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小学记

孟澄海

校址在县城南，不大，几幢楼，一片小操场。校园有树，也有花。树是民乐常见的青海云杉，青翠苍碧，主干笔直，可见树脂渗出，如琥珀，更像岁月的眼泪。在秋天里，最美的是菊花，黄蓝紫白的朵，悄然开放，默默宣示着一种孤傲和纯洁。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民乐一中任教，记得学校对面是公安局，过一条马路，就能开见开守所高大森严的砖墙。一边是孩子们的跳跃欢笑，自由烂漫；一边是武警荷枪实弹，在高墙上巡逻，这种景致实为奇怪。还有个老汉摆一小吃摊子，整日坐在那里东张西望，每到放学以后，就有学生背着书包，围着他转来转去，如一群小鸟叽叽喳喳，叫嚷半天，才从兜里拿出几毛零钱，买点糖果饼干之类，然后一溜风跑开。那时候，学校尚未建起教学楼，只有几排平房做教室，冬日里我出门跑步，常看见家长带着孩子，手里往往提一块煤砖，大步流星往学校赶，说是帮孩子值日，提前去教室生火取暖。大概是九点左右，就能听到学校上课铃响，教室里传出朗朗读书声。

80年代初，洪水小学的校长是孙淼兴先生，教导主任是杨兴浚先生。

傅先生乃上海人，精瘦白皙，梳大背头，一看就是江南人的模样。有好几次，我跟他闲聊，他说的都是与上海有关的陈年旧事，说黄浦江，说大弄堂，说沪剧黄梅戏，抱怨民乐气冷，没有文化生活，尤其听不怪“秦腔”，吼一声叫人心惊肉跳。但一谈到洪完小，他就又来了精神，给我介绍这个教师，评价那个职工。还擘画学校教育，绘蓝图，讲前景，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我知道，一个漂泊异乡的人，骨子里自然还渗透着对故乡的留恋与思念，同时，他在民乐几十年，异乡又给了他生活与工作，两种情结，不断调和着浓浓的乡愁。

跟孙淼兴先生比，杨兴俊先生长的人高马大，说话粗嗓门大腔调，典型的西北大汉。我跟他接触不多，只喝过几次酒，在酒场上，他似乎很沉稳安静，喝几杯就推辞不喝了，脸红得像渗出血，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印象中，我每次路过洪完小，他都站在大门上，不是招唤学生，就是跟老师路人闲着什么，总在笑，很远就能叫到他的笑声……

读地方史志，知道洪水小学始建于清同治时期（1871年左右），由当时的贡生张廷赞提昌，会同地方绅士尚增爵、姜若登等，在洪水城东南建立义学义学。所谓“义学”又称义塾，是中国古代地方或宗族所设的免费学校。这类学校通常旨在贫寒子弟提供教育机会，具有公益性质。义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是古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对贫寒子弟的关怀。

同治十二年（1873年），地方绅士又慕资在“义学”基础上创建了“金山书院”。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中十分重要的办学模式，兼具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属私学性质，通常由私人筹建，包含教学、藏书、祭祀、纪念和园林五大功能区。据专家研究，书院兴建始于唐玄宗时的丽正书院，宋代达到高峰，至清末走向衰落。“金山书院”建成后，先后聘清曹清先、杨璿等地方名士讲学。这些教师都人品高尚，胸怀雅正，精通诗词歌赋，国学功底深厚。他们走上讲台，为贫寒学子讲授知识，传播文化，为赓继地方文明，发展地方教育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白云苍狗，朝代更迭。在岁月长河中，洪水小学也在不断前行，孤帆远影，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迹。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王朝通令停止科举考试，将书院改设学堂，金山书院遂改名为洪水高等小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洪水高等小学堂又改为县立高等小学校。民国23年(1934年)，学校在原有基础上再次扩充修建，扩建为三进四院，建教室4座12间，教师、学生宿舍和厨房、仪门、便门计六七十间，南城墙根修二层图书楼共10间，并命名为“中山堂”。民国29年(1940年)，改为洪水中心学校。民国34年(1945年)，改为洪水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为洪水镇中心小学。1952年8月洪水镇中心小学和县立女子完全小学合并，改名民乐县洪水完全小学。简称洪完校。后改为洪水小学。

潮平水阔，风正帆悬。1994年，香港实业家邵逸夫先生捐资50万元，地方政府筹资80万元，建起了邵逸夫教学大楼。从那时起，洪水小学翻开了新的篇章。我不止一次踏进那个美丽的校园，迈步花径小路，驻足凝视那些楼宇、教室、花坛、林荫，还有阳光灿烂的孩子、青春勃发的老师。偶尔也坐下来，聆听风吟鸟语，以及整齐有序的朗朗书声……

站在校门前的那棵云杉树下，想：民乐的教育，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民乐一中，说有多少多少个学生走入了清华，踏进了北大，但往往忘记了深厚扎实的小学、初中教育，忘记了那些埋首书案、焚膏继晷的小、初中教师。说白了，我们一中教师自诩桃李满下，其实真正种桃栽李的人才是他们！

因此，回首百年，洪水小学当是民乐教育、文化乃至近现代文明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