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种子，今天的森林】 ‍攒劲

文欢宇

昵称：文欢宇美篇号：413419068图片：网络 醴陵方言中的“攒劲”二字，是“用尽力气”的意思。我九岁在田埂上学它，用腰的酸、手的疼、汗的咸。在我童年里，播下了这粒种子，悄然生根，终将我的人生，长成一片森林。 ——题记 1972年7月，暑气正盛。刚放暑假，母亲转达了茶山岭区供销社汪主任的指示：“家属家十岁孩子都得去参加“双抢”，小胖子和小林子也去。”那时我才9岁多，但听闻玩伴同行，心中雀跃，满心以为不过是换个地方撒野。临行前，母亲把一顶旧草帽戴在我头上，仔细系好带子，声音平静地说：“毛伢子，到了田里，要攒劲，吃得苦，耐得劳，听叔叔阿姨们的话。” 父亲在公社工作，母亲身为区供销社物价员，家中还有两个年幼的妹妹和一个弟弟，全家都“吃国家粮”。“攒劲”——这两个字从此落下，如一场无声的浇灌，落在我“吃国家粮”的、未经风霜的童年里。 第二天下午，我与供销社的大人们挤在东风牌货车的车厢里，顶着烈日，一路颠簸到了十五公里外的攸坞，汪主任的老家。插秧，是“双抢”给我的第一课。一天上午，稻田里一丝风也无，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我和小胖子、小林子被派去插秧。他俩手巧，插得快。可不一会儿，田里只剩下我，汗水模糊了视线，腰背酸痛，手指在泥水里泡得发白，仍倔强地一株株插着。一上午下来，反倒是我插得最多。下午的晒谷场，金黄的稻谷铺满晒坪，热浪裹挟着细小的稻芒，在滚烫的地面上蒸腾、翻滚，吸一口都灼痛喉咙。我口干舌燥，便跑到水渠边，掬水解渴。当晚，我突然头晕、头疼、呕吐。大人们惊呼“闭痧了（中暑）！”慌忙给我刮痧，灌下盐水和十滴水。皮肤被刮得紫红一片，火辣辣地疼。 次日清晨，头依然昏沉。大人们见我脸色苍白，让我上午歇气。下午，身体还未完全恢复，我又回到田里。那沉重而滚烫的风吹在身上，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7月底双抢结束，小胖子和小林子各得了一个红色笔记本作奖励，我却没有——因未被评先进。委屈瞬间涌上心头：明明我歇得最少，插得也多，为何没有我？是因为中暑少干了半天吗？从此，每年农忙、“双抢”、秋收，我都未曾缺席，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春风吹来。长年累月的劳作，那未能兑现为红色笔记本的汗水，无声无息地铸就了我最坚实的基石——吃苦耐劳的品性。 1977年10月中旬恢复高考后，“一切为了高考”成了校园里最响亮的口号。1978年端午节前文理科分班，我凭着田埂上学来的倔劲选了理科，却因基础薄弱，被分进慢班。端午那日，我攥着分班条回家，灶台前蒸汽缭绕。母亲正在煮粽子，听罢，用沾着糯米的手抹了抹我的眼角：“慢班怕什么？你忘了，“双抢”中暑，第二天你还下田。田不等你，高考也不会。”她掀开锅盖，热气轰然，“毛伢子，读书一样要攒劲，小火慢煨，时候到了自然香。”那个暑假，我攒劲读书。开学考，我的名字竟跃居慢班榜首。班主任惊疑地推推眼镜，将成绩册看了又看，最终说：“你，来当班长。”1979年早春，班主任在调回老家前，推荐我转入了中班。端午节前，中班的老师说月考前列者可调入快班冲刺高考，去年全国高考录取率只有6.6%，要进入快班的前10名才有希望。我在班上的成绩已追到第五，我满心期待。然而，5月30日端午公布的名单中，中班前四名如愿以偿，我却与快班擦肩而过。当天回家，母亲听完我的诉说，脸上却漾开笑容：“毛伢子，进步不小啊！没进快班，我们自己冲！” 她说着从箱底取出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30块整，抵妈一个多月的工资！你戴着它冲刺，参加高考，考上了，就戴着它去上学！” 她翻动日历，指尖点着那个重要的日子：“瞧，离高考还有整整37天。从今日起，你别做家务，全力冲刺！” 她提高音量，坚定有力地说：“咬牙顶住，攒劲向前！”冲刺的日子里，母亲承担了我负责的家务，并在生活上全力支持我，午餐里的盐鸭蛋、深夜学习时的石磨豆腐脑，都化作我“攒劲”前行的动力。7月7日至9日，酷热难耐。我戴着母亲给的上海牌手表，载着她的期盼走进考场，每门科目皆答得得心应手。8月成绩公布，我在全区近400名考生中排名15，成功上线！ 从此，“攒劲”融入了我的血脉。它伴随着我从三尺讲台握笔育人，到政府机关伏案行文，再到财政部门持筹握算。岗位在变，环境在变，但应对挑战的底色，始终是田埂上学来的那股劲头。初做行政时，我接手起草一份万字讲话稿。政策、术语、口径，关关难过。第一稿石沉大海，第二稿被悉数退回……直至第七稿，领导才颔首：“可以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没有电脑，全凭手书，仅工整誊抄一遍便要十余小时。我没想过放弃。 38岁那年，我转行做财务管理，面对密密麻麻的报表、晦涩难懂的会计准则，零基础的我像当年在田埂上学插秧一样，从头学起。三年内拿到了会计证、电算会计证、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如今，我已退休。回首望去，从攸坞滚烫的田埂，到人生一个个陌生的“考场”，一路走来，每当面对挑战，耳畔总会响起母亲那句朴素却力重千钧的叮嘱：“毛伢子，攒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