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杜鸣心：与《鱼美人》一起浮出人间 文/秀夫

秀夫

——著名作曲家杜鸣心留学苏联的悲喜人生

楔子

杜鸣心先生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著名作曲家，同时也是新中国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他创作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鱼美人》等舞曲（与吴祖强等人合作）至今享誉海内外。谱写的歌曲《万泉河水》，传遍神州大地。

他曾留学苏联 ，师从著名作曲家、莫斯科大剧院院长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楚拉基（Mikhail Ivanovich Chulaki,1908-1989）。然而，时代的风云曾让他跌入人生谷底，绝望至极。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终于与《鱼美人》一起浮出人间。

壹 鱼美人：人生如戏

《鱼美人》是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剧目，也是新中国上演的首部芭蕾舞剧。这部舞剧，由当时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的苏联著名舞蹈家彼•安•古谢夫（Pyotr Andreievich Gusev）和他的中国学生们集体编导，作曲家吴祖强、杜鸣心联袂作曲，主要演员有陈爱莲、王庚尧、陈铭琦等。
1959年9月，《鱼美人》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首演。当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到场观看演出。随后，舞剧连演100多场，并作为接待国宾的必演剧目。这部舞剧分别荣获“中华民族二十世纪音乐”和“舞蹈经典奖”，先后在美国、英国、俄罗斯和香港地区成功演出，受到国内外观众的交口称赞。一些音乐选段被编成多种形式的乐曲，得到更加广泛的流传，这其中包括钢琴考级的必选曲目《水草舞》。
《鱼美人》是我国第一部神话题材的舞剧，讲述海底美丽善良的鱼美人，爱上人间勤劳勇敢的猎人，但是遭到凶恶的山妖阻挠和破坏的故事。在人参老人的帮助下，猎人和鱼美人最终战胜山妖的魔法，结成伴侣，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舞剧表现了在善良与邪恶的斗争中，正义一方终将取得胜利的主题。《鱼美人》的音乐得到充分肯定，其中婚礼场面群舞，鱼美人与猎人、山妖的双人舞，“海底世界”中的珊瑚、水草、珍珠舞以及诱惑猎人的蛇舞等片断相当精致，并可独立演出。有专家称，《鱼美人》的音乐是中国舞剧探索“洋为中用”的一次成功实践。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文艺创作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双百方针”的提出，给艺术创作带来难得的机遇，激发了音乐、舞蹈创作的新思维。通过选取中国民间素材，结合西洋的创作技法，新中国的音乐逐渐形成崭新的创作风格，这些在芭蕾舞剧《鱼美人》的音乐中，得到了成功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鱼美人》堪称新中国音乐创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谁也没有想到，舞台之上，猎人和鱼美人一起最终战胜了山妖的魔法；而舞台之下，饱受磨难、在政治与道德双重压迫之下的杜鸣心，也因为这部舞剧的成功，从暗黑的岁月中寻觅到一线生机，得以重见光明。

这事还得从杜鸣心留学苏联时说起。

《鱼美人》曲谱

贰 留学苏联：华丽开篇

时间倒回至六年前的1953年。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双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给予中国大量的经济、技术上的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也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坚决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边。由此，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及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时期，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帮助。

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掀起一场“学习苏联运动”。“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规模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成为向苏联学习的直接办法，也是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1952年7月，中央音乐学院派出第一批留苏学生吴祖强（作曲）、郭淑珍（声乐）；1953年又派出杜鸣心（作曲）、黄晓和（小提琴、音乐学）赴苏留学。他们都在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攻读。能够去苏联留学，在当年的中国，实属凤毛麟角、万里挑一。

当时，25岁的杜鸣心正在中央音乐学院担任视听助教。凭借着出色的钢琴演奏技巧，他顺利考取留苏预备班，专业为钢琴。随后，几名预科生集中到俄文专科学校突击学习俄文一年。1954年夏临行前，同批的两个作曲专业的学生，一个因病不能前往苏联，另一个因政审不合格组织上不让去，就这样，两个作曲预科生一个也没有去成。而当年考取钢琴专业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杜鸣心，另一个是上海音乐学院派来的女同学倪洪进。

杜鸣心十分喜爱作曲。早年就读于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时，他就创作了《看谁功劳高》《新山歌》《薪水是个大活宝》等红色抗日歌曲，影响甚广。那时他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遗憾的是，此后他一直没有机会系统学习音乐创作。现在机遇就在眼前，于是，杜鸣心萌发改学作曲专业的念头。

趁作曲专业人选空缺，杜鸣心先去教育部申请要求改换专业，但教育部学生司认为专业已向苏联方面确定，杜鸣心在苏联师从的钢琴老师都已经安排好了，再改会带来许多麻烦，不同意改。杜鸣心不愿放弃这个机会，他想到艺术专业是由文化部审批报教育部的，于是，他去文化部找他认识的领导赵沨求援。

1945年。育才学校弦乐四重奏组成员在重庆交通大学旁合影。左起相秉荪第一提琴，陈贻鑫第二提琴，杜鸣心中提琴，程延庆大提琴。

赵沨时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早在1940年杜鸣心在重庆育才学校学习时，赵沨就认识这个天资聪慧的“小音乐家”。当时杜鸣心所在的音乐组去重庆开音乐会，赵沨到驻地看望他们，并向学生们介绍过他配译的苏联歌曲《喀秋莎》。
　　赵沨问杜鸣心：“你有信心吗？”
　　杜鸣心很坚定：“有信心，我可以学！”
　　杜鸣心有自己的考虑：“我那时已经有二十好几了，高难度的钢琴技巧我弹不下来，这个也是实际问题。通过进一步学习深造，我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钢琴教师，只能如此而已，我不大可能成为一名钢琴家、演奏家。”听了杜鸣心的心声，赵沨认为，杜鸣心改学专业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个条子——“请予以考虑”，并代表文化部向教育部去函说明，支持杜鸣心的申请。
　　这一便条起了关键作用。1954年夏天，杜鸣心与同去的留学生们一起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时，心中依然忐忑不安。在车上，负责人正式宣布了每个学生的录取学校和所学专业。当“杜鸣心，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专业”的声音跳入耳朵时，他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杜鸣心深知，这将是自己艺术道路的重大转折。

1954年留学前与青年团小组的同学们在中央音乐学院大门前合影。前排左四为杜鸣心。

叁 师从楚拉基：醉心于音乐

创建于1866年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是享誉世界的高等音乐学府。这所学院培养的是世界一流水准的指挥家、钢琴家、小提琴家、作曲家、歌唱家，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斯可尼亚宾及许多闻名于世的音乐大师们，都曾在这里工作和学习过。

虽然如愿以偿的在国内换了专业，但迎接杜鸣心的却是作曲系最严格的专业考试。

事情就是这样一波三折。刚到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报到的杜鸣心，人生地不熟，临到考试那天，他找不到考场的教室在哪里了。前一届留学的同学吴祖强热心带路，可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考场时，杜鸣心还是迟到了。这时候，考官老教授们早已坐在考场里。满头大汗的杜鸣心惶恐不安，他急忙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这天考试的内容是听记一段巴赫风格的《创意曲》，这是一首三声部作品。听到这样的考试题，杜鸣心窃喜不已，慌乱的心很快就平静了下来。小时在育才学校上学时，贺绿汀先生为他打下牢固的视唱练耳基础。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后，杜鸣心本身就教视唱练耳课程，有固定音高的专业训练，同时他又会弹钢琴、拉小提琴。成竹在胸，这段听写题，杜鸣心做得快速流畅，天衣无缝。

杜鸣心最后一个进考场，却是第一个交卷的学生。这引起了一位老教授的特别注意。他特意拿过试卷一看，神情显得十分满意。后来杜鸣心才知道，这位看上去很威严的老教授就是他的作曲主科老师楚拉基。楚拉基过目之后，把试卷传给其他考官老师看。几个教授一看，一个音也没错。看到考官们冲他一笑，杜鸣心心里有底了。

就这样，杜鸣心终于如愿以偿，就读于作曲系，师从著名音乐教授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楚拉基（Mikhail Ivanovich Chulaki,1908—1989）。

楚拉基教授

那一年，音乐学院作曲与音乐学班共有5名作曲学生，其中就有与杜鸣心保持了半个世纪音乐友谊的著名作曲家索菲亚•古拜杜琳娜（Sofia Gubaidulina）。
　　在杜鸣心的记忆里，古拜杜琳娜是他们班最突出的学生。她是从喀山的音乐中学考到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主修作曲与钢琴双专业。古拜杜琳娜的父亲是鞑靼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她长得很像亚洲人的混血儿。刚到苏联时，所有课程中，音乐史、作曲分析、联共党史等理论课程需要较高的语言功底，杜鸣心在国内俄语班学的那点俄语很难应付。即便学校将他与苏联同学安排在同一宿舍居住以便锻炼口语，但是理论课程的难度，还是让杜鸣心上课有些吃力。他听不懂，也记不下笔记。这时，为人热情且成绩很好的古拜杜琳娜，在学习上给了他很多帮助。她每一次上课笔记写得工整又详细，课后借给杜鸣心阅读抄写。
　　三年级时，杜鸣心创作了一部乐队组曲《牛郎织女》。学院规定，作曲专业的期末考试要有作品的实际音响。为了方便演奏，杜鸣心将这部作品改编为钢琴四手联弹，于是，他找到古拜杜琳娜帮忙演奏高声部，古拜杜琳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古拜杜琳娜在主修作曲之外还主修钢琴，拥有高超的钢琴视谱能力。留学期间，以后只要演奏考试作品，杜鸣心都会找她帮忙，而她每次都会有求必应，十分热心。
　　语言上的障碍，并没有给杜鸣心带来多少学习上的不便。专业课牵涉词汇不多，加上兴趣与努力，杜鸣心在音乐学院的学习十分顺利。
　　楚拉基是苏联著名作曲家、教授，在苏联艺术界享有崇高威望。除了在学院任教以外，他还担任莫斯科大剧院院长，工作极其繁忙。莫斯科大剧院每晚都要上演不同的剧目——歌剧、芭蕾舞、交响乐等。作为院长，楚拉基每场演出都要亲自过问和监督。分身无术的他原本无时间教授中国留学生，但因赏识杜鸣心极具天赋的音乐才华，楚拉基还是义无反顾地收下了他毕生唯一的中国学生。
　　楚拉基的教学极其严格，态度认真，方法十分独特。每次课前杜鸣心都应交上自己所写的习作，楚拉基先生对这些习作提出问题，包括作品的结构、旋律的展开、和声的配置以及织体的写法等等。他不仅指出问题，还常常亲自在钢琴上示范，具体指导杜鸣心如何修改，使习作更合理、更完善。杜鸣心把学到的知识灵活运用在创作中，后来创作舞剧《鱼美人》水草舞时，他就十分注意结构上的和谐。

1957年，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学院作曲系同学合影。从左至右：伊科罗莫夫（保加利亚）、施尼特克（俄罗斯）、拉扎雷夫（俄罗斯）、杜鸣心。

名师的教诲加上自己超常的努力，杜鸣心在作曲艺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收获。他在这期间创作了钢琴独奏《变奏曲》《练习曲》《钢琴三重奏》《弦乐四重奏》、管弦乐曲《牛郎织女组曲》《节日序曲》、女中音独唱《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构思独特，写作规范，在楚拉基的眼里都是上等的佳作。回国后，国家文化部为这批留学苏联的学生组织了一台音乐会，由留苏学生李德伦指挥，其中演出了杜鸣心的作品。
　　音乐学院作曲课每星期要上两次，都是一对一的进行。与其他学生不同的是，杜鸣心上课的地点常常在莫斯科大剧院院长办公室内进行。
　　那时候，苏联的文化事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剧院里时常上演一些世界一流的音乐作品。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与之相比，无疑还有不小的差距。杜鸣心在老师那里上完课后，楚拉基就对他关切地说：“现在正好在演歌剧，你想不想看？如果想看，你坐在二楼经理包厢就可以了。”中国留学生多么希望能看到世界一流的歌剧、舞剧。杜鸣心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学音乐艺术的学生，哪里肯放过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于是，只要有机会，他就“顺理成章”地留在剧院观看演出，而且还总能坐在高级包厢里（那里总是有预留的座位）。天长日久，他不知不觉地观看了许多世界著名的歌剧和芭蕾舞剧，《天鹅湖》《奥涅金》《睡美人》等世界一流的舞剧或歌剧的表演与音乐，给杜鸣心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激发出他创作舞台戏剧音乐的欲望与兴趣，为舞剧音乐创作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1958年夏，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门前留影。

肆 风云突起：遭受遣返

遨游在旋律的海洋，体味着音乐的绝美。在莫斯科留学的这段时光，是年轻的杜鸣心人生最为快乐的岁月。

就在他醉心于音乐的熏陶时，国内的政治大气候还是影响到身处千里之外、置身于音乐“象牙塔”中的杜鸣心。1958年，这一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反右大潮的席卷中，背负“右倾反革命”的罪名，正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放逐。远在苏联的杜鸣心，也被无辜地划为所谓“二流堂”小家族阵营，说他只专不红，将来完全是走白专道路的人。一同留学苏联的两位同学（直到本文作者写作出版杜鸣心先生传记五年后，先生才透露了他们的姓名），为了捞取政治上的资本，也借机落井下石。他们向中国大使馆检举揭发了所谓“杜鸣心与苏联女人谈恋爱”的生活作风问题。

杜鸣心完全蒙在鼓里。他的专业分数，包括和声、复调、曲式、配曲、作品分析以及主科作曲，门门都是最高分5分，这是他心中为之自信且自豪的。他还常常参加由苏联共青团在周末组织的文化活动，这些音乐会和舞会，只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才可以享受。杜鸣心在这些活动中，认识了不少俄罗斯的朋友。他们热情友好，在相互学习交流中共同进步。

此时的杜鸣心，正沉浸在为曹禺话剧《雷雨》音乐配曲的喜悦之中。这部话剧是由莫斯科普希金话剧院引进到苏联的，他们需要找一位中国作曲家帮助写话剧音乐，于是学院推荐了杜鸣心。这一次创作，成就了两位潜江人在异国他乡成功“合作”的艺术奇迹。

上世纪五十年代，留学苏联的中国同学与国外同学合影。前排左一为杜鸣心。

树欲静而风不止。单纯而又毫无心机的杜鸣心哪里想到，背后已经有人向他亮出了血淋淋的“政治刀子”“生活剪子”。这年暑假，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全体留学生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向组织交心。每个与会者总结检讨自己学习中的优缺点，相互批评，相互帮助。可到了最后，预先精心策划好的“交心会”，演变成了杜鸣心的“交代会”。几个别有用心的人串联起来，早已“摩拳擦掌，火药上膛”。

　　杜鸣心说，那时，他像个罪犯一样，战战兢兢对着判官们“坦白罪行”，期待能用袒露心扉换来谅解。可是，他的诚恳老实，换来的是最后的毁灭。他像“一只被人猎获的动物，剥去外皮，掠走尊严，任凭展览围观，评头论足地羞辱甚至唾骂，成了十恶不赦的恶棍”。一会儿，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的官员赶到会场，于是杜鸣心的丧钟敲响了。
　　一封来自国内的通知书，寄到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没能等到杜鸣心顺利毕业，国内就要求他中止学业，从苏联提前回来。杜鸣心从天堂堕入了地狱。
　　闻听此事，导师楚拉基十分着急，他给中国文化部部长茅盾写信，请求让杜鸣心学成以后再回国。对于楚拉基的亲笔请求，文化部作了仔细斟酌。但1958年的中国，正处在狂热的运动浪潮之中，“左”倾冒进盛行。楚拉基写给茅盾的信，最终无法改变风口浪尖上的杜鸣心被提前遣送回国的命运。

杜鸣心回忆说：“当时，中国文化部用俄文给导师写了一封措辞非常客气的回信，表示感谢楚拉基先生对我的培养，可是因为杜鸣心的问题比较复杂，他应该回到国内不应留在莫斯科继续学习为好，这样对他的思想改造有利。我们为此感到遗憾”。
杜鸣心被遣送回国后，接着就迎来了“大跃进”运动。他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师生们一道被下放农村劳动，接受“思想改造”。他白天劳动，晚上给学生上课。政治上一片灰暗，生活又艰苦无望，年近30的他依然单身一人，与留在中央音乐学院苦苦等待他学成归来的老母亲一起，相依为命。命运的无常让杜鸣心跌入人生的低谷。
莫斯科大剧院的辉煌与高雅，已经成为渐行渐远的记忆。

1958年，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同学在学院合影。

伍 命运转折：创作《鱼美人》

1958年冬，席卷全国“大跃进”的政治狂热，让这个冬天更加寒冷。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全体师生，响应号召，来到北京郊区永丰屯乡下参加集体劳动。杜鸣心回忆说：“我的劳动任务是拉炼铁炉的大风箱，让火势始终保持高温。等炼完规定指标后，已是夜半两点多钟。大家不顾疲劳，敲锣打鼓，扛着所炼得的铁块到公社总部报喜”。日夜拉风箱，给杜鸣心造成的直接损伤是腰椎胛部裂开并伴有滑脱，腰椎疼痛从此如影随形，相伴一生。

在讲究“革命”的年代，这种身体上的损伤，相对压在他身上的各种政治上、业务上的羞辱，可谓小巫见大巫。

中央音乐学院没有安排杜鸣心教本应该去教的作曲主科，他只好勉强去给学生讲作品分析。本就不善言辞的他，在自己陌生的教学行当里勉力为之，课自然讲得干巴巴的，学生提了不少意见。有一次，杜鸣心走进办公室，几个同事正在传阅一份《参考消息》，见他进来连忙把报纸收了起来。他连“瞟”一眼《参考消息》的资格都没有。要知道那时候，《参考消息》是一份象征政治身份的报纸，不是普通人都可以看的，何况杜鸣心这种“戴罪”之人。

1959年春，《鱼美人》已经开始大张旗鼓的排练，所有相关人员都跃跃欲试，国内许多作曲家也纷纷要求加入其中。献礼国庆的《鱼美人》创作不仅是艺术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如此情景，杜鸣心只能置身于灰暗的角落，眼巴巴地看着。

然而，命运的转折，往往就在一瞬间。

“音乐是舞剧的灵魂。这个舞剧要成功的话，音乐是非常重要的。”《鱼美人》的总导演古谢夫坚持要求，舞剧音乐必须由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写作。

当时从苏联留学回国的人中，学习作曲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前期毕业归来的吴祖强，另一人就是被提前遣送回国的杜鸣心。

要求如此之高，时间也非常紧迫。先期已接到创作任务的吴祖强，一个人无法完成超量的写作，他推荐杜鸣心援手。就这样，“犯有严重错误”的杜鸣心，突然变成了写作要求的唯一合适人选。或许是考虑到政治任务的重大，或许是因为杜鸣心的业务能力出色，堪当大任。组织上抱着试试的态度，谨慎地起用了他。

杜鸣心从被遗忘的角落站了起来，忘情地投入到创作之中。尽管可以“光明正大”地从事自己喜爱的作曲事业了，但那时候“政治是统帅一切的灵魂”，杜鸣心、吴祖强也概莫能外。在这种形势下，任何创作都难以保质保量，而杜鸣心却投入了全部心血，他感谢苍天有眼，更加勤奋努力，在创作、教学、劳动三方面都不能停下。为了保证按时完成创作任务，已从文化部调任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赵沨，巧妙地安排他们俩每周三天参加劳动，三天回城，关在家里赶写《鱼美人》钢琴谱。

谈到舞剧《鱼美人》的创作经历，杜鸣心说，时间很紧迫，我们日以继夜地投入创作之中。我跟吴祖强两个人商量着分头来写作，根据每个人的喜好，哪一段你喜欢写，你准备写哪一段，就这样临时分工。因为是中国舞剧，我们还要用中国音乐语言的特色。

创作一部舞剧，特别是对人物的塑造，如果理解不是非常准确的话，就会带来很多创作上反复的过程。虽然刚刚从苏联留学归国，又是第一次创作舞剧音乐，但杜鸣心心里非常清楚，为中国的舞剧作曲，必须要体现出民族特色，他们大胆使用了中国风的配乐，为舞剧注入民族音乐的元素。在第二场有一个鱼美人与猎人婚礼场面，有一段要写拜天地，杜鸣心就想着根据相近于民间的音调来写。后来大家听起来都感觉到很亲切，有一种类似民间吹歌这样一种戏曲的音调。

杜鸣心对这段经历刻骨铭心：“先期钢琴谱写作很顺利，暑假前便基本完成并马上配器。学院管弦乐队担任演出任务。因时间紧，赵沨院长动员全体管弦系师生不放暑假赶排《鱼美人》，大家用流水作业的方式，配完一段总谱立即交与管弦系抄分谱进行排练。总谱配完，乐队已能完整演出整场舞剧的音乐。整个暑假，大家不顾炎热和疲劳，以大团结、大协作的方式，于国庆10周年成功演出了舞剧《鱼美人》”。

处在20世纪50年代末不少“高歌猛进”的乐声中，《鱼美人》的音乐就像雨后掠过的一丝清风、晨曦的微露、百花园中的新芽般脱颖而出，使人听了感到非常悦耳，感受到音乐语境中透着一种特殊品味的“洋”和新。

两位留学归来的年轻音乐家，第一次创作就写出了这样成功的作品，这让《鱼美人》的导演古谢夫对他们赞不绝口：“到底是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音乐写得很好，我感到很满意”。虽然钢琴组曲《鱼美人》在日后曾被打成“大毒草”，两位音乐家也被株连其中。但没有谁能否认，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这部音乐引领新中国的交响音乐，走向了一个更高的巅峰。

杜鸣心（左一）、吴祖强（右一）与北京怡通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艺术总监刘晓康（中）在一起

《鱼美人》大型管弦乐队总谱

杜鸣心创作《鱼美人》成功的消息，通过《人民日报》的大幅报道传到了莫斯科。那些曾经置杜鸣心于死地的留苏同学们，竟然给绝处逢生的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热烈祝贺”。夸奖他不愧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学生，取得了那么光荣的成就。杜鸣心把这份信撕得粉碎，扔进了垃圾桶。
更大的荣耀，等着这个从来不向命运屈服的人。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杜鸣心与吴祖强等人再次合作创作了献礼作品——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1964年10月，这部作品横空出世，在音乐创作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和如潮好评。

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始拨乱反正。有一天，中央音乐学院有关领导与杜鸣心谈话，谈到“文革”中批判所谓的“二流堂”小家族集团的政治问题，认为那是错误的批判，应该平反。同时将杜鸣心违心写的检查材料还给他本人，并让杜鸣心不要背思想包袱，轻装前进。至此，压在杜鸣心心里的沉重负担终于卸下来了！
　　1993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在详细审查杜鸣心十七个科目的原始考试成绩后，为杜鸣心补发了毕业文凭，文凭编号为013506。“现在我可以说是该院的正式毕业生了。”杜鸣心说。
　　历经劫难的杜鸣心，从此获得了“政治的解放，艺术的新生”。

杜鸣心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毕业证书。

尾声：世事何其公平

杜鸣心留学苏联的故事在新世纪继续演绎着。这一次仍然是以他倾尽一生心血孜孜以求的音乐方式。
2014年5月16日至22日，由国家教育部、文化部支持，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国家级音乐艺术盛会——2014北京现代音乐节举行。在这场音乐盛会上，年已86岁高龄的杜鸣心，为听众献上了他特意为音乐节创作的委约作品《Meeli Moi（我亲爱的……）》。
“ 音乐响起，直击心灵深处最脆弱神经的底线，感人由肺腑至心灵深处，感动全场……作曲家运用深厚的作曲技法功底，把对传统民族特色理解和现代技法相融合，作品品质俱佳，反响强烈，艺术的最高境界莫过于感人至深。”中国新闻网、大众网、凤凰娱乐等众多新闻媒体以《2014现代音乐节落幕，著名作曲家杜鸣心新作获赞》为题报道了音乐会盛况。

“永远的春之采”——杜鸣心先生从事音乐创作50周年作品音乐会

　　谈到《Meeli Moi（我亲爱的……）》创作缘起，杜鸣心说，这首乐曲的创作灵感，正是来自于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时的那段痛苦经历。

　 　“Meeli Moi，在俄文中的意思就是‘我亲爱的’。这个词是一种安慰的意思，但是还有更多的含义。俄文的Meeli Moi，普通人之间是不用这个词的，这个词用在非常亲密的人之间。”杜鸣心回忆说，能够师从楚拉基学习作曲，我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那时候，我心性简单，不谙世故，更不识潜在的社会风险。1958年夏天，我马上就要毕业了。谁知道，国内突然来函，要我立即回去接受改造。仿佛是晴天霹雳，我不得不中止学业，遭受遣返。

　　人间的情暖，突然在一夜间消失了。这一天，杜鸣心迈着沉重的脚步，叩开老师的家门。他是来向老师道别的。回国，意味着楚拉基先生将失去一位中国学子，而杜鸣心要失去的，更多的是青春的梦想和人生的希望。

　　杜鸣心呆呆地站在客厅里。老师表情严肃，不停地搓着双手，双方谁也没有开口说话。这时候，身着长裙的夫人走到杜鸣心面前，温柔地望着他。当杜鸣心最后按照西方的礼节，亲吻师母的手背表示告别时，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出来，洒落在她的手背上……。师母犹如看着自己的孩子，只是不停地轻声说：“meeli moi，meeli moi……”

　　离别的情景，让杜鸣心铭记一生。这次音乐艺术节委约杜鸣心写首曲子，他立即想到这个名字。他要将这段痛苦压抑的心境和刻骨铭心的经历，谱成乐曲，以纪念恩师和师母，因为他们也是‘最亲爱的’。

1952年，担任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委员会副主席的楚拉基（后排右二）来华访问。

楚拉基夫人在赠给杜鸣心恩师著作扉页上的签名题字。

　　这首女高音与乐队，由杜鸣心夫人张平教授填写歌词。

　　“白桦树影闪过疾驰的车窗，低垂的树叶浮现着伤感，黑暗中我在独自哭泣，忧郁和沉默无助地交缠，悲伤的心朝着远去的方向。meeli moi，meeli moi……。/对阳光的忆念从未消失，心中的寒冷悄悄退怯，春天，我的春天！我的春天充满了你，我的春天充满了你，meeli moi，meeli moi……。” 伴随着女高音的起伏倾诉，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陷入了回忆的时空。一曲乐毕，杜鸣心登台致意，他的表情载满了多年历练的谦逊，更多的是完成夙愿的幸福。

让杜鸣心感到欣喜的是，杜鸣心与同班同学古拜杜丽娜再度聚首。古拜杜丽娜为音乐节带来了她根据童话《小粉笔》而创作的交响乐作品《童话音诗》。经历半个世纪，从青丝到白发，两位作曲家的作品得以首次同台演出。

人生忽如寄，抱紧音乐行。对于杜鸣心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张平感慨之深：“音乐创作给了他尊严，给了他力量，使他坚强地承载着巨大的精神磨难，并成功逃脱了形形色色的命运劫袭。杜鸣心是用音乐创作求生存求解放的高手”。

2014年5月，与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同学、世界著名作曲家古拜杜丽娜再聚首。

（本文照片均由杜鸣心先生及家人提供，特致谢意！）

2014年6月12日，作者与杜鸣心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

秀夫，湖北潜江人。记者、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潜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二十世纪80年代中晚期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新闻、文学作品400余万字，多次获得各类文学奖励。著有诗集《风声之外》（青海民族出版社，2011年），诗歌合集《八面诗风》（中国和平出版社，2009年），《绸缨——秀夫美篇诗选》（2021年），人物传记《杜鸣心：大音希声》（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绝唱——从歌唱演员到“文革”囚徒（非虚构）》（2019年），报告文学集《我是潜江人》（武汉出版社，2020年），《钱瑛传记》（2023年），书信集《数字时代的鸿雁书——中加六年跨洋书简》（2025年）等数十种。编辑有新闻作品集《征途》（长江出版社，2016年》、政论文集《李汉俊研讨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与王本伦合作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