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讲真的

浙江绍兴越城区笔飞弄故居，青砖黛瓦间静卧着一位时代巨人的起点。这里不仅是蔡元培出生的居所，更是一处孕育思想、点燃变革的精神原乡。笔飞弄之名，仿佛预示着他日后以笔为剑、挥洒家国理想的命运轨迹。

浙江绍兴笔飞弄故居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今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笔飞弄13号，祖籍诸暨。他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与思想家，一生致力于民族觉醒与社会革新。在风云激荡的百年变局中，他以深邃的学识与坚定的信念，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与科学事业的奠基者。毛主席曾深情赞誉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此语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崇高的人格与不朽的贡献。

蔡元培先生（1868–1940）

蔡元培，原字鹤卿，后自号子民，寓意“为民所归”。他一生历经清廷衰微、辛亥鼎革、北洋纷争与国民政府建立，无论世局如何更迭，始终不改其爱国与民主之初心。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与民主革命先驱，他更是思想界与教育界的开路先锋。自1898年投身教育以来，他力倡废除封建科举遗制，构建现代教育体系，为中国新式教育奠定基石。毕生倡导“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之理念，历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以其远见卓识，为中国文化、教育与科学的发展书写了开创性的篇章。蔡元培先生，一位穿越晚清至民国风雨的知识巨擘。七十二载人生路，从翰林学士到民主先锋，从旧式书斋走向现代学府，他始终秉持良知与理想，在时代洪流中坚守爱国与启蒙的灯塔，照亮了无数后来者的前行之路。

浙江绍兴笔飞弄故居

浙江绍兴笔飞弄故居，承载着蔡元培童年记忆与家族荣光。这座江南小院，见证了他从启蒙识字到科举登第的成长历程，也悄然孕育了一位未来改变中国教育格局的思想巨人。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诞生于绍兴山阴县的一个书香之家。1871年，年仅四岁便入家塾启蒙，聪慧早显；1884年，十七岁考取秀才，崭露头角；1885年，十八岁即设馆授徒，初展师者风范；1889年，二十二岁中举人，同年迎娶元配夫人王昭，步入人生新阶段；1890年，二十三岁赴京会试，高中贡士，虽未参加殿试，却已跻身士林精英之列。

蔡元培殿试策论考卷（1892）

蔡元培殿试策论考卷，字迹工整，立论严谨，题目为“西藏的地理位置”。这份答卷不仅展现了他深厚的经史功底，更折射出他对边疆舆地与国家统一的高度关注，体现了一位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思想萌芽。1892年，蔡元培二十五岁，经殿试中进士，名列二甲第三十四名（全国第三十七），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春，通过散馆考试，正式任职翰林院编修。然正值甲午战败，国势危殆，民族危机空前加剧，蔡元培愤慨于清廷腐败无能，遂开始广泛研读西学著作，接受维新思潮。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深刻认识到政治改革必赖人才培育，而教育正是根本之途。于是毅然辞官归乡，决然踏上“教育救国”的漫漫长路。

浙江绍兴笔飞弄故居

1898年9月，蔡元培重返绍兴，出任绍郡中西学堂监督，积极推行新学，融通中西，倡导实学，力图打破旧式教育的桎梏。1901年夏，三十四岁的他赴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成为该校首任校长；同年9月，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致力于培养通晓时务、兼具中西学识的新式人才。

上海华山路303弄塑像

1900年6月，元配夫人王昭病逝，亲友纷纷劝其续弦。蔡元培却提出五项择偶条件：“（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这五条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充分彰显了他反对封建礼教、倡导性别平等的先进思想，亦是他身体力行推动社会变革的缩影。

与夫人黄仲玉及家人合影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迎娶黄仲玉，婚礼别出心裁——以演说会取代传统闹婚房，倡导文明婚俗。这一创举体现了他在移风易俗方面的先锋意识。同年，三十五岁的他在上海与蒋智由等人创办中国教育会，任会长，继而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被推举为总理，积极推动民间教育与革命启蒙。

徐锡麟(1873–1907），清末革命志士，蔡元培的亲密战友。

1904年，三十七岁的蔡元培在上海联合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人成立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并出任会长，肩负起组织江浙革命力量的重任。1905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其中，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使其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秋瑾（1875–1907），女权先驱，革命英烈，与蔡元培志同道合，共谋反清大业。

为秋瑾烈士纪念碑撰文

蔡元培为秋瑾烈士纪念碑撰文，字字沉痛，句句铿锵。蔡元培以笔为祭，追念这位为民族觉醒献身的巾帼英雄，表达了他对革命牺牲者的深切敬意与不屈信念。

在德国留学时留影（1908）

1907年5月，为践行“教育救国”理想，蔡元培在驻德公使孙宝琦协助下赴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研修心理学、美学、哲学等学科。在德四年，他潜心治学，广泛吸收西方学术精华。时年四十，已近不惑，却毅然远渡重洋，求索西方文明之真谛。这段留学经历，不仅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更为他日后改革中国教育注入了理性与科学的精神。留学期间，蔡元培编著《中国伦理学史》等重要著作，为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莱比锡大学课程选修证明

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三年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共选修课程达四十门之多，涵盖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民族学等多个领域。这种广博而深入的学术追求，塑造了他兼容并包的思想格局，也为他日后主持北大改革提供了坚实支撑。莱比锡大学课程选修证明，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记录了蔡元培在异国求知的足迹。它不仅证明了他的学术身份，更象征着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主动拥抱世界文明的开放胸怀。

教育总长蔡元培（1912）

1911年11月上旬，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1912年1月4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肩负起重塑国家教育体系的重任。他以远见卓识和坚定信念，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新纪元，成为近代中国教育制度奠基人之一。

参加孙中山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

在孙中山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蔡元培每每建言献策，力主教育独立、思想自由。他与国父并肩而坐，共商国是，将教育视为立国之本，坚信唯有启蒙民智，方能实现真正共和。

孙中山给蔡元培的信函

蔡元培执掌教育部期间，求贤若渴，唯才是举。他与孙中山频繁通信，共议延揽英才之策。孙中山在复函中高度赞许其用人理念，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人才为教育之基”，二人同心同德，致力于汇聚天下俊彦，共图民族振兴。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南京）

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亲自主持制定《大学令》《中学令》，为中国现代学校制度奠定法律基石。他明确提出教育应培养“健全之国民”，力倡废除封建礼教束缚，取消祀孔读经，推行男女同校，引进西方学制，使教育真正走向科学化、民主化，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的新格局。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

1912年2月，蔡元培亲邀鲁迅加入教育部，开启了一段影响深远的文化合作。多年后，鲁迅深情回忆：“民元之际，我在南京教育部，曾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这句感慨，正是对蔡元培教育理想最真挚的回应。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亲历新教育初创的种种努力。他沉稳务实，参与图书管理与文化规划，其思想锋芒与文化担当，亦在这一时期悄然孕育，与蔡元培的教育理想遥相呼应。

留学法国时留影（1913）

1912年7月，蔡元培因拒与袁世凯合作愤然辞职，次年携家眷再度赴法，行迹遍及巴黎、里昂等地。旅欧三载，他在异邦潜心考察文化制度，思索民族出路，身影虽远离故土，心却始终牵系中华青年的命运，深感中华青年亟需汲取西方文明精华，遂大力倡导勤工俭学运动。这一壮举不仅为国家培育了大批栋梁之材，更使周恩来、邓小平等进步青年在实践中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成长为革命中坚。其间，蔡元培亦笔耕不辍，撰述哲学与美学著作，思想之光穿越时空。

周恩来在巴黎与邓小平、李富春等人合影(1924)

1915年6月，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共同发起华法教育会，正式拉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序幕。该会为无数有志青年铺就赴欧之路，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皆由此踏上求知与革命的征程。这场运动不仅传播知识，更播撒革命火种，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化与政治实践。

陈毅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致蔡元培的信

陈毅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致信蔡元培，字里行间充满敬意与感激。他称蔡先生为“导我于迷途之灯塔”，道出了无数留法学子共同的心声——正是蔡元培的远见与扶持，让他们得以在异乡追寻真理之光。

北大校长任命状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1917年—1923年，蔡元培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支持和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推行诸如延揽人才、实行教授治校、选科制、建立评议会、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会活动、实行平民教育等等新的举措，无一不开中国大学教育之先河，对整个教育界、学术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陈独秀（1879-1942）

蔡元培以雷霆之势整顿学风，延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一举打破旧式教育的桎梏。随后，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锐学者齐聚燕园，思想交锋，百家争鸣。

给鲁迅的特请书

至1920年，地质学家李四光受聘为地质系教授，著名作家莎菲被邀归国执教，同年八月，鲁迅亦被聘为北京大学讲师。北大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学术之光自此燎原。

北大校长蔡元培（1917)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中，向学子提出三点箴言：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他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呼吁青年以求学为志业，摒弃功名利禄之念。正是在这场演说中，他种下了北大精神的种子——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灵魂。此后，他力主招收女学生，推动教育革新，使北大真正成为时代进步的灯塔。

北大第一批女学生

1920年，北京大学首开女禁，招收首批女学生，打破千年礼教束缚，开启男女同校之先河。此举如春雷震动神州，不仅彰显教育平等之理想，更体现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这些勇敢走进象牙塔的女性，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批破茧成蝶的象征。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如狂飙突起，席卷中华大地。1919年5月4日，三千学子走上街头，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一场以青年为主力的爱国风暴由此爆发。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正是蔡元培将《巴黎和约》即将签署的噩耗传递给学生代表，点燃了民族觉醒的烈焰。北大不再只是书斋，而成为救亡图存的精神堡垒。“五四”游行爆发，震惊中外。当反动当局逮捕爱国学生时，蔡元培挺身而出，联合各校校长赴警厅“以身家作保”，据理力争，终迫使政府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子。他以一介书生之躯，扛起道义千钧，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铮铮风骨。

中央研究院院长特任状

1927年，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提出教育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的方针，大力倡导美育，推动艺术院校建设。次年辞去诸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1940年逝世。十三年间，他主持设立九个研究所与一座自然博物馆，培养大批科研人才，为中国近代科学研究奠定坚实根基。他不仅是教育家，更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章程

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鲁迅等人挺身而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们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勇气，对抗蒋介石政府的独裁统治，积极营救被捕志士，声援抗日救亡，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这是一群不畏强权的灵魂，在风雨如晦中守护着自由的微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章程》字字千钧，凝聚着蔡元培晚年对民主与人权的执着追求。这份章程不仅是组织纲领，更是一份向专制宣战的宣言书。在黑暗年代，它如灯塔般指引着正义的方向。

欢迎英国文豪萧伯纳

1933年2月17日，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等齐聚孙中山故居，欢迎英国文豪萧伯纳。这位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的到来，不仅是一次文化交流，更是一场跨越国界的正义共鸣。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借国际舞台传递中国的声音，彰显知识分子的国际视野与道义担当。

兴建中的中央博物院（1936）

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即今南京博物院前身。他深知文化乃民族之根，故倾力推动这一国家级文化工程，亲任理事长，擘画蓝图。博物院不仅收藏文物，更承载着唤醒民族自觉的使命。1936年，国立中央博物院在南京破土动工，宏伟的建筑轮廓初现。

蔡元培使用过的英文打字机

1933年6月，蔡元培与张静江、厉麟似等人携手联合国联，筹备成立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此举旨在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文明互鉴。他始终相信：唯有开放包容，方能走向世界。

蔡元培使用过的藤箱、手提包、皮夹

抗战爆发初期，蔡元培与厉麟似、胡愈之等文化界人士联合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号召全民投身抗日救亡。他们组织高校校长与教授发表联合声明，揭露日军摧毁中国教育机构的暴行，并通过国际宣传委员会向世界发声，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在民族危难之际，文化人亦执笔为戈，共赴国难。

最后留影（1940）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留下最后一张影像。照片中的他面容清癯，目光依旧深邃坚定。那是他生命尽头的凝望，望向一个尚未完全觉醒的中国，望向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举国哀悼。国内各党派、团体与要人名流纷纷致电致唁，沉痛悼念这位学界泰斗、民主先驱。他的离去，不仅是一位伟人的谢幕，更是一个时代的悲鸣。

上海华山路303弄16号故居

1936年9月，胡适等挚友为庆贺蔡元培七十寿辰，发起筹资建屋之举，意在为其营造一处颐养天年、潜心著述之所。他们深情写道：“这不仅是一所居所，更应成为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此屋寄托的，是数百位公民对一位毕生奉献国家与文化、克己奉公之士的深切敬意。然时局骤变，抗战烽火燃遍神州，建屋之愿终未实现。华山路303弄16号，遂成一段租居岁月的见证。直至2000年，在蔡元培逝世六十周年之际，故居陈列馆正式开放，以实物、文献与记忆，向这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与文化先驱致以永恒缅怀。

上海华山路303弄16号故居

上海华山路303弄16号故居，静立于繁华都市一隅，青砖灰瓦间流淌着岁月的沉静与庄重。这里曾是蔡元培先生晚年居所，虽非华屋广厦，却承载着一位文化巨擘最后的思想光辉与人生足迹。这里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精神地标。它铭刻着蔡元培在上海最后的生活轨迹，也凝结着他一生奔走于教育、革命与文化救国之路的余晖。此处虽为赁居之所，却因主人的风骨而熠熠生辉，成为后人追思其人格与理想的窗口。

上海华山路故居弄口

蔡元培一生跨越清末、民国初建、北洋纷争与国民政府诸时代，无论世事如何更迭，始终坚守爱国与民主的信念，堪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他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更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人。自1898年投身教育以来，他力倡废除封建科举遗制，推动新式学堂建设，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奠定基石。历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他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精神，引领学术风气之先，推动科学与人文并进。而其晚年居于上海华山路303弄16号，仍心系国运，笔耕不辍。1984年，此地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正是对这位“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最庄重的致敬。

上海华山路故居弄口塑像

作为民主革命家与政治家，蔡元培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早年以清廷翰林之身毅然反清，投身革命洪流；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播撒启蒙火种；创立光复会，加入同盟会并任上海分会会长，矢志推翻帝制。辛亥之后，积极参与共和建设；袁世凯称帝，他挺身反袁，捍卫宪政尊严；晚年更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共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直面国民党专制之弊，呼吁言论自由、保障人权，并积极倡导全民抗日。七十二载人生，步步紧扣民族命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总能站在正义与进步的一方。在这风云激荡的年代，如此坚定与清醒，尤为难能可贵。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毛泽东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毛主席曾如此评价蔡元培。寥寥八字，道尽其学术高度与人格光辉。他不仅以智慧启迪后学，更以行动践行理想。其一生，是知识与良知同行的一生，是理性与勇气共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