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先生的私塾

老梅——游荡的鱼

感恩节里，与人闲聊起我幼年的启蒙恩师包先生，尘封多年的记忆被掀起，竟至长夜难眠。

仿佛心中一直生长着一棵老树，平日静默无声，一旦风起云涌，便纷纷扬扬，落下满怀的思念与感激。

一、民族工业区里的私塾

幼年时，私塾设在我家后院，临街的长生街三号。坐西朝东，两间屋子，一门一窗。门楣上方竖挂着一块木匾，正楷端庄，书写着“敬修书社”。窗外是一方小小花苑，花木掩映之间，学童朗朗的读书声，从窗内溢出。

每天清晨，来自四面八方的孩子，各自携带书本与笔墨纸砚，早早聚在书社门外等候。先生一开门，领头的孩子便高声喊起：“上书啦——！”众人随即排队，鱼贯而入。

门内右侧、窗前摆着一张八仙桌，先生端坐其后。桌后是一条小几，几后墙上悬挂着一幅孔子画像。旁边是一铺火炕，既是先生的卧榻。炕侧以木板隔开，便是学童们的课室。室内两排长桌长凳，坐着十几位年龄不一的孩子，各自高声诵读着课业：《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

练习毛笔字或背书时，被抽查的学童需站到先生桌前背诵。背不出，或讲不通义理，便要打手心。先生桌上放着三把戒尺，大小不一，皆由硬木制成，擦得锃亮。

二、包先生其人

私塾先生姓包，名文彤，山东莱阳人。中等身材，略显瘦削，常穿中式短打：短衫、宽裤腿，裤脚扎紧，脚穿尖口布底鞋，蓄着胡须，不苟言笑。

大姐说，包先生年轻时曾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乡试，落榜之后，国运飘摇，科举废除，重返考场的路就此断绝，人生被迫转向。我娘说，包先生曾在张作霖旗下谋过文职；大姐又说，他也曾随骆驼商队行走，打理商务。

无论哪一段经历，读书人在其中都显得格外特殊，不可或缺。

三十年代中期，年过五十的包先生原计划返回山东安度晚年，经东北转往大连。登船之前，他先来到住在我家后院长生街一号、开包子铺的堂兄弟家中。也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作为这一带房主的我爹。两位山东人一见如故。

我爹力劝包先生留下，在此开设私塾，为方圆十里的工业区华人孩子，辟一处启蒙受教之所。我爹无偿提供临街的长生街三号两间房及桌椅，并负责先生的饭食；邻里们出木料，打造长凳与条桌。就这样，“敬修书社”悄然成立。

三、时代与地界

包先生的书社，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与地界。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战败的俄国将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大连自此沦为殖民地，被纳入“关东州”，由日本直接统治。

沙河口区，是二十年代日本当局规划的重工业区，以南满铁道和大连港为核心，成为其控制东北的重要基地和枢纽。殖民地内日资企业迅速扩张，一方面吸引了大量日本人涌入，另一方面，也为华人提供了生存与创业的空间。于是，规模宏大的“闯关东”浪潮出现，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山东。

这些勤劳的山东人，在日本人和地位较高的“关东州人”的夹缝中扎根生存，辗转谋生，逐渐融入民族工业的洪流之中。然而，背井离乡后的落地生根，也带来了一个现实而尖锐的问题——子女教育。

四、三十年代的教育困境

日俄战争结束当年，日本便派出第一批小学教师来到大连，陆续建立日本人的学校和中国人的公学堂。中国人的公学堂以日语和所谓“德育”为必修课，意在推行“同化教育”。

资料显示，至三十年代，日本儿童的就学率高达九成以上，而华裔儿童在中国人公学堂中的就学率却极低。更为不利的是，这些公学堂多设在商业集中的西岗区，重工业区的沙河口极少。华人学童若要入学，不仅路途遥远，学费亦高昂，令许多家庭望而却步。平民家的孩子，大多只有赶海、捡煤核为日常活动，读书成了奢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包先生的私塾，为来自孔孟之乡的山东人子弟，点燃了一盏微弱却珍贵的基础教育之灯。

五、两位老友

包先生在我家后院开始了近二十年的私塾生涯，也开始了与我爹十年的友情。

我爹于1906年乘舢板小船来到大连，赤手空拳，创下独资产业。1926年置下沙河口区长生街五号地皮，建起几十间平房和厂房，后院鞍山路上的十几间无偿住着一些山东乡亲，各自以小生意谋生。

包先生来到之后亲眼见证了父亲事业的稳步发展：从破烂庄、棉花庄到剪板事业的转型；购入日本大剪板机到工厂运转；也参加了父亲为我大哥出世而办的大宴，以及看着楼房建起。

我娘说，我爹闲暇时，常邀先生来家喝茶聊天。在楼上南屋的客室里，两人长谈的主题，往往是他们共同敬仰的齐鲁文化。那是先生的学养，也是我爹的人生实践。正是这些精神内核，使两位老友彼此欣赏，相知相惜。

然而，十年之后，动荡的时局打断了一切。1946年初，我爹弃世而去。再后来，先生眼看着老友毕生的建树，如何一点点消失于时代的波涌之中。

我无法得知，饱读诗书的先生，面对这些失序的变动，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痛心与无奈。我只知道，他对我极好，极其疼爱。

六、先生与我

先生常说：“我与春梅同岁。”

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同生于甲申年，先生1884年，我1944年，相差一个甲子。

我以“隽”字为名，是先生所起。出生之时，略通《周易》的我爹看了八字，说“这个孩子不该来”，请先生起名，希望求得平衡。天命难违，后来家中确实发生了许多事情。

……

哥哥姐姐们皆启蒙受教于先生。我小时，家中除了《三字经》《百家姓》，还有《千字文》《中庸》《大学》等古书，皆是他们在私塾的课本。

我爹去世后，三位哥哥虽进入解放后的正规学校，却每日放学必到先生处。先生教学严厉，三人常被打手板，尤以淘气的三哥为甚。

我很小很小便跟着哥哥姐姐去读书。先生特意安排我坐在他的炕上，以炕桌作课桌。我太小了，小得坐在炕上仍看不见桌上的书本，姐姐们便为我缝了一个小半尺厚的棉座垫。

稍大后学写字，我移到八仙桌旁。先生手把手教我磨砚、执笔，教我写父亲工厂的字号，讲笔画的轻重、字架的疏密，怎样“包”，怎样“让”，怎样在变化中求均衡。有时，先生拉着我的手捋着他的胡须，低声问话，目光慈和而深沉。那里面，或许藏着我尚不能看懂的，对我爹的思念。

七、别离与余荫

我爹去世七年后，“五反运动”结束。我爹在大连留下的产业于1953年底全部归公。后院原本不收租的住户，1954年起改向房产局交租。包先生无力承担，私塾关闭，返回山东农村。同年病故，享年七十岁。

幸而，天意似乎并未忘记护佑劫后余生的后人。

我爹的儿子们在谷底坚持前行；

我爹的长孙们，在计算机与金融领域各有所成；

我爹那出生于美国的曾外孙，今年收到的加州理工的录取信中，被嘱咐继续书写他始于八岁的“科学家日记”。

我想，我爹和包先生，当是可以欣慰的。

2016年4月25日 初稿

2025年12月20日夜 完稿

我爹摄于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