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缘（小说）茶香/文字

茶香

正篇

我妈说，她这辈子最明亮的日子，都耗在了五十年代初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

那年她十七，是县立中学的女学生，辫子垂到腰际，课本里夹着先生写的批注，字骨清奇，像极了他本人的模样。先生是她的历史老师，姓沈，名砚，二十有五，长衫总是洗得发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窗外的日头正烈，梧桐树叶绿得晃眼，他讲起近代史里的风起云涌，声音穿过聒噪的蝉鸣，总能让满教室的学生屏住呼吸。

她是班里最拔尖的学生，他是最受敬重的先生。课后的办公室里，窗台上的牵牛花攀着木框开得正好，淡紫色的花瓣沾着午后的暑气。他给她讲袁崇焕的孤勇，讲谭嗣同的慷慨，她托着腮听，心里的欢喜像藤蔓，悄悄爬满了整个夏日。情不知从何起，一往而深。他给她写的便签，藏在《史记》的夹页里，字里行间，全是未曾说出口的情意。

毕业那日，夕阳把校门的影子拉得老长，天边飘着几缕橘红色的云。他送她到路口，忽然攥住她的手腕，掌心滚烫：“随我回趟家吧，我想求娶你。”

她揣着一颗跳得快要炸开的心，跟着他回了乡下。土路蜿蜒，两旁的稻田翻着金浪，风里裹着稻谷的清香。那是一座青砖小院，院里种着两棵石榴树，枝桠上坠着青涩的果子。一个穿青布夹袄的女子正坐在石凳上纳鞋底，脚边蹲着个两岁左右的娃娃，正攥着半截玉米棒啃得香甜。听见脚步声，女子抬起头来，眉眼低顺，像一潭不起波澜的静水。沈先生的脸霎时变得惨白，喉结滚了半天，才艰涩地唤了一声：“阿姊。”

她这才知道，阿姊是他的妻子，两人早已成家，如今孩子都已蹒跚学步。阿姊操持着沈家的里里外外，喂鸡、纺线、伺候公婆，是十里八乡人人称道的贤良女子。

那一夜，月色如水，透过窗棂洒在硬板床上，冷得像霜。她睁着眼，听着窗外的虫鸣一声比一声凄切，又隐约听见隔壁屋传来娃娃的啼哭，还有阿姊温声哄劝的调子。眼泪无声地浸湿了枕巾。她不是怨他欺瞒，是怨这世道不公，怨这缘分荒唐。她爱那个温文儒雅的先生，可她不能用自己的欢喜，毁了另一个女人和一个稚子的安稳。天刚破晓，晨雾笼着村子，远处的山峦影影绰绰，她便收拾好行囊，没有告别，踩着沾着露水的土路，一步一步走出了那个让她心碎的青砖小院。

回到县城，她剪掉了辫子，把那些写满心事的便签，尽数烧成了灰烬。日子像一潭死水，再也没有泛起过涟漪。窗外的梧桐叶黄了又绿，蝉鸣来了又去，她的生活里，再也没有了诗和远方。

再相见，已是三年之后。县里响应号召开办识字班，她只是闲来无事去旁听。开班那日，秋风卷着落叶扫过窗棂，阳光透过毛边纸，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她坐在教室后排的角落里，竟在讲台前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沈先生瘦了许多，长衫换成了粗布短褂，眼镜的镜片裂了一道缝，眼神里满是风霜。四目相对的刹那，满堂的喧闹，都成了背景。

重逢那天，窗外飘着冷雨，打在瓦檐上噼啪作响，屋里的空气却燥热得让人窒息。积攒了三年的思念，如洪水般决堤。他说，他与阿姊不过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些年始终相敬如宾；她说，她这三年，无一日不在惦念。两人相拥而泣，泪水打湿了彼此的肩头，也模糊了前路的光。

有些爱，生不逢时，就只能埋在心底。她和他之间，隔着沉甸甸的世俗，隔着阿姊和孩子，隔着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命该如此，她只能咬着牙，转身离开。雨丝斜斜地织着，打湿了她的发梢，也打湿了那段无疾而终的过往。

只是这一次，她的腹中，悄然有了我。

后来，母亲带着我辗转，最终在一座陌生的城市落了户。她从未再提起过沈先生，我长到三十多岁，日子过得平淡安稳，也从不知道自己的生命里，还藏着这样一段尘封的过往。

三十多岁那年的一个寻常周末，家里忽然来了位陌生的老人。他须发皆白，戴着一副磨花的老花镜，手里攥着一个布包，站在门口时，目光落在母亲身上，竟泛起了一层泪光。母亲看见他的瞬间，手里的菜篮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脸色煞白，半晌才颤巍巍地唤出两个字：“沈砚。”

那天，母亲做了满满一桌子菜。我陪着老人吃饭，他话不多，只是频频给我夹菜，目光落在我脸上时，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温热。饭吃到一半，他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和母亲，轻声说了一句：“这才是一家人。”

我愣了愣，心里泛起一丝疑惑——母亲从未提过有这样一位故人，他这话里的亲昵，来得太过突然。

饭后老人坐了许久，便起身告辞了。我看着母亲望着老人离去的背影，默默垂泪，心里的疑团越来越重。没过多久，大姨来看望母亲，见我满脸困惑，才叹了口气，断断续续地把那段尘封的往事讲给了我听。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桌上那位慈眉善目的老人，竟是我的生父。

又过了些年，我因公出差，路过母亲当年离开的那个县城。鬼使神差地，我拐进了那条通往乡下的土路。那天，细雨濛濛，雾霭轻笼着田野，紫云英开得遍地都是。青砖小院还在，石榴树已长得枝繁叶茂，枝桠上的新芽嫩得能掐出水来。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正坐在石凳上，戴着老花镜，翻看着一本泛黄的旧书。不远处，几个半大的孩子正追着跑，那是他的孙辈。

我站在院门外，轻轻喊了一声：“沈叔叔。”

老人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骤然泛起光亮。他望着我，看了许久，忽然落下泪来：“你……你眉眼，真像你娘。”

阿姊从屋里走出来，已是满头华发，她笑着招呼我进屋，端出一盘石榴，籽红得像血。

那天下午，细雨敲打着石榴叶，沙沙作响。我们坐在石凳上，聊了许多。沈叔叔说，他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没能护她一世周全；阿姊说，她早已知晓他们的过往，她不怨，只叹缘分弄人。

临走时，沈叔叔颤巍巍地起身，脚步蹒跚地引我进了里屋。靠墙的旧木柜上，静静摆着一座很古老的挂钟。钟摆早已停摆，钟面的漆剥落大半，露出暗沉的铜色，钟框上的雕花被岁月磨得模糊，边角还有磕碰的痕迹，一看就是传了几代的老物件。

“这是我爷爷留下的，”沈叔叔扶着眼镜，指腹反复摩挲着挂钟的边缘，声音哽咽，“当年我给你娘写那些便签，都是在这钟下写的。那时候它走得准，滴答滴答，像……像我那时的心跳。替我带给你娘吧，留个念想。”

我看着那座挂钟，看着它身上深一道浅一道的刻痕，像看着一段被时光牢牢锁住的岁月。我知道，这钟里装着的，是他和母亲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是沉甸甸的遗憾，也是说不出口的惦念。

可我终究没有收。

我轻轻推回他的手，“沈叔叔，这钟，您留着吧。有些念想，埋在心里，比握在手里，更妥当。”

沈叔叔愣了愣，随即苦笑一声，点了点头，目光又落回了木柜上的挂钟，久久没有移开。

返程的车上，雨停了，天边挂着一道淡淡的虹。我望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忽然懂了母亲藏在心底的心事。

有些爱，注定只能尘封在岁月里，像深埋的酒，越陈越浓，却再也没有启封的勇气。

回到家，我把沈叔叔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母亲。她沉默了许久，目光落在窗外的老槐树上，眼底漫上一层薄雾。

她没有再追问什么，只是抬手轻轻摩挲着衣角，指尖微微发颤。过了好久，她才轻声说：“你做得对。”

窗外的风，吹得槐树叶沙沙作响。远处传来几声蝉鸣，清亮，又带着几分悠远。

那座停摆的古老挂钟，和那年夏天的蝉鸣，还有那满院火红的石榴花，终究是留在了那个青砖小院里，留在了那段生不逢时的旧时光里。

番外·阿姊篇

阿姊的自白：

我是十五岁那年被沈家爹娘领进门的。

那年闹饥荒，地里的庄稼旱得卷了叶，家里的米缸早就见了底。爹娘红着眼眶把我推到沈家门前，身后是黄风卷着尘土，呛得人喉咙发紧。他们说：“阿姊，去了沈家，好歹能有条活路。”沈家的青砖小院立在村口，院里的两棵石榴树叶子落了大半，枝桠光秃秃地戳在灰扑扑的天上。沈家爹娘待我不算差，一口热饭，一件粗布衣裳，没让我冻着饿着。他们指着院角那个正蹲在石榴树下玩泥巴的小娃娃，对我说：“这是阿砚，以后，他就是你男人。”

我那时不懂什么叫男人，只知道，要护着这个比我小五岁的娃娃。

日子像院外的河水，不急不缓地淌。我看着他从垂髫稚子长到青葱少年，看着他褪去一身稚气，眉眼渐渐清朗。他喜欢读书，沈家爹娘便咬牙送他去镇上的学堂。每天天不亮，窗外的启明星还亮着，我就起来给他做早饭，把热乎乎的窝头和腌菜装进布包里。傍晚，夕阳把村口的土路染成暖红色，我就倚着门框等他回来，听他讲学堂里的新鲜事，讲先生教的诗文。他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时，眼睛亮得像院里的星星。我听不懂那些文绉绉的句子，只知道，他高兴，我便跟着高兴。

后来，他去了县里的中学当先生，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长衫，戴一副金丝眼镜，成了十里八乡都羡慕的文化人。沈家爹娘催着我们圆房，一年后，我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抱着娃娃坐在石榴树下等他回家时，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安稳地过下去。

　　直到那年夏天，他带回一个姑娘。

　　日头把青砖小院烤得发烫，蝉鸣一声叠着一声，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那姑娘一头乌黑的头发，穿着小格布衫，眼睛像山泉水一样清澈。他介绍说：“阿姊，这是我的学生，叫婉宁。”我看着他看那姑娘的眼神，心里忽然就明白了。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亮，像极了他当年讲诗时的模样，却又比那时更灼热，更汹涌。院角的丝瓜藤攀着篱笆，坠下几朵嫩黄的花，被晒得卷了边，像极了我此刻揪紧的心。

夜里，月光透过窗棂，洒下一地碎银。娃娃在身边睡得香甜，我却毫无睡意。隔壁厢房里，传来他压抑的叹气声，一声接着一声，像千斤重的石头，砸在我的心上。我走到窗边，听见他低声自语：“我对不起阿姊，对不起娃娃，也对不起婉宁。”

我悄悄退了回去，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鞋底是给婉宁做的，我瞧着她的脚码，估摸着尺寸。灯花跳了一下，火星落在针脚里，晕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像我悄悄落下的泪。我不是怨他，也不是怨婉宁。我只是怨命，怨我生在这贫瘠的年代，怨我没读过书，不懂什么叫风花雪月，不懂他心里的诗和远方。

后来，婉宁走了，没留下一句告别。那天清晨，薄雾笼着村子，土路上的泥软乎乎的，踩下去能陷出浅坑，却不见她离去的脚印。他大病了一场，我守在床边，给他熬药，给他擦身，怀里还抱着哭闹的娃娃。窗外的石榴树落了一地的叶，风一吹，沙沙作响，像谁在低声啜泣。他醒来后，看着我，看着娃娃，哑着嗓子说：“阿姊，委屈你了。”

我摇了摇头，说：“不委屈。”

日子还是照旧过。他不再提婉宁，不再提那些诗文，只是愈发沉默。后来，我又为他添了几个儿女，家里添了更多热闹。春日，细雨濛濛，石榴树抽了新芽，嫩得能掐出水来，他教孩子们读书写字，教他们“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坐在一旁纳鞋底，抱着最小的女儿听着朗朗的读书声，忽然就懂了那些句子里的意思。

原来，有些爱，是不能说出口的；有些缘，是注定要错过的。

多年后的一天，春雨淅淅沥沥落了一整夜，把村子润成了一块浸了水的青黛糕。院里的石榴树枝桠上抽了芽，像缀了一树嫩玉。那个眉眼像极了婉宁的姑娘站在院门外，喊我一声“阿婆”时，我忽然就红了眼眶。我看着阿砚颤巍巍地站起来，目光望向里屋木柜的方向，脚步迟缓地往那边走，我便知道，他是去看那座老挂钟，去看那段藏了一辈子的念想。

我转身进屋，端出一盘石榴——那是头年秋后晒在窗台上的，籽红得像血，像那年夏天，婉宁留在院里的，无声的眼泪。

我看着他们坐在石榴树下说话，看着阿砚的目光一次次飘向里屋，像抱着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忽然就释然了。

这辈子，我守着他，守着一群儿女，守着院里的两棵石榴树。他守着他的诗，守着他的遗憾，守着那段未曾说出口的过往。

其实，我们都一样。

都是困在岁月里的——苦命人。

后记

后来我才明白，有些故事，从一开始就写好了结局，却能在岁月里，慢慢酿成温润的余味。

那座青砖小院我只去过一次，却记了许多年。记着院里枝繁叶茂的石榴树，记着阿婆端出的那盘红得似血的石榴籽，也记着沈叔叔望着木柜上老挂钟时，那双浑浊眼睛里翻涌的泪光。

我终究没有把那座老挂钟带回来。它该留在那个小院里，留在那些蝉鸣聒噪的夏日，留在那些写满心事的便签里，留在那段被时光尘封的岁月里。就像母亲藏在心底的过往，就像沈叔叔念了一辈子的蝉鸣，有些念想，本就不该被惊扰。

阿姊婆走的那年冬天，雪落得铺天盖地，像是老天也在为这位和善的老人，絮絮地织着送行的素缟。

沈叔叔，至今依然健朗，再过几天便是他的百岁寿诞，听说家人要为他张罗一场盛大的寿宴，四邻八舍都会来道贺，院子里的石榴树底下，届时会整齐摆好长桌。

那座古老的挂钟，依旧被他摆在里屋的木柜上。晴天的时候，他会搬个小凳坐在柜前，枯瘦的手指一遍遍地摩挲着钟沿，像在跟一个老友说话。没人去问这钟的来历，大家只当那是老人守了一辈子的念想。

有些爱，生不逢时，便只能归于沉寂。它不是遗憾，不是不甘，只是岁月长河里，一朵悄悄开过，又悄悄落下的浪花。

如今再想起那条通往乡下的土路，春日的紫云英依旧开得遍地都是。我想，等沈叔叔百岁寿辰那天，院里定是一番热闹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