计划》指出，在中国工人阶级中，铁路工人、海员、矿工是‘三个有力的分子’，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要先成立这三个产业的联合组织，作为工会运动的中坚。”“在这时建立的铁路工会中，以京汉铁路沿线工会的工作基础较好，……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党史》第92页），“1923年1月，中共北方区委根据中央精神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教训，并决定今后的斗争方向……在斗争中应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等。把政治斗争口号放在首位，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积极成立铁路总工会，首先是成立各路总工会，其中京汉铁路总工会最成熟。……决定2月初在郑州公开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在这次区委会上，守常还提出：‘现在北大放寒假了，我应湖北教职员联合会的邀请，在寒假期间，我准备到武汉大学去讲学，北方区委工作请文虎（罗章龙）负责。”（《椿园载记》第240-241页）“1923年1月底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和来宾全部到达郑州，中共中央及党的有关组织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派出负责工人运动的成员出席这次大会。其中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特派员张国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陈潭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罗章龙、中共北京地委委员包惠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等。”（《党史》第92页），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吓坏了反动军阀，下令禁止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派出大批军警准备对成立大会进行阻挠和破坏。2月1日上午，郑州全城戒严，军警真枪实弹。前来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进入会场——郑州普乐园剧场，立即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武装军警把会场严密包围起来，企图强行解散会议。代表们与它进行斗争，会议持续到下午4时，被迫结束。……反动军警强行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把室内什物抢劫一空后加以封闭。并勒令全部代表立即离开郑州。代表们受此凌辱，十分愤怒。为此，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于当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实行总罢工，号召全路工人，“为自由作战，为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同时决定将总工会临时办公处移至汉口江岸。（《党史》第93页）“从2月4日起，我（即罗章龙）和仲一、孟雄、君宇、梅羹等经常驻守前门车站，与长辛店、郑州及汉口各站联络。”（《椿园载记》第254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引起外国列强的恐慌。各帝国主义国家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尽快用武力镇压。”“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调动两万多军警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二七惨案。”惨案的经过是这样的：“2月7日京汉全路罢工工人遭到武力镇压。在江岸、全副武装的军警将工会包围 ，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6人被杀害。在长辛店，机车厂铆工、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等六人被打死。……此外，罢工工人被捕的有40多人，被开除的达1000多人。工人家属也遭到军警的迫害与洗劫。在同敌人斗争中，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表现得无比坚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车站电线杆上连砍数刀，但他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也于2月15日凌晨被吴佩孚的爪牙萧旭南秘密杀害于武昌洪山脚下。”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为自由而奋斗。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民众，迅速掀起声势浩大的声讨军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也发表宣言，支援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忍痛于2月9日下令复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这次大罢工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它虽然遭到失败，但却以工人阶级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更明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中共党史》第93-94页）。

　　李梅羹作为中共北方区委委员和李大钊的秘书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罢工斗争的工作。根据罗章龙回忆：“直到1926年6月召开党的‘三大’时，我一直留在北京负责北方区委工作，处理“二七”善后事宜，召集二七纪念会等。二月二十一日，我写成《二七大屠杀经过》一文，于同月二十七日在《响导》第二十三期上刊出。旋接中央来信，嘱编一书详记始末。……开始动笔时在高师宿舍，后因环境纷杂，敌人眼线很多，工作不便，乃在沙滩附近骑河楼临时找了个小房子继续写作，由李梅羹助理缮校绪事。当时天寒无炉火，二人用芦花败絮裹腿，盘坐在大坑上呵冻挥笔，日夜不辍，边写边印。后由北大印刷厂工人党小组承担，均以义务劳动完成，人手不够就由我们支部的同志帮助排字、组版、摆车、印刷和装订。”该书1923年初版印5000册，后改由广州人民出版社重印多次，前后约印5万多册，畅销全国”（《椿园载记》第259-264页）《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的出版发行，影响极大，对促进国共合作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据罗章龙回忆：“有一次，孙中山的代表张溥泉在上海曾当面告诉我说：‘1924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孙中山，向他提出国共合作，孙开始对同共产党合作理解不足，马林曾把《京汉工人流血记》、《响导》等书刊送给孙中山看，孙看后向左右亲信说，我想和共产党合作，你们却不赞成，你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有军队，有广州地盘，瞧不起共产党，而实际上共产党力量比我们强的地方很多。我当年开始搞革命时，策动群众，少则百八十人，多不过几千几百人，你们看共产党发动群众斗争，动不动就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二七罢工就是例子。从这一点看，我们还不及共产党。孙中山从中国南北多次大罢工认识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所以，后来马林再访孙中山时，孙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国共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了革命合作。”（《椿园载记》第265页）对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起到了促进作用。《京汉工人流血记》从三十年代起被列为禁书，直到1981年始得重版，也可以说是对二七烈士最好的纪念。”

崔：谢谢李老师对我讲了这么多，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党史学习。根据党史资料，李梅羹有许多笔名，如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中记述：“李梅羹，原名李兴炽，曾用名鼎和、墨耕、弥耕、弥坚、梅耕、梅庚、赤心等，”为什么李梅羹有这么多名字？

李：我父亲李梅羹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理想信念坚定，擅长文字工作和翻译工作，深得李大钊和党组织的信任（见另一党的创始人之一朱务善给本人的信），因此才多年担任李大钊和北方区委秘书，许多文字工作都由他承担。

说他写传单腾写油印又快又好，他给当时的进步报刊经常撰稿，如进步刊物《新民园》第一卷第二号1923年12月出版的这一期刊登两篇重要文章，一篇是李守常（即李大钊）题为“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另一篇是署名李梅庚（即李梅羹）的题为“最近世界经济概况”的文章，分析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不可克服的矛盾，指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爆发经济危机。六年后，到1929年果然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持五年的总危机，值得注意的是李梅羹在文章中指出，只有美国能独自除外，能延缓些时日，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自足经济（即内需为主）可以仍旧维持些时日。此外，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欧洲诸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逃不出这个经济危机，李梅羹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准确预测了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的到来，在当时可说是极其准确的预测，特别是指出美国市场以内需为主可以减少对美国的影响，这对中国当前提出扩大内需，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国策，以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精神是相符的。

　　崔：令尊李梅羹曾赴苏联学习参加过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是吗？

李：1925年，他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是共产国际为培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干部而开办的学校。在学习期间，他继续从事马列著作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有些译作还成为同学们自学教材，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一座庄园召开，李梅羹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大会，并担任翻译工作。李梅羹担任德文翻译组组长，会议期间，担任周恩来的德文，俄文翻译。德国共产党总书记台尔曼的讲话即由他直接翻译。列席代表还有刘伯诚、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

李梅羹在苏联共4年，1929年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宣传部翻译室主任，主要从事翻译《共产国际通讯》工作，据党史记载，“他曾到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也是中共中央工委，在国际通讯部任翻译，收集，研究，翻译国际工人运动的有关资料。推动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第24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父亲的资料，保存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

2017年7月我应邀到莫斯科参观六大会址的大门

2017年7月我应邀到莫斯科参观六大会址的大楼

 

 由习近平总书记和普京商定，馆址产权归俄，中方出钱修复，俄方将其长期租给中国，每年租金1卢布（象征性的）

 

2017年7月我应邀到莫斯科参观六大会址，这是我2017年7月访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时的照片，会址横幅下三人我右侧穿白衬衣结领帶是馆长马先军，一直陪同我参观并讲解，我左边是司机

刘斐(左 )与白崇禧在一起交谈

说明：刘斐是李梅羮田良璋夫妇的好友，关系密切，田良骥的亲家。

　　李梅羹是不是李宗仁、白崇禧身边卧底，不能完全肯定，但从一些事实的分析，是极有可能的。金一南（国防大学教授）所著的《苦难的辉煌》一书叙述了红军长征经过广西时，当时蒋介石命令李宗仁、白崇禧阻击消灭红军，但李、白及作为高参的刘斐却没有阻拦红军，并给红军让路。李宗仁的回忆录更是详尽讲述了这一过程。当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侦得李宗仁与红军有密电来往，蒋介石不信，李宗仁骗蒋介石说，与红军打的很惨烈，俘虏红军七千人，并由民团穿的红军衣服扮演红军拍了电影骗蒋介石，蒋才作罢（《李宗仁回忆录》第651-655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编印）。当时，白崇禧曾下令，只准尾随红军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再一个事实是，1949年，我大舅田良骥跟随程潜湖南起义，当时衡阳、广西均未解放，当时肖劲光（田良骥的同学）派田良骥与潘世模去衡阳，策动白崇禧起义，因白身边蒋特务众多未果，并将田良骥裹胁至广西后田良骥始逃脱。

　　 大舅田良骥

　　1955年王人旋给我的信说，1934年与我父母都住在一个院子，知道我父母与刘斐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王人旋是解放后任国务院重工业部总工程师）刘斐又是我大舅田良骥的亲家，来往密切。对刘斐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政治立场是有影响的，李、白虽与蒋介石打过仗，但后来投靠蒋介石是非常反共的，在上海还屠杀过共产党，但到红军长征时，又为什么会帮助红军呢？立场来了个180度的转变，真是耐人寻味。从1931年至1934年红军长征前，李梅羹、刘斐、田良骥都在李宗仁、白崇禧身边。是不是对李、白的政治态度有所影响呢？不得而知，但李宗仁、白崇禧政治立场的变化总不是没有原因吧！

我听姨妈、舅舅等人说过，我父经常在广西、浏阳老家根据地、广州、上海频频往返，在外从不住旅馆，都是住亲戚朋友家。妈妈说你爸喜欢看书，常常反锁房间，在房内工作，免人打扰，这也是做地下工作的需要吧！

崔：据说李梅羹还救过罗章龙的命，事情是怎样的呢？

李：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遭到追杀，逃往东北住了两年，因被东北镇守史丁超发现，决定立即返回上海，暂住租界杨浦路德国礼和洋行任秘书的李梅羹处，李劝他先查体治病，约一星期后，4月10日罗去公共租界天飞宫总商会图书馆，被特务秘密逮捕，过了两星期被外国媒体得知爆光，李梅羹得知后，亲自告知刘炎（罗的夫人）和王新元（长沙人，解放后任轻工业部副部长）三人商量决定李梅羹火速赶往南京找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原北大校长）营救，经蔡元培担保出狱。此事在罗章龙回忆录中有详细表述。罗出狱后赴河南大学任教，并与一德国人（亦河南大学教师）常在黄河边散步，有一天黄昏散步时被刺客开枪射杀，因德国人所着服装与个头与罗章龙相似而被枪杀，实际是为了杀罗章龙而误杀，此案震惊全国，各大报均有报导，但始终没有破案。

崔：罗章龙因反对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而被开除党籍，其真相是什么？现在党中央对这一段党史是如何评价的？

李：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但又出现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主张以夺取大城市为中心，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武装总暴动。“立三路线”的实施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瞿秋白、周恩来为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共产国际来信认为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错误批判不够，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关。共产国际米夫带领王明来华，强行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进行篡党夺权。实际上，王明的主张比李立三更“左”，对革命造成的损失更大。

《党史》指出：“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参加了会议。米夫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作结论。会上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王明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点名批判瞿秋白，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瞿秋白、周恩来事实上成为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最后按照米夫以远东局名义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拟定的名单，補选了中央委员和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由此种种，党中央明确指出“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起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309-310页）1979年罗章龙调北京工作，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顾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这事实上给罗章龙平了反。

关于我父亲的后续情况，党史资料是这样记述的：“1931年初，李梅羹因同情罗章龙，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被劝回家养病”，“只得给广西师专（今广西师大，设桂林）任校长的同乡学友杨人杞（此时名杨东莼，也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写信求助，被介绍到桂林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第四军军部做德文翻译。1934年8月12日，33岁的李梅羹病逝。葬于南宁东城之外。

一个极有才华的翻译者，我国早期马列著作的传播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就这样默默离开了人世。”（《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报》第30卷第2期，2017年）。

后来，徐特立（毛泽东的老师，革命前辈）获悉了父亲李梅羹的噩耗, 给其祖父李韫谦赠诗吊唁：“墨泪交流纸上痕，远书珍重哭亡孙。自古聪明多不幸，孔门曾亦失颜渊”。

当时的朋友们纪念父亲，有下面的四首诗：

　 父亲是爱我的。

他临终前特意找人给我打了四两重的金手镯作为纪念。可惜后来在战乱中被土匪抢了（所继父回忆当时母亲去世后由他保管，解放前夕从长沙到广西时遇到土匪，携带的全部被打劫一空，侥幸逃脱）。

尽管父亲李梅羹生命是短暂的，但是他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

革命老前辈罗章龙，李达，杨东莼和朱务善等和我见面时，勉励给我说：你的名字叫“慰严”，你要努力学习，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安慰你地下的共产党父亲。

我对前辈说：自从知道父亲的事迹后，我就一直以继承父亲遗志、做革命的继承人为己任！

我现在想到父亲曾经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讨论救国救民中说的话：“地球年龄估计约五十亿年，人类发生不过百万年，在此悠悠天地中，世界所生存过之人，殆不下千亿。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浮生为露电，少壮复几时。再放观宇宙，亿万星空，一星一世界，其事貌不可知。六合之外，更不可纪极。唯有以短促之生命，以事救民于水火事业，心境稍获宁静。”----父亲的这一席话，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父亲这段话来自罗章龙回忆录中）！

父亲也有很少的珍贵相片和宝墨留下：我所保存的一张父亲相片是在文革期间探亲时在湖南浏阳的老家山沟土房的屋顶横樑上结满蜘蛛网的旧木箱子发现的一张集体照，我细细观察找到了父亲（我在解放前见过父亲的结婚相片，后来遗失了）。

父亲与同学在北京中山公园合影，前排右三是父亲：：

放大后父亲像：

父亲在相片上面留下的极其珍贵的笔迹，父亲的字功底厚实，字体俊美而刚劲：

　　 父亲李梅羹的书法

这是父亲李梅羹从莫斯科寄给叔父李楷文的信封（原件存湖南省长沙市党史展览馆）。

说明：却没有信纸，估计是内容敏感，为了安全仅留了信封。父亲是于1925年11月在上海党中央办了手续后出发赴苏联学习，途经日本海参崴依尔库茨克去莫斯科，在依尔库茨克仃留时写了一封信。

我叔父李楷文在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后，由父介绍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任职，北伐中去世，未婚无后。下面是叔叔李楷文名片原件:

　　下面是一张在父亲的治丧期间母亲特意拍摄的相片，相片拍摄于1934年12月10日，当时我才四个月大。相片背面还留下母亲唯一的笔迹，字体秀气飘逸。

给父亲戴黑纱的是我母亲，抱我的是保姆。站立的是不清楚

说明：这像片是正反面，左边（反面）文字是我妈的手迹，是送给我三姨的，三姨父生前返寄给我的。

我父亲开始安葬在南宁郊区的东城外山坡上，后来由于战乱，至今未能找到，成为我终生的一大遗憾之事!

崔：最后你谈谈有关怀念父亲李梅羹活动情况？

李：父亲作为革命先驱之一，为党立下大功！我感到特别自豪！党和政府也一直没有忘记我父亲，在党史中有所记载。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曾多次展出李梅羹的译作！

解放后我参加工作以来，在工作之余，我到处打探父亲的革命足迹，多次探问写信。如，1953年给王人旋老人的信，1953年杨东莼老人，还有1965年朱务善老人信件，1979年罗章龙老人信件等。并不辞劳苦，千里迢迢，专程到北京登门看望前辈，一方面当面感谢这些关爱我的老人，另一方面也向他们多了解父亲的革命事迹。

 

　　 王人旋老人的信封原件

　　 王人旋老人的复信原件1

　　 王人旋老人的复信原件2

  杨东莼老人复信信封原件

　　 杨东莼老人复信原件

　　 朱务善老人复信信封原件

　　 朱务善老人复信原件1

　 　朱务善老人复信原件2

　　 朱务善老人复信原件3

　　我还到父亲工作过的广西，湖南等地，千方百计地寻找父亲的革命足迹。

各地党史馆也纷纷举办纪念活动，多次向我征集资料，当然我是有求必应的，把很多资料捐献出去了。他们复印了给我留念。

父亲李梅羹,在我心中就是大英雄，我和我的儿孙们都极其骄傲和自豪!

同时，党和政府也举行多种活动在纪念我的父对革命的贡献！

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长沙日报》有专题宣传。

2019年清明节时节，我应邀到湖南浏阳参加由当地政府主办的纪念我父李梅羹的活动。有党员，有学生，还有其他群众等参加，还有革命老前辈罗章龙的孙子也来到了现场。场面热烈令我动容。

我感谢党和政府对父亲李梅羹的革命活动的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我专门收集了参加活动的相片，你看看吧：

　　2010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长沙日报》有专题宣传，首次公开我父亲的相片----是我用手机发给报社的:

本人和儿子李坚在父亲李梅羹纪念碑前的合影

活动现场参加人员宣誓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我也在宣誓。穿灰色大衣的女同志是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罗业永主任

  学生们参加活动，举手宣誓表示要继承革命先驱李梅羹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今天革命成功了！

革命先驱的鲜血没有白流！

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会感觉到胜利喜悦！

此时我脑海涌现毛泽东的一首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史诗《咏梅》，朗诵下:

崔：好的，洗耳恭听:

崔：谢谢李老师花这么多时间给我讲述这一切，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饮水思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全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初衷，牢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努力奋斗，以新的成绩告慰为革命牺牲的千百万革命烈士！

再次谢谢李老师！

后记：

2020年9月24和26日，笔者从广东到西安探亲后两次看望李老师。他给我讲述他的父亲李梅羹的动人故事，我感慨万分地说，想不到老师如此低调，在大学期间一点也不知道老师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作者于2020-09-26上午与李慰严老师的合影：

　　在采访即将结束之后的2020－12－6，李老师动情地对我说：“我想用口琴吹奏《国际歌》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以表达对父亲的深深怀念之情，也表达我坚定的革命信仰!”

2020－12－6在西安家吹奏《国际歌》

视频：

2020－12－9咏梅的视频：：

　　最后介绍一下李慰严老师的基本情况：家谱名是才望:

　　湖南省浏阳市官渡镇人，1934年8月1日出生，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参加中共湘潭地委土改工作队，先后赴湘潭、醴陵等县搞土改，以及在区县政府及企业工作。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学习，1960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经济研究所工作（陕西省社科院前身）。1962年调入渭南专员公署，从事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工作。1979年调入陕西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93年任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历任陕西省教委经济类高级职称评委、西安市经济类高级职称评委，陕西省科委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类项目评审委员会委员。西安市政府上市公司专家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0年陕西财经学院与西安交通大学合并，任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产业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曾担任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顾问、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理事、西安企业管理研究会会长。现任陕西省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专家组成员。陕西省第八、九届人大代表，陕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政协西安市第八、九、十届常委，民建西安市第五、六、七届副主委，西安市监察局第一、二、三届特邀监察员，西安海关督察员，《新西部》杂志调查研究部首席研究员。

现在已经退休在家享受幸福的晚年了。

追踪后续的趣事：

2021*4*15 12：47应邀出席由湖南浏阳政府组织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暨怀念革命先驱活动后到宾馆吃饭，与罗章龙孙子（左一）合影，他吃饭中谈到从前的事，连连对李老师说：非常感谢你父亲救了我爷的命!

左：罗孙子罗滨，李老师，老师儿子：

2021年6月接受东方卫视采访：

接受卫视台采访的视频：

　　2021*6*20*23：46，与老师WX聊天：

习主席在2021*2*10春节团拜会讲话（此视频是专访后补的，精确说明党的壮大）:

2021/7/16～书写字帖送老师！：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