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游上海南京路，从早晨走起

章建军

晚上抵达上海入住，早晨拉开窗帘，一轮红日蓬勃而出。晨光如金箔般洒在远处的天际线上，我站在窗前，忽然觉得，从南京路的清晨走起，或许正是读懂上海最温柔的方式。

走出酒店，南京西路的晨风带着一丝清冽，吹散了最后一缕睡意。街道两旁的建筑如列队的卫士，现代的玻璃幕墙与旧时的装饰线条在晨光中悄然对话。左侧那栋浅色外墙的住宅楼，窗框干净，阳台上晾着几件衣物，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正中央的摩天大楼尚未完全亮起灯光，但它的倒影已映在路边的水洼里，随着微风轻轻晃动。行人渐渐多了起来，有赶早班的上班族，也有像我一样慢下脚步、抬头看天的旅人。这座城市从不拒绝凝视它的人。

我们先去了附近长征医院，拜访了几位医生，便在此参观一下。

转过去，一座古典风格的建筑静静立在晨光中，门楣上“PAULUN HOSPITAL”的字样在阳光下泛着岁月的光泽。门前的雕像沉默伫立，我停下脚步，读着两侧的历史照片——原来雕像是医院创始人德国宝隆博士。在1900创办的“宝隆医院”，1930年更名为“国立同济大学附属医院”。

名字取自“同舟共济”，既是对德语“Deutsch”的音译，也暗含了医者仁心的信念。

继续前行，一块介绍牌静静立在墙边，讲述着同济医院的过往：1900年，德国医师埃里希·宝隆在白克路与静安西路之间创办医院，1904年扩建为砖木结构的两层楼，底层门诊，二楼住院，十二间病房承载着最初的医疗理想。阳光斜照在文字上，我仿佛看见百年前的医生提着药箱穿行于街巷，听见诊室里低语的安慰与希望。

转入一条小巷，新昌路上的旧址墙静静伫立，绿色门牌“95”旁写着“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 1931-1932”。

墙上的报纸，应该是我党最早发行的《红旗》报。

这儿是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巷道里红砖墙与水泥柱并立，墙上挂着一块——是陈独秀神情肃穆的照片。

原来这儿是中国共产党发起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是两层楼砖木结构旧式石库门建筑，坐北朝南，楼上厢房为陈独秀夫妇卧室，统楼为书房，楼下客厅是《新青年》编辑部，亦为会客开会处。

门内隐约可见陈列的钟表，指针仿佛停在某个惊心动魄的清晨。巷子不宽，阳光只洒下一半，另一半仍留在阴影里。我站在光与暗的交界处，忽然觉得，南京路的早晨，不只是繁华的序章，更是层层叠叠记忆的苏醒。

转出小巷，眼前豁然开朗。一栋爬满藤蔓的老建筑与身后现代高楼形成鲜明对比，半开的窗户里，一盆绿植探出头来，橙红的叶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电线横跨街道，像五线谱，记录着城市的日常旋律。我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幕——新与旧的交织，正是上海最动人的语言。

肚子开始咕咕叫，循着香气转入一处室内美食广场。长条柜台上方，“遇见好面”“重庆小面”的招牌一字排开，热气从锅灶升腾，面条在汤中翻滚，像一条条游动的银鱼。我点了一碗葱油拌面，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城市的喧嚣，窗内是烟火的温度。

走出美食广场，街角的钟楼正敲响八点的钟声。街道上车辆穿梭，树影斑驳地洒在路面上，秋叶泛着微黄。钟楼像一位老者，静静看着人来人往，见证着每一个平凡却重要的清晨。我抬头望了望钟，脚步不自觉地放慢了些——在这座城市，时间从不等人，但偶尔，也值得为一座钟楼驻足。

钟楼再次出现在视野中，这次是从另一个角度。它矗立在街道中央，古典的轮廓与背景的玻璃大厦形成奇妙的和谐。行人匆匆，车辆川流，而钟楼始终如一。它不追赶时间，只是记录时间。我站在树影下，看一片金黄的叶子缓缓飘落，落在石板路上，像一个温柔的句点。

电线横跨头顶，阳光从上方斜切下来，在地面投下长长的影子。这里没有霓虹，没有喧嚣，只有老城的呼吸。我轻轻走过，生怕惊扰了这份宁静。南京路的早晨，不只是摩天大楼与人流，也有这样被遗忘的角落，藏着城市的底色。

这儿太美了，金灿灿的叶子，雕塑鸟儿与树枝弯曲优美的融合。

花坛里，一株挂满红果的植物在风中轻轻摇曳，果实如小灯笼般明亮。黄紫相间的花朵点缀其间，这抹鲜艳，像是城市在忙碌中悄悄藏起的一句情话——告诉你，即便再匆忙，也别忘了看一眼路边的美。

商业街上，蓝色白色的装饰亭上写着“30周年”，雪花图案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几位行人驻足拍照，笑声在空气中轻轻荡开。南京路的早晨，就这样在历史与当下、静谧与热闹之间，缓缓铺展。我继续向前走，脚步轻快，像这座城市一样，正迎着朝阳，走向新的一天。

很快天色已晚，原来我们已经来到国际饭店楼下，这是1934年由四家民族银行投资兴建，匈牙利建筑师拉斯洛·邬达克设计，采用装饰艺术派风格，高83.8米，曾是“远东第一高楼”，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的——保持了中国最高建筑纪录近50年记忆，那时我们不知道香港澳门的楼宇建筑发展。

夜光璀璨，再看一下新高楼林立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