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随笔（45）镜中的愤怒：当批判成为自身的倒影

剑锋

　我们恨贪官，又拼命的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拼命往央企国企里钻；我们嘲讽不正之风，自己却忙着找关系。​总之，我们之所以愤怒，不是因为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才是真实的人性。

——引子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汉代“举孝廉”的史料时，突然理解这种“双标”的古老渊源。当时民间流传歌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人们嘲讽选拔制度的虚伪，却又竭力将子弟塞进这个系统。这种矛盾深植于进化心理学：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道德优先度永远低于生存优先度。

哈佛大学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印证了这一点：当分配方案极度不公时，大多数人宁愿放弃利益也要惩罚对方。但若告知“对方是通过关系获得的分配权”，选择接受的人数上升47%。可见，我们反对的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不平等背后的“资格认定”——就像百姓可以接受皇帝世袭，却难容忍隔壁王二突然暴富。

　走访某四线城市时，发现个吊诡现象：当地百姓最痛恨的“走后门”，恰恰是他们遇事最先寻找的路径。一位乡镇干部苦笑道：“大家都骂关系社会，但要是真按规矩办事，第一个跳脚的就是他们。” 这让人想起鲁迅笔下“人血馒头”的场景——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每个人也都是共谋者。

社会学中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揭示了这种困境：社会结构既由个体行动构建，又反过来约束个体行动。就像高考移民的家长，他们既是户籍制度的挑战者，又是教育资源不平等的受益者。当我们钻制度的空子时，我们不再是单纯的批判者，而成了系统缺陷的“人肉补丁”——既暴露漏洞，又维持运转。

　　首尔市政府的“民怨解决系统”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市民不仅可投诉不公，还能参与设计解决方案。令人惊讶的是，那些曾“找关系”的市民，在成为制度改进者后，反而成为最严格的监督者。这或许揭示了破局的关键：当人们从“制度的消费者”变为“制度的创作者”，自私可能升华为公共精神。

这让人想起晚明东林党人的困境。他们激烈批判宦官专权，但当自己掌权后，却陷入更残酷的党争。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那副“风声雨声读书声”的对联背后，是未能跨越的“位置决定立场”的人性陷阱。真正的改革，或许需要如王阳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自觉，更需要设计让“心中贼”无处遁形的制度。

　在重庆山城步道遇见位退休法官。他处理过无数关系案，却坚持让女儿参加普通高考。“我知道规则漏洞在哪，”他说，“但更知道，钻一次漏洞，心里就多一个洞。” 这种“知恶守善”的清醒，或许是我们时代最稀缺的品质——既不天真地相信人性本善，也不犬儒地认为恶不可抗。

就像罗翔常说的：“我们画不出完美的圆，但完美的圆存在。” 或许对待系统性矛盾，最诚实的态度是承认：我们都在这灰度地带挣扎。重要的不是彻底消灭自私——那可能消灭人性本身——而是在自私的基因上，嫁接制度的疫苗。让找关系的人付出更高代价，让守规则的人获得应有回报，让愤怒从“凭什么是他”转向“怎样才能更公平”。

　深夜路过仍在营业的公务员培训机构，橱窗里“上岸保障班”的霓虹灯照亮了斑马线。突然想起《红楼梦》的“风月宝鉴”——那面照出骷髅的镜子，贾瑞至死都不愿放下。我们对于特权的矛盾心态，何尝不是这般：既痛恨镜中的丑恶，又贪恋镜中的幻象。

也许真正的觉醒，始于承认自己也是镜中人。当我们愤怒于不公平，先要自问：这愤怒有多少源于公义，多少源于私利？就像那位退休法官留给女儿的话：“你可以不理解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但必须理解自己——理解你何时在抗争，何时在嫉妒，何时在为自己谋求特权时，给他人关上了门。”

毕竟，制度的漏洞终可修补，人性的深渊却需时时凝视。而最大的公平或许在于：每个人都有机会，在某个深夜的镜前，遇见那个既想打破规则、又想利用规则的自己，然后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