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宇宙之拓荒者：王宜振儿童诗的哲学诗学与美学突围

荆竹

童心宇宙之拓荒者：王宜振儿童诗的哲学诗学与美学突围

荆竹/文

一、被低估的“儿童诗宇宙”

在中华文明的长廊中，诗歌历来不只是语言的艺术，更是思想之容器、心灵之镜像与美学的实践。从《诗经》之“兴观群怨”到唐诗宋词之意境深远，诗教传统早已内化为中华美育之基因密码。在当代儿童文学领域，王宜振以其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实践，将这一古老传统转化为儿童可感可知之诗意世界，其作品所蕴含的审美价值与思想深度，正是对中国诗教传统的一次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笔者曾与一些文学爱好者聊天，当聊到儿童文学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时，有的人认为“儿童文学本来就没有思想，没有深度”，此一论调，暴露了对儿童心智与文学本质之双重误解。王宜振的创作实践恰是对此偏见之有力反驳。他的儿童诗歌以“浅语艺术”为载体，却承载着深刻的生命哲思。

在《秋风娃娃》中，秋风被拟人化为“娃娃”，它“把树叶当作邮票/一封一封寄向远方”。这不仅是童趣之想象，更是对时间流逝、生命轮回之隐喻性表达。儿童通过这样的意象，能够初步感知自然界之循环法则与生命之延续性。在《笛王的故事》中，笛声“唤醒沉睡的种子/吹开冰封的河流”，这不仅是春天的寓言，更是对创造力、生命力与希望的诗化诠释。

王宜振的诗歌往往具有多层解读空间：表层是儿童易于理解的生动意象，深层则蕴含着人生智慧与哲学思考。这种“深入浅出”之能力，正是其作品审美价值的核心所在。儿童在享受语言音乐性与图像性之同时，潜意识中已开始接触关于存在、时间、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根本性问题。

虽然在当代文学场域中，儿童文学亦常被视为“文学的次级市场”，儿童诗更被简化为“押韵之童谣”或“道德说教之载体”。然而，王宜振的创作实践却撕碎了这一偏见：他以八旬高龄持续深耕儿童诗领域，用50余部著作、一百多期公众号推文、数百万字作品，构建了一个充满哲学思辨与美学张力的“童心宇宙”。

这位被誉为“中国儿童诗第三座艺术高峰”的诗人，其创作不仅是对儿童文学美学之重构，更是一场针对成人世界之精神反叛——他以儿童为镜，照见人类最本真之存在状态，用诗意之语言为孩子们（也为我们）搭建了一座通向永恒之桥梁。

二、三重美学价值层面：形式、思想与教育的和谐统一

王宜振儿童诗歌的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之层面：

一是形式美学层面。他擅长运用拟人、比喻、夸张等手法，创造出生动活泼的诗歌造型。但这些技巧从不止于表面效果，而是思想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春天和我们躲猫猫》中，春天被赋予儿童游戏之性格，这既符合儿童认知特点，又暗含“自然与人类互动共生”之深层理念。诗歌语言的音乐性、节奏感与意象的视觉性相融合，形成独特的“可听可看”之诗意空间。

二是思想美学层面。王宜振作品的思想深度并不表现为抽象说教，而是通过具体可感的诗意造型自然流露。在《21世纪校园朗诵诗》中，他处理时间、成长、友谊等主题时，总是将哲学思考融入儿童日常生活经验。这种“具身哲学”使得深刻思想变得可触可感，符合儿童“通过身体认识世界”之认知特点。

三是教育美学层面。王宜振的诗教理念超越了工具性教育观。在他看来，诗歌不是道德训诫之载体，而是心灵成长之催化剂。通过诗歌，儿童学会的不仅是对美的敏感，更是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方式。他的作品入选中小学教材，正说明其教育价值得到正式教育体系之认可，而这种认可是基于作品本身的美学品质，而非外在之教育目的。

那么，王宜振儿童诗歌的美学价值与儿童文学的“经典化”路径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是表现在语言美学方面，从“口语化”到“诗性化”之探索。王宜振的儿童文学语言风格经历了从“口语化”到“诗性化”之演变。早期作品（如《秋风娃娃》）以简单直白见长，后期作品（如《少年抒情诗》）则更注重语言的音乐性（押韵、节奏）与意象的陌生化（“月亮是天空的伤口”）。这种演变并非对“儿童化”之背离，而是对儿童审美能力之信任。他相信，儿童不仅能理解简单语言，更能欣赏复杂美感。因此，他的诗歌中常出现“矛盾修辞”（“冰冷的火焰”）、“通感手法”（“风是甜的”），通过语言创新拓展儿童文学的美学边界。

其次是表现在文化美学方面，传统与现代之融合。王宜振的创作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诗歌中常出现古典意象（“梅花”“竹笛”“明月”），却以现代手法重新诠释。例如《笛王的故事》中，笛声既是民间艺术之载体，也是现代儿童之精神寄托；《春天和我们躲猫猫》中，“躲猫猫”这一传统游戏，被赋予存在主义色彩。这种融合，既保留了文化记忆，又实现了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化。他的作品因此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为儿童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了可能。

三、心理内化与创作定势：从生活诗化到诗化生活，自然、童趣与超验

在自然诗学方面，他的诗是万物有灵之生态寓言。在王宜振的诗歌作品中，自然，从不是背景板，而是具有独立生命意志之主体。《秋风娃娃》里，“秋风是个调皮的孩子/他把树叶当作蝴蝶/追着，赶着，吹着口哨”，通过拟人化手法，将自然现象转化为儿童可感知的生命游戏。这种“万物有灵”之叙事，暗合了人类原始思维之“泛灵论”，却在现代语境中焕发出新意——它不是对自然之崇拜，而是对人与自然平等关系的诗意确认。

在他的笔下，春天是“和我们躲猫猫的孩子”（《春天和我们躲猫猫》），月亮是“被咬了一口的饼干”（《月亮是天空的饼干》），自然现象被解构为儿童可参与的互动场景。这种审美化处理，既保留了自然之神秘性，又赋予其可亲近之童趣，形成独特的“生态寓言”美学。

在童趣诗学方面，他的诗是游戏精神之诗性表达。王宜振的诗歌语言充满“游戏性”：夸张的比喻（“星星是天空撒下的盐粒”）、荒诞的想象（“云朵是天空的棉花糖”）、重复的节奏（“小溪流，小溪流，唱着歌儿向前走”），这些手法不仅符合儿童认知规律，更暗合了后现代主义“解构严肃”的审美倾向。但他的“游戏”并非浅薄娱乐，而是对儿童精神世界之深度开掘。在《笛王的故事》中，笛声成为连接现实与幻想之通道，儿童通过音乐实现自我超越；在《21世纪校园朗诵诗》中，诗歌成为集体记忆之载体，儿童在朗诵中完成身份认同。这种“游戏诗学”，实则是通过审美体验实现精神成长之路径设计。

在超验诗学方面，他的诗是童心通向永恒之哲学。在王宜振的诗歌中，常出现超越儿童经验的哲学命题。《少年抒情诗》中，“时间是一把剪刀/剪碎了我们的童年”，用具象化手法表达对时间流逝之哲思；《王宜振儿童诗选》中，“星星是天空的伤口/露珠是夜晚的眼泪”，将自然现象升华为存在主义式之隐喻。这种“超验性”并非强加于儿童，而是通过童真视角自然流露。正如他在《童心与诗心》中所言：“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用最纯粹的方式提问：为什么星星会眨眼？为什么月亮会跟着我走？”他的诗歌，正是对这些“终极问题”的诗意回应——不是给出答案，而是保留疑问，让童心成为通向真理之入口。

四、从“自我表达”到“儿童本位”之范式转换，从生活美学到诗化美学

王宜振的创作审美心理过程，体现了从“生活美学”到“美学生活”心理融合之统觉性升华。作为长期生活在西安的山东人，他的作品中既有黄土高原之厚重，又有齐鲁文化之哲思，更有对儿童心理之精准把握。他的创作始终遵循“儿童本位”原则，即“以儿童视角观察世界，以儿童语言表达体验，以儿童需求设计审美”。此种定势之形成，源于他对儿童文学本质之深刻理解：“儿童文学不是成人文学之简化版，而是独立的美学体系，其核心是‘儿童性’。”王宜振早期创作多取材于农村生活与自然景象，这不仅是题材之选择，更是世界观的形成。在他眼中，自然界不是客体，而是与儿童平等对话之主体。此种万物有灵之观念，使他的诗歌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呈现出生态整体主义的美学特征。

年近八旬仍专注于儿童诗歌创作，这需要一种特殊的心理能力——对童年体验之持续回溯与再创造。王宜振并非简单“回忆”童年，而是以成熟诗人之哲思重新照亮、重新发现童年之本质。此种双重视角使其作品既有儿童的天真视角，又有成人之思想深度。出生于山东农村的他，童年记忆中充满自然景象（林海、秋风、田野）与民间文化（童谣、传说、仪式）。这些记忆并未被他简单复现，而是经过审美过滤，转化为诗歌意象。如《林海小哨兵》中的“松涛”意象，既是对童年生活之追忆，也是对自然力量之象征化表达。这种“融合”过程，实则是将个人记忆升华为集体无意识之努力。他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的“秋天”“月亮”“溪流”等意象，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原型符号”，承载着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从《少年月刊》主编到《王宜振童教诗》公众号之主理人，王宜振始终怀有明确的诗教理念。此种自觉不是简单的道德灌输，而是通过诗歌的审美体验，潜移默化地塑造儿童的感知方式、思维模式与情感结构。他的公众号连续发布作品，正是此种“诗教理念”之数字化延伸。他坚持“三不原则”：不写说教诗（避免道德灌输）、不写成人化诗（拒绝语言暴力）、不写低俗化诗（抵制娱乐至死）。此种坚守，在流量至上之时代显得尤为珍贵，也使其作品成为儿童文学“纯净性”之标杆。

王宜振的文学创作实践表明，中国诗教传统在当代不仅没有断裂，反而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焕发出新的审美生机。他的儿童诗歌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一古典美学理念之现代表达。通过诗歌，儿童不仅在语言、情感、想象力等方面得到发展，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世界的审美态度和价值取向。

在功利主义教育盛行之今天，王宜振坚持“以诗育人”之审美理念，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他的公众号持续更新，笔耕不辍，这本身就是对“诗教”美学信念之身体力行。在他看来，诗歌不是装饰品，而是儿童精神成长之必需品；诗人不是娱乐提供者，而是“通过儿童诗歌哺育孩子”的精神导师。

五、儿童诗之“哲学突围”与现代转型，从边缘到“第三座艺术高峰”

王宜振被评论界誉为“中国儿童诗第三座艺术高峰”，这一评价不仅肯定了他的个人成就，也标志着儿童诗歌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地位之提升。与柯岩、金波等前辈诗人相比，王宜振的创作体现了儿童诗歌在新时代的转型。主题扩展方面，从传统的自然、童年生活延伸到对现代性、科技与人文关系的思考，如他对21世纪儿童处境之关注；形式创新方面，在保持儿童诗歌基本特征之同时，吸收多种文学体裁元素，创造出更丰富的诗歌形态；传播革新方面，从纸质出版到微信公众号，他积极探索儿童诗歌在数字化时代之传播方式，使诗教传统与现代媒介技术美学相结合。

王宜振的儿童诗歌创作证明，童心不仅不是思想之阻碍，反而是哲学思考之独特起点。从儿童视角看世界，往往能剥离成人世界之概念遮蔽，直达存在之本真状态。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跨越代际、入选教材、获得多项大奖，根本原因即在于其成功地将深刻的思想转化为儿童可接受的美学形式。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之背景下，再度审视王宜振的儿童诗歌创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诗人的个人成就，更是一种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他的实践表明，诗教美学传统可以在当代社会中找到新的审美表达方式，儿童文学可以既有审美“童趣”又有审美“深度”，既能“育人”又不失“诗性”。当孩子们朗诵“秋风把树叶当作邮票/一封一封寄向远方”时，他们不仅在学习语言，也在无意识中接受着关于变化、离别与希望的哲学启蒙。这正是王宜振儿童诗歌的最高美学价值。在最轻盈之形式中，承载最深刻的思想；在最天真之语言中，传递最恒久的智慧。而这，正是中国诗教美学传统在当代最动人之回响。

王宜振的诗歌创作，乃是对“儿童无思想”偏见之有力反驳。针对“儿童文学无思想”之质疑，王宜振用创作实践给出有力回应。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儿童不仅是被教育之对象，更是独立思考之主体。《少年抒情诗》中，“我”对“长大”之困惑（《我不想长大》）、对“死亡”之恐惧（《爷爷变成了星星》）、对“自由”之向往（《风筝的梦》），均涉及存在主义哲学命题。这种思想性并非通过抽象说教实现，而是通过具体情境引发审美思考。如《春天和我们躲猫猫》中，儿童寻找春天之过程，实则是寻找自我、理解世界之过程。这种“隐喻式哲学”，比成人文学之直白论述更具启发性。

王宜振的诗歌创作，乃是对“儿童文学审美教育功能”之重构。王宜振的“诗教”理念，超越了传统“文以载道”之框架。他认为，儿童诗的审美教育价值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培养“审美诗性思维”——即通过审美体验，发展想象力、共情力与批判性思维。在《21世纪校园朗诵诗》中，他通过集体朗诵设计，将诗歌转化为社交媒介，培养儿童的合作意识；在《笛王的故事》中，通过音乐与诗歌之融合，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在公众号推文中，通过互动问答，引导儿童自主思考。这种“审美教育诗学”，实则是将文学转化为精神成长之工具。

六、诗人王宜振之精神远征

王宜振先生这场持续近六十年的“精神远征”，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解读：

一是时间维度，超越年龄的创作生命力，以童真对抗时间流逝。年近八旬仍持续创作儿童诗歌，本质上是以创作行为对抗生理年龄之局限，将“童年精神”升华为一种永恒之生命状态。他的创作持续回应着不同时代儿童的精神需求，从物质匮乏年代的田园牧歌到信息爆炸时代之心灵守护，始终保持着与新一代儿童的审美共鸣。

二是创作维度，诗歌艺术之持续自我突破。从早期的自然童趣（《夏天里的苹果梦》）到对生命哲思之凝练（《母亲的话》），再到对现代儿童生存状态之关注，呈现明显的主题深化轨迹。在保持儿童诗歌韵律感、造型性之同时，大胆融入现代诗歌意象之手法，形成“既传统又现代”的独特语感，如《少年抒情诗》中对内心世界之微妙刻画。

三是精神维度，构建儿童的心灵家园，为童年赋予精神重量。在娱乐化、碎片化阅读盛行之时代，他的诗歌始终坚守语言之精致与思想之厚度，拒绝让儿童文学“轻浅化”。他的创作过程既是给予儿童精神养料，也是创作者通过回归童年视角完成自我精神重建，此种“双向奔赴”正是远征之重要动力。

四是文化维度，当代中国童年美学之构建。王宜振的诗歌既有《诗经》式之简洁画面感，又包含现代人文关怀，如《树的思念》中传统文化意象与现代生态意识之融合。王宜振确立了中国儿童诗之美学坐标，在借鉴西方儿童文学理论之同时，始终扎根中国乡土经验与汉语特质，其创作生涯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儿童诗现代化”之微观史。

五是终极追求，在有限中追寻无限，用诗歌抵抗遗忘。通过持续创作，他为几代中国儿童保存了那些容易被忽视之瞬间——一片树叶之颤动、一次成长之悸动、一个季节之呼吸。在简单中开掘深邃，王宜振最动人之远征姿态，或许正是他始终坚持用最清澈之语言，触及最本质的生命之问；用最轻盈之翅膀，承载最沉重之飞翔。

这场远征的价值，不仅在于创作数量之累积，更在于他通过诗歌构建了一个超越时空之童年共和国——在这里，词语成为照亮成长之光源，节奏化作丈量世界之尺度，而诗人自己，既是这个国度的建造者，也是永远居住在其中的孩子。这正是艺术创作最动人之悖论：当一位诗人用一生走向童年，他实际上抵达的是人类精神之源头。

总之，王宜振的儿童诗创作，是一场持续六十年的“精神远征”。他以童心为舟，以诗意为桨，在成人世界之功利海洋中，为孩子们开辟出一片纯净的审美岛屿。他的作品不仅是儿童文学的经典，更是人类精神史之珍贵文献——它证明：儿童文学不仅可以有思想、有深度，更能成为通向永恒之哲学之途。在《王宜振童教诗》第105期推文中，他写道：“诗歌是童年的翅膀，带着我们飞向远方。”如今，这位年著名诗人，依然在用生命践行着此一信念。而他的远征，远未结束——因为童心，永远年轻；因为诗意，永不褪色。

2025年12月23日于风声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