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是我人生长途的一个节点

震亚

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沟沟坎坎，曲曲折折，总有那么几个时间节点是至关重要、终身难忘的。

那是1975年的12月22日，我的返京调令发至团部，下午即送到连队。之后几天，赴团部办理手续、到密山托运行李、去呆过多年的19连告别荒友，一连忙乱了几天。继而，于28日一早，从此时所属的四营中学、位居深山里的20连出发，坐尤特（一种轮胎式拖拉机）一路颠簸，前往80里外的团部，再坐班车奔密山县城赶火车。

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那些年里，几次返京探亲，都是途经牡丹江，在那里改乘直达北京的166次列车。所以这次便决定去哈尔滨倒车，就便观览一下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冰城市容。按当时的想法，以为此生很难有机会再往北边来了。而实际上，90年代末，我就曾北去佳木斯、哈尔滨授课，进入新世纪后又两度回访兵团（早已改回农场），亦经哈尔滨逗留。当然，此为后话。

当晚20时，我登上了去往哈尔滨的202次绿皮火车。只见行李架上、座椅底下，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旅行袋。环顾前后左右，从二十多岁的年龄、军绿土黄的各色棉衣棉裤看，有不少是像我这样的知青旅客。那么，其旅行袋里必是塞了不少葵花籽、黑木耳与黄豆吧！回去探亲还是就此返城呢？不得而知。因是夜间行车，很多人在安顿好后便斜倚着座椅的靠背闭目养神，打起了瞌睡。我却困意全无，脑子里一直回旋的是刚刚与之告别的兵团（农场）、连队和荒友的场景与身影。

此时，那些一直朝夕相处在同一连队的伙伴们是否又聚在油灯下拱猪、升级、打扑克呢？而女友她，则是独坐在营部中学的那间小办公室的长桌前书写家信，间或抬头把目光投向窗外深幽的夜空凝想未来？适逢周日放假，若是谁出门踏雪套了只野兔或打了个狍子，必会在宿舍里自行烹煮，与众人围坐在一起分享难得的美食，抽烟、喝酒、侃大山，一醉方休。

其实，刚去兵团的那两年，连队的气氛不是这样。天不亮就下地干活学大寨，晚饭后则有政治学习批判会，夜里还得轮流去站岗巡逻防敌特，整日里忙忙碌碌、紧紧张张。如此年复一年，我们伐木、开荒、春播、夏锄，也曾迎来满山红遍的秋收季节。麦台上小麦、大豆，一片金黄。然而，这劳作中有着太多的“无用功”，因违反自然规律开出的很多山地、湿地并不适宜种植庄稼，所以这收获与付出便不成比例，经济亏损的帽子让许多连队一戴数年。盲目让金黄的收成减色，茫然使青春的激情消退，兵团的出路在哪里？知青的未来是什么？这问号，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知青思亲念乡的梦境里。

此刻，夜已深。我把脸贴近车窗玻璃，想要再看一眼渐行渐远的北大荒、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但外面漆黑一片，偶有几点灯光隐现，应是路过某个附近的乡镇吧？鼻尖碰到窗玻璃，冰冷冰冷的。

冰冷，是北大荒冬天的基调，零下二三十度的酷寒属于常态。暴雪往往一下就是两三天，所谓的“大雪封门”已是司空见惯。一旦烟泡刮起、扑面袭来，饶是头戴狗皮帽、脚踏棉毡靴，裹紧军大衣，仍是透心凉。早起小跑着去板皮、苇席搭建的破旧茅房里如厕，是一个十分可怖又艰辛的瞬間。虽然，车厢里还是比较暖和的，但想到这些，仍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

也许，是因为过于寒冷的缘故，我们会盼望夏天快些到来。然而，北大荒的夏天更不好过。“三班倒”的夏三虫（小咬、瞎虻与蚊子）凌晨、白天与夜晚轮番上阵。其中，尤以“上早班”的小咬格外烦人。它体型最小，无孔不入，一咬就是一片，奇痒无比。在地里干活时，即使穿着长衣长裤，扎紧袖口、裤腿，头皮、五官仍难以逃脱它的侵袭。女同胞们尚可包块纱巾护头，有效且不失美观；却苦了我们这帮男士，只有硬撑到小咬退场的日出。当然，也有一两个喜欢出洋相的男生，不知从谁那里借了块色泽鲜艳的纱巾裹在头上，引来众人起哄。如今想起，仍觉得好笑。

每每这个时候，我们又改盼冬天降临。毕竟冬天上山伐木、劈山采石的活计，远比夏秋季节锄草间苗、哈腰收割、下水沤麻利落、痛快得多，且无“夏三虫”的袭扰。何况，我们掌钎抡锤填火药，把山岩炸成石料，用于筑路造屋；手持快码子长锯，把直插云天的大树一棵一棵地伐倒，支援国家建设，那种体现了自身力量与价值的豪情会油然而生……

不知何时，困急了的我，还是趴在身前的小搁板上睡着了。待到“哐当、哐当”的车轮声将我唤醒，列车已近哈尔滨了。

因为归心似箭，也担心政策有变，所以在哈尔滨我仅逗留了半日，匆匆地观览了一下哈市知青口中常常说及的中央大街与江边景色，便于18时整又坐上了前往北京的18次特快列车。仍是夜行，仍是夜不能寐。毕竟，离北疆越来越远，离首都越来越近，于是思绪自然而然地转向未来。一如《列宁回忆录》(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著，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中的那段话：“列甫·托尔斯泰曾在什么地方写过：走前半段路程的人，通常想的是他所留下的东西；而走后半段路程的人，想的则是在前面等着他的东西。”

首要的自然是希望尽快就业。毕竟，年龄已近三十，若不能自食其力，岂不羞哉！但早有耳闻，此时的京都，病退、困退的待业青年已经积压了许多。不知何时才能轮到我再就业呢？而且，为了有利于尚留连队的她在未来的调动，我必须有一个稳固适当的工作单位做支撑才行呀！好在，身处北疆的这几年，雨雪风霜、劳动磨砺，已让我有了迎接各种挑战的勇气与底气。何况，返城之后，各种发展的路径必会增加许多。

其次，也在悬想，未来还有上大学的可能吗？在最适合读书的年龄中断学业，让我对知识的渴求更加强烈。一度羡慕那些工农兵学员，在庆幸他们能重返校园读书的同时，也为自己无此种机会而遗憾。毕竟，上大学深造是从小就有的追求。文革前的17年间，为要贴补家用早挣钱的多上中等技术学校，愿当技术员、护士、医士、小学教师的去上中等专科学校或师范学校。少部分上高中的，都是想考大学的。谁知道会突然冒出个“史无前例”的“文革”呢，废除了高考一一就此梦碎。

既无高考，学校里的高中也都消亡。直到1973年，城里中学才复办高中。以母校北京四中为例，尽管有十二个初三毕业班，却仅招收两个高一班，但还是在为恢复高考做准备吧！无疑，这是个给人以希望的信号。然而，1974年黄帅的“反潮流”事件出來后，髙中毕业生与初中毕业生又统统去插队了，似乎人们盼望的高考制度仍无恢复的可能。所以，此时此刻的我，只能是悬想，依旧是梦想。有那么一刻，我似乎在行进列车有节奏地摇晃中睡着了，甚至，还真的梦到了什么。

“山海关站就要到了，有下车的旅客请拿好行李准备下车！”列车员的重复报站，惊醒了我。

还记得，几年前，我与许多老三届同龄人一起离开首都，远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乘坐的是直达北大荒的知青专列。启动时，车厢内外的哭泣声与呼唤声瞬间迸发。虽然，一路上，充盈内心的是对故土的不舍与对未来的想象；但在路过山海关的那一刻，对于它的向往（以往看过它的图片及相关描述），仍让我抓住仅有的瞬间，透过行进列车的窗口，向其投去远远的一瞥。尽管只是一瞥，很不清晰，但它高耸的城楼仍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之后，每隔两年回京探亲一次，每次火车都会途经山海关。依旧是遥遥注目、仍然是一闪而过，但心情却大不一样。返京时归心似箭，看到山海关，仿佛已能望见紫禁城的角楼——我家就在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东边、红墙外侧的南池子——心中顿生暖意。离京时却充满纠结：车过山海关，就意味着远行，意味着与父母家人的别离又将延续两年，所以不舍；却又无奈，因为现实必须面对，前路还在召唤。而此刻，雄伟的山海关城楼再次出现在视线里时，我的心情已迥异于之前的那几次。

30日中午，列车终于驶抵北京站。虽然，过去的几年里，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想象有那么一天，能够迁回北京的情景；但此刻，真的怀揣调令，脚踏在北京站前广场的方砖上时，却没有以往想象中那么激动，当然，也难平静。毕竟，还有太多的不确定，太多的期待，需要我去面对、去争取。

赶在年前的最后一天，上午即去知青办报到，排队到11时15分才换好证明。又骑车赶到东城区公安局再换证明。待到东华门派出所时，已11时50分了。没想到的是，值班民警说要清理1975年户口，今天不办公了。尽管，最后一步的上户口只能推到1976年的1月2日了，但重为北京人的事儿已是板上钉钉。

如今回想，50年前的返城，无疑是我人生长途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虽然返城后一度待业，给前门外的美术红灯厂做外活儿（画绢片）、在北京焦化厂蒸汽车间干临时工（“软化”水），但论人文环境、读书条件、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都是兵团（农场）基层连队无法企及的。更何况，还赶上了七七年的恢复高考，得以进入高校学习，从此有了一个新的更利于发展的平台。进而，也为她和我于成家后历经多年的努力最终调至北京团聚奠定了基础。

我相信，当年像我一样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青朋友亦会有重返都市的那个人生节点。当然，具体内容与感受或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