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多舛的《司马温公碑》

郑州张世科

　　在苏轼书丹的楷书碑中，《司马温公碑》无疑是最有故事的。不仅是一通碑串起了三个著名人物，宋哲宗、司马光，苏轼，哪一位的名头都是响当当的。更是因为立了毁，毁而复立。其坎坷的经历，多舛的命运，放在今天也是十二分的抓人。该碑全称“忠精粹德之碑”，现存于山西夏县司马温公祠内。公元1088年，宋哲宗敕令苏轼撰文并书丹的，由当时的玉册官王蟠摹刻。碑文共计2766字，详细记述了司马光的生平事迹、政治成就以及他在民间和朝廷中的威望。苏轼在碑文中不仅高度赞扬了司马光的仁德和忠诚，而且认为他是近千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名儒巨人。

　　按理说碑主司马温公是担得起这个荣誉的。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主持编纂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至五代，涵盖1362年历史。该书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宗旨，开创了编年史的新体系，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主张“仁政”“礼治”，强调社会稳定与民生休养。任地方官时曾兴修水利、赈济灾民；任谏官时直言进谏，力主节俭。在哲学上属于儒家保守派，推崇周礼与古制，反对激进的制度变革。以清廉刚正闻名，“典地葬妻”“客至酤酒”等故事广为流传，被奉为传统士大夫道德楷模。 苏轼称其“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

　　其实，“温公”的称号是司马光死后被追赠的。司马光出生时，因父亲司马池当时在河南光山县做官，便给他取名“光”。他历仕四朝，哲宗时入主国事，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宰相。宋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丙辰朔，居相位仅八个月的司马光因操劳过度逝世，被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一年后司马光由京师开封归葬故里，这也正是“温公”的出处和司马温公祠的来历。

　　司马光逝世后，宋哲宗亲书“忠清粹德之碑”额，命翰林学士苏轼撰文并书丹碑文，立于其墓前。碑身宏伟，文章书法俱佳，堪称“三绝碑”。然世事变幻无常。司马光去世九年后，因政敌进谗，皇帝追回了封赠，神道碑也碎为四段，就地深埋。篆额因是皇帝手笔，龟趺因为体量沉重，才得以幸存。苏轼也因撰写碑文而受牵连。此碑刻首次因政治斗争而毁。

　　金时，此间县令王庭直见废墟处长有一棵杏树，枝繁叶茂，心有所感，命人掘挖，寻到一块旧石，分为四段，按照蜀地购来的碑拓进行摹刻，再加上原剩的篆额和龟趺，以及王庭直写的重修神道碑记，一并放置在壁龛中保护起来。因碑石是在杏花树下发现的，所以又名“杏花碑”。明代洪武年间文人郑真的《跋苏长公书撰司马温公神道碑》记载：“此系重刻旧碑，高二十余尺，宋崇宁间蔡京当国，党籍祸兴，仆碑灭字，埋之土中。金时有令夏县者，至公墓所，但见龟趺覆以高树，群蜂窠穴其上，少人不可近，若神明司之者。遂踪迹得旧石，掘而出之。于蜀中购得苏公真迹，横锯石为四段，模刻之，作屋宇龛，置诸壁。”

　　现立于司马温公祠广场右侧的“忠精粹德之碑”，系1523年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朱实昌仿原碑复立的。据《修复司马光碑祠记》述：朱御史巡按河东，拜谒司马温公墓，立志复修“忠精粹德之碑”。乃命访石绛于稷山，获一巨石，紫润似玉，长溢二丈，厚二尺五寸，阔丈余，百牛难移也。就利用严冬季节泼水结冰为道，人推牛拉杠撬，硬是从200余里之外运抵夏县，重仿宋时原碑式样雕刻立之。碑额为当年哲宗篆额，碑文苏轼撰文，朱实昌书丹，摹刻王强。碑额高1·72米，宽1·8米，厚0·54米。碑身通高5·1米，宽1·76米，厚0·44米；文29行，行64--98字不等。碑座长3·83米，宽1·80米，高1·35米。总高8·17米。初建碑楼为木结构三层，1872年改建为砖结构。

　　由此可见，《司马温公碑》的毁立分明是当时北宋政治的晴雨表，直接关联着朝堂对司马光的评价。新党执政则碑毁，旧党复起则碑立，映射着北宋中后期的党争何其激烈。尽管原碑被毁，但《资治通鉴》作为文化遗产跨越时代，司马光的历史贡献早已超越石碑的物质存在，永存在中华历史记忆里。

　　《司马温公碑》的坎坷，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文化的激烈碰撞。石碑虽屡遭损毁，但司马光作为史学巨匠的形象早已铭刻于青史。其碑之“命运多舛”，恰恰印证了那句古语：“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物质的碑易碎，精神与历史的重量却能在时间中持久回响。当我们今天提及这段往事，不仅是追忆一块石碑的沧桑，更是思考如何以更理性、包容的态度对待历史与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