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底的鹅卵石 (杂文随笔)

Fe/网上飞

《河底的鹅卵石》

凌晨三点，办公楼只剩我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材料第七稿被退回，处长用红笔批注："站位不够高，重新挖掘亮点。"我盯着窗外漆黑的夜，突然想起十年前刚进单位的自己——那个会为标点符号据理力争的少年，如今却对通篇空话无动于衷。

"小陈，还在加班啊？"老周推门进来，递过一支烟。他是我入职时的导师，如今头发已花白。

"在改材料。"我苦笑着点燃烟，"明明知道这些数据都是凑的，还要装得煞有介事。"

老周吐着烟圈："记得我带你参加的第一个会议吗？你当场指出副局长引用的数据过时了。"

我怔住了。那个画面突然鲜活起来——年轻的我激动地翻着资料，全然没注意会场骤然凝固的空气。而现在？上周发现处长讲话稿里的常识错误，我却默默把打印稿上的错字修正，像什么都没发生。

"系统会重塑每个人。"老周弹了弹烟灰，"但总要留条缝透气。"

这条缝，我留在每天清晨六点到八点。当同事们讨论如何"巧妙"推掉棘手的项目时，我在学习数据分析；当他们钻研领导喜好时，我在研究新兴产业报告。这让我在处里像个异类——既不像年轻人那样急切表现，也不像老同志彻底躺平。

去年单位推行数字化转型，我私下做的模型意外解决了数据对接难题。处长在全员大会上表扬我时，隔壁科室的王科长凑过来："小陈，出这个风头干什么？万一搞砸了怎么办？"

我望着他油光发亮的脑门，突然想起他年轻时也曾是技术骨干。有次酒后他说漏嘴，二十年前他开发的流程优化系统至今仍是核心架构。"但现在谁还记得？"他醉眼朦胧，"不如多想想怎么排位子。"

这种变化悄无声息。就像张姐，曾经的法律高材生，现在整天琢磨的是如何让儿子进入某位领导视野。她的办公桌上永远摊着文件，但电脑永远停在纸牌游戏界面。"重要的是不出错，"她常教育新人，"不是做多少事。"

有天深夜，我撞见新来的小李在楼梯间哭。他精心准备三个月的方案被否决，理由是不符合"惯例"。我本想安慰，开口却说出了处长常说的话："要适应环境。"他抬头看我，眼神像极了十年前的我。

那晚我失眠了。翻开旧日记，2013年9月写着一行字："要改变官僚作风。"墨迹鲜活得刺眼。而现在，我教会下属的第一课竟是——能用20个字说清的事，一定要用200字，最好让每个领导都能听出自己想要的意思。

不过系统里也有异数。财务处的赵姐，每天准时下班陪女儿画画，拒绝所有不必要的应酬。"我就是个算账的，"她笑着说，"把账算明白就够了。"她工位摆满绿植，在灰扑扑的办公室像片绿洲。有人笑她不上进，但领导换了几茬，她始终稳坐位置——毕竟不是谁都能把政策文件里的数字变成可执行的方案。

处长老王即将退休，最近常找我聊天。"小陈，你和我儿子一样大。"有次他忽然说，"他搞人工智能创业，昨天说拿到了B轮融资。"我惊讶地发现，他眼中不是骄傲，而是落寞。这个在单位说一不二的人，在家却听不懂儿子在做什么。

"有时候我在想，"老王望着窗外，"如果当年没阻止你调去改革办，现在会怎样？"

我沉默。三年前确实有个机会，但处长以"工作需要"为由卡住了。当时我愤怒，现在却理解——他需要能写材料的人，至于这个人是否变成另一个他，不在考虑范围内。

上周大学同学聚会，创业的阿杰听说我还在体制内，拍拍我肩膀："还是你聪明，我们累死累活还不稳定。"我笑着举杯，心里却泛起苦涩。他们讨论区块链、元宇宙时，我插不上话——我的知识停留在如何把汇报材料写得滴水不漏。

但最可怕的不是知识退化，而是感知力的萎缩。上个月帮群访群众解决问题，对方千恩万谢时，我第一反应不是欣慰，而是盘算这事能写成什么信息上报。那个瞬间，我发现自己成了曾经最厌恶的人——把人间疾苦当晋升筹码。

然而事情总有转机。今年单位来了个新局长，第一次开会就说："我知道很多人背后叫我老古董，但我手机里也有炒股软件。"全场哄笑中，他正色道："我不是要大家冒险，而是别忘了墙外的世界。"

会后，我鬼使神差地给他发了封邮件，附上这些年业余研究的政务数字化方案。两小时后收到回复："周日来我办公室细聊。"

现在，我依然在系统里按规则行事，但开始在职责范围内做微小改变——简化不必要的流程，给年轻人试错空间，拒绝明显的形式主义。老周说我这叫"体制内创业"，赵姐笑我终于开窍。也许我们都在寻找平衡，既不做愤然出走的理想主义者，也不做完全妥协的庸常之人。

河水依然缓缓流淌，但鹅卵石未必只能沉睡河底。当千万颗石子开始移位，也许整条河的流向都会改变。我收拾好第七稿材料，在结尾加了一句略显尖锐的真话——让它留着吧，万一遇上识货的人呢？

窗外的天快亮了，新一天又要开始。那个死去的少年当然不会复活，但有些东西，比如在深夜里依然会刺疼的良知，或许从来不曾真正离开。系统可以格式化操作方式，却格式化不了所有深夜的自省。这大概就是普通人在这条庞大河流里，最后能守住的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