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

山中古木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曾留下一段振聋发聩的名言：

“对外，说硬话，办软事，乃误国之贼！

对内，说好话，办歹事，乃人形之兽！”

这短短几句话，犹如一道惊雷，劈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

想想古往今来，这样误国害民的乱臣贼子还真不少。他们就像社会的毒瘤，不断侵蚀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先说“对外说硬话，办软事”的这一类。晚清的某些官员尤为典型。其特点是嘴硬行动软。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对外事务中，逞强好胜，狠话放得震天响，好像有十足的底气和决心。

在面对外敌挑衅、威胁和打压时，一派义正词严，气宇轩昂，发誓为维护国家主权，为国家和民族尊严不惜与侵略者血战到底，但真正到了要付诸行动时，却胆小如鼠、畏缩不前。一交锋就丢盔弃甲、割地求和、软弱无能，卖国求荣。让国家和人民蒙受凌辱和灾难。

再看“对内说好话，办歹事”。这类人往往是口蜜腹剑的伪装者。他们在上司和民众面前，巧言令色，满口仁义道德，把自己包装得无比正义善良。然而背地里却干着徇私舞弊、欺压百姓的勾当。他们就像隐藏在黑暗中的毒蛇，随时准备给国家和人民致命一击。

比如一些贪官污吏，嘴上说着为百姓谋福祉，实际却大肆贪污受贿，中饱私囊。这样的乱臣贼子，无一不是自私自利、毫无家国情怀之辈。他们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不惜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然而，为什么这样的人总是屡禁不止呢？是官场腐败造成滋生的土壤，还是人性的贪婪和欲望难以遏制？

贼还是人，只不过是坏人，而兽就不是人，美帝倭奴是人，贪官污吏是兽，先是内有野兽，后才外有坏人。内无禽兽，外面坏人哪里进的来？

骂贪官污吏，上智；

骂美帝倭奴，中智；

说遥遥领先，下智。

为何会发生南京大屠杀这样惨烈的事件，不就是晚清与民国政府腐败无能，贪官污吏遍布吗？如果没有这些禽兽畜生，中国必然是国富民强，日军怎么打的进来呢？与其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义愤填膺地痛骂日寇，还不如检举揭发一些贪官污吏，这一天应该成为民众检举揭发贪官污吏的日子，也称为全民杀兽日，捉虫日，如何？

纪念馆始建于1985年，旨在铭记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的暴行，‌30万同胞遇难‌的史实。馆内包含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丛葬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下为“万人坑”遗址，考古发掘证实遗骨呈现枪刺痕迹及阶梯状掩埋特征，确认为大屠杀遇难者。

自2014年起，每年12月13日举行国家公祭仪式，鸣响警报并撞响和平大钟。‌‌

建馆缘由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高中和小学教科书过程中将“侵略”改为“进出”或者“进攻”，把南京大屠杀的起因说成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等等。

1982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必须牢记这个教训》，对日本“模糊战争责任”进行了批判。

1982年8月6日和29日，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两次约见日本驻华大使，要求日方纠正文部省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以利两国关系的发展。

“教科书”事件激起南京人民的愤慨，纷纷要求建立纪念馆。

1982年8月，一位市民在给南京市委市政府的信里写到，要将“血写的历史永远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

1983年8月13日，南京市政府召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座谈会。

随后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发起筹建纪念馆。

1983年，南京大屠杀编史组成立，并先后召开了七次编史专题会议。

1984年11月，编史组成员在中山陵5号东郊宾馆合影。中排左三至左六依次为张允然、高兴祖、杨正元、孙宅巍，前排左三为段月萍。其中，张允然后任名誉馆长，杨正元后任首任馆长，段月萍后任副馆长。

在编史建馆立碑的同时，1984至1985年南京市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展开了大规模系统调查，形成了一批珍贵的证言资料。

1985年2月3日，邓小平同志在南京视察期间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邓小平同志还说:“一定要将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等作为重点文物保护起来”，“这对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和子孙后代，有重要的意义”。

1985年8月15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纪念馆正式建成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