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忆 第二巻 情暖万民街

岁月如歌

第一章

搬 家

当年的搬家运动声势浩大，汽车上门，有工人负责搬运。沿街有群众敲锣打鼓鸣鞭炮，扯标语造气氛，披红挂绿，扭秧歌耍花船，热闹非凡。

　　1947年5月29日是我的4周岁生日，父亲母亲选择这一天搬家是图个吉祥幸福。

我们没有申请汽车搬家，而是由朋友帮忙，我们的搬家车队——4辆人力车很快来到了万民街。

万民街西自同兴街，东至明泽街，大约400米长。 北临斯大林路，南傍鲁迅路，全街都是日本建筑。小街街口早聚了很多邻居，敲的是同一套锣鼓点，却换了新词：“欢迎欢迎新邻居，欢迎欢迎好朋友！”我藏在母亲身后，看见红的旗、绿的裙、黄铜的锣和众多笑脸在日头下聚成一片滚烫的热心。

帮忙搬家的有三位拉人力车的“叔叔”是：马成，肩阔得二栈大院的门，却心细，专管易碎——他把我家那个旧座钟小心放在衣物里，一路没让磕半点儿。姚嗑巴，其实结巴得不厉害，只是偶尔卡壳。他扛箱子时憋得满脸通红，仍挤出笑：“二，二……哥，放这儿吗！”陆小六，最年轻的，才十九，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对襟袄，他蹦上蹦下，像弹簧，专挑大件搬。

卸完车，父亲拍去身上的土，说：“走，街口‘福和居’，我请。”三人相视一笑，摆摆手，像约好了似的，转身飞快地跑了。父亲追了两步，只抓住一阵风。那天晌午，母亲在灶台上擀面条，一边擀一边低声念叨：“好朋友啊，得记着。”

万民街63号这处房子面积不大，也就是30平米，看出来原来住房的日本人也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不是什么大人物。开门进去是一处小玄关，往里走是一条走廊，走廊的左侧是卧室，走廊的上方是日本人打的一个吊铺，上面堆着一些日用杂物，再往里走是厨房，再往里走就是厕所，旁边有一个后门。后门通向后院——六十多平方米，被四户人家的篱笆切成歪斜的“田”字。我们领地十二步长、八步宽，破碎的花盆残片堆了一地。父亲和大哥二哥把卧具、锅碗、日用杂物排好，嘴里念着：“轻拿轻放，各就各位。”母亲用抹布一寸寸地擦地板，水盆换到第三遍时，盆底沉着一层黑砂，像没洗净的硝烟。

吊铺离地两米，原是日本人家囤棉被的“物入れ”。父亲把杂物清到一角，铺上一张旧毯子，变成哥俩的“空中碉堡”。我躺在卧室父母身边，听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得糊窗拉门纸“噗噗”作响，像有人在暗处鼓掌。半夜，我悄悄顺木梯爬上去，钻进哥哥的被窝。大哥装睡，却伸手把被角替我掖好；二哥小声说：“小声点，别让‘小日本’听见。”我缩成一团，心口怦怦跳，仿佛屋顶上真藏着穿军靴的幽灵。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后院有几个人在说话。前些天刚搬来的邻居李婶神秘兮兮告诉我妈：“小日本鬼精，值钱玩意儿都埋地下，我听旅顺娘家人说，他们挖出不少值钱的货”。于是，李婶带着我家先后行动——“挖菜窖”。铁锹、锅铲、脸盆齐上阵，泥土被翻得浪头一样。

我们家的坑最先冒响：大哥的铁锹“当”一声脆响，震得虎口发麻。拨开土，露出一只墨绿铝锅，锅沿刻着“大阪制器”樱花标。接着，碗、碟、勺、叉排着队出土，还有一副冰刀鞋，最底下是一把日本玩具军刀，大哥把刀从鞘中拉出来，很长很亮，大哥很喜欢，说这把刀归我了。

最后是一本笔记本，藏蓝色硬皮，边角磨得发白。大哥拍去土，翻开扉页，一行竖排日文，墨迹仍黑得吓人：

「中国人よ：

これを読んだなら、我々の遺品はお前たちの手に渡ったことだ。五年後、遅くとも十年、必ず帰ってくる。その時、清单通りに点検し、一つでも欠ければ、その罪を問うぞ。」

大哥念完，用中文翻译了一遍，嘴角扯出一丝冷笑：“小鬼子，5到10年还想回来，做梦吧！”

母亲却脸色煞白，夺过本子，像捧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他爹，要不……埋回去？”

父亲沉默半晌，掏出火柴，划着，火苗舔上纸角。风一吹，火舌卷过“帰ってくる”几个字，化成黑蝶，飞进晨雾里。父亲拍拍手：“锅碗留下，本子烧了。放心用，天塌了有我。”

那天中午，母亲用日本人留下的铝锅焖了一锅高粱米，锅盖一掀，白汽扑满窗，像一场迟到的春雨。 午后，我再也坐不住，溜出门。东边第一家，6岁的汤柱子正赤膊在推轮圈，他抬头，汗珠顺着鼻梁滑进嘴角，冲我一咧嘴：“新来的？咱一起玩捉迷藏？”对面，王小福，我看着也就有5、6岁吧，举着一根竹竿，竿头绑着铁丝圈，不知想套什么。

刘小丫和刘小虎是双胞胎，一个扎红头绳，一个剃锅盖头，正蹲在地上用粉笔划格子，嘴里念念有词：“一五六，一五七，一八一九二十一……”肖美兰最大，九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裙，群边绣着一圈小白花。她把我拉进人堆，笑得像刚开花的向日葵：“你当‘鬼’，数到五十才能转身，不许偷看！”

我趴在槐树后，数到“四十八”时，风把树叶吹得“沙沙”响，像无数细小的掌声。我猛地睁眼，阳光碎成一地银币，孩子们在光斑里奔跑，笑声撞在墙上，又弹回空中。那一刻，我忽然看明白了一个事实：中国人当家了，我们的童年来了。

傍晚，各家屋顶升起炊烟。

母亲站在门口，用围裙擦手，声音街上回响：“来运儿，回家——吃饭喽——”

我拖着一身土，像只泥猴，却攥着一个赢来的“胜利”——那是肖美兰奖给我的一粒玻璃珠，里头嵌着一朵小小的红玫瑰。

饭桌上，高粱米闪着油光，日本人留下的铝锅边缘缺了一小口，像咧开的嘴。父亲夹起一块咸萝卜，冲我举了举：“为新家，吃饱！”我学着大人样子，把碗沿碰得清脆，心里却悄悄补了一句：也为新朋友，为没有“五年后、十年后”的今天。

窗外，最后一缕夕阳落在那本烧焦的笔记本残片上，黑灰被风吹起，像一群夜行的蛾，扑向深蓝色的天空。

　　 第二章

夜晚.万民街响起敲盆声

这事得回到1945年的深秋，大连的街面上还残留着日本投降时未及清理的碎玻璃，苏联红军的坦克履带便碾了过来。起初，市民们确实松了口气——毕竟，膏药旗换成了镰刀锤子，似乎总该透点光亮。可光亮没照进胡同，先照进杂货铺的柜台、少女的闺房、平民的腰包。部分苏联士兵在大连市横冲直撞，肆意是把他们身上的匪性和兽性展现。短短几个月，人们便学会把“解放”两个字咽回喉咙，改口叫“老毛子”，像啐出一口浓痰。

同兴街50号的老字号杂货铺，曾是街坊邻里日常采买的聚集地。一个霜色浓重的寒夜，四名酗酒后的苏联士兵用枪托砸开店门。玻璃碎裂声惊醒了老店主，他颤抖着缩在墙角，眼睁睁看着他们哄抢走数十瓶高粱烧酒，又将木钱匣砸开，把积攒多年的纸币硬币一扫而空。而在不远处的明泽街36号，一名年仅十六岁的少女在深夜惨遭十九岁苏军士兵侵犯。她父亲闻声持菜刀冲入房间拼命，却被对方用刺刀捅穿肩膀，鲜血瞬间染红了棉袍。市民们告状告到市政府，可证市政府有关部门踢皮球推来推去，没有人负责，于是，市民们又找到当时由张本政牵头的大连治安维持会，面对百姓血泪控诉，他们也是敷衍推诿。绝望的居民们最终自发组织起来。1947年我家搬到万民街以后，坊街迅速成立了互帮互助团，各家各户约定：一旦发现异常，立即敲响脸盆、铁桶和菜板为号。

我父亲带着大哥第一批报了名。每到夜幕降临，他们就握着棍棒在巷口巡视。一个北风呼啸的深夜，一个醉醺醺的苏军士兵提着双破旧军靴猛敲我家窗户，比划着要换酒喝。父亲见状立即冲进院子，抡起铜盆奋力敲击。顷刻间，整条街响声震天，邻居们纷纷敲打器皿响应，那个士兵吓得抱着靴子狼狈逃窜进夜色中。

这样的民间自卫持续了三年。直到1949年初春，随着苏军整顿军纪和大连新政权逐渐建立，万民街一带才慢慢恢复平静。我多次看到苏军的巡逻车 在市内行走，有一次在同兴街，一个苏联老大哥喝醉了躺在街上耍酒疯，4个纠察队员下车，一人拽一只胳膊和一只腿，喊个号子，“咣”的一声一下子扔在了嘎斯车的车厢里，巡逻车飞驰而去。我还听说在旅顺基地，两个奸杀中国妇女的苏联小兵蛋子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街头被枪毙，中国人都欢呼大快人心！多年以后，那段提心吊胆的日子，至今仍留在老街坊的记忆深处。

第三章

1948年我家这样过春节

腊月的海风像一把钝刀，把大连湾的寒气慢慢割进万民街。五岁的我却只觉天地滚沸，因为母亲把“年”像一粒火种，提前塞进我的棉袍袖口。那件棉袍，天蓝斜襟，长及脚踝，像把一小片晴空缝在了身上。棉花是旧棉絮拆洗再弹，里子是哥哥穿破的青布褂，可面子是母亲用三块洋布票换的新布，一抖，簌簌掉下霜雪似的浆粉香。我跑到街上，风把袍角吹成一只欲飞的风筝，惹得斜对门的小福盛把鼻子挤成一颗酸杏：“哼，我让我妈缝件比你天还蓝的！”我故意把棉袍旋成一朵浪花，心里开出一朵更大的浪花——这是我家自1930年闯关东以来，第一次独门独院，第一次把“年”过成自家灶台上咕嘟咕嘟的蒸汽，而不是大杂院里轮不到我们插手的隔岸灯火。

父亲在后院支起石磨，磨盘像一轮月亮，被二哥推得悠悠转。玉米粒子金黄金黄，落进磨眼，沙沙地唱，像唱山东老家的沂蒙小调。母亲把一勺白面掺进十斤苞米面，那勺白面是她攒了半年的细粮票，像把月光揉进黄土，摊出的煎饼竟有了云片的柔软。轮到蒸发糕时，母亲把面盆塞进被窝，再压上自己的棉袄。棉被一起一伏，像一头伏在火炕上酣睡的老猫。黄昏，面发得溜出盆沿，她惊喜地喊：“发了！发了！”我们弟兄仨也跟着嚷，声音撞在低矮的房梁上，又弹回胸口，咚咚咚——仿佛好日子真的被喊大了。红枣嵌进发糕，像黑夜里点亮的一盏盏小灯笼。第一刀切开，热气“噗”地扑到脸上，我忽觉整座大连的冬天都往后退了一步。

做豆腐是父亲的艺术。豆浆滚开，卤水点下去，一缸雪白便缓缓沉淀。他用锅铲轻叩豆花，像更夫敲梆，笃笃笃，一城人梦里皆闻豆香。压豆腐的重石，是父亲从码头捡回的铅锭，刻着“昭和”二字，被他翻个面，让屈辱的年号沉到箱底，而把柔软与洁白升上来。切豆腐时，他让我们排队答：“你有没有豆腐？”必须答全乎——“我有豆腐！”声音不齐，他就不准动筷。那一刻，我觉得“福”原来是一块方方正正的乳白，颤巍巍贴在舌尖，咸里带甜。

母亲开始酿酒。陈大米、陈糯米，合起来不过一升，却灌满一只陶瓮。瓮口用红布扎紧，像给一位待嫁的姑娘盖头。三天后，酒气顶开布缝，整间厨房浮在云端。父亲把第一盅酒洒在磨盘上，敬天地，第二盅浇在门槛，敬祖先，第三盅才仰脖入喉。他眯眼，像把一整年的风霜都烫平，嘴里哈出的白雾，竟带着几分杏花香。

除夕夜，母亲包两种饺子：豆腐韭菜，是雪里藏绿；猪肉白菜，是雪里裹春。猪肉馅儿只有一碗，她把它藏在瓷盆最底，像埋一锭银子。煮饺子时，水咕咕冒泡，锅盖被蒸汽顶得“当当”轻响，仿佛锅里藏着一只急于报春的小鸟。大哥负责捞，二哥负责数，我负责盯——盯那几只胖鼓鼓的“银锭”会不会滚进我碗里。果然，母亲借盛汤之便，给我多添两枚。猪肉的汤汁溅到唇边，烫得我直跳脚，却舍不得吐，一口把“年”咬得油香四溅。

磕头拜年是我们家的微型仪式。大哥先跪，衣摆扫出一扇小风；二哥次之，膝盖落地“咚”一声，像替我预演；我最后，五体投地，棉袍铺成一朵蓝云。母亲分压岁钱：大哥两块，二哥一块，我五角。那张五角纸币，新得嘎吱响，我攥在手里，汗渍立刻印出一只小小的五指山。

初二清晨，雪把万民街铺成一张未经落墨的宣纸。父亲领我们挨家拜年，鞋底“咯吱咯吱”，像给大地盖邮戳。我兜回八角压岁钱，加上原有的五角，一跃成为“万元户”——当时一挂百响小鞭只要三分钱。大哥点“二踢脚”，火线“嗤”地窜上他眉心，第一声“嗵”像把天空敲出一枚黑窑洞，第二声“哒”又把那窑洞补成蓝瓷。二哥玩“窜地鼠”，火星滚地，吱溜溜钻进雪堆，雪里便开出一朵焦黑的花。我胆小，只敢握呲花，银树怒放，照亮我满脸的欢喜。我把小鞭拆成单粒，插进雪墙，点火，转身，捂耳——“啪”！雪沫四溅，像谁撒了一把碎玉。

疯到暮色，各家炊烟爬上屋脊，像比赛谁的家更暖。母亲站在门口，一声“来运——”，声音被北风削得薄而长，像风筝线，越拉越高，越拉越远。父亲和哥哥也加入，三把声音拧成一股，从万民街蹿出，蹿过中山区，蹿到整个大连上空。我躲在老槐树后，听那呼唤在瓦楞间来回碰撞，竟带着回声的铜质。那一刻，我仿佛预见：再一年，天安门上会有湖南口音喊出另一声“人民万岁”，而“来运”二字，正是提前为我、为这条街、为整个中国喊出的乳名。

七十六载，弹指一瞬。如今我耄耋，重提旧事，仍能闻到石磨上残存的豆香，触到棉袍里旧棉的温度。那温度穿过岁月，像一坛母亲酿的浊酒，愈陈愈烈，愈烈愈清。原来，所谓“年”，不过是苦日子熬出的糖稀，趁热咬一口，黏住牙，也黏住了一生不再松手的故乡。

　　

第四章

儿童团与共和国的第一天

1949 年的正月，大连盛传这样一句话：“北平要改叫北京，咱们要有个新国家了！”大人间说的话，像放爆竹一样在孩子们心里炸开。

我们这群万民街的小屁孩，被郑重地“组织”起来。安乐坊的文教干事老赵，把斯大林路 200 号二楼那间堆过渔网的空屋子收拾出来，门口钉了块新刷的蓝牌子——“安乐坊儿童团”。楼下原本是给渔船补网的小院，如今成了我们的“操场”。

老师姓安，叫安可心，她让我们都叫她安姐姐。她二十五六，剪一排齐耳短发，刘海被海风吹得微微发翘，像一弯新月初升。安姐姐说话带着一点胶东口音，好听，像在唱歌。

每天太阳一爬上俄式红屋顶，我们就排着歪歪斜斜的纵队往 200 号跑。

“立正——向前看——”

安姐姐把口哨吹得滴溜响，我们却把口令踩成一锅粥。她也不恼，只把哨子含在嘴里，弯下腰，两只手背在身后，笑眯眯地等我们笑够了再重新来。

上午的两小时“主课”其实就是玩。

我们玩“送情报”：把一张写着“人”的小卡片塞进裤腰，猫着腰穿过院里的层层“封锁线”——那是用晾衣绳和破渔网搭的“敌人碉堡”最后送到安姐姐手里；玩“海上风暴”：所有人拽住一条粗缆绳，安姐姐站在板凳上当“船长”，口令一响，我们跟着她左倾右倒，嘴里还要齐声喊“一——二——”，把号子声送进咸湿的风里。

半小时“学习”反而安静得能听见我的自己的呼吸声。

安姐姐用粉笔在黑板上横着画了一道，轻轻地说

“这是一。”

“一——”我们拖长声调，像一群小海鸥。

她又竖着画了一道：“这也是一，上下贯通，像咱们要立的旗杆。”

我举手：“太简单啦！我两岁就会写‘王’，四画！”说完，用整条手臂的力量把“王”字甩到空中。

　安姐姐没夸我，只把粉笔头轻轻放在我掌心：“那请你把‘王’的每一画都写得像旗杆一样直，好吗？”

我顿时红了脸。

王小福的手颤抖得厉害，写到“一”的一半，铅芯“咔”地折断，像被寒风咬了一口。安姐姐蹲下去，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刀，她削得极慢，木屑卷成一圈圈金黄，落在她拿来的垃圾桶里。

两天后，我们学到两画。

“人”“二”“丁”被安姐姐写在黑板上，排成一列小小的队伍。

半年后，我们已能写出五十多个五画以内的字。

九月底的一天，安姐姐带来一捆红布， 她说这是要用来写标语的。

“10 月 1 日，那一天，我们的国家要诞生了。”

　　9 月 30 日从白天到夜晚，大连市的很多单位都在张贴庆贺国家诞生的标语。在渔网厂做工的玉琴，在灯下用梭子针缝一面小红旗，线头咬断时发出“嘣”的轻响，像一根弦弹在我们的心里。

10 月 1 日，天没亮我们就集合。安姐姐给我们每人别上一枚纸做的“红星”徽章，徽章背面是她头天夜里用毛笔写的名字。

中山广场已变成一片红色海洋。四根二十多米高的杉木杆立在四方，杆顶各挑着一只“大喇叭”，像四朵黑银色的向日葵。安姐姐说，电线是从沙河口刘家屯小山大连人民广播电台一路铺过来，那头连着北京呢。

上午 10 点，喇叭里传来“刺啦啦”的电流声，接着是一个男播音员清脆的嗓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天下午3点，实况播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盛况，请各地注意收听！”

人群一下子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接着爆发出长时间的欢呼声。

下午 3 点，那个带着湖南口音伟人的声音冲破两千公里的电波，落在广场上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现在——成立了！”

话音未落，整个广场像被一只巨手掀翻。帽子、手套等都被抛上半空。我们儿童团被大人们高高举起，我坐在一个络腮胡叔叔的肩膀上，看见无数面红旗在人群头顶翻飞，像海面上突然升起的红浪。

游行开始时，我一眼就看见大哥——他举着“ 大连造船厂”的彩旗，走在最前排。我喊破嗓子，他并没听见，还是昂首挺胸阔步前进。

父亲走在渔网工厂的队伍里，手里的小红旗不停地挥动。他看见我了，高兴地对着我笑，口型一张一合，我读懂了——他在喊我的乳名。

傍晚，队伍散去，安姐姐让我们排好队，郑重地对我们说：

“记住今天，”她说，“从今天起，你们一笔一画写下的每个字，都是新中国的笔画。”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掌——那枚纸红星已被汗水浸得发软，边缘晕出淡淡的红，像一小块早霞被握在了掌心。

这时候，我好象回到斯大林路 200 号那间漏风的教室，想起安姐姐用小刀削好铅笔，教我们写下：我们是中国人！

　　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想起那年10月1日在中山广场亲历共和国诞生的庆典，仍心潮激荡；耳畔倏然响起《我爱你，中国》的庄严旋律，一幕幕如潮涌现，久久难平。

第五章

父亲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

在儿童团里，我们常常围坐在一起，听安老师讲述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后来，安老师鼓励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上台讲故事。王小福肯定是不敢上去的，福盛虽然鼓起勇气站上讲台，却也讲得磕磕巴巴，语无伦次。而我却能从容地走上台，一段又一段地讲下去，仿佛那些故事早已深深刻在我的心里。小伙伴们惊讶极了，安姐姐也好奇地问我：“你是跟谁学的呀？”我骄傲地回答：“跟我爸学的，他的故事多得讲不完！”

从我记事起，父亲那绘声绘色的讲述便成了我童年最动听的旋律。他让我知道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孟姜女哭长城”的忠贞不渝、“牛郎织女”的天上人间，还有“天仙配”的浪漫传说……上百个民间故事，他都能娓娓道来，仿佛胸中自有乾坤。等我识字后，特意去图书馆翻阅原著，竟发现父亲讲的故事与书中内容大体一致，只是他讲得更生动、更富有人情味。 上学后，我骄傲地对同学们说：“我爸爸会讲故事，他的故事能装一马车。”这是我父亲的原话，意思是他肚子里的故事多得写成文字，得用马车来拉。同学们感到奇怪：“你爸爸是文盲，大字不识一筐，怎么会讲那么多故事？”我也曾这样问父亲。他笑着说：“我爱听书看戏呀，上下五千年，书里戏里什么都有啊。”

我的老家在山东莒县，这片土地是孔孟之乡，华夏文化积淀深厚。即便是在穷乡僻壤，民间的口头文学也如涓涓细流，代代相传。我问父亲：“你听什么书？看什么戏？”他说：“听书，听山东琴书；看戏，看‘肘故子戏’。”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戏的正确写法，只能理解为“肘故事的戏”。多年后，我查阅资料才知道，莒县的地方戏叫“肘鼓子戏”或“周姑子戏”。 相传三百年前，一位姓周的老妇人流浪到莒县，她肘上绑着一面狗皮鼓，边敲边唱，唱得凄婉动人，引人入胜。村民们听得如痴如醉，舍不得她离开，便盛情挽留她住下，天天听她唱，还纷纷向她学唱。渐渐地，会唱的人多了，便有了戏班子，在田间地头、打谷场上演出。这种戏唱腔简单，唱词朗朗上口，传播极广。我叔叔和婶婶就是在剧团里相识、相恋，最终结为连理。他们常在家练唱，父亲耳濡目染，也学会了几句地道的唱段。 “周姑子戏”没有固定剧本，全靠师傅口传心授，一代代传承至今。直到近年，才由文化馆整理成文字剧本。

在父亲的熏陶下，我的大哥、二哥也爱上了读书，对历代民间传说、剑侠演义都颇有了解，常常在家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述。我则在阅读民间故事的基础上，逐渐能看懂更深奥的书籍，从《水浒传》开始，陆续读完了《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四大名著，虽然最初只是被故事吸引，囫囵吞枣地看，但兴趣的种子就这样悄悄种下了。 随着年龄增长，我的阅读面不断拓宽，知识也日益丰富，渐渐能写出一些小文章。同时，我也加入了工人剧团，参与演出话剧、吕剧、评剧等剧目。戏剧的魅力在我心中生根发芽，而这一切，都源于父亲那一个个夜晚的讲述。

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深切怀念我的父亲。他不仅是慈爱的父亲，更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他用故事教会我做人，用戏曲点燃我对艺术的热爱。他不仅抚养我长大，更用无尽的知识与智慧，丰满我的人生。愿他在天国一切安好，继续讲那讲不完的故事。

　　

第六章

父亲当了劳动模范

父亲被招进渔网工厂，成了集体中的一员。刚进厂时，一切都是陌生的，手轮飞转、梭子穿梭，他心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喜悦。他天生好学，师傅见他踏实肯干，便安排他做摇车工，负责编织网绳。

制作网绳最基础的就是四股线编织。工序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需耐心和配合。父亲这头，将四根线固定在摇绳机上；另一端，在五十米开外的立柱上，也有专人负责固定。四根线分别穿梭于四个固定点，按次序编穿，再拉回父亲的编绳机这一侧。四个方位固定好后，父亲便开始摇动手柄。

在另一端负责配合的是张姨，一位经验丰富、手脚麻利的女工。她手执梭子，随着父亲摇动的节奏，均匀地调整手中的力道。这工作要求手劲细腻、用力持续，尤其在梭子行至摇轮跟前时，网绳越收越紧，这时得格外仔细。最后一段需纯手工收尾，打结、裁剪，一根五十米长的绳子才算完成。若需更粗的绳，便得将两三根已编好的绳重新合并，再走一遍流程，这样绳体就更粗更结实。

这不仅是技术活，还是力气活。五十米的长绳，光自重就颇为吃力，摇动起来极为辛苦。父亲力气大，又肯下劲，从不喊累。而对面的张姨也是个中好手，按压梭子的力道不轻不重，均匀细致。二人配合无间，工作效率高，绳子的质量也扎实。

只是，张姨有个难言之隐——她是汗脚，常年光脚在车间木地板上走来走去。每当她走到父亲这边交接收紧的绳子，总伴着一股浓烈的脚汗味。父亲每回都得强忍呼吸，甚至偷偷捂鼻子。有一回，我去厂里找父亲，正巧张姨走过来，那股味道扑面而来，我当时就被熏得扭头跑开了。

其实张姨自己也心里有数，她非常自觉，每半天就会去洗两次脚，还会拿拖布把地板来回擦干净，生怕影响了旁人。她也是个苦命又自尊的人，父亲从不说破，反而更加尊重她。

他俩搭档得越来越好，因为出勤率高、质量稳定，被评为车间里的优秀员工。到了年底，更是双双被推选为厂的先进生产者。父亲越干越有劲，脸上总是带着自豪的光彩。

1952年，工厂推荐他参加区劳动模范大会。当他走进会场，听到区长在台上讲话，后来区长亲自为他颁奖、戴上大红花时，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原来台上的区长，正是从前明泽坊的老坊长李先生！如今他已升为中山区的区长。父亲站在台上，一眼看到台下坐着的老朋友：马成、陆小六，还有说话结巴的姚嗑吧，他们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使劲朝他鼓掌。那一刻，父亲心里热流涌动，眼圈都红了。

厂里后来为了改善职工生活，增加额外收入，开办了一个小型榨油车间。由从东省黄县请来的黄师傅主持，他从家乡运来廉价的花生米，带领大家榨油。厂里抽调两人专职负责，还购置了榨油机，另从下班工人中招募志愿者帮忙。父亲又是第一个报名。

参与榨油也有好处——可以吃到刚榨出来的花生残渣。那渣子压成饼，香喷喷、脆生生，每天下班都能分到一块。父亲总舍不得吃，包得好好的带回来给我。那时候我每天黄昏守在门口等父亲下班，一看到他從安乐街拐弯出现，我就飞奔过去。父亲怕我跌倒，也总是加快脚步迎上来。那时万民街上的夕阳，总把我俩一前一后奔跑的影子拉得好长。那幅画面，至今仍是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

父子情深，莫过如此。父亲用他的勤劳、朴实和真诚，为我树立了一生的榜样。

第七章

我的苏联小朋友尤拉

1949 年的大连中山区万民街 63 号的日式木屋，墙板缝里渗出松脂，夏天招蚂蚁，冬天结松香冰溜子；对面那栋“苏联楼”却是新刷的赭石色，廊柱雪白，屋顶竖着红五星，远看像一块刚切开的奶油蛋糕。

早上， 我经常听到苏联楼的雕花木门“咣当”一声，看见七八个苏联小孩依次出门，坐上客车去上学，其中一个黄头发蓝眼珠高鼻梁的苏联小孩，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0 年 11 月，太阳刚越过寺儿沟，中山区的市街像一张被炉火烤得通红的煎饼。

我妈妈把鏊子支在院子中央，鏊子腿底下垫着四块碎砖头——那是我爸爸从苏军工地捡来的耐火砖。鏊子面被柴火舔得发亮，一勺面糊下去，“呲啦”一声，我妈赶紧用刮板均匀地顺着鏊子刮着圆圈，煎饼越刮越薄，面香顺着西北风蹿上对面三楼的苏式晾台，把尤拉家白列巴的香味比了下去。

我围着一条蓝粗布围裙推磨，磨棍比我高出半头，推起来吱呀吱呀，像老磨盘在唱《沂蒙山小调》。这时，尤拉推开门走了进来。他穿一件俄式海军毛衣，领子上织着三道白线，像刚靠岸的小水兵；手里攥着一块白列巴，边啃边冲来运乐，门牙缺了一颗，笑成了“W”形。

“Привет！我叫尤拉！”

“什么？‘浦里为特’是‘你好’吗？”

“对！你也会说俄语啦？”

“你也会说中国话？”

“我妈妈教的，她是船渠苏联子弟小学教中文的老师”。

“我会说‘哈拉少’！我爸说，‘哈拉少’就是‘好’！”

两句话的工夫，石磨忽然轻了——尤拉把磨棍接过去，有模有样地推着石磨转圈，面糊顺着磨槽淌成一条乳白色的瀑布。我负责添料，像个小指挥官，

第一张煎饼出锅，我妈妈用竹筢子挑起，啪地拍在篦子上，热气像白绸子往上冒。她卷了半根胶白大葱，抹了自家酱缸里的豆瓣酱，塞到尤拉手里。

尤拉低头咬了一大口，烫得直跳脚，却舍不得吐，咕哝出一句带着葱味的“Очень вкусно！”（太好吃了！）那一刻，我特自豪，我家的煎饼好吃，赛过尤拉家的白列巴！

万民街63号一55号路段，尤拉把四块砖头摆成球门，他从家里拿来一个小足球。我们12个孩子分成了两帮人马。他带着一帮，我带着一帮。在他的指挥下开始踢球。尤拉穿胶底高帮靴，中国孩子穿自家做的千层底，但都是疯跑着去抢球。尤拉盘带时，头发像麦浪往后倒，球粘在脚上，任他指挥。最绝的是“香蕉球”——他左脚内侧抽在球底部，球先向左拐，突然在空中拧了个“S”形，晃过守门的，进了球门，向街口滚去。尤拉的球技把我们这帮小屁孩儿都镇住了，纷纷拍手为他叫好！

1951 年腊月，大雪把大连 的路面变成一块大白毯。万民街西侧的南北街叫同兴街，它的坡度大概有2~3度吧，从南边到北边有50米的距离，我们把它规整为滑冰场，从上到下一分钟可以滑到底，很是受用！我偷偷把家里的炕桌拿出来，翻过来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雪橇，前面两条腿上拴上麻绳，我坐在上面，福盛拉着跑。下一把换我拉他。尤拉很展扬，回家把他爸用钢管给他焊接的雪橇拿出来，他坐上去，一手一个木棍同时划动，雪橇顺坡而下，他口里不停喊着“乌拉”，受用极了！

苏联俱乐部每月末开舞会。尤拉妈穿一袭天蓝色“布拉吉”，裙摆在木地板上绽成一朵倒挂的牵牛花；腰肢一扭，裙摆“嘭”地鼓起来，像海风把船帆吹满。

她教中国大妈跳“小白桦”：“一哒哒，二哒哒，脚尖要像啄木鸟，轻轻点！”大妈们脚穿绣花棉鞋，一扭，鞋底“嘎吱”一声，把地板上的蜡层蹭出一道中国龙。

尤拉和我躲在钢琴底下，偷喝大人们剩在杯子里的“格鲁吉亚红葡萄酒”，甜得发齁。我们拿香蕉形的软糖当“香烟”，学着大人吐烟圈，结果把糖粘在上颚，拿舌头抠半天。

1952 年暑假，苏联俱乐部放电影《卓娅》。

银幕是两块白床单缝的，我们从银幕后跑过，卓娅的脸就鼓出来，像要跳出银幕拥抱观众。

放到卓娅被德军绞死那一幕，床单绷得笔直，卓娅的脚在空中晃，全场安静得能听见人的呼吸声。8岁的刘小丫“哇”地哭出声，尤拉把她的手攥在自己手心里——那是他第一次牵中国女孩的手。我听见尤拉用俄语小声背电影旁白：“Даня не умрёт…”（丹娘不会死……）声音像从很深的海底浮上来，带着咸涩的泡沫。

散场后，我们爬上屋顶，夏夜的瓦片还留着白天的温度。尤拉掏出一把自制玩具枪 ，装上一发他爸在船厂捡的弹壳——里面塞满橡皮泥，做成“假子弹”。

“来，咱们对天鸣枪，给卓娅致敬！”

“砰——”一声闷响，橡皮泥在夜空里炸成一朵乌黑的菊花。

1953 年 5 月，槐花比往年多开了一茬，整条街像泡在蜜里。

尤拉爸爸突然接到调令：立即回国，去黑海造船厂报到。尤拉跑来向我告别说：“我们全家要回国了。来运，你这个朋友我没处够啊！”

那天早上，一辆嘎斯-51卡车停在苏联楼门口，苏联邻居帮尤拉家往东上装东西。我穿着我妈连夜改制的“新衣”——其实是把大人的中山装剪短，袖口毛边还露着线头。尤拉则穿一套崭新的苏式少先队制服，红领巾浆得笔挺，像一把小红旗插在胸口。 我俩站在车厢后挡板处，手心贴手心，指头扣指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司机发动引擎，喷出一股黑烟，黑烟里带着苏联柴油特有的洋葱味。尤拉突然把脖子上的红领巾扯下来，塞进我手里。卡车缓缓启动。尤拉爸妈坐在驾驶室里隔窗向人群飞吻。尤拉却跪在车厢里，双手扒着后挡板，脸憋得通红，像要把自己嵌进这块移动的木板。车过弯道，他忽然把右手高高举起，在空中划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只崭新的白手套从他手里飞出，像一只鸽子，落在我脚边。白手套里裹着一张折成“豆腐块”的纸条：

“До свидания, мой брат!

Когда вырастешь, приезжай в Сочи, я покажу тебе чёрное море.

——Юра”

（再见，我的兄弟！等你长大，来索契，我带你去看黑海。——尤拉）

我攥着白手套追出去，直到卡车越变越小，被中山广场的转盘街吞没。

我蹲在马路边，手里捧着尤拉写的那张纸条。等会儿去到苏联楼找个会中文的小朋友给翻译一下吧。

那天傍晚，我爬上屋顶，把红领巾绑在高高竖起的竹竿上。

晚风吹来，红领巾“猎猎”作响，像是欢唱一首中苏儿童的友谊歌曲。

尤拉，我的黄毛小朋友，我会永远想你的！

第八章

小川，我的朋友，一路走好

1948年的春天，海风还带着些许寒意，但阳光已经变得温软。我们儿童团的活动站里，多了一个瘦小的身影。他叫小川，新来的，和我同岁，都只有六岁。他长得真好看，像年画上的娃娃，唇红齿白，皮肤白皙得让团里那些成天在外面疯跑的“黑小子”们显得格外粗糙。只是他个子矮，站在队伍里，总像是小了一号。这小川不怎么爱说话，一双大眼睛总是怯生生的，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忧郁。但他出奇地黏人，尤其爱跟着我。我走哪他跟哪，我做什么动作他学什么动作，像条安静的小尾巴。他那份无言的依赖和信任，让我这个“老团员”心里生出一种朦胧的责任感和好感，便也自然而然地接纳了他，成了他在这陌生环境里的唯一玩伴。

他的爸爸老杨，年纪很大了，头发花白，背也有些佝偻，看上去像他的爷爷。邻居张爷爷是老杨的朋友，我们这些孩子常围在张爷爷身边，听他抽着旱烟袋，慢悠悠地讲故事。从张爷爷零星的讲述里，我们才像拼图一样，逐渐拼凑出小川爸爸杨照东的经历。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海难。1945年，战争临近尾声，老杨所在的菲律宾籍货轮航行在马六甲海峡，不幸被战火殃及，船被击沉了。在滔天巨浪和绝望的呼喊中，是老杨船上的二副——一个名叫川岩正治的日本人，奋力将他拉上了摇摇晃晃的救生艇。两人在海上漂泊多日，历经艰险，最终在新加坡上岸，捡回了性命。这份救命之恩，让老杨对川岩正治感激涕零，两人成了过命的朋友。

战后，他们失去了工作，辗转回到了大连。巧合的是，川岩正治在大连万民街有处房子，家就安在33号，而老杨住在50号，两人竟成了邻居。然而，他们刚回来，就赶上日本人投降，当局要求日侨全部遣返回国。祸不单行，川岩的妻子在此刻突然得了暴病，没几天便撒手人寰，扔下了年幼的儿子小川。川岩正治遭此巨变，万念俱灰。他一个单身男人，如何能带着幼子颠沛流离回国？思前想后，他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将小川托付给最信任的朋友杨照东，恳求他收为义子，并承诺等自己在日本安顿好后，一定回来接孩子。就这样，小川成了杨照东的儿子，改名杨小川。可川岩回到日本后，便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小川便在老杨的悉心抚养下长大。除了张爷爷等极少数老人，再无人知晓小川的真实来历。我们这些孩子，也是后来偶尔从大人的只言片语中，模模糊糊地知道小川是“日本人的孩子”。但在我们纯真的心里，这并没改变什么，他依然是我们喜欢的、那个有些腼腆的伙伴。

1951年，我们儿童团的团员们一起升入了安乐小学，幸运的是，我和小川分在了一个班。他个子小，坐在第一排，我坐在中间靠后。每当下课铃声一响，他总会第一时间跑到我的座位旁。那时，我还结识了另一位好朋友，我的山东老乡苏毅。我们三人性情相投，很快便形影不离，有点像“桃园三结义”。上学放学，我们必定结伴而行。课余时间，我们的足迹遍布大连的海滨：我们光着脚丫，在老虎滩的礁石间赶海，捡拾海菜和小螃蟹；我们跑到付家庄，在清澈的海水里扑腾游泳，比谁憋气时间长；我们还去黑嘴子海滨，专门寻找那种带孔的礁石，小心地敲下来，回家后认真打磨，做成光滑的磨脚石，献给辛劳的父母。周末，我们最爱去西岗的露天市场，挤在人群里听大鼓书，说到精彩处，我们和大人一起叫好。听完书，我们每人会奢侈地花几分钱，买上一碗热气腾腾、用油炒过的面粉冲成的油茶面，那扑鼻的香气和甜滋滋的味道，成了我们童年最温暖、最美好的记忆。

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中断了学业，进入父亲的单位——第二机床厂，成为一名车工学徒。小川则继续着他的学业，他读书用功，后来考上了辽宁轻工学院，大专毕业，学的是当时很新潮的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大连水产渔业公司，成为船上的一名报务员。小川非常好学，业余时间还参加了大连工人大学的英语学习，坚持了四年，拿到了毕业证书，英语水平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1965年的一天，或许是想试试自己的英语水平，小川在大连宾馆门口，主动用英语与四名外国人搭讪。交谈后得知，他们是苏联船员，也在学习英语。双方相谈甚欢，苏联人热情地邀请小川到大连宾馆的餐厅吃饭喝啤酒。他们用英语畅谈，从高尔基的《海燕》聊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气氛十分投机。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交往是极其敏感的。小川的行踪早已被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注意，他随后被带走，在一个国安部的办公室里被详细盘问了整个经过，录了口供，按了手印。紧接着，外调人员来到我的单位，调查我与小川的关系。那时已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派系斗争激烈，我的对立面借此大做文章，捕风捉影地诬蔑我有“海外关系”。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在此后许多年里都困扰着我，延迟了我十年的入党和职务提拔 ，直到二十年后才得以彻底澄清。而苏毅则更甚，他是前哨文工团的二胡演奏员，因受有海外关系朋友的牵连，被脱去军装回到地方。后来成了一名街办工业小厂的电镀工，思想上很长时间转不过弯儿来。

而小川的遭遇则更为悲惨。他所在公司的造反派把他关进“牛棚”，私设公堂，严刑拷打。当得知他的日本身世后，更是变本加厉，逼他承认利用报务员身份，用电台与日本方面联系，传递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小川虽然文弱，却极为倔强，坚决否认这些无稽之谈，但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虽然后来得以平反，但他已心灰意冷，毅然辞职。后来，他投奔大连电视机厂，凭借扎实的技术，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为大连早期电视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八十年代，国门初开，小川曾怀着一丝希望前往日本，通过中国大使馆的帮助寻找生父。然而，他得到的消息是，父亲川岩正治早已病故多年。更令他寒心的是，那些他从未谋面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们，无人愿意承认他的存在。希望彻底破灭，他无奈地返回大连。此后，他变得愈发沉默，时常喃喃自语：“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他的食指拇指中指成按发报键的状态，口里念叨着：滴答滴 滴滴滴 / 滴滴滴 滴滴滴滴 滴滴 / 答答滴滴 滴滴滴滴 答答答 答滴 答答滴 / 答答滴 滴滴答 答答答 / 滴答滴 滴 答滴（我是中国人）。他的婚姻生活也不幸福，与妻子争吵不断。长期的精神压抑加上早年间身体遭受的折磨，他患上了严重的肾炎，疾病缠身，最终郁郁而终。

得知他去世的噩耗，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悲痛难以自抑，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那个唇红齿白、安静地跟在我身后的小男孩，那个在海上、在书场里与我共享快乐童年的少年，那个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朋友，他的一生，就像被时代浪潮裹挟的一叶小舟，始终无法真正掌控自己的航向，令人感慨万千，潸然泪下。

第九章

学文化从识字开始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连市紧跟形势， 上下齐动员马上“运动”起来。我们全家都感到了扫盲运动的强大声势。

我们一家四口，也在这场扫盲的洪流中，踏上了识字读书的征程。

母亲：从“睁眼瞎”到能读信

母亲是典型的“睁眼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她第一次走进坊办扫盲班时，手里紧紧攥着一本《识字课本》，像捧着一本天书。她坐在教室里，身边是一群和她年纪相仿的婶子大娘，大家都有些拘谨，但眼神里透着渴望。

老师是个年轻的女青年，姓李，说话温柔却有力量。她先在黑板上写下“人”“口”“手”三个字，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母亲回家后就用粉笔在厨房的门板上练习写字，写得歪歪扭扭，像蚂蚁爬。但她不气馁，一边做饭一边默记字形，锅铲敲着锅沿，嘴里还念着：“人，一撇一捺，像人站着……”

一年以后，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是舅舅从山东寄来的。母亲第一次自己读出了信的开头：“姐姐，见字如面……”她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真的“睁眼”了。

父亲：识路牌字就会写请假条

父亲年轻时拉洋车，常年在街上跑，认识一些路牌上的字，比如“山县通”“大广场”“浪速町”这些。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有文化”。进了工厂后，厂里办了扫盲夜校，他被工友们推选为“学习小组长”。

学了半年， 他觉得能写请假条了，他手抖得像个筛子。那是我奶奶病重，他要请假回山东老家。他写了三遍，才勉强写成：“领导，我母病，请假三天。”虽然字迹潦草，还有错别字，但领导看了点点头，说：“老王，写得不错，继续学！”

从那以后，父亲每天下工后，哪怕再晚，也要在灯下写几行字。他用的是一本旧账本，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工人”“机器”“国家”“劳动”这些词。他说：“我不求能写诗，只求能写清楚自己的名字、写明白一封信。”

姐姐：从“半文盲”到读报纸

姐姐家住北岗桥，小时候虽没上过学，但从我大哥那里偷学了一些字，她直接进了扫盲班的中级班，学的是《居民识字课本》和《泰东日报》上的文章。

她最喜欢的是读报纸。每天下课后，她都会带一份《大连人民日报》回家，坐在炕沿上，一边看一边念给邻居听。有一次，她读到一篇关于“农业合作社”的文章，念到“妇女能顶半边天”时，邻居王婶激动地说：“哎呀，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吗！”

姐姐后来成了街道的“读报员”，每周给大家读一次报纸。她说：“我原来只觉得识字是为了自己，现在才知道，识字还能为大家做点事。”

我：从“歪字大王”到“小老师”

我是安乐小学一年级小学生，是家里唯一一个“正儿八经”上学的。刚开始写字时，我的字像“螃蟹爬”，老师批评我“伸胳膊露腿，没个正型”。我委屈得直想哭。

大哥看我闷闷不乐，就拿出他小时候写的字帖给我看，说：“你看我当年也写得歪歪扭扭，后来练多了就好了。写字就像拉车，得一步一步来。”他教我“横平竖直”，还让我每天写一页字，他帮我批改。有一次，我去母亲的扫盲班玩，老师让我给大家写几个字做示范。我写了个“國”字，叔叔阿姨们都鼓掌，说我写得“有模有样”。我还教他们写“家”字，说：“宝盖头是屋顶，下面的‘豕’是猪，古时候家里有猪就有财富。”大家都笑了，说：“这小家伙讲得头头是道！”

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原来识字不仅是学知识，还能帮助别人。

哥哥们：从“书虫”到“字匠”

大哥是我们家的“文化人”，他读过两年私塾，又在公学堂念了四年，是我们家第一个能读“大部头”的人。他最爱看武侠小说，常常一边看一边给我们讲“郭靖守襄阳”“张无忌大战光明顶”。他说：“书里不仅有江湖，还有忠义、信义、人情。”

二哥虽然只上过一年私塾，但他自学能力极强。他看《水浒传》时，遇到不认识的字，就先用“猜”的方法猜意思，再查字典或问大哥。他常说：“字不怕生，就怕你不搭理它。”

他们写字都极认真，一笔一划，像刻字一样。我偷偷模仿他们的字，结果越写越工整。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板板正正”的字，叫“楷书”，是他们从私塾先生那里学来的“童子功”。

一家四口的“夜读时光”

每晚，吃过晚饭，我们一家四口就围坐在灯下，人手一本书。母亲读她的《农村妇女识字课本》，父亲看他的《工人文化》，姐姐读报纸，我看《小学生作文选》。屋子里静悄悄的，只听见翻书声和偶尔的低声朗读。

有时候，母亲读到“婦”字，会停下来问我：“这婦字为啥是‘女’加‘帚’？”我想了想，说：“可能古时候妇女扫地多吧。”她笑了，说：“那以后我也要多扫扫‘文化’的地。”

那种灯下读书的场景，像一幅画，深深刻在我心里。

毕业那天：三张证书，一份荣耀

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母亲从扫盲初级班毕业，父亲从中级班毕业，姐姐从高级班毕业。他们三人一起拿到了“扫盲毕业证书”，那天，母亲特意穿上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父亲把证书捧在胸前，像捧着勋章一样。

母亲笑着说：“真不容易啊，又像活了一辈子。”父亲说：“以后咱们家，再也不是‘睁眼瞎’的家了。”

书香传家：从扫盲到“最美家庭”

爱学习的好家风，从认字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我们老两口、两个女儿、两个外孙，全都喜爱读书。家里有三个书架，藏书上千册。每年春节，我们家的“传统节目”不是打麻将，而是“读书分享会”。

我们被评为区级“兰花家庭”，市级“文明家庭”，省级“最美家庭”。领奖那天，我站在台上，说：“我们家最美的不是房子，不是车子，是那一盏灯下，四代人对知识的渴望。”

从“睁眼瞎”到“读书人”，从“拦路虎”到“垫脚石”，我们一家人的识字之路，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中国家庭的缩影。扫盲，不只是识几个字，更是点亮了一盏灯，照亮了几代人的命运。

第十章

我走进学堂

1951年8月28日，我上学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阳光金灿灿的，不像夏日那般毒辣，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我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走向那个在儿童团待了三年、再熟悉不过的院子。如今，它在安乐坊安排下，挂上了一块崭新的、 略显简陋的木牌——“安乐坊小学”。

学校确实简单。一个四方院子，土地面被我们踩得结实实，权当是操场。一栋两层的小楼，楼下楼上各两间，加起来四间教室，便是我们全部的学习天地。老师统共五位：一位校长，四位老师。我们班有二十二个学生，班主任是教算术的刘淑雯老师，才二十二岁，长得真俊，两条乌黑的长辫子垂在胸前，说话声音像唱歌一样好听。还有一位教国文的男老师，姓孙，名然，看起来很严肃。

9月1日正式开学前，我们的任务是大扫除和互相熟悉。大家伙儿干得热火朝天，搬动桌椅的“吱呀”声、扫地的“沙沙”声、还有同学们的欢笑声，充满了小小的院落。刘老师还带着我们在操场上练习走步，学习课堂礼仪，我们一个个挺起小胸脯，觉得自己一下子“正式”了许多。

9月1日终于到了。 简单的开学典礼上，阳光透过老槐树的枝叶，在校长饱经风霜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讲话时，声音洪亮，充满了希望。典礼一结束，我们便怀着崇敬的心情，步入了教室。

第一课是国文。 虽然老师神情庄重地拿起粉笔，转过身，在黑板上缓缓写下了几行大字：

“我们热爱中国”

“我们热爱大连”

他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力透板背。然后，他转过身，用沉稳的嗓音领读。我们仰着头，扯着嗓子，一字一顿地跟着念，声音响亮得几乎要掀翻屋顶。孙老师满意地点点头，说：“这些字，不光要会读，更要会写。不过笔画多，有难度，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说着，他在旁边写下了“一、二、人、丁”。

“这些我们早都会啦！在儿童团就学过了！”我们异口同声地喊道，语气里带着骄傲，“我们可以直接写‘我们爱中国，我们爱大连’！”我喊得尤其起劲，胸脯挺得老高。

孙老师推了推眼镜，惊讶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哦？那你上来写写看。”

在同学们注视下，我深吸一口气，勇敢地走上讲台。粉笔有些涩，但我握得很稳，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我爱中国，我爱大连”。虽然“爱”字写得有点歪扭，但结构都在。孙老师仔细端详着，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好！写得不錯！”教室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甜，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我还会写好多字呢！

第二课是算术课。 漂亮的刘淑雯老师笑盈盈地站在讲台上，她先出了一道题：“一个苹果加上三个苹果，等于几个苹果？”“四个！”我们异口同声。“好，算得不错。”刘老师点点头，又出了一道：“树上站了十只麻雀，小明用弹弓打下一只，还剩几只？”大部分同学都喊：“九只！”我却大声说：“一只也没有啦！”

刘老师那双好看的眼睛好奇地望向我：“为什么呢？”

我自信地解释：“弹弓响动那么大，打下一只，其他的肯定都吓得飞跑啦！”刘老师眼睛一亮，赞许地拍手：“对！很聪明，会动脑筋！但是我们是在算算数，大多数同学们回答是对的！你的回答只能算是脑筋快转弯儿。”同学们都纷纷笑了起来。下课后，我们在院子里玩闹，很快就打成了一片。

第二天，我们班来了个新同学。 当刘校长把他领进来时，教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这小同学长得实在太奇特了：个子矮小，脑袋也小，一双圆溜溜的小眼睛像两粒绿豆，两腮深深地凹进去，活脱脱一个“小猴子”相。

刘校长严肃地敲了敲讲台：“安静！这位是新同学，姓丁，叫丁长当。大家要团结友爱，不许笑话同学。丁长当，你也要好好学习，遵守纪律，知道吗？”

丁长当怯生生地点点头，声音细若蚊蝇：“知道了。”因为他个子矮，被安排在了第一排。

第一堂课是算术课。 刘老师在黑板上专心致志地列算式。突然，丁长当“噌”地站了起来，猛地转身面向我们，挤眉弄眼，做了一个极其滑稽又难看的鬼脸！同学们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更大的笑声。还没等我们笑完，他早已迅速坐下，装得一本正经。刘老师疑惑地回头，看看黑板又看看我们：“笑什么？我写错了吗？”我们赶紧捂住嘴，强忍住笑。刘老师刚转过身继续写，丁长当又故技重施，这次他站起来，模仿美猴王，左手挠挠右胳膊，右手挠挠左腮帮，那姿态，活灵活现一只猴子，做完立刻恢复原状。刘老师再次回头，脸上已带着万分不解。当她第三次转身板书时，丁长当变本加厉，猛地站起，咧嘴露出两个小酒窝，然后用双手食指顶住酒窝作支点，两个手掌像鸟翅膀一样忽闪起来。这下，全班彻底笑疯了。

谁知，刘老师这次似乎早有准备，突然猛地一转身，眼疾手快，一把就抓住了丁长当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手腕！“跟我出来！”她脸色铁青，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不由分说地把丁长当拖出了教室，直接拉去了校长室。

“校长，这个学生我没法教！课堂上三番五次恶作剧，严重影响教学！”刘老师的声音从窗外隐约传来。

我们屏息静气，只听校长叹了口气：“常当啊，你是个孤儿，养父母好心收留你，送你上学，你就这样回报吗？”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丁长生带着哭腔的声音：“我……我只是想让大家记得我……别嫌弃我长得丑……”

刘校长的声音缓和了些：“用破坏纪律来引人注意，对吗？”“不对……”“能改吗？”“能改……”

“好，在这里反省一下，等会儿送你去二班。”

丁长当被调走后，我们班的课堂秩序好了很多。

时光荏苒， 我们的学习按部就班，转眼就升到了四年级。这时，我们安乐坊小学因为规模太小，并入了更大的明泽小学。明泽小学教室宽敞，老师更多，还有真正的、带着跑道和篮球架的操场！大家都兴奋极了。

最让我们感兴趣的课是自然科。教自然的孙浩老师知识渊博，讲课生动。他常说些新奇的事：“同学们，今早我袜子找不到了，我七岁的儿子从他小柜子里拿出一双他的袜子给我，说‘爸爸，你穿我的！’我一看，那么小，怎么穿？可我一拉一抻，哎，穿上了！我儿子说，这叫‘父子袜’，我笑着对他说，‘是的，弹力特强！这叫尼龙袜，现在咱国家还生产不了，但外国有了。同学们，咱们要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的科学技术知识，将来咱自己也造！”

我们惊讶得张大了嘴巴，觉得真神奇。

还有一次，他说：“大家听收音机，光有声不见人。将来，我们给收音机装上个玻璃屏，既能出声，又能看见里头的人唱歌跳舞，你们信不信？”“不信！”我们摇头。“这叫电视机！外国人已经发明了。还有电话，将来每人兜里都能揣一个小电话，走到哪儿都能打，信不信？”“不信！”

“要相信！只要咱们努力，这些将来都会有！”孙老师的话，像在我们心里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神奇可能的未来世界，心里充满了向往。

我还爱上了图画课。 教图画的李元纯老师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他的水墨画特别棒，经常参加市里的展览。他和六中的一位叫周杰的老师经常合作，我们都猜他俩是不是在处对象。李老师看我画画认真，有天分，就把我吸收进了课余美术小组，重点培养我。我的水墨画《捉迷藏》还在中山区儿童美展得了三等奖呢！不过李老师笑着说：“画得不错，就是题目写得太工整了，少了点童趣，要更活泼些才好！”

回首我的初小时光，它就像一幅用天真和憧憬绘就的画卷。在那座简陋却充满温情的教室里，我们不仅学会了“我爱中国”的笔画，更在心底刻下了对家国最初的热爱；我们不仅计算着苹果和麻雀，更开启了逻辑与想象的大门。从刘淑雯老师的温柔鼓励，到孙然老师的严谨认真，从孙浩老师为我们描绘的科技蓝图，到李元纯老师引导我们发现的美，每一位老师都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不同的种子。即便是丁长当同学的插曲，也让我初次模糊地体会到，每个人渴望被接纳的内心。那段在物质匮乏中却精神饱满的岁月，是真正的启蒙，它给予我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对世界的好奇、对未来的信心，以及一份朴实却深厚的家国情怀。那四年，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初、也最温暖明亮的那盏灯。

　　 第十一章

50年代年画是我家的最爱

我父亲虽未曾读过书，却天生钟情于文化。他自幼痴迷听书看戏，闲来便哼上几段肘鼓子戏，声腔婉转，满是乡土韵味。每逢年节，贴年画便是他最上心的事。搬到万民街63号以后，房子比二栈大院的房子大了许多，有了很多贴画的空间。48年的春节，我父亲买了20张年画贴满了全屋。

上世纪40年代，年画尚是木版雕刻、手工印制，画面多为门神、灶王爷、财神，祈愿平安顺遂；也有“年年有余”“福禄寿三星”，寄托吉祥如意的期盼。父亲总早早买回，亲手张贴于门楣窗棂，家中顿时添了喜气与温情。到了50年代，新文化运动兴起，新年画倡导新风尚，父亲亦欣然响应，购回“建设新中国”的青年男女图、笑容可掬的胖娃娃画。而我则偏爱传统题材——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豪气，武松打虎的勇猛，杨家将忠烈报国的故事，一一贴满卧室与走廊，满屋生辉，年味盎然。

同兴街60号的马连发比我大两岁，高我两年级，他爷爷的爷爷曾经是清朝的秀才，他家里有不少传统国画，还有几幅西洋油画。他看到我们的家的画，不屑一顾说：“俗，不入流啊，没有艺术可言。” 我想反驳他，可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论点论据来。

　　带着这些疑问我虔诚地去请教我的美术老师李元纯。李老师对我说：“你家中这些年画，色彩明丽，寓意吉祥，不仅是节日的点缀，更是20世纪中国美术长河中一颗璀璨明珠。它们连接着古老民俗与时代新风，融艺术于生活，让雅与俗在一方纸墨间和谐共生。你们家的年画，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审美记忆，是百姓心中对幸福最真挚的表达。”

后来，他带我们美术小组前往天津街美术书店参观，只见大厅中央拉起多道线绳，悬挂着琳琅满目的年画，金梅生、李慕白等名家之作赫然在列。画工精细，色彩夺目，人物生动，令人驻足惊叹，一个“绝”字，道尽心中震撼。

　　李老师站在画前，娓娓讲解：“这些画家所用的，是上海‘月份牌’年画特有的擦笔水彩技法——先以炭精粉细细擦出明暗层次，再覆上透明水彩，使肌肤柔润如生，立体而温润。他们融汇西方写实素描之精准与传统工笔晕染之雅致，成就了一种独属中国的写实风格。”他指着画中那些神采飞扬的“古代美人”、投身建设的“现代女性”和胖嘟可爱的“娃娃”，说道：“这些形象不只是装饰，更是时代的缩影，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们是视觉的诗，是社会的镜像，是艺术走进千家万户的见证。”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又问李老师，我说：“有人说家里贴年画俗，是这样的吗？”李老师说：“年画是雅是俗这个问题只有公论。雅和俗的问题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虽未能全记其言，却将这份理解深藏心底，只待回家，与马连发好好辩上一场——为我家最爱的年画，也为那份热腾腾的民间深情。

　第十二章 我的摄影情结

一，我第一次见到照相机

1953年，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班有一个叫宋江波的同学，他自豪地说家中有一台苏制照相机，同学们不禁对他羡慕加崇拜，在大伙的忽悠下，他偷偷拿出来显摆。摆弄来摆弄去，他竟把照相机的后盖打开了，那知里面装有胶卷，全都曝光了！回家后，挨了他爸一顿胖揍，以后再也不敢拿相机得瑟了。但这件事却把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勾起来了，暗下决心：等我挣钱了，我一定买台照相机好好玩儿玩儿。

　　二，我买的第一台相机

1958年我工作了，是学徒工，每月工资15元。1960年我的工资涨到了每月19元。经妈妈同意，我去信托公司买相机，柜台里的相机各式各样，琳琅满目。好的咱买不起呀，最后，花6元钱买了一件早已被时代潮流淘汰，但还没谢世的老旧的干版照相机。接着，又买了干版（裁成固定尺寸的玻璃，上面涂有感光材料。胶片、胶卷问世后，谁还用它呀，只有老古董和穷鬼才用），然后又到照相器材商店买了显影粉和定影粉。再到图书馆借来摄影书籍，一顿恶补后，我和宋江波到广场上互相拍照。晚上，在我家里洗干版和照片。拉上窗帘儿，安上一只红灯泡。两只瓷盘里分别装有配好的显影液和定影液，还有一盆清水。在红灯下，用身体挡光，小心翼翼地打开干版盒的后盖，取出拍照过的干版，放进显影液里，不久影像就逐渐显露出来，我俩禁不住欢呼雀跃，成功啦！等到影像清晰度好，深浅合适时，立即用镊子夹出来，用清水冲一下，就放到定影液里固定。按照说明书上的标定时间，适时捞出干版底片。观察后效果不错，就用吹风机把干版吹干。打开买来的晒相纸，把药面同干版相对，打开白炽灯照射干版，嘴里念叨着：“12345678910”，用数数记时，（这是根据书上的提示做的），然后关灯。把曝光过的照相纸放到显影里的显影，再冲洗，再定影。一套程序下来，这时可以开照明灯了。看到我俩在镜头前有的扭捏作态，皮笑肉不笑，有的羞涩不知所措样子的照片，我俩忍俊不止，哈哈大笑！这时的我们，兴趣盎然，志得意满。

三，开始玩儿胶片照相机了

以后干版底片在市场上消失了。我的摄影兴趣正浓，急得抓耳挠腮的。

1969年我调到市环卫处政工组干宣传。年后，得知报道组的组长薛晓光老师玩摄影多年，他的两个徒弟梅玉章、韩连兴也都喜欢摄影，我们在一起唠闲嗑时经常谈到摄影。有一次，梅玉章说他邻居有一台摔坏外壳的相机，用胶布粘吧粘吧，还可以使用，他能借来玩玩。我非常高兴说，你赶紧去借，咱们出去过过照相瘾！

星期天我俩相约来到劳动公园，选景好但游客相对较少的地方，准备拍摄。这部相机比较原始落后，靠目测距离对焦，（记不太清了，好像走5步照半身，走10步照全身，这个距离符合此机的焦距标准）。这台相机缠满了医用白胶布，很像从医院跑出的伤病员。我让梅玉章站好，我从他的位置出发，走步。我装作很随意的样子，避免让别人看出端倪笑话。定好距离后，看看周围没人注意，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包里掏出相机，迅速对准他，“咔嚓”，按下快门。然后又快速收起相机装进包里，交给他，让他给我拍照。每个景点都如此操作，还好，没有引起人围观。照完后，赶紧送到照相馆冲洗胶卷，两天后去看效果，选质量好底片洗照片。一个胶卷照12张（6X6），凑凑付付，能选出七八张可以冲洗成照片。我俩乐此不疲，玩了好几回，操作越来越熟练，照片质量越来越好。

环卫处的报道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在卫生系统名列前茅。薛晓光老师决定增加摄影报道，打了申请购买照相机、放大机、晒像机、烘干机、上光机等设施，同时，建立暗室的报告。没想到，他的申请很快就得到处领导批准。薛老师很高兴地购齐设备，利用食堂东侧的房间建立了暗室。他对暗室情有独钟，关爱有加，轻易不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进入。

四，我的摄影开始服务于工作了

1975年，环卫处新进了一大批青年职工，处领导决定对他们进行职业教育，包括职业道德，职业规范，职业责任等等。政工组领导决定让我具体实施这项工作，同时邀请报道组参与。薛晓光老师派韩连兴与我结对，同时给我们如何开展工作，提供了指导性意见。我们很快拟定了教育提纲，找资料、查数据，写成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教育材料。考虑到生动形象的需要，我们决定增加影像资料。除了档案内存有的资料照片外，我们还要补拍、翻拍一些照片。韩连兴聪明机灵点子多，是我很好的合作伙伴，我们不惧困难，敢想敢干，用手中的上海牌135相机拍摄了好几百张的底片，优中选优，把底片进行反转。这些后期工作，都是要在暗室中操作的，薛老师犹豫了一下，给我们开了绿灯，但反复叮咛我们千万不能损坏设备。我俩欢快备至，如鱼得水，兴奋地、小心翼翼地使用着暗室的各种设备，由生疏到熟练，最后到得心应手，圆满地完成了50多张幻灯片的制作任务。当我们制作的幻灯片在青年职工学习班上放映的时候，我俩的成就感、幸福感、自豪感，油然而生！心情，那叫一个美呀！

新职工入职教育慢利完成，领导上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表扬。

我的摄影擅长引领我进入了新的工作单位。1997年我被调到了市爱卫办公室，专职宣传，兼管影像拍摄。我有一个独立办公室，摄像、照相设备齐全。当年，我有幸参加了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在大连举办的为期两个月的短训班，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拍摄和制作片子的技能。

以后，我除了完成日常卫生监督影像资料的积累和会议资料拍摄存档的任务外，还能拍一些专题片，有的被大连电视台新闻频道选中播放。

1991年我被调到市健康教育中心，这是市卫生局下属的处级事业单位，我担任书记兼副主任，主管形象宣传教育。电化教育工作室里的摄、录、制作设备齐全，专业，档次较高，几名工作人员素质不凡。我虽然不再具体操作，但我的兴趣未减，对于电化教育工作室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制作的健康教育短片，每月两次在大连电视台生活频道播放。短片大多请大连广播电台播音员汪冰配音，电视台小叶（叶榛楠）经常来我单位约稿。他们频道的几名记者，有时因台里编辑机打不开点儿，就到我们单位编片子，顺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指导。

90年代中后期，胶卷照相机和录像带摄像机逐渐被淘汰，影像摄制领域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我家的几个胶卷摄像机和摄影机成了收藏品，为了跟上形势我也买了数码的摄像机和摄影机，但是，更新换代太快了，新的数字化影视摄制设备，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功能强大，用途广泛。广大摄影人都有一个再学习再实践的过程。

　　五，玩起了手机摄影

2003年我退休了，手里没有了使用顺手的单反相机，顿感落寞。

听说市老卫生工作者协会为举办离退休老同志摄举办了“医林影友社”，家人鼓励我参加。女婿给我借来了市价6600元的尼康D30相机，我高高兴兴地去参加了几次活动。影友林里有20多人，群英荟萃，技高者众。我虽然也拍了不少好的片子，但是，与人相比差距很大。一是相机档次低，我的是入门机（说实在的，羞于见人），人家的是准专业或专业机，片子出来，品质高下立见，一下子就甩我八条街。二是，缺乏吃苦耐劳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为了拍鸟、拍虫、拍鱼、拍花等景物，有的老同志在野外露营，风餐露宿，不惧寒冷酷热，不惧蚊虫叮咬，就是为了那美好定格的一瞬间。我则不行，选景走马观花，拍摄浮光掠影，后期专业乏术。和这些老同志相比，我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一个摄影家，也称不起摄影发烧友，顶多就是个爱好者而已。定好位了，返还了借人家的相机，编个借口不再参加影友社的活动了，挺体面的退出。

现在我随大流，学会了用手机拍照。定位于记录美好瞬间。

退休二十几年来，我用手机拍摄了何止几万张照片。有的存储于云间，有的则制作成影集或美篇。粗略算了一下，有500多部集子了。2024年一年我坚持一日一拍，共拍了360多张照片，挑选出比较满意的80张照片制作成了美篇书，没事就拿出来翻翻，想想往事，念念旧情，真挺有意思的！

七律·我爱摄影

童稚初窥摄影门，

干板药味洗晨昏。

胶片光影留真趣，

数码云烟代旧痕。

七序春秋寻美影，

千般风景入诗魂。

虽非大家亦自醉，

翻照回眸最乐存。

第十三章

我的好老师郭文娟　　

 1955年9月，我升入高小，从明泽小学转入兴和小学。班主任是郭文娟老师，她教我们语文。郭老师年约三十出头，气质温雅，肤若凝脂，眉目如画，尤以眉心一点朱砂痣最为动人，民间谓之“二龙戏珠”，象征福泽深厚。那颗痣，不偏不倚，宛如一滴丹砂落于素宣，不仅点亮了她的容颜，也悄然唤醒了我们这群少年沉睡的心灵。

她治学严谨，纪律严明，言语却如春风拂面，娓娓动听。讲台之上，她一字一句皆有分量；课堂之外，她一笑一颦皆含温情。在她的引领下，我们班纪律井然，屡获校方嘉奖；语文成绩更是一骑绝尘，在全年级六个班中稳居榜首。

我常想，一个班级的风气，往往是老师灵魂的倒影。郭老师把“严”刻在黑板上，却把“爱”藏在语调里。我们默默承接，不知不觉中，竟长成了她的模样。

郭老师授课，从不拘泥课本，而是旁征博引，带我们步入文学的殿堂。她常说：“学好语文，是通向一切学问的桥梁。将来投身祖国建设，无论在工厂、田野，还是讲台、办公室，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这话听在十三岁的我耳中，如远方的钟声，清越悠长。当时只觉动人，多年后才明白：原来建设祖国，不仅在钢铁洪流中，也在一封家书的字句间，在一次发言的吐纳里。

她反复强调：语文之基，在于读书——多读、读好、善读。她引用高尔基的三句话激励我们：

“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源泉！”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这些话语，如种子般深植我心，日后生根发芽，长成精神的参天大树。

如今回想，这三句话已被无数人引用至泛滥，可当年从郭老师唇间流出时，却如初春第一声雷，唤醒了我们对书的渴望。可见话语的力量，不在内容本身，而在说者的眼神、语气与真心。

在她的组织下，我们班成立了读书小组，每月举办一次读书演讲会。我的阅读热情，最初源于同班同学文安东。他爷爷经营租书摊，他得以博览群书，且所读皆经长辈精选。每当他在同学间绘声绘色地讲述书中情节，我总听得入神，心中暗暗发誓：我也要读书，而且要读得更深、讲得更妙。

少年的好胜心何其珍贵：一句“我要超过他”，竟悄悄为未来埋下“我要成为我”的伏笔。

虽无书源，幸而我大哥在大连图书馆有外借证，我便借其证前往借阅。我的第一本读物是《林海雪原》。文中东讲得精彩，我便通读全书，再细细重读一遍。待他讲述时，我已能补充细节，讲得更为生动。他不甘示弱，转而读《青春之歌》，我亦紧随其后。书中青年为理想献身的壮志令人热血沸腾，而林道静与卢家川之间朦胧的情愫，更在我少年心中激起一阵无声的涟漪。少年读书，第一遍读故事，第二遍读自己。那些尚未命名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悄然找到了名字，于是心灵完成了一次无声的“预演”。

郭老师及时引导我们：读书不止看情节，更要摘录佳词妙句，积累写作素材；更重要的是，要领悟书中的思想主旨，以此照亮人生的道路。一句话，把我们从“看热闹”拉回“看门道”，更拉回“看自己”。若无这一拽，我们或许止于“故事瘾”，而难抵达“文字魂”。

此后两年，我广泛阅读了当时流行的主题小说与外国文学经典，从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到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莎士比亚、狄更斯等大师之作；中国的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过去只是囫囵吞枣，如今则能静心细品，体味其中深意。

少年时光宽裕得近乎奢侈，可以“连续读完一个作家的半生”，可以“把整本书抄进摘记本”。成年后，书越买越多，读得却越来越碎，才懂“时间原来也会长大”，长大成一只漏筛。

阅读的积累，使我的语文成绩突飞猛进，不仅担任了语文课代表，作文也屡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在校征文比赛中，我写的《我的巧手母亲》荣获一等奖。——那篇作文里，我写母亲用旧面粉袋缝书包，写她边纳鞋底边给我讲《花木兰》的故事，尤其写她用废旧纸张泡成纸浆，掺黄泥作粘合剂，以家中盆罐为模具，糊上纸浆，修整光滑，晾干后贴彩纸、刷亮油，做成实用又美观的日用器具，不仅自家用，还送给邻里，赢得一片称赞。我的母亲在长年的劳作中练就一双巧手，她包的饺子和包子皮薄馅美，我们吃了这次想下次，她还会做豆腐，会酿白酒，废物利用纸浆做成的家什，拿到市场上去卖绝对能卖出好价钱。她在平凡的劳作中创造出奇迹，我爱我的母亲，我崇拜我的母亲！

那篇作文的奖状归我，真正的作者，却是郭老师与母亲共同署名——只是她们一个不知，一个不语。这一切，皆因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

好老师是什么人？是钥匙，也是火种；是替你提前打开未来的门，也是默默燃烧自己，照亮你前行的路。我长大结婚后，常把这个故事讲给当教师的爱人听，她每每动容，说她也想做郭老师的学生。她对我说：“每当我站在讲台上，望着台下几十双黑亮的眼睛，总会下意识摸一摸自己的眉心——那里没有美人痣，却仿佛留下了一颗无形的朱砂：提醒我，要用郭老师的方式，把‘严’写进黑板，把‘爱’藏进语气，把‘书’塞进孩子手心。”

在小学里打下的文学基础，使我在漫长岁月中始终能在文山书海中汲取精华，充实自我，也逐步学会用文字耕耘人生，记录时代，反映现实，与读者分享心灵的回响。

第十四章

章我见证了镇压反革命

　　

一九五一年的枪声

我九岁那年，新中国才两岁，像个小娃娃，刚学会走路，摇摇晃晃的，大人们都说要好好保护她。大连，街上总是热热闹闹的，但那种热闹底下，好像藏着一种看不见的紧张，就像夏天暴雨来临前，蚂蚁忙着搬家，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大人们凑在一起说话，我总能听见几个词——“特务”、“汉奸”、“反革命”、“镇压”。我不太明白这些词的意思，只觉得它们像故事书里吃人的妖怪，让人心里害怕又好奇。

一、街坊邻居的“变脸”

我们万民街，是一条老街，家家户户门对门，谁家晚上吃饺子，香味能飘满整条巷子。可那一年，街上的味道变了。最先变的是59号的老骆，我们都叫他“骆驼叔叔”。他个子高高的胖胖的，脾气很好，口袋里总装着糖块，见了我们这群孩子，就笑眯眯地分给我们。我最喜欢他了。可是不知道从哪天起，骆驼叔叔脸上的笑不见了。他走路总是低着头，贴着墙根，像影子一样溜回家。他的胖圆脸瘦了下去，变成了一个尖尖的瓜子脸。有一次，我想像以前一样跑过去要糖吃，妈妈一把将我拽了回来，狠狠瞪了我一眼。那天晚上，我听到隔壁传来“砰”的一声巨响，还有狗的狂叫声。第二天，街坊们都在窃窃私语：“知道吗？‘骆驼’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昨晚被公安同志从被窝里掏走啦！”我惊呆了，口袋里他给我的最后一颗糖，我攥了好久都没舍得吃。特务？特务就是坏人吗？可他会给我糖吃呀……我想不明白。还有津子她爸爸，以前给大领导开小汽车，神气极了，车喇叭按得“嘀嘀”响。我们可羡慕津子了。可后来，他家的大门总是关得紧紧的。有一天，街上贴出了大红布告，好多大人围着看。我挤进去，不认识几个字，但看见了津子爸爸的名字，上面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张伯伯念给大家听：“……汉奸翻译官，替日本鬼子干过坏事……”我回头看见津子躲在人群后面，眼睛哭得像桃子一样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爸爸，也没见过那辆神气的小汽车了。最吓人的是东边51号的麻脸秦叔叔。他本来就不爱说话，那段时间更是怪怪的，总是一个人在门口转来转去，嘴里嘟嘟囔囔。有一天，听说有人要去报告他行为可疑，他吓得当场就尿了裤子。后来，公安叔叔去抓他的时候，他已经用裤腰带，把自己吊在了房梁上。大人们不让我们小孩看，但我还是从人缝里瞥见了一眼，他的舌头伸得老长，脸是青紫色的。那天晚上，我做了整整一宿的噩梦。

二、老鳖湾的那一天

夏天的时候，街上敲锣打鼓，宣传车的大喇叭用最大的声音喊：“公审大会！枪毙大坏蛋张本正！”张本正是谁？所有大人提起他，都恨得咬牙切齿。妈妈说，他给日本鬼子送了四十架飞机来炸我们中国人！四十架！我在天上数，最多只数过七只麻雀。四十架飞机，那该有多大一片啊！这个坏蛋，一定长得青面獠牙，有三头六臂。

六月十日那天，天刚蒙蒙亮，大哥就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快起来，去看枪毙大汉奸！”我既害怕又兴奋，心“咚咚”直跳。大哥紧紧攥着我的手，我们跟着潮水一样的人群，涌向了绿山的老鳖湾。那地方是个大山沟，沟边山坡上，早就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人，比过年看戏还热闹。等啊等，太阳晒得我头晕。终于，几辆大卡车开了过来，上面站着好多被绳子捆着的人，每个人背后都插着一块长长的木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名字上都打着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找那个最老的坏蛋张本正。他原来不是青面獠牙，就是个穿着黑衣服的干巴老头，被两个公安叔叔架着，头都抬不起来。公审的干部拿着铁皮喇叭，一条一条地念他的罪状，每念一条，人群里就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枪毙张本正！为同胞报仇！”那声音像打雷一样。宣判完后，公安叔叔把那些坏蛋像拖死狗一样拖到山沟底下。我们站在山坡上，看得清清楚楚。

“砰！砰！砰……”一阵清脆的枪响，我看见张本智和其他十几个罪犯像沙袋一样，“噗通”一下就栽倒了。人群先是安静了一秒钟，然后像炸开了锅，人们欢呼着，叫骂着，朝山沟下涌去。大哥领着我跑步下山。这时行刑队伍已经全部撤离，大家围着张本正等被枪毙的汉奸特务跺着脚唾骂着。我捂着鼻子躲避着他们的尸臭，随着大人们说，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过了两个月，八月十日，又是老鳖湾，又枪毙人。这次里面有原来当过我们大连市长的迟子祥。这次去看，我心里平静多了。大人们也不再像上次那么激动，他们看着山沟底下，表情很严肃。我听见旁边一个老爷爷叹了口气，对另一个老爷爷说：“老哥，看见没？这就是当坏蛋的下场。不作死，就不会死啊。”

三、尾声

镇反运动搞了两年多，街上的宣传车慢慢不见了，公安叔叔巡逻的次数也没那么勤了。我们这条不到350米的小街，一下子清净了，也好像冷清了一些。骆驼、津子爸爸、麻脸老秦……他们就像被橡皮擦从作业本上擦掉了一样，再也看不见了。

我慢慢长大了，也渐渐明白了，九岁那年的那些枪声和热闹，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保护我们刚刚学会走路的新中国。大人们用了一种最严厉的办法，把藏在角落里的“妖怪”都赶跑，好让我们这些孩子，能在一个安安稳稳的日子里，慢慢长大。

现在，我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但1951年的一切，还像昨天刚发生一样清晰。我写下这些，是想告诉今天过惯了太平日子的孩子们：你们能甜甜地吃糖，安心地睡觉，是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很多人，用你们想象不到的方式，狠狠地教训了那些想来抢你们糖吃的“坏蛋”。那个方式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叫做镇压反革命。 党中央于1950年10月10日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拉开全国性镇反运动的序幕。同年12月，运动全面展开，至1951年末达到高潮。在全国范围内，一百余万国民党特务、反动会道门骨干被依法逮捕与审判，正义之剑高悬，民心为之振奋，反动气焰彻底被粉碎，共和国的根基由此愈加稳固。

第十五章

我与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兴和小学，我结识了一位挚友，他叫考书平，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比我大三岁。年龄的差距让他在班级中犹如骆驼进了羊群，却也因此让我们彼此靠近，成了最要好的伙伴。他的哥哥在印刷一厂做裁剪工，常带回一些宽约十五公分的纸边余料。这些在别人眼中或许无用的边角，却成了我画画、写字、写作业的珍贵资源。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馈赠，也悄然接纳了他那颗真诚的心。从此，友谊的种子在朴素的纸页间生根发芽。

考书平天性开朗，爱好广泛，上山能捉鸟，下河可摸鱼，仿佛大自然是他最亲密的玩伴。在他的感染下，我渐渐走出书本的狭小天地，开始聆听风声、追逐溪流，感受泥土与草木的气息。正是这份对自然的亲近，让我内心的世界悄然拓宽，也为后来对话剧的热爱埋下了最初的伏笔——那是对生活百态的敏感，是对人间故事的向往。

他的二姐年方二十，是电车上的售票员，有一位在大连话剧团工作的男友，名叫王杰。某日，考书平神秘地告诉我：“王杰说，让我带你去话剧团玩，可有意思了！”我心头一震，仿佛被一道光悄然照亮。那是一个我只在传说中听闻的艺术殿堂，如今竟有机会亲临其境，心中满是期待与憧憬。

王杰在话剧团负责道具制作与舞台效果，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里面琳琅满目地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戏剧道具，仿佛一个藏满秘密的百宝箱。正巧赶上《雷雨》排练，我亲眼目睹他如何用一块一米五长的白铁板抖动出震耳欲聋的雷声，又如何将黄豆倒入笸箩，轻轻摇晃，便幻化出淅淅沥沥的雨声。那声音通过麦克风放大，竟与天公震怒毫无二致。我站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心中涌起难以言喻的震撼与敬佩。

在话剧团里，那些只存在于节目单中的名字，竟一个个真实地出现在我眼前：康桂秋、钟厚、李健仁、安适、刘雪芳、黄慧娟、李佩林……还有导演王成斌、黎军、田魁一、李启昌。他们大多曾赴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深造，理论扎实，实践精湛。《雷雨》正是由王成斌执导，而这部由曹禺执笔的四幕悲剧，以其扣人心弦的情节与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将所有矛盾凝聚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夏日午后，在周家客厅轰然爆发。

周朴园由安适饰演，繁漪由李佩林演绎，鲁妈是康桂秋，鲁贵由李健仁担纲，周萍为闫福顺，周冲由谢希文出演，鲁大海由关宝霆塑造，四凤则由高淑媛扮演。这些角色交织成一张无法挣脱的命运之网，裹挟着阶级的对立、爱情的纠葛与身世的隐秘，在象征毁灭与清算的“雷雨”中，走向死亡与疯狂的终局。每一个角色都血肉丰满，每一段台词都力透纸背，共同铸就了中国话剧史上不朽的经典。

大连话剧团的演员们技艺精湛，将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心灵的艺术盛宴。最令我惊叹的是他们的台词功力——排练时，导演们会特意走到剧场最后一排去听，若听不清晰，便要求重来。这不仅是基本功，更是对观众的尊重。这一幕深深震撼了我和考书平，我们回家后便模仿起来，拉开距离对话，听不清就反复练习。我们甚至跑到山上吊嗓子，背诵台词，学着演员的神态与动作，一丝不苟地模仿，仿佛自己也站在了舞台中央。

从那时起，我便与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导演和演员们的交流，我还认真观察梅玉琢、张天珍如何绘制布景，如何制作幻灯画面，将一幕幕场景从纸面搬上舞台。我默默记下每一个细节，将它们深藏心底。这些点滴积累，后来成了我参与业余话剧活动、尝试导演创作的宝贵资本。话剧，不再只是远方的光影，而是我心中燃烧不息的火焰，照亮了我通往艺术的道路。

1962年，我考入了大连市职工业余话剧团，几年来在演出的几个剧目中，老师都让我担纲剧中的主要角色。在单位，我自编自导自演了10多个话剧。80年代初，我参加了市工人文化宫和西岗区文化馆的业余话剧团，在多个剧中，我都担任主角 ，演出的剧目均受到专业老师和广大观众的好评。退休以后 ，党组织的关系转到了社区。和老伴组建了《朝花夕拾》剧组，十年里，排练演出了多个贴近民心的小话剧，为创建合谐社区做贡献，受到居民群众的欢迎。业余演剧活动，不仅增添生活情趣，同时净化了灵魂，为夕阳红的退休生活，绘出了一笔浓墨重彩。

《童年回忆》后记：时光深处的回响

完成《童年回忆》这部纪实体散文的整理，如同进行一次漫长而深刻的精神回溯。这部从1943年5月29日我出生写起，至1957年8月小学毕业止，跨越十四年时光的作品，是我回忆录的第一部。它包含《二栈大院的故事》与《情暖万民街》两大部分，连同前言后语共二十四章，五万字。凝聚了我童年的全部喜怒哀乐。当手稿最终整理成册，准备打印为美篇书时，我的心中充盈着一种复杂的情感，既有完成的释然，更有对那段已逝岁月的无限眷恋与感慨。

我出生于日寇统治下大连的暗夜将尽之时。我的童年开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重叠，亲身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如何江河日下，最终在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惨败投降。那些记忆的碎片——或许是不经意间听到的大人们压抑的交谈，或许是街头气氛的微妙变化——即便对于当时的幼小心灵，也模糊地感知到一种巨大变革的临近。我亲眼看见侵略者最终全部滚出大连，滚出中国，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得以重见天日。随后，我更是有幸作为一名小小的见证者，迎来了大连市人民政府的成立，并最终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中国，就像一个新生的幼儿，虽然襁褓中带着战争的创伤，却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老百姓的齐心协力，开始了由弱到强、蹒跚却坚定的新征程。这段宏大的家国叙事，并非教科书上冰冷的知识，而是与我个人生命轨迹紧密交织的真实背景，是我一切童年记忆的底色。

国家命运的转折，也深刻影响着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日常。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在这股时代洪流中，我的家庭也找到了自己的节奏。父亲凭借稳定而勤奋的工作，维持着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母亲则极尽勤俭持家之能事，还时常从街道揽些手工活计补贴家用。大哥于1951年结婚，次年便搬出去独立生活；二哥远赴佳木斯林场伐木，后又辗转至营口造纸厂当力工。于是，家中常驻的便只剩下父母与我三人。生活虽偶有拮据，但在母亲的精打细算下，日子总是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吃饭有稀有干，每逢年节，餐桌上也必定会有象征团圆与富足的饺子。父母给予我的照料无微不至，让我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中得以专心向学。如今回想，那段岁月里弥漫的烟火气，那份源于家庭的确幸与安宁，恰是动荡时代过后最可贵的平静，是我心中恒久温暖的源泉。

我的小学求学时光，亦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我深知读书机会的来之不易，因而学习格外认真，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赢得了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友好相待。校园生活不仅传授了知识，更在我性格养成的关键时期，注入了规则、荣誉与集体观念的意识。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点点滴滴汇聚起来，塑造了最初的我。多年以后，当这一切被付诸文字，每一次修改校对的过程，都仿佛是一次与童年自我的重逢。我深知，尽管竭力追求准确，但记忆本身难免带有主观的滤镜，文字表述也恐有疏漏之处。好在此书意在自我纪念，留存一份个人化的史料，些许瑕疵倒也显得真实，犹如旧物上的斑驳，反而增添了岁月的质感。

这部《童年回忆》的创作，于我而言，绝非简单的怀旧。它是一次系统的梳理，一次深刻的自省，更是一次与过往的和解与对话。我用文字尽力捕捉那些“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那些“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它们如同散落的金粉，被我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意图熔铸成一枚属于我自己的“金蔷薇”。这枚“金蔷薇”，不仅闪耀着个人成长的独特光泽，也映照出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它是我对那个已远时代的一份微观记录，其中蕴含的喜怒哀乐、希望与坚韧，或许能为我之后的家人，留下一扇窥见往昔的窗口。

愿这些从心底流淌出的文字，能够承载着那段童年的记忆，伴随我从容老去。它们是我生命之根系的证明，提醒着我从何处来，也曾如何走过。当未来的某一天，我再次翻阅这本美篇书，相信指尖触碰到的，将不仅是纸张和墨水，更是那十四年再也回不去的、却已然永恒的鎏金岁月。

插图来自ai绘画和网络

2025年9月至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