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系列之三十五: 两段纠纷里的时代印记与人性考量

邓琮

　　岁月长河奔涌不息，人生旅途中的每一次选择与处置，都如投入水中的石子，涟漪所及，可能是转瞬即逝的微澜，也可能是改写命运的巨浪。有些伤害一旦造成，便如刻入骨髓的烙印，在漫长岁月里反复灼痛；而有些宽容与审慎，却能为迷途者点亮归途，让遗憾止步于当下。我亲历的两段往事，恰如镜之两面，映照出不同时代背景下，处置方式的天壤之别，更沉淀着人性与时代的厚重思考。

　　1976年的中国，笼罩在伟人逝世的巨大悲痛之中。山河同悲，举国哀悼，公路系统的干部职工也将这份深切哀思，化作“抓革命、促生产”的强劲动力，坚守在养护一线，用畅通的道路告慰伟人英灵。彼时的甘川公路沿线，道班是公路养护的基层堡垒，养路工人们以道班为家，怀揣着朴素的责任感，在砂石路上挥汗如雨。官亭道班的那次养护作业，便发生在这样的特殊时期。

　　按照惯例，中午十二点是道班午休吃饭的时间，可那天太阳已过中天，指针指向十三点，秦峪公社辖区内的养护现场依旧没有停工的迹象。岷县籍职工包国正早已饥肠辘辘，年轻气盛的他实在按捺不住，径直找到班长汪王兴——一位刚纳新不久的中共党员，语气中带着几分质问：“都一点多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为啥还不休息？”汪王兴出身农村，自幼劳作养成了踏实肯干的性子，却不识字，说话直来直去，毫无婉转：“把这些活干完再休息，免得来回折腾。”包国正一听更显急躁，反驳道：“公路上的活到死也干不完，饿着肚子怎么干得动？”话音未落，便丢下手中的铁锨，坐到路边的石头上歇了起来。

　　一来二去，两人言语交锋愈发激烈，急躁之下竟扭打在了一起。后来听工友们说，是包国正先动了口骂人，而汪王兴则先挥了拳头。汪王兴自小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身形壮实有力；包国正成长于城镇，身形相对瘦弱，这场冲突里，包国正只在口舌上占了些便宜，拳脚相加间全然处于下风。众人见状赶忙上前劝解，好不容易才将两人拉开。在当时的道班里，工友间因劳作、作息起些争执本是常事，大多是各自反省几句，再经领导批评教育，便能握手言和，毕竟都是为了把公路养护好的同路人。谁也未曾料到，这场看似普通的口角斗殴，会在极左思潮的推波助澜下，演变成一场改变包国正一生的劫难。

　　不知是谁将此事上报到了公路段，更有人别有用心地给事件扣上了沉重的政治帽子——“阶级敌人趁毛主席逝世之际，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殴打共产党员”。在那个“宁左勿右”的特殊年代，这样的罪名足以让一个人万劫不复。县革委会迅速将此案列为典型案件，移交保卫部处理，包国正当天便被抓捕归案，从养护一线直接坠入了牢狱的深渊。没人知道他被关押了多久，那段日子里，道班的工友们时常在私下里念叨起他，却没人敢公开打听消息。

　　直到1977年元月份，寒冬腊月的甘川公路依旧寒风凛冽，包国正被几名公安人员押回了全段职工搞冬训和大会战的官亭工地，不是释放，而是接受批斗。他被五花大绑着，彼时手铐尚未普及，粗糙的绳索深深勒进他的臂膀，脸上满是憔悴与麻木，早已没了当初的意气风发。组织要求我们这些在场的职工撰写批判发言稿，字里行间要充满“阶级仇恨”。可看着曾经一同挥汗如雨的工友落得如此境地，许多老工人心里都不是滋味，几位正直的老工友私下里悄悄对我说：“笔下留点情，都是养家糊口的苦命人。”批斗间隙，还有人趁看守不注意，偷偷往包国正的衣兜里塞了半包烟——那是绝境中最朴素的善意，也是对这场荒诞批斗的无声反抗。

　　批斗会结束后，包国正便被押走了。他最终判了几年刑，后来去了哪里，我们再也无从知晓。只是所有人都清楚，他的公职定然是保不住了，那个曾经在公路上挥洒汗水的青年，人生轨迹就此彻底偏航。此后数十载，我无数次路过当年的养护现场，总会想起包国正当初坐在石头上的模样，想起老工友们那句“笔下留点情”，心中便涌起无尽的唏嘘。一场本可化解的小小冲突，在时代的偏见与极端的思维下，酿成了终身无法弥补的伤害，这道伤痕，不仅刻在包国正的生命里，也刻在了亲历者的记忆深处。

　　时光流转，二十余载倏忽而过，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极左思潮的阴霾逐渐散去，社会文明在法治与人性的滋养下不断进步。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春运期间，公路养护迎来了新的挑战，为保障道路畅通，单位抽调部分人员开展公路路基改造大会战，各班站仅留二至三人值守。阿坞道班的值守人员中，有一位接近退休的男职工李某某，还有两名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女工。

　　李某某的人生充满了坎坷，他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的孤儿，父母双亡后吃百家饭长大，童年的苦难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久而久之养成了孤僻寡言的性格。心里有事从不与人诉说，全都憋在心里，四十多岁才成家，却始终没有亲生儿女，这份遗憾成了他心中解不开的结。平日里，他总爱借酒消愁，酒性又不好，醉后常常情绪失控。而那两位青年女工，正值青春年华，性格活泼开朗，对工作充满热情，与李某某的沉默寡言形成了鲜明对比。

　　事端发生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李某某外出饮酒，归来时已至深夜，他用力拍打道班的大门，可两位女工因连日值守疲惫，早已沉沉睡去，并未听见。好不容易进门后，李某某借着酒劲，对着两位女工大发雷霆，言语间满是指责。年轻气盛的女工们觉得委屈，忍不住与他争执起来。争执之下，李某某情绪愈发激动，竟从随身物品中拿出一个小型电警棍——彼时保安门市部随处可见这类防身器具，关于私自携带是否合法，尚无明确的界定标准——朝着两位女工比划恐吓，据女工们后来自述，电警棍确实击中了她们，虽未造成严重伤情，却让她们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第二天，此事便上报到了公路段，一时间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是当时的重要工作原则，宕昌段有47名女工，接近总人数的一半。此事若处理不当，不仅会伤害职工感情，还可能引发不良影响。公路段领导高度重视，当即召开紧急段务会议，研究处置方案。经过调查核实，事件的来龙去脉清晰明了：李某某在值班期间擅自外出饮酒、半夜不归宿，酒后滋事并使用电击设备恐吓击打女工，无疑是过错方。

　　会议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激烈碰撞。一种是极个别人的主张：直接向公安局报案，依法追究李某某的刑事责任，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另一种意见则以我为代表，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李某某固然有错，理应受到惩处，但考虑到他的人生经历与即将退休的实际情况，若直接移交司法机关，不仅会毁了他的晚年生活，也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不如以教育挽救为主，给予他行政和纪律处分，要求其向两位女工诚恳赔礼道歉，并在全段通报批评，既让他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也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最终，会议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决定由支部书记亲自与李某某和两位女工谈话，做好思想引导工作，由单位内部妥善处理。为防止有人节外生枝，我当即拨通了县公安局王局长的电话，详细说明了事发经过、李某某的特殊情况以及单位的处理意见。王局长听完后表示：“你们单位已经有人报案了，但这类内部纠纷，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处理方案，自己处理就行，以教育挽救为好。”

　　然而，部分坚持“依法严惩”的人并未放弃，他们又将此事反映到了地区妇联，状告公路段包庇纵容“坏人”、侵犯女职工合法权益。地区妇联十分重视，专门派人前来调查核实。好在支部书记早已提前与双方沟通调解：李某某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写下了诚恳的书面检查，当着全段职工的面向两位女工鞠躬道歉；而两位女工也通情达理，了解到李某某的人生境遇后，选择了谅解，不再追究其责任。妇联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认可了公路段的处理方式，此事最终得以圆满解决。李某某在退休前的日子里，始终严于律己，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平稳地度过了职业生涯的最后时光。

　　同样是职工间的冲突纠纷，同样涉及违规违纪，两段往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1976年的包国正，因时代的局限与极端的处置方式，付出了终身的代价，从此杳无音讯，只留下无尽的遗憾与伤痛；而九十年代的李某某，在人性化的处置原则与理性的法治精神下，得到了改过自新的机会，保住了晚年的安宁。

　　这背后，是时代的进步，是社会的文明，更是处置理念的深刻变革。曾经，我们习惯于用“上纲上线”的思维看待问题，将个体矛盾上升为阶级对立，用惩罚代替教育，用极端代替理性，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逐渐明白，处置问题的目的不是制造更多伤害，而是化解矛盾、挽救他人。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每一次错误都应给予改正的机会，法治的本质不是严惩，而是守护正义与人性的温度。

　　如今，再回望这两段跨越二十余年的往事，心中感慨万千。包国正的遭遇让我深知，错误的处置方式会如利刃般斩断一个人的人生，留下终身无法愈合的伤痕；而李某某的经历则让我坚信，理性、宽容与人性化的处置，能为迷途者点亮归途，让遗憾不再延续。岁月流转，时代变迁，但那些关于人性、关于宽容、关于责任的思考，却始终值得我们铭记。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或许会遇到形形色色的矛盾与纠纷，但唯有秉持着理性与善意，用理解代替偏见，用宽容化解冲突，才能让伤害止步，让温暖传递，这便是岁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