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方面军的长征（7） 共同北上

春江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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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共同北上

一、甘孜斗争

　　1935年9月，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自阿坝南下，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南下失败后，部队由八万余人锐减至四万余人，张国焘的个人权威在四方面军中大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巧妙地利用“共产国际”名义对其进行斗争，并掌握了主动权。而在红四方面军内部，以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为代表的高级将领，也日益强烈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张国焘面临越来越大的党内外压力。1936年6月6日在炉霍举行的“中央常务会”上，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但私下里还是想与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为领导的党中央，分庭抗礼。

1936年5月，红2、6军团由滇入川，张国焘觉得机会来临，他利用贺龙、任弼时等不清楚他与党中央分裂的事实真相，企图通过收买、蒙蔽等手段，拉拢2、6军团，以增强自己与中央抗衡的力量。

贺龙在提及这段历史时曾说，张国焘对红2、6军团采用了分化、物质收买、以多压少、散发反党反中央，不利于团结的小册子等手段。这期间，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通过坚决的、有原则的斗争，最终瓦解了张国焘拉拢红2、6军团的图谋，实现了两方面军共同北上。

有的文章将他们之间的相关谈话、协商和好不妥协的斗争，统称为“甘孜会议”，但在权威的官方党史文献和严肃的学术著作中，并无这一说法，如果非要命名，称其为“甘孜斗争”似乎更合适。

因为从起因上来讲，这是张国焘发起的又一场分裂中央与红军的政治图谋；从性质而言，这是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

倘若没有甘孜斗争，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的成果，很有可能被张国焘吞噬。在这场斗争中，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与朱德、刘伯承等人一道，成了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中流砥柱。

　　6月初，红6军团在甲洼与32军会师后不久，张国焘便派来工作组，想向6军团散发攻击党中央领导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小册子，被王震制止，随后王震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发电报，汇报此事。

6月23日，红6军团到达蒲玉隆时，朱德总司令抢先一步，赶到蒲玉隆会见了萧克、王震，详细介绍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等阴谋活动的情况，使得6军团领导班子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

6月底，到达甘孜绒坝岔的红2军团，受到四方面军的欢迎，当晚4师也接到张国焘派来的工作组散发的《干部必读》小册子，是用经文纸的背面刻印的，内容也是讲中央的坏话。贺龙听说后，在绒坝岔一座喇嘛寺前下令说：“干部必读不准看，看了要处罚人，放在政治部！”收回了已经散发的全部小册子。任弼时还给6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信，要求对张国焘指示发来的文件一律不准下发。

　　红6军团到达甘孜后，张国焘一直不遗余力地对他们进行拉拢分化。王震回忆，张国焘找他谈话时，曾送给他四匹马，还给他戴高帽子，说红6军团勇敢、能打，自己十分爱惜人才，想提拔重用王震，妄图把红6军团拉拢过去。王震回答：“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成长的，不能反毛。”

萧克在《红2、6军团会师前后》中也回忆，两军会师后，张国焘曾派人到6军团宣扬他的错误路线，妄图拉拢他们，并欺骗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萧克一度相信。直到后来听了朱德详细介绍之后，才知道被蒙蔽。

　　6月中旬，早在红二、四方面军尚未会师之前，中央为积极利用“两广事件”开创西北新局面，就曾电示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宜北出甘南”。

两方面军会师前后，张国焘提出，红2、6军团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状况，以及当地物资匮乏的现实，说服大家不要急着北上，而是留在西康地区筹粮。他甚至有过带领2、6军团和四方面军重新南下回到四川盆地的念头，认为那里人多粮多，比去陕北受气强。

7月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前往甘海子，朱德总司令也是抢先前出迎接，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陕北，在毛泽东同志那里。”一路向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介绍张国焘反党情况，并提醒注意斗争的策略：“解决这个问题要有韧性，象吃橡皮糖，千万不要急呀，急了会破裂。现在的问题，要想办法促他北上，去会合中央！四方面军战士是好的，我们要有信心。”刘伯承在同贺龙、任弼时作了深谈后，也叮嘱说：“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一起，共同确立了“以斗争求团结”的斗争策略。

及至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赶到甘海子红军总部时，张国焘、朱德组织他们首先开了一个小会，张国焘对2、6军团也是先戴高帽子，并再次许诺赠送粮食等。贺龙将计就计，也学着张国焘给他戴高帽子说，“2、6军团在转战中损失很大，需要补充，你这个总政委，能不能从四方面军抽两个师给我们?你们人那么多呢!”张国焘无奈，只好将原隶属于红一方面军的9军团即红32军，补充至两千人后，抽调给红二方面军。

会议还商定，由张国焘与朱德在庆祝会师大会上，代表红军总部讲话。贺龙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警告张国焘：“你讲话只能讲团结，不能讲分裂，否则老子给你打黑枪！”贺龙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张国焘内心对他有点怵，况且还想拉拢2、6军团，在讲话中未提与中央的矛盾。

　　任弼时深知跟张国焘斗争必须依靠中央这个坚强后盾，但必须先把被张国焘掌握的电台密码要过来，恢复与中央直接联络。于是，任弼时、贺龙向张国焘提出要密码，但张还是那句老话：“双方的情况我甚为明了，可由我处转。”不愿意交出密码。朱德在一旁对张国焘说：“以前2、6军团和陕北一南一北，需要我们转发。会师后我们都在一起了，如果再这样，误时误工，我看你就交给他们吧。”张国焘无话可说，只好交出了电台密码。

红2、6军团利用密码，与中央恢复了联系，汇报了张国焘想吞并指挥红2、6军团，建议2、6军团直接归中央领导，不久中央来电，下达组建红二方面军命令：2、6军团和32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这样组建后的红二方面军直接归党中央指挥，与红四方面军平起平坐，张国焘内心虽然反对，但有口难开。

随后，中央又发来了一份指定任弼时亲译的长篇电报，大意是：对张国焘的错误要坚决进行斗争，并劝说其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要团结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并阐明北上的有利条件。中央的指示与朱德、刘伯承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商量的斗争策略一致。

　　但是，张国焘并不死心，他又在二方面军领导人面前，极力推销他的“西北联邦政府”方案，试图让贺龙、任弼时承认他在西康的这套行政班子，以此来对抗陕北中央的权威。

在红四方面军内部高级干部会议上，张国焘也私下鼓吹西进青海、新疆，有靠近苏联，获取援助方便的好处，贬低陕北的生存条件。

为了实现不能北上的目的，他还耍政治手腕，提出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企图以多压少，迫使红二方面军就范，被任弼时当场以“谁来作报告，如果有不同意见，结论怎么做”为由拒绝。

　　张国焘见拉拢分化行不通，便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来硬的。他先是想让贺龙和萧克对调，贺龙、任弼时以“二方面军干部调动，应由中革军委集体作出决定，而不能以你一个人说了算”为由，予以拒绝。后来张国焘又想将关向应、甘泗淇、冼恒汉等四个师级以上干部调离，企图换上自己的人，同样遭到贺龙、任弼时的反对。

为了防止意外，甘孜会师后，任弼时与贺龙、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关向应等人一同居住在甘孜的一幢两层藏民楼，贺龙亲自安排红二方面军担任警卫。

贺龙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出的勇气也智慧，受到朱德总司令的赞扬，“粗中有细，既坚决又灵活，很聪明。”

　　在甘孜，张国焘还找二方面军师团职干部谈话。任弼时如法炮制，就找四方面军的干部进行谈话，宣传团结统一的重要意义，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提高了认识，明辨了是非。

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会师后，任弼时将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党内所造成的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加以逐步地澄清。

但是，张国焘对此极为不满，亲自出面干涉。任弼时毫不客气地回答：“你是政治局委员，我也是政治局委员。你能找2、6军团干部谈话，我也有权找所有的干部谈话，你不能干涉!”张国焘毫无办法。

　　朱德同志一年来费尽心血与张国焘周旋，在四方面军对干部的影响越来越大。会师后，他对张国焘“做团结工作”，始终将“如何想办法会合中央”放在首位，现在贺龙、任弼时又坚决拥护他，他的发言权也大了。会议之后，他建议身为中央委员的任弼时同志随总部行动，并派刘伯承到红二方面军指导工作。

任弼时同志到红军总部工作后，在与张国焘斗争的同时，还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二方面军政委的身份与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其他领导进行了多次谈话，力争统一思想、形成共识。

8月9日在求吉寺，随总部行动的任弼时还给红二方面军领导留过一封信，要求二方面军在促进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发挥更大作用。7月10日，他还向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林育英等同志，及时汇报二、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的情况和指战员们的情绪，建议召开中央或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并向总政治部提出建议，立即在二、四方面军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在一、四方面军中消除一切成见和不好的印象。充分体现了任弼时同志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光明磊落、勇于担当的高尚政治品格。

贺龙为了弄清张国焘分裂中央和红军的真相，曾和关向应一起走访了刘少文。刘少文曾秘密保存有关于张国焘分裂中央、违背中央战略计划的相关材料，把它们藏在菩萨肚子里，他还曾担任中央军委秘书，记录过遵义会议内容。通过走访，贺龙心里更明亮，与张国焘斗争的决心更加坚定。

朱德明白张国焘不愿北上，也有到陕北可能会受到处分之担忧，毕竟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扩大化的“肃反”，曾导致无辜红军将士惨死；现在又南下失败，导致数万将士牺牲。

于是，他利用红军总司令的身份，以及与张国焘同处一地的便利，每天“软磨硬泡” 以消除其后顾之忧，最终迫使张国焘同意于7月上旬率部出发北上。

甘孜斗争有力挫败了张国焘企图拉拢、控制红二方面军，继续其分裂路线的计划；极大地削弱了他的错误影响力，为最终组织上解决张国焘问题创造了决定性条件。任弼时、贺龙、朱德等领导人挫败了张国焘滞留西康的图谋，一致主张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对于维护全党全军团结、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最终开赴抗日前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转折作用。

二、穿越草地

　　由甘孜北上往甘南，需要再次穿越松潘大草原，这是四方面军三次穿越草地中距离最长的一次。根据北上计划，红二方面军分两个梯队，跟随朱德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由甘孜出发，拟经日庆、西倾寺、班玛、阿坝、包座等地，向哈达铺前进。

穿越草地，面临着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在雪域高原时，由于茶马古道沿途人口尚较多，又有寺庙，也设有补给栈点，红2、6军团（二方面军组建后改为2、6军）还能够筹到部分粮食，但进入荒无人烟的草地，能找到的吃的很少，甚至远超第一次踏上草原的红2、6军团指战员们的想象。

红2军团刚到绒坝岔时，张国焘曾答应拨给一部分粮食、衣服和牛羊给他们。但后来因任弼时、贺龙等二方面军领导人坚决抵制他的分裂行径，致使许多图谋没能实现，因此他的承诺大多没有兑现（四方面军负责侦察和筹粮的骑兵师，在色曲河、西倾寺和壤塘等牧区曾经筹集和收缴牛羊一万二千多头和四五万斤的粮食，是有一定条件支持二方面军的）。张国焘还命令红二方面军违反民族政策，出发前没收东谷喇嘛寺的青稞，贺龙等没有执行。

7月2日起，红二、四方面军组成的左纵队开始北上。朱德、陈海松率领四方面军30军88师担任先头。张国焘、任弼跟随左纵队行动。

6日，6军团和32军由东谷出发。红6军团到达蒲玉隆时，曾跟藏民买了一些帐篷，甚至自己动手熬盐。

当地藏民告诉他们，牛、羊喜欢舔石头里的盐，找到这样的石头就能熬出盐。于是王震便让战士们到山谷里、草原上找舔得发亮的咸石头，敲碎背回来用水泡上两天，再把泡石头的水舀在锅里，架起木柴熬，虽然又咸又苦，但好歹解决了缺盐这个大问题。但由于出发得早，筹粮有限，根据关向应7月12日的日记，“部队带来的粮只够吃两三天。”

　　贺龙率领的2军团和6军团一个师，11日由甘孜出发，担负左纵队总的收容和后卫任务。眼看出发的时间快到了，来不及派部队到远处筹粮，只能就近设法解决。红2军团第4、第5师在朱倭、蒲玉隆一带勉强筹集了七天口粮。

红4师司令部通信连在准备粮食时， 十三岁的贺芳齐和十四岁的纳虎摸进逃跑的大土司家里，挨屋寻找，偶尔在墙角下发现了几粒青稞、豆子，两人喜出望外，便一粒粒拣起来。连着捡了四天后，才勉勉强强凑了大约七斤。6师和军团直属队在甘孜和干海子只找到一天半的口粮。

出发前，贺龙和朱德派到二方面军的刘伯承，动员鼓励大家咬紧牙关也要通过草地。只要张国焘同意北上，即使没有时间筹粮，他们也义无反顾地出发。

过草地前，红二方面军还向四方面军学习草地行军、辨别野菜的经验。负责被装、卫生、供给部门也全力筹备物资，给体弱战士发放御寒衣物、采集中草药，制作简易担架，尽力为过草地减少阻碍，只可惜粮食短缺的核心困境始终难以解决。

　　甘孜北上，至阿坝、查理寺段为高原山地与河谷地带，这里是巴颜格拉山的东侧山脉，仍地处雪域高原，空气稀薄，天气多变，忽而晴空万里，忽而阴云密布，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7月7日—17日，红二方面军两纵队先后东行至日庆，然后向东北翻越海拔四千五百米的牟尼沟区域芒起山垭口。关向应日记：“7月13日，6军经点头寺进沟，顺沟而上，翻了两个山，最后1个较高，下山坡很滑，行军约120里到绒玉。”

过了芒起山，由于北边地势变低，所以下坡很陡很滑，自此进入牧区。这是典型的高寒草甸牧区，只适合放牧牛羊，不适合种植。到达色达绒玉后，前往壤塘西倾寺，渡过多柯河后，沿鱼托沟北上，翻越楼赛山，进入青海班玛境内。然后途经班玛灯塔、亚尔堂、江日堂等地，最后向东穿过作木沟，前往阿坝。

作为最后一支出发的队伍，二方面军原计划十天后即可到达阿坝，但由于粮秣极其匮乏，又得不到补充，指战员们体力异常虚弱，走了二十多天才到达阿坝。开始，每人每天尚能分到三两青稞粉子，后来，连这一点最基本的需求也很难保证，只得以野菜，牛羊皮和牛羊骨来充饥，有的把草鞋上的牛皮筋烤焦或煮熟吃了。

　　21日，走在6军团前面的张国焘、任弼时电告贺龙、肖克、关向应等，朱德、陈海松亲自率领的左纵队30军先头88师，已经进至箭步塘（今甲本塘，在葛曲河西岸）、许世友率领的骑兵师已经从上游绕行渡过葛曲河（今白河），正在筹集牛羊，王宏坤率领的4军一部和李先念率领的89师，将于明后天由上阿坝开进葛曲河。

22日，中央电告红二、四方面军，蒋介石调集陕甘宁一百五十个团正准备进攻甘北，甘南敌军相对较弱，二、四方面军“以迅出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红二、四方面军必须加快行军的步伐。

7月23—26日，红6军团、32军和二方面军总指挥部、2军团先后到达阿坝。根据朱德、张国焘、任弼时7月26日致6军团和32军电，负责左纵队最后的护卫和收容的“二军到阿坝已完全无粮”。在这里全军上下一齐动员，积极筹措粮食，但因居民稀少，粮食有限，所得无几，远远不能满足部队需要，无奈，只得忍着饥饿，继续前进。

　　过了阿坝，便是人迹罕至的松潘大草原。这里是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地势显著低于雪域高原，河流众多，排水不畅，形成了大片的泥炭沼泽。

七月的松潘草原，一半是盛景，一半是诡谲。格桑花在艳阳下燃成粉紫云霞，白河如银练绕着绿毯般的草甸蜿蜒。转瞬乌云压顶，雾瘴从沼泽里腾起，迷蒙了天地。举目四望，荒芜一片，不见村庄和人烟，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

粮食奇缺仍是行军路上面临的最大困难。率领6军团的关向应同志在日记中简要记录了当时缺粮的情况：

“7月12日，6军在西倾寺休息。准备筹集7天粮食，不但没筹集到，而且在该地休息吃的粮食都没有。部队带来的粮只够吃两三天。部队开始采野菜充饥。

7月14日，6军在绒玉休息。无粮食，采野菜吃。7月15日，6军仍在绒玉休息，以野菜充饥。

7月16日。6军上午出发，沿河而上，下午到玉楼。各部队还是没有找到粮食，全吃野菜。

7月18日。6军在亚龙寺一线休息，准备补充粮食，但因该地区居民很少。有点粮食全为前边部队通过时收集走了。所以大部分部队采野菜做干粮，只有18师到牛坊集筹集了60余只牦牛，千多斤麦子。”

张子意这段时间的日记中也到处都是“缺粮”。而且，即便如此，红军每天行军都在五六十里以上，最长的7月13日是一百一十里，当天“掉队现象极严重。”

红6军团保卫局执行科有七个人，在过草地时，已断粮好几天，身体快垮下来了。为了填饱肚子走出草地，他们分头采了一些野菜，但又分不清哪些有毒，哪些可以食用，于是科长杨凤生召集大家开党小组会，提出野菜要鉴别后才能食用，他还提出由自己先来尝尝这些野菜。但他的提议立即遭到另外六人坚决反对！会上，四名党员要求先尝，三位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也要先尝，年纪大的要先尝，年轻的也要先尝，都争着把危险留给自己，把生存留给别人，场面感人至深。但是野菜吃多了，又没有盐，个个小腿肿得跟大腿一样粗。

最困难时，甚至连野菜，牛羊皮也无从取得，有不少干部、战士饿得实在不行，嘴里含着野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维持部队的生存，尽力减少减员，二方面军明确提出了“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的口号，动员全体同志严格地节约粮食，互相调济，彼此帮助，优先照顾伤病人员。

7月27日，为了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28日，中革军委再次电询二、四方面军行动情况。

　　日干乔大沼泽是红二、四方面军走过的最难走的草地，里面有一大段的水草地带，人只能踩着草甸前进，草甸下是没顶的淤泥，腐草气息混着瘴气钻入鼻腔，风掠过枯骨般的朽木，呜咽声裹着冷意，将盛夏的暖意啃噬得一干二净。人和骡马稍有不慎，便会滑入泥沼，往往会越陷越深，直至泥水没顶，丧失生命。一些低洼处的水还有毒，伤口被水浸泡后，马上就会浮肿溃烂。为了解决饮水问题，战士们只能趁下雨时，用塑料布、锅、瓷盆等接水。

　　极端缺乏的生存条件，牺牲巨大。根据红二方面军军史，有上千红色战士壮烈牺牲在草地上。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的颜金生在《草地记事》中有这样一段详细的记载。谨摘录如下：

“有的侧卧在水洼里，手里攥着的几十粒青稞已经送到了嘴边。看来这是他最后的一口粮了，实在舍不得吃，快要饿昏了的时候，才拿出来，但为时已晚了，连放到嘴里的最后一点气力都耗失殆尽了。有的是两个人摞在一块。一个战士在上，紧紧搂着下边战士的脖子。一个战土在下，紧紧托住上边战士的身体。无疑，他背着已经昏迷过去的战士，而后自己也倒下了。有的赤身裸体，身边却叠放了一堆衣物，路经的战士一一脱帽致哀，他们理解这位死者的夙愿：人僵了，衣服不好脱，先脱下来，路尚远，风大，雪大，不能给战友留下食粮，留下两件御寒的衣物也好。 他们死得悲壮，惨烈，令人肃然起敬。”

　　8月1——6日，红二方面军相继渡过草地上最宽的河——葛曲河（今白河）。在这里，他们接收到了红四方面军兵站留给他们的数百头牛羊。

此时，红四方面军已经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

进入草地，朱德总司令一直惦记着后面的二方面军，特地要求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抽出一批驮帐篷、辎重的牦牛给二方面军。四方面军总部供给处军需股股长杨以山率30军一个营在阿坝待了八天专门看守数百头牛群，等待二方面军到来。不料，遭到藏民武装袭击，这群牦牛一部分被抢走了，一部分失散了，交给二方面军的牦牛数量远不够补充二方面军的食物。

贺龙总指挥下令把牦牛肉都分给部队，他自己却不肯要，坚持“伙食自己办”，靠在草原上的小溪里钓鱼解决吃饭问题。

　　红二方面军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负责收容所有掉队的人员。为此，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专门组织了收容部队，成立担架队。沿途还设立了许多医疗供应点，并要求全军，行军中筹集到的粮食，除解救自危外，还要留给后面收容的部队。

17师政委汤祥峰，也许是吃了有毒的野草，也许是喝了污浊的水，接连拉肚子，发高烧，一步也迈不动。王震知道后，马上叫来担架队，并亲自抬了他一程。

沿途倒下的人员，绝大多数还是饥饿导致的。有的饿昏过去以后又醒来，当发现收容队前来寻找他们，忙着捋把草把脸盖住，像身旁已经长眠的战友那样。他们心里十分清楚，收容队也不会有多少粮食，多一张嘴，就意味着多几倍的困难。收容队早就注意到这种情况，提出“想尽一切办法救阶级兄弟出草地”的口号。收容时，特别注意那些“装死”的人员，确实抢救了一大批战友。然而，更多留下的还是已经僵硬了的战友。

贺龙对四方面军的伤病员特别关心，经常询问各部队领导干部：“丢下四方面军的同志没有？要记住，遇到四方面军掉队的同志，有马先让他们骑，有粮先给他们吃。”

　 在色既塘附近的一座荒废了的破喇嘛庙里，贺龙亲自救护了一位病倒的四方面军干部方振远。他是四方面军兵站部的一位科长，由于高烧不退昏迷不醒被留在庙中。贺龙问明情况，和警卫员一起把方科长抬上了马，吃住都安排在司令部，直到走出草地，将他送回四方面军后勤部。

　 7月2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包座。西北局电告中央二、四方面军可于8月8日全部到达包座及以北地区。22日，中央曾提出“二四方面军以迅出甘南为有利”。

8月1日，西征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二、四方面军：“接占包座捷电，无任欣慰”。并电告甘南敌情以及包座至哈达铺的地形，民情。同日，红二，四方面军电告中央：此次向巴西，阿西，包座前进颇称便利。俟兵力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行动，约8月中旬，主力可出天水，兰州大道。

8月3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热烈欢迎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合。”历时一年多的一、四方面军北上、南下之争，即将划上句号。

8月5日，中共西北局在救济寺召开会议，根据甘南敌情和中共中央关于“迅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的指示，拟定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以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决定由二、四方面军共同组织此项战役，将尚未到达包座地区的二方面军编为第3纵队，以策应第1、2纵队(四方面军建制)作战。

8月8日，红二方面军在历经草原风雨后，到达了川西北的班佑、包座。刚刚走出草地的将士们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极度虚弱，急需物资补充和休养生息。

经过数天休整后，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经救济寺，哇藏寺，莫牙寺，尖藏，腊子口，悬窝，于8月25日至9月初日全部到达哈达铺，至此终于走出草原。张子意、伍云甫（红军总司令部第三局政委）日记记载，7—8月间共有二十多天的阴雨天气。

　　哈达铺物产丰饶、商业活跃，和草地无粮可寻的绝境天差地别，部队也在此开启走出草地后的短期休整，战士们还能买到当地的“锅盔”烧饼，终于能吃上饱饭。因为战士们在草地饿了许久，大多不清楚饿到极致不能立刻吃饱的常识，会大量进食又干又硬的锅盔，口干后大量饮水，进而出现严重腹胀的情况， 甚至有战士因此胀病、胀死。不仅人久饿后如此，骡马也会如此，直到后来注意到这种现象，悲剧才没有再发生。

在历时近两个月的，红二方面军过草地之前有一万六千人，到达哈达铺时为一万三千人，减员约三千人。

　　感谢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