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最近，为了减少刷屏，我每天晚上床后，甩掉手机，翻看纸质书。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文字粗砺，一个个方块字，如一片片碎石块，颗粒状，棱角分明，行文像是用一把钝刀子在割肉，虽然不疼，却很不顺溜。起初，我读得很慢，甚至有些抗拒，满纸的“卖豆腐”“杀猪”“染布”，乱得如一地鸡毛。在字里行间穿梭，仿佛置身于那个嘈杂的市井，听着那些毫无营养的废话——张家的短，李家的长，谁跟谁拜了把子，谁跟谁又翻了脸。好象是一部流水账，记录着一群小人物的吃喝拉撒。但读着读着，我开始在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对话中，感受到了一种窒息般的真实。我从小在最基层社会里生长，见过卖豆腐的，打铁的，田埂上理发的，还有牲口贩子。我突然意识到，刘震云笔下的“废话”，其实是人们在孤独中试图抓住的排忧解难的稻草。每一句无关痛痒的闲聊，都是一次对孤独的微弱抵抗。这种从文字缝隙里渗出来的无力感，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心悸。原本想通过纸质书阅读来增加睡眠。可是，读着读着，便置身于那个喧嚣却又死寂的世界里，成了一个失语的旁观者。</p> <p class="ql-block">随着阅读的深入，那些原本扁平的文字逐渐站立起来，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人。我开始透过这些市井人物的行为，去触摸他们性格的纹理。杨百顺，这个名字改了又改的男人，像极了在命运的洪流中拼命想要抓住一块浮木的溺水者。我读他，读到的是一种令人心碎的执拗。他不甘于被安排的命运，从卖豆腐到杀猪，从挑水到入赘，从种菜到卖馒头，每一次转身都是对“说不着”人的逃离。他的性格里有一种野草般的韧劲，哪怕被生活践踏得头破血流，也要昂着头寻找那一丝能让他灵魂舒展的缝隙。还有老汪，那个迂腐又孤独的教书先生。当他对着学生喊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时，我读到的不是快乐，而是彻骨的悲凉。他满腹经纶，却只能对着一群听不懂的孩子发泄情绪，最后甚至要靠在荒野里的暴走才能平复内心的狂躁。我仿佛看到了他在旷野中孤独的背影，那是一个精神贵族在世俗泥沼中的挣扎。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老詹，在延津传教四十多年，却连一个真正的信徒都没留住。他学会了地道的延津话，吃惯了中国的馒头，却始终无法让上帝的声音在这片土地上生根。他的执着与无奈，展现了人性中对信仰的坚守，即便明知不可为，也要在孤独中走完这一程。吴香香看似是个世俗、精明甚至有些无情的女人，为了私情抛弃丈夫。但我读她时，却读到了一种对情感的极度渴望。她的背叛，是对无爱婚姻的反抗，是对“说得着”的本能追求。她揭示了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在生存之上，人们依然渴望被爱，渴望被理解。牛爱国重复着祖辈的命运。他在寻找出轨妻子的过程中，意外遇见了章楚红，体会到了久违的“说得着”。但他的犹豫和退缩，又展现了人性的软弱与现实的羁绊。他的形象是现代人的缩影——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在责任与欲望的撕扯中，艰难地寻找自我。</p> <p class="ql-block">这部小说时跨七十多年，地扩整个中原大地，从民国到新中国，再到改革开放。刘震云没有写宏大的历史事件，他只写人，写这些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在民国的动荡中，杨百顺为了一口饭吃不得不改名换姓，背井离乡。那时候的孤独，是生存压力下的失语。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巧玲（曹青娥）被拐卖，一生沉默隐忍。那时候的孤独，是政治高压下的恐惧与压抑。改革开放后，牛爱国开了修鞋铺，物质生活好了，但精神上的孤独却更加尖锐。妻子的出轨、情感的空虚，反映了市场经济冲击下，人们价值观的混乱与精神家园的迷失。读着这些故事，仿佛看到了时代的车轮滚滚而过，碾碎了一代人的命运，又托起了另一代人的迷茫。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说话一直是所有人的生存状态。有的人会说，有的人不会说；有的人此时会说，彼时不会说；有的人在你面前会说，在彼面前又不会说；有的人年轻时会说，年老了又不会说了。可是，“寻找“说得着”的人，始终是人性中不变的主题。</p> <p class="ql-block">读到最后，我才真正读懂了书名——《一句顶一万句》。这个名字看似简单，实则是全书的灵魂，与小说的主题和内容达到了完美的契合。书中充斥着大量的对话，那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闲聊，构成了生活的底盘。这些话虽然多，却往往是无效的沟通，是为了填补空白而产生的噪音。它们是那“一万句”废话。而在这些废话的缝隙里，人们渴望的是那“一句”能直抵心灵的真话。书名用极度的反差，揭示了沟通的本质——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话都是多余的，唯有那一句懂得，才是生命的救赎。“一句顶一万句”不仅是对语言的评价，更是对情感的隐喻。它意味着，一个人即使说了一万句话，如果没有被听懂，他依然是孤独的；而如果有一个人能听懂那关键的一句，孤独便会烟消云散。书中的人物，无论是杨百顺还是牛爱国，他们一生都在寻找那个能听懂这“一句”话的人。这个书名，精准地概括了全书关于孤独与寻找的主题。在不同的时代，人们说话的方式变了，生活的内容变了，但对“一句顶一万句”的渴望从未改变。书名像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咒语，道出了人类共同的困境与追求。它告诉我们，无论世界多么喧嚣，无论科技多么发达，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连接，依然是那句真诚的、能引起共鸣的话。</p> <p class="ql-block">这本书如何来到我的案头，早已记不清了。购书者，或许嫌文粗字糙而不愿看，或许读了一些章节不能深入，或许自己就是一个灵魂不可救治的孤独者。我检过来以后也有一两年时间了，随手放在床头柜上。这次偶然翻阅后，所以若有所悟，原来我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孤独者。退休以后，我仍然在老年大学上课、开会、出差，联系社会仍然是小家庭、大家庭、朋友圈，业余生活仍然是投稿、研讨、看展，等等，每天说了许多话，也听了许多话，可是，万万句话中，又有哪一句是“说得着”的？当然，《一句顶一万句》未必是精典小说，但读了以后，或许能意识到：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找到那个终极的“说得着”，而是在于寻找过程的本身。孤独是生命的底色，任何人都无法逃避。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那“一句顶一万句”的话，找到那个能听懂灵魂呐喊的人。即便找不到，也要在孤独中，借用形形色色的人，用他们的絮叨，给自己助眠，把一万句当作硕大的床垫，让百折不挠的自己，终究能夠睡个好觉。</p><p class="ql-block">袁文长二0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于天鹅湖畔。</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