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四大楷书碑”的是与非

郑州张世科

　　笔者到四川眉山三苏祠访碑，发现这里有座碑亭竟将《罗池庙诗碑》《表忠观碑》《醉翁亭记碑》《丰乐亭记碑》誉为苏轼的“楷书四大名碑”。这些碑共计14通，每通碑的高度都超过了2米，宽1米多，每字字径10厘米以上，世人谓之“擘窠大字”。然而，三苏祠的定义是否真的很权威？苏轼于北宋元佑年间应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僧众之请撰写的《宸奎阁碑》，是否应该位列其内？有的人甚至还认为，从书法艺术上讲，在苏轼为数众多的楷书碑中，《司马温公碑》应位列第一。如此一来，苏轼楷书碑中究竟该有几通“大名碑”？这些“大名碑”的评判标准又在哪里？

　　众所周知，苏轼的楷书深受颜真卿宽博雄浑的影响，同时融入柳公权的筋骨力道，逐渐形成了结体扁方、笔力沉厚、横轻竖重的独特风格。其楷书碑刻虽存颜柳遗韵，却更显雍容舒展，突破了唐楷的严整法度，注入宋代“尚意”书风的神采。黄庭坚戏称苏轼书法如“石压蛤蟆”，虽为调侃，却生动概括了其楷书横向取势、重心偏低、敦实稳健的特点。这种看似“笨拙”的体势，实则以拙寓巧、外朴内秀，在厚重中蕴含灵动，展现了苏轼对“稚拙之美”的哲学化表达。苏轼楷书碑多书写重要文献（如《表忠观碑》颂吴越王功绩，《司马温公神道碑》铭刻司马光德行），其书法风格与文章内容高度契合。笔画的庄重雄健、章法的井然肃穆，强化了碑文的纪念碑性，实现了“文以载道，书以载文”的精神统一。

　　在苏轼众多的碑刻中，楷书碑刻因其是其书法艺术中庄严厚重的另一面，与其潇洒飘逸的行书相映成趣。从而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不夸张的说，苏轼楷书碑刻如一座座“笔墨丰碑”，既凝聚了宋代士人的哲思与傲骨，也展现了楷书艺术在法度与性情之间的平衡智慧。其价值不仅在于技艺，更在于将书法提升至“文人之余事，却可载道明心”的精神高度。

　　可以不夸张的说，苏轼楷书碑刻如一座座“笔墨丰碑”，既凝聚了宋代士人的哲思与傲骨，也展现了楷书艺术在法度与性情之间的平衡智慧。其价值不仅在于技艺，更在于将书法提升至“文人之余事，却可载道明心”的精神高度。尽管存世稀少，但这些碑刻如同历史的吉光片羽，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时代的气象与一颗伟大心灵的庄严侧面。 然而， “四大楷书碑”之说，并非苏轼自定的，而是后世为突出其楷书成就逐渐归纳提出的。在这“四大楷书碑”中，《表忠观碑》《醉翁亭记碑》《丰乐亭记碑》都是无可争议的。有争议的是《罗池庙诗碑》《宸奎阁碑》和《司马温公碑》。其实，这六通都是各有千秋，不分伯仲的。在苏轼楷书碑刻中，均占据着自己特有的地位。

　　《宋刻表忠观碑》成于宋元丰元年（1078）八月，石原刻在杭州钱塘钱氏坟。分四石两面刻，每面正书六行，行二十字。碑文是苏东坡在徐州知州任上应杭州知州赵忭所请而作。该文表彰了五代吴越王钱鏐一门“三世四王”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忠懿王钱俶降宋后，使江、浙一带“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为中国文化的南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赵忭请求中央朝廷对钱氏宗庙加以修葺和管理，苏轼倅杭时早有同感，因而写下具有钱氏简史的雄文。对于这篇碑文，王安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誉为“三王世家”体，即司马迁的《史记》文体。作为正值苏轼壮年时的作品，《表忠观碑》里面的文词不但脍炙人口，而且书法也精妙非常。此碑文脱胎于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风格以清雄二字概括。此外，宋刻娴熟浑厚的刀法、东坡似绵裹针内刚外柔的书法风格得以充分体现，不愧为苏东坡“四大名碑”之首。“四大名碑”中的长篇巨制。杭州人在明嘉靖三十九年重新刻石，剩下三石已残，现存杭州市文庙内碑林。三苏祠藏《表忠观碑》是1942年眉山行政督察专员陈炳光、眉山县长张玉阶、民教馆馆长夏眉寿、诗人陈秉哲等集残拓刻制的。作为全国仅存完整的石碑，由于它的完整性，故弥足珍贵。

　　宋刻《楷书醉翁亭记碑》是北宋欧阳修撰文、苏轼于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亲笔书写的石碑。该碑现存于安徽滁州琅琊山醉翁亭景区内，碑文通过描绘山水游宴之乐，展现了欧阳修被贬滁州期间的政治襟怀。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因政治斗争被贬滁州，期间与琅琊寺主持智仙僧人交好。智仙主持修建醉翁亭后，欧阳修撰写《醉翁亭记》以记其事。四十五年后，滁州太守王诏特邀时任颍州知州的苏轼重新书写了碑文，苏轼以楷书完成该作。现存石碑为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石刻的传承版本，刻制时间应该是明中期。欧阳修的妙文，苏东坡的书法，加上刻工精良，《醉翁亭记碑》也被后世称誉为“三绝碑”。而眉县三苏祠的《醉翁亭记碑》，则是1982年根据拓本翻刻的。

　　《丰乐亭记碑》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应滁州知州王诏之请，为欧阳修所撰《丰乐亭记》书写的碑刻作品。该碑以楷书镌刻，其书法承袭颜真卿笔意，结体宽博舒展，笔画浑厚遒劲。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任滁州知州期间撰写了《丰乐亭记》。苏轼在元祐六年（1091年）主政颍州时完成书写，原碑毁于兵燹，现存碑刻为明代天启年间复制。立于安徽滁州琅琊台丰乐亭内。碑刻采用标准楷体，字形结构延续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风格。相较于苏轼四十余岁时创作的《醉翁亭记》碑，该碑在笔法运用上更显老练精到。书家多以《丰乐亭记碑》较之《醉翁亭记碑》的书法造诣有过之而无不及。

　　《宸奎阁碑》,全称《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该碑旨在纪念宋仁宗赐诗大觉禅师怀琏之事，由其弟子建阁藏御制诗后，邀曾与怀琏交游的苏轼撰文作铭。碑文记述怀琏禅师受仁宗礼遇的经历，通过拒受龙脑钵等轶事展现其以佛法融通儒道的思想特质。文中将仁宗治国理念与佛家心法相印证，塑造“得佛心法”的君主形象，并以禅律并行的铭辞体现北宋儒佛交融的时代特征。 正书,廿二行,行卅五字。 宋元六年(1091年)正月立。此碑书成后数年,由于党禁,碑石曾遭损坏。明间蔡学易访范钦得旧拓本，重刻于鄞县。

　　《司马温公神道碑》则是苏轼于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奉宋哲宗敕命撰文并书丹的碑刻。碑石现存山西省夏县司马光祖茔陵园，原碑毁后于金皇统二年（1142年）由县令王庭直主持重刻，明代嘉靖年间复刻碑身。碑文含2000余字，记述司马光生平及家世，宋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碑”额首。苏轼一反常态采用严谨楷法书写，碑文书法融合颜真卿笔意，明董其昌誉其为“神品”。

　　该碑还有一个名字即《杏花碑》。约在1088年，也就是司马光逝去后的第二年，为彰显其功德，宋哲宗亲临葬礼，追封他为温国公，亲自题写了“忠精粹德之碑”六字碑额，钦令大学士苏轼撰文并书丹碑文，玉册官臣王蟠奉旨摹刻，随后又建造了这座墓地。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让九泉之下的司马光难逃厄运。他死后不久，由于政敌进谗构陷，哲宗听信谗言，命令将他所定、所题，苏轼撰文并书丹的神道碑碎为四段，追回封赠，其碑被砸毁深埋，唯御额和龟趺幸存。直到金皇统二年（1142），新任县令王庭直拜谒公祠，见院内废墟处长有一株杏树，高丈余，树冠如伞，枝繁叶茂，听说有杏花四季盛开之异象，叹为奇观。又见树旁有一龟趺，故命人掘挖，得断碑四段于泥土中。随后，王庭直请石匠整理断碑重刻碑文，因原碑得于杏树下，遂为重立之碑起名为“杏花碑”。

　　被眉山人称作《柳州碑》的《罗池庙诗碑》，因韩愈的祭诗，柳宗元的事迹，苏东坡的书法，又称誉为“三绝碑”。罗池庙是纪念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祀祠，在现柳州市柳侯公园内，因建于广西柳州马平罗池而得名。苏东坡晚年贬官至广东惠州，曾应柳人的请求而书写了该碑的赞词部分。赞词是用《楚词》“骚体”风格写的诗歌，所以叫诗碑。诗碑的头一句诗是“荔子丹兮蕉黄”，该碑又叫《荔子丹碑》。三苏祠《罗池庙诗碑》是眉州知州金一凤在清康熙乙酉年（1705年）所刻。200多年后，清碑剥蚀严重，字迹已经模糊不清。1916年，眉山人郭庆琮据“友人张幼泉所藏宋拓本双钩勒石”。现今，碑亭内便有两通不同时期的《罗池庙诗碑》。

　　由此可知，既然苏轼楷书四大名碑之说是后人赋予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过于争执于数字本身。无论是其书法艺术和影响力，这6桶杯都是不分伯仲的。都是苏轼楷书中不可多得的大名品。然而，这些碑刻在历史传承、真伪考辨、艺术评价等方面，都实实在在的存在着争议。比如《丰乐亭记碑》原碑早佚，现存者为明代重刻，后世拓本笔法细节多有失真，是否完全保留苏轼原貌存疑。

　　针对四大楷书碑不包含《罗池庙碑》的做法，有的研究者认为，若严格按艺术影响力，《罗池庙碑》应列入重要楷书碑刻，其争议反映了学术归纳的主观性。甚至有观点认为，这些碑刻的盛名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苏轼的文学地位（如《醉翁亭记》为欧阳修名文），书法本身是否被“文学光环”掩盖，是存在讨论空间的。

　　针对苏轼“四大楷书碑”的争议，除上述原因外，还表现在真伪与代笔的问题、艺术评价的两极。部分学者怀疑《醉翁亭记》等碑可能由门生代笔（如王遽、李公麟等），苏轼仅署名。但缺乏确凿文献证据，多归于推测。其实，明代重刻普遍失真，导致后世对苏轼楷书笔法的认知可能存在偏差的。对其书艺，推崇者（如黄庭坚）赞其“沉着痛快”“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批评者（如米芾、董其昌）认为苏轼楷书“偃笔”“墨猪”，过于肥扁，缺乏晋人清劲。实则苏轼主张“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其楷书以扁阔取势，恰是突破唐法、彰显宋人“尚意”的变革。

　　苏轼的楷书碑，尤其是这六通名碑。不仅确立了苏轼在宋代楷书史上的地位，而且其“以行入楷”“意法相参”的风格，对后世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现代研究者通过比对苏轼同期墨迹、结合文献考据，普遍认为四碑底本确出苏轼之手，虽经重刻，仍可窥其楷法精髓。这些碑文内容与书法皆具人文价值，体现了苏轼“文以载道”“书以焕采”的士大夫精神。苏轼楷书名碑的“是是非非”，既是书法鉴定史上的典型个案，也折射出中国碑刻文化在传承中的复杂性。尽管存在争议，但其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已获公认。对学习者而言，透过刻石锋芒品味苏轼“刚健含婀娜”的笔意，远比纠缠于真伪之争更有意义。正如苏轼所言：“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或许正是这种超越技法的“意趣”，让这些碑刻穿越纷扰，至今仍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