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纹饰：伊斯兰的璀璨

知凡

　　当卢浮宫的穹顶收纳了跨越大陆的艺术星光，伊斯兰世界的纹样便在此刻绽放出跨越时空的璀璨。这座从法国王室宫殿蜕变而来的艺术殿堂，自1793年成为国家博物馆起，便将伊斯兰艺术品纳入馆藏脉络。历经百年汇整与梳理，两万余件珍品最终在专属展区凝萃成从西班牙到印度、纵贯十四个世纪的文明长卷。

上海浦东美术馆携手法国卢浮宫，撷取其中300件16至19世纪的艺术瑰宝，铺展了印度、伊朗与奥斯曼帝国耀眼的艺术图景，为魔都带来了一场难得的视觉盛宴。那些镌刻在陶瓷上的缠枝、流转于书法中的线条、凝铸在建筑构件里的几何纹样，既是匠人们巧夺天工的技艺结晶，更是审美范式革新的鲜活注脚。它们打破地域的边界，让不同文明的智慧在图案的韵律中对话，为东西方的互动写下全新的篇章。

迎着刚刚脱离地平线初升的朝阳，早早来到了东方明珠电视塔下的浦东美术馆，等待着这扇怀揣异国珍宝的大门徐徐打开。

缘起：一位国王的收藏

　　15、16世纪之交，法国王室收藏初具雏形，这些早期珍品构成了现今卢浮宫馆藏的核心。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年）雅好艺术，深谙艺术品收藏对于君主的重要意义，于是购置大量珍玩。他所收藏的硬石花瓶中，有部分来自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珍品曾被用于装饰卢浮宫、凡尔赛宫等王室宫殿，亦是首批入藏卢浮宫的伊斯兰艺术品。

　　玉杯（路易十四藏品），土耳其，16世纪中叶，材质玉、金、红宝石。此杯为奥斯曼帝国硬石镶嵌工艺的精品佳作，系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年）的个人藏品，曾于凡尔赛宫展出，1796年入藏卢浮宫。玉杯最初为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御用陈设品，仅用于宫廷庆典或重要外交场合。17世纪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收购，使其成为法国王室“东方艺术”的核心藏品，曾长期在凡尔赛宫的珍宝馆展出。796年法国大革命后，藏品被收归国有并入藏卢浮宫。

　　印度水晶杯，17世纪，属莫卧儿王朝珠宝镶嵌与水晶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杯身以天然白水晶为原料，经匠人精细打磨，呈现出高透澄澈的质感。采用“珠宝花丝镶嵌法”，以金丝勾勒出藤蔓、枝蔓的立体框架，再将石榴石、蓝宝石、祖母绿等彩色宝石嵌入框架，贴合枝蔓纹样的曲线。杯身的金丝与宝石构成“生命之树”，象征着繁荣与永恒。

　　玉碗，16世纪中叶，与前述路易十四收藏的奥斯曼玉杯同属一脉。主体为青玉，碗心有凸起圆珠，碗沿外侧镶红宝石/石榴石，金丝勾勒出阿拉伯卷草纹与花卉纹样，金饰与玉质交相辉映。碗型为浅腹敞口设计，是奥斯曼宫廷用于盛放甜品、香料或作为陈设的器型，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

文明交汇的莫卧儿

　　自古以来，印度始终处于文明交汇的核心地带，通过陆路与海路将物产与文化传播至亚洲各地。1526年，中亚王子巴布尔进军印度次大陆，取代了德里苏丹国易卜拉欣·洛迪的统治，建立莫卧儿王朝，为日后举世瞩目的大帝国奠定了基础。莫卧儿艺术熔铸波斯传统与印度本土多元文化，形成独特的审美语言，在阿克巴、贾汉吉尔与沙贾汗三任帝王治下迎来黄金时代。至17世纪末，莫卧儿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其疆域几乎覆盖整个印度次大陆。然而，18世纪的王位争夺战与外敌入侵损耗了国力，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该地区的征服行动进一步加速了帝国的衰亡。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终究未能扭转颓势。

　　莫卧儿王朝的宫殿柱式结构建筑，展示了印度北部砂岩建筑的拱门、立柱与镂空窗格。柱身与顶部的木质格栅装饰属莫卧儿建筑，富有通透感与层次感，营造出沉浸式的印度宫廷内饰氛围。

　　巨型波斯地毯。以羊毛、蚕丝为主要原料，采用波斯结织法，主体纹样为密集的花卉卷草纹，以正红为主色调，搭配蓝、黄等色彩，纹样排布遵循伊斯兰艺术的对称美学，同时融入印度本土的植物纹样变体。

　　天球仪（塔巴里制，17—18世纪）。采用莫卧儿王朝的錾刻、鎏银、错银技法，球体表面以银线镶嵌出精密的天文坐标、星官位置与黄道十二宫纹样，并用阿拉伯语予以清晰标注。其支架可实现球体的旋转，兼具实用性与艺术美感。

　　象鼻火药壶（印度，18世纪），象牙、铜合金。该器物属于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军用物品，主要用于储存火药，是当时贵族或武士的随身用具。象鼻造型反映了印度对大象文化的推崇。

上图：鹤形铜灯（印度 16世纪）。 作为实用铜灯，鹤首为灯嘴，可倾倒灯油，壶身是储油容器，顶部的小口用于加注灯油，仿生造型既契合使用功能，又让器物兼具装饰性。

下图：铜合金执壶（印度，16世纪）。壶身棱纹间距均匀、弧度流畅，颈部扭绳纹细腻。这类执壶主要用于宫廷宴饮的酒水斟倒，也会在宗教净手仪式中使用，是兼具实用与礼仪属性的器物。

　　执壶（印度，约1585-1615年），珍珠母、金属。这件执壶与之遥相陈列的托盘为一套，主体结构与装饰部分均由珍珠母制成。此类器物先运至果阿，时常加饰银卯件，随后销往欧洲、中东、奥斯曼帝国及印度尼西亚。

　　托盘（印度，约1585-1615年），珍珠、金属，主体结构与装饰部分均由珍珠母制成。

　　青铜烛台（印度，16世纪），为宫廷/贵族宅邸的礼仪陈设。主体为螺旋纹柱状造型，上下端饰伊斯兰几何纹与植物纹，青铜表面的自然包浆，增强了器物的华贵感。

　　铜合金执壶（印度，约1600年）。梨形壶身+高足+环形提梁+长曲流的形制，属波斯萨珊王朝执壶的造型。壶身改为更圆润的梨形，提梁的弧度适配握持，流口的细长设计更便于精准斟倒。

　　15世纪末（约1480–1500年）阿富汗帖木儿王朝的龙形持柄铜壶。通过失蜡法一体铸造，龙首、龙身的细节刻画写实，与壶身的錾刻纹样形成“立体造型+平面装饰”的对比，体现了帖木儿王朝金属铸造与雕刻的双重工艺水准。

　　马头匕首（印度，17世纪），钢、玉、黄金、红宝石、祖母绿。这件匕首的手柄由玉石雕成。传说玉器能够提升胜算。马首柄的造型、写实的细节，令人叹服。微张的口部显露舌齿，仿佛正在微微颤动的鼻翼，印证了莫卧儿王朝对自然世界的浓厚兴趣。这件器物可能是一件赏赐重臣或赠予结盟家族的礼物。

　　玉柄嵌宝匕首（印度，18世纪）。剑身为钢，柄部为和田玉，辅以金、红宝石、祖母绿、蓝宝石镶嵌。它既是莫卧儿贵族、王室的防身兵器，也是宫廷礼仪中的陈设器与身份象征，这类精工嵌宝匕首常作为王室赏赐、外交礼品。

　　印度18世纪嵌宝匕首。刀柄以玉（翡翠/白玉） 为主体，通体镶嵌金、红宝石、祖母绿、蓝宝石等贵重宝石。刀柄的曲线造型契合人体工学，宝石的色彩搭配（红、绿、蓝）形成强烈视觉冲击，与玉质的温润质感形成对比。这件匕首属于印度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宫廷器物，此类嵌宝兵器并非实战用器，而是皇室与贵族的礼仪陈设品。

　　拂扇（印度，17-18世纪），玉、金、红宝石、祖母绿、羽毛。

　　上图：印度17世纪白玉嵌宝匕首柄，材质以玉为主体，搭配金与红宝石镶嵌工艺。作为匕首的握持部分，其Y形白玉造型独特，是莫卧儿宫廷贵族彰显身份的礼仪装饰件。

下图：印度17世纪白玉嵌宝剑杖柄。整体为修长的玉质造型，局部以金镶红宝、祖母绿点缀，其工艺融合了印度本土玉雕与波斯伊斯兰的宝石镶嵌技法。

　　笔盒，制作于印度莫卧儿王朝时期（1575—1625年），其中一件镌有伊朗萨法维王朝沙阿阿巴斯一世的名号，是印伊政治与艺术交流的直接物证，海象牙表面刻有细密的花卉卷草纹与波斯铭文。

　　玉杯及杯托（印度，18世纪）。杯为直筒形，杯托为葵花口椭圆形，造型适配握持与承托，兼具人体工学与装饰美感。纹样以缠枝花卉为核心，金质花丝勾勒花枝，红宝石、祖母绿作花蕊，彩色玻璃模拟花瓣色彩，将伊斯兰的植物纹与莫卧儿宫廷的奢华完美结合。

　　第一件：心形玉盘（印度，1750–1900年），产自印度海德拉巴地区，是印度贵族的陈设品与收藏器。材质以和田青玉为胎，金丝勾勒缠枝花卉与几何纹边，镶嵌红宝石、祖母绿，玉面浅刻植物纹样。

第二件：莫卧儿王朝玉质镜背（印度，17世纪），产自印度莫卧儿宫廷玉坊。以和田青白玉为主体，采用金丝勾勒几何格纹与花卉轮廓，格内镶嵌红宝石、祖母绿，局部填珐琅彩。玉料源自中国新疆，镶金工艺则受波斯金工影响。主要用于贵族女性梳妆，亦可作宫廷陈设品。

　　储物盒（印度或巴基斯坦，1650-1700年），材质为木材、金属、象牙及海象牙、单峰驼骨等，用于存放个人物品，尤以存放珠宝为主。整体为立方体柜体设计，采用前开式结构，正面设有多个抽屉，抽屉配有嵌有红色饰件的拉手，柜体下方带有可展开的翻板，展陈时由金属支架支撑。

　　波斯细密画页（16世纪前后），融合了波斯书法艺术与花卉装饰美学，是伊斯兰细密画中“诗、书、画”的精致表达，体现了波斯对植物纹样与书法艺术的双重推崇。

　　窗屏（印度北部，17世纪，砂岩）。展品通体满布缠枝花卉与几何纹结合的镂空纹样，枝蔓缠绕形成连续的镂空网络，是莫卧儿时期建筑构件，兼具通风采光与装饰功能。

　　伊斯兰风格的镂空石雕窗格（贾利屏/Jali）。这类窗格源自印度莫卧儿王朝（16-17世纪），主要用于宫殿、清真寺等建筑的墙面或窗户处。镂空结构可通风散热、过滤强光，同时能保护建筑内部隐私；装饰层面，光影透过镂空纹样投射出的几何图案，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

　　15世纪后印度比达尔城的工艺金属器，包含托盘、执壶、碗、槟榔盒。它们均是以黑化处理的锌合金为胎，通过蚀刻、錾刻在胎体表面嵌入纯银（或黄铜）丝/片，再将胎体整体黑化，最终形成黑底银纹的强烈视觉对比，纹路细腻如丝织品。这类器物不仅是日用器，更是莫卧儿贵族馈赠、收藏的艺术珍品，部分还流传至奥斯曼、欧洲宫廷。

　　水烟壶底座（印度，1700–1800年），材质为吹制玻璃，采用珐琅彩描金工艺装饰罂粟花纹样。

　　蓝地白花陶瓶（巴基斯坦，19世纪）。以孔雀蓝釉为底，用白色泥料堆绘缠枝花卉纹，蓝白对比强烈，纹样为印度本土的莲花、缠枝蔓草。这类撇口鼓腹瓶，是南亚民间与贵族通用的储物器，可摆放干花或储存谷物、香料。

　　红地蓝彩长颈球形陶瓶（巴基斯坦，19世纪），源自波斯陶瓷器型，是巴基斯坦贵族的陈设用器，也可用于盛放香水、精油，长颈设计便于握持与倾倒。

天下一半的萨法维

　　1501年，苏菲派首领的后裔﹣﹣沙阿伊斯玛仪一世建立萨法维王朝，一统广袤疆域。以今伊朗为中心，王朝版图从亚美尼亚延伸至阿富汗。他将伊斯兰教什叶派奉为官方宗教，与周边几大逊尼派势力对峙：西面的奥斯曼帝国、东北方向的乌兹别克，以及东面的莫卧儿王朝。1555年5月，《阿马西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最终休战。1587年，沙阿阿巴斯一世执政，在他治下，帝国国力雄厚、内政稳定，促进了同欧洲强国之间的贸易与文化交流。阿巴斯使萨法维王朝焕然一新，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气象。他迁都中部城市伊斯法罕，推动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行政体系由沙阿直接控制。这座古城内，至今留存着诸多壮丽的纪念性建筑，它们见证了"伊斯法罕的世纪"，该城更因其繁华鼎盛，享有"天下的一半"之美誉。这一时期，全国大兴土木，广建宏丽建筑，并为此生产了大量陶砖。然而，尽管阿巴斯的继任者们勉力维系盛世，仍难免王权式微。1736年，萨法维王朝彻底落幕。

　　卡扎尔王朝时期的波斯地毯，创作于19世纪下半叶。 纹样上以卷草纹、花卉纹为核心，环绕形成对称的中心花纹，还融入了波斯文化中象征生命繁盛的藤蔓与几何纹理，延续了萨法维王朝“用图案构建宇宙观”的美学理念，纹样排布精密且富有韵律。

　　法特赫﹣阿里．沙阿．卡扎肖像（伊朗，1800-1806年），布面油画，属凡尔赛宫，现长期寄存于卢浮宫博物馆。作品被认为出自米尔．阿里之手，他是19世纪初伊朗最有名的肖像画家之一。画中君主端坐于宝石镶嵌的王座之上，各类权力象征物描绘得精巧细致，构图与技法明显受到西方影响。此画曾作为外交礼物赠予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

　　穆罕默德．沙阿．卡扎尔肖像（伊朗，1837-1838年），布面油画，卡扎尔王朝第三任统治者。这幅作品主色调暗沉，背景呈现出自然主义风景的开阔景致。人物装饰摒弃金饰，代之以白银与钻石，镶嵌在朴素的底衬上；不设王座，代之以身后的欧式桌案，桌上摆放着一把欧洲制造的手枪。

　　"玫瑰与夜莺"图案的书籍装帧（伊朗，1775-1825年，混凝纸、彩料、漆）。中央饰有一组清晰可辨的花卉植物纹样：鸢尾、风信子、康乃馨、玫瑰，甚至还有榛实。边框为绿底，间以团花，内刻萨迪《果园》诗句：

无香无色的玫瑰实属异类，

夜莺自不会为之倾心。

读书人啊，

我所爱慕的乃是此花的精魂，

而非美色娇姿。

　　赛诗会饰板（伊朗，17世纪中叶），釉陶。这块陶板描绘了两名男青年斗诗的场景。一人正在写诗，另一人正吟诵诗句。该陶板可能源自伊斯法罕王室建筑群中的某座亭阁。类似的饰板常用于墙裙部位，其上方则绘有壁画。

　　双叶门（伊朗，16-17世纪

木、金属、彩料、金、清漆）。此门的装饰分为两层，来自两个不同的时期：

第一层或制作于17世纪，其风格明显受书籍艺术的影响，绘有莲花、玫瑰、茎叶等植物纹样，以及北山羊、牡鹿、猫科动物、狐狸等动物纹样，纹样以棕黑色绘制，并以金彩勾勒。

第二层或制作于19世纪，彩绘团花覆盖前一层纹饰，团花内绘萨法维风格的人物肖像与庭院景致。19世纪时，萨法维王朝被视为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成为画家们争相效法的典范。这可能解释了为何此门第二层装饰借鉴了萨法维时期的艺术范式。

　　水烟壶顶饰（伊朗，19世纪，铜合金、金、珐琅），是水烟壶的烟碗上方的装饰性顶罩，既可防止烟灰外溅，也是彰显使用者身份的奢华装饰部件。

　　珐琅区域绘制的是卡扎尔王朝宫廷宴乐场景及波斯贵族青年男女。女性梳卡扎尔标志性的高发髻、佩戴珠宝，男性则着波斯传统长袍、头巾，还原了当时伊朗贵族的日常装扮与社交生活。

　　19世纪卡扎尔王朝的珐琅工艺达到新高度，尤其擅长将宫廷生活、人物肖像融入装饰，这件顶饰的珐琅彩绘融合了波斯传统的细密画风格。

　　铭诗烛台（伊朗，16世纪末，铜合金）。题材为波斯抒情诗铭文，诗句以“飞蛾扑烛”喻指对爱的执着与炽热，源自波斯苏菲派的爱情诗学，这类以诗喻情的铭文与缠枝花卉纹交织，既体现了萨法维艺术“诗艺相融”的特征，也反映了波斯文化中对“爱”的精神性表达。

波斯语铭文：

每时每刻，爱火都将我炙烤，

当灵魂为偶像之爱灼烧，

我似飞蛾扑向烛焰，

若再近一步，翅翼必将焚焦。

　　乐师舞者纹壶（伊朗1600-1650年），是萨法维王朝用于盛放酒、水或香料的实用器。壶身浮雕描绘的是乐师与舞者的宫廷宴乐场景，还原了萨法维宫廷的娱乐生活。

　　镂雕牌饰（伊朗，1564年，钢、铁合金）。伊斯兰建筑中的“库塔布”（尖拱花形） 造型，适配悬挂于清真寺、宗教场所或贵族宅邸的墙面。内容为阿拉伯书法，文字取自《古兰经》经文或“真主至大”等清真言，书法与缠枝花卉纹相互交织，形成“字藏于纹、纹托于字”的装饰效果。

　　铭诗盘（伊朗，约1585-1615年，釉陶），器身铭文为波斯古典诗人的抒情铭诗：

“愿此盘常盛佳肴，

永伴雅士之席。

愿美味永享不尽，

凡用此盘者

［愿常保康健］”

　　铭刻菲鲁兹．罗斯塔姆．菲鲁兹姓名的碗（伊朗，约1585-1650年），铜合金、黑彩填料。属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现长期寄存于卢浮宫博物馆。波斯语铭文：

此杯盛满考萨尔天泉琼浆，

器形宛如美人侧颜。

凡饮此杯甘露者，

将如智者赫兹尔般

获得勃勃生气。

在你爱的荒漠中，我疾行，

遇见两千个嗜血的黑人，

他们以秘语互相诉说：

手中杯盏，倾而勿泻！

　　果形饰钢胎错金银瓶（伊朗，1850–1900年）。“果形饰”纹样是卡扎尔时期的装饰题材，以石榴、葡萄等果实为原型，纹样中还穿插伊斯兰缠枝花卉纹，形成“果纹+花卉纹”的组合装饰。

　　错金银猫形饰摆件（伊朗，1850–1900年）。主体为钢胎打造，猫身的毛发、纹饰均以金银丝勾勒，猫的体态、肌肉线条刻画写实，姿态灵动（一抬头一俯身）。猫身錾刻并镶嵌伊斯兰几何纹与植物缠枝纹，部分区域还饰有波斯文铭文，将装饰纹样与仿生造型结合，既保留写实性又兼具伊斯兰艺术。

　　恶魔首形饰头盔（伊朗，19世纪），铁合金、银、金。造型为“恶魔首形”，以牛角、尖刺塑造威慑性的恶魔形象，仿生+象征性造型意在彰显使用者的勇武与威严。

　　19世纪伊朗卡扎尔王朝新阿契美尼德风格浮雕石板（约1880年）。画面描绘波斯国王在华盖下，旁随侍者的场景。国王身着古波斯传统服饰，侍者手持礼器，整体构图复刻了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波利斯宫殿的皇家浮雕主题，属于卡扎尔时期的“新阿契美尼德复古风格”。

　　泪瓶（伊朗，19世纪），吹制玻璃。整体为“球形腹+细长扭纹颈+尖口”的造型，因瓶口形似泪滴、瓶身易收集液体，被称作“泪瓶”。在波斯文化中，泪瓶与哀悼、思念的情感相关，也被用于收藏香水、精油。

　　16-17世纪萨法维时期的陶瓷盘纹饰往往与自然景物紧密关联。例如以柏树比喻俊男或美女；被其他植物缠绕的柏树，象征着缠绵的爱人。此外，孔雀与天堂有关，象征王权，而枝繁叶茂的树木寓意春天，以及时值春分的伊朗新年。

　　17世纪伊朗萨法维王朝龙纹釉陶（龙纹盘三件）。造型为敞口浅腹的波斯经典盘式，口径适中，浅腹设计适配宫廷宴饮盛放点心、水果，也可作为墙面陈设装饰。采用釉下钴蓝彩绘工艺，以白釉为地绘蓝彩龙纹，龙身缠绕波斯缠枝花卉，龙爪、龙鳞的刻画借鉴中国元明青花龙纹，又以波斯卷草纹填充背景，形成“龙纹缠花”的本土化风格。

　　17世纪伊朗萨法维王朝龙纹釉陶（龙纹瓶三件）。造型与为细颈广腹的萨法维经典瓶式（波斯称“伊斯法罕瓶”），细颈便于握持，广腹可盛放清水、花露，既是宴饮实用器，也是宫殿、花园的陈设品。瓶身龙纹采用青花+局部描金工艺，金箔勾勒龙角、龙须，颈部与圈足饰缠枝菊纹，龙身的蜿蜒形态与瓶身的曲线相呼应，兼具装饰美感与器型适配性。

　　狮子纹彩釉陶盘（伊朗，16–17世纪），萨法维帝国的陶瓷制品，受中国陶瓷工艺与装饰风格影响，同时融合波斯本土的动物纹与植物纹审美，波斯彩釉陶代表性工艺品。

　　左上：麒麟纹盘（伊朗，1600-1650年），釉陶。这件是17世纪初萨法维王朝麒麟纹釉陶盘，为伊斯法罕窑作品。采用钴蓝釉下彩绘+白釉剔刻工艺，盘心绘融合中伊风格的麒麟纹，辅以伊斯兰缠枝花卉纹，是伊朗借鉴中国陶瓷纹样、结合本土工艺创新。

右下：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约1590–1630年）伊朗萨法维王朝男青年肖像釉陶砖。人物头戴带红点装饰的缠头巾，手持花枝，面部轮廓融合了波斯细密画的写实风格与装饰化处理，眉眼刻画细腻，卷发造型富有动感。

　　铭诗陶砖（伊朗，1856-1857年釉）。主体描绘波斯女性与水禽共处的自然场景：女性身披红棕色罩袍，坐于水生植物间，手抚水禽，背景的莲花、水草等纹样营造出静谧的自然氛围，这类女性与自然共生的题材，是卡扎尔艺术世俗化、生活化的体现。砖体边缘的阿拉伯铭诗多取自哈菲兹、萨迪等波斯著名诗人的抒情诗，内容多与爱情、自然、生命相关。

　　陶砖（伊朗，约1870-1880年），取材自12世纪末波斯文学巨著内扎米《五卷诗》中的经典场景。 第一方陶砖描绘的是"得胜王"霍斯劳窥见席琳公主沐浴而对其一见倾心的典故。第二方陶砖刻画了萨珊君主巴赫拉姆．古尔狩猎归来，与肩扛瘤牛的侍女菲特娜同行的场景。

　　17世纪萨法维王朝的鸭与瓶纹釉陶饰板。纹样中，宝瓶以钴蓝满绘缠枝纹，是伊斯兰艺术中“生命之瓶”的象征；周围环绕的花卉、鸭鸟则取自自然意象，鸭子在波斯文化中代表吉祥与丰饶，整体构成“瓶生花、花伴鸟”的自然共生画面。

　　吹笛者饰板（伊朗，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饰板由三块陶板拼接而成，以彩釉陶工艺绘制，色彩浓艳且釉面有自然流淌效果。画面呈现吹笛乐女形象，其身着宫廷乐女服饰，背景搭配缠枝花卉、果实与鸟雀，一派鸟语花香的景象。这种饰板最初用于宫殿、花园亭阁的墙面装饰。

　　亚美尼亚宗教仪仗图（1650-1700年）。这块陶板描绘亚美尼亚宗教仪仗场景：头戴兜帽的仪仗人员手持十字架、香炉与旌旗行进，右侧教堂楼顶有摇铃者，反映的是314年“启蒙者”格列高利，为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底三世施洗的历史场景——这是亚美尼亚成为世界上首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关键事件。

　　1845年由阿布·哈桑·伊斯法哈尼（Abu’l-Hasan Isfahani）创作的细密画《一双爱侣》。一对波斯贵族爱侣相拥而坐，女性披黑纱、着红裙，男性着粉色长袍，背景两侧的花瓶插满花卉，寓意爱情的美好与盛放，勾勒出一份亲昵温馨的氛围。

　　约1560年由波斯细密画大师谢赫·穆罕默德创作的《男青年》细密画。作者是萨法维王朝塔赫马斯普一世时期皇家画室的核心画师，也是波斯细密画“赫拉特画派”的重要代表，擅长人物肖像与叙事场景绘制。这件作品是其青年时期的肖像题材佳作。

　　1585–1600年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时期）细密画《在中国酒罐上打盹的饮者》。“饮者倚中国酒罐打盹”的场景，中国酒罐成为画面的核心视觉元素，反映了16世纪中亚与中国的物质文化交流。饮者题材则源自波斯苏菲派的酒文化意象，象征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盛极一时的奥斯曼

　　奥斯曼帝国发轫于13、14世纪之交的安纳托利亚。14世纪，其势力在巴尔干地区不断扩张，最终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结束了拜占庭的统治。此后短短数十年间，在这座昔日的拜占庭都城内，奧斯曼苏丹、朝臣与权贵们兴建了大量公共建筑。16世纪，帝国步入鼎盛，疆域横跨东欧、巴尔干、小亚细亚、中东及北非。帝国的两大核心都市﹣﹣伊斯坦布尔（旧称君士坦丁堡）与开罗人口密集，众多陆海商路在此交汇。至17世纪，奥斯曼的领土扩张陷入停滞，帝国由盛转衰，直至1924年覆灭。奥斯曼人大力赞助艺术，创作了精美的图书艺术、精湛的纺织品与陶瓷，这些作品如今成为卢浮宫的核心馆藏。

　　这栋建筑还原了奥斯曼帝国时期中东城市（大马士革、开罗）的民居/公共建筑内饰空间。窗顶部装有彩色玻璃花窗，搭配白色镂空格栅，墙面嵌入陶砖饰板和几何纹样木门。整体色彩温暖、光影剔透，极具民族特点。

　　展现給我们的埃及木制构件，包含花格高窗、几何纹样木门，延续马穆鲁克时期的传统，未受奥斯曼新风格过多影响。

　　八角形木雕嵌宝花台。硬木雕刻，表面满饰伊斯兰风格的几何纹与植物纹浮雕，局部镶嵌贝壳、彩石等装饰，采用透雕与浮雕结合的技法，镂空部分呈现出典型的伊斯兰建筑拱券造型元素。属于奥斯曼或波斯地区的宫廷陈设器，大概率为18-19世纪作品，多用于摆放花卉、珍玩，是伊斯兰木雕工艺中“精工嵌宝”风格的代表。

　　银嵌古兰经架。以黑檀木为胎，在木胎表面錾刻并嵌入银丝，构成连续的伊斯兰几何回纹与阿拉伯书法边框，支架的造型符合阅经时的人体工学设计，是伊斯兰宗教礼仪用具，流行于马穆鲁克王朝或奥斯曼帝国时期，专为摆放《古兰经》所用。

　　彩绘玻璃窗与伊兹尼克瓷砖装饰板。源自奥斯曼帝国16-17世纪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是托普卡帕宫等皇家建筑的窗饰构件。采用彩色玻璃拼接+珐琅彩绘工艺，以蓝、黄、红为主色调，纹样融合伊斯兰几何纹与阿拉伯书法，窗框为伊斯兰建筑典型的尖拱造型，光影透过玻璃时会形成斑斓的视觉效果。主要用于宫殿、清真寺的窗户，既可以过滤强光，又通过色彩与纹样营造神圣的空间氛围。

　　梅枝、郁金香、康乃馨与云纹砖（土耳其，约1540-1545年，釉陶）。

　　中式云纹砖（土耳其，16世纪末–17世纪，釉陶）。奥斯曼式缠枝云纹，融合中国青花瓷的云纹元素与波斯细密画的植物纹逻辑，纹样呈对称的“云头+卷草”结构，无人物/叙事题材，纯装饰性符合伊斯兰艺术“摒弃偶像崇拜”的审美。

　　中式云纹砖（土耳其，约1580-1600年，釉陶）。

八边形蓝白砖：用土耳其伊兹尼克的砂玻胎和钴蓝釉，模仿中国青花瓷的蓝白风格，把中式如意云纹和波斯缠枝菊纹揉在一起，纹样层层嵌套，是专门仿中国青花的装饰砖。

长方形彩釉砖（一对）：用伊兹尼克标志性的钴蓝、土耳其红、绿松石绿配色，把中式云纹和奥斯曼本地的卷草纹结合，色彩鲜艳、线条灵动，是奥斯曼宫殿和清真寺的墙面装饰构件。

　　土耳其语诗歌铭文砖（约1720-1740年）。诗歌意涵为“心与一切美好相融”，是奥斯曼古典抒情诗中表达心灵与美好事物的联接。

　　镜像铭文釉陶砖（18或19世纪后期）。铭文为阿拉伯语，意为“真主（الله）与“穆罕默德（محمد）” 的镜像反写，是奥斯曼晚期伊斯兰书法装饰的创意变体。

　　18世纪叙利亚大马士革，窑阿拉伯语铭文釉陶饰板。铭文内容为清真言（“除真主外，别无神祇”） 与阿里、穆罕默德等伊斯兰教先知的名字，采用库法体书写，字体与建筑形纹样（尖拱、垂饰）融合，是伊斯兰艺术“书法与装饰共生”的典型表达。

　　孔雀纹釉陶砖（土耳其，1580年）画面以对称孔雀纹为主体，两侧孔雀立于缠枝花卉间，中间饰中式莲瓣纹花瓶与植物纹。孔雀题材经丝绸之路从中国、波斯传入奥斯曼，伊兹尼克陶工将其与本土缠枝纹、中国莲瓣纹融合，形成独特的装饰语言。

　　《古兰经》抄本（土耳其，16世纪，皮革、墨、金、纸）。经文采用纳斯赫体书写，这是伊斯兰世界抄写《古兰经》的标准字体，笔画清晰、结构规整；标题与装饰性文字则使用苏鲁斯体，字体舒展华丽，与纳斯赫体形成主次对比。

　　土耳其1650–1700年《书法册》，是奥斯曼帝国盛期向晚期过渡阶段，伊斯兰书法与书籍装饰艺术的精品。这类书法册并非单纯的经文抄本，而是集多种书法字体、装饰艺术于一体的“书法范本”，供奥斯曼宫廷书法家学习临摹。

　　珊瑚红底高足碗（土耳其，约1560-1575年，釉陶）。

　　孔雀纹盘（土耳其，约1540-1555年，釉陶）。它以伊兹尼克标志性的砂玻胎制成，采用锡白釉打底+釉下钴蓝、绿松石绿彩绘，局部饰金彩。器型仿中国明代青花菱口盘，盘心绘波斯写实风格的孔雀纹，搭配奥斯曼本土蓟花纹与中式缠枝花卉纹，是16世纪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典型物证，也是奥斯曼宫廷定制的奢华陈设与实用器。

　　坦卡德杯（土耳其，约1580年，釉陶），采用的“直筒收腰+单柄”造型，器身从口沿向底部微微收窄，手柄为镂空卷叶形设计并以钴蓝勾边，适配手持饮用要求。口沿与底足饰几何纹边饰，形成视觉上的上下呼应，让器型更具层次感。

　　青花绿彩花卉纹胆瓶（土耳其，16世纪中叶），采用中式胆瓶造型，器身呈“球形腹+细长颈”的样式，瓶口的金属镶饰为后期欧洲工匠添加。纹样采用满铺式构图，无明显留白，钴蓝与绿松石绿的色彩对比强烈。细碎花卉纹则填充于主纹间隙，让画面层次更丰富。

　　土耳其19世纪的执壶与托盘，铜鎏金材质。执壶为梨形器身，搭配弯曲壶嘴与环形壶柄，壶盖设计精巧。托盘为圆形，边缘宽大。二者表面均饰有密集的菱形凸纹（三角锥状纹理），纹理排布规整且布满器身，形成立体的视觉效果。器物上镌刻有米赫丽玛苏丹公主（1812—1838年）的名号，属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宫廷器物。

　　执壶（土耳其，19世纪，铜镀金）。壶身核心纹样为奥斯曼式缠枝牡丹纹，花瓣圆润、枝蔓舒展。壶盖与壶身、流口间的铜链为锤揲成型+环环相扣的手工链，链身錾刻细小的几何纹，与壶身装饰形成呼应，既防止壶盖脱落，又增添器物的灵动性。这件执壶属于奥斯曼帝国晚期宫廷与贵族的“净水执壶”。

　　以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尖拱柱廊展览空间，米白色拱券与深灰色展墙形成冷暖对比，真实还原了伊斯兰的建筑美学。虽然今天是工作日，观展的热情还是被人流拉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