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河畔，煤油灯下的少年

春★天

时光的长河静静淌过半个世纪，将无数往事冲刷成温润的卵石，沉入记忆的河床。而那些未被磨平的片段，却在岁月激流中愈发棱角分明，如河底不随波逐流的星辰，成为生命航路上永恒的坐标。

今夜，窗外都市的霓虹如液态的铂金，在天际线上缓缓铺展。我拧亮书桌上黄铜灯座这盏灯，光晕在黑暗中铺开一片温暖的茧。就在这光与暗缠绵、喧嚣与寂静博弈的边界，那个从滇东北高原走来的少年，正穿越时光的薄雾笃定而来。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粗针大线缝补的肩头还凝结着山间的晨露。高原赋予的拙朴与执拗，在他每一步脚印里生根发芽。这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生命对源头的回望——我们终其一生，不过是在寻找与最初那个自己的重逢。

那些被岁月打磨得晶莹的碎片，之所以棱角分明，正是因为它们承载着生命最本真的重量。就像少年肩头的露珠，在时间长河中拒绝蒸发，最终凝结成照亮余生航道的不灭星辰。

在这样的夜晚，过去与现在完成了一场静默的对话：所有我们曾经是的，依然在塑造所有我们将要成为的。

卷一：小学时光——高原上的懵懂与微光

他走出的世界，底色是浑黄而厚重的。七十年代初的滇东北高原，像一幅被时间浸透的土黄与赭石涂抹的油画。山峦层叠涌向天际，风从垭口穿过，携着新翻泥土与苦艾的涩香，那气息粗糙如砂纸，轻轻磨过鼻腔。村庄蜷伏在山坳里，石墙黑瓦，仿佛是从大地深处生长出来的蘑菇，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

我们的童年是散养的，如山坡上自在游走的羊群。直到六岁，筋骨被山风磨得足够硬朗，才被送进那个叫做“学校”的地方“发蒙”。

学校在一公里外，一条被无数脚板和雨水打磨得光润的土路，如一根脐带，连接着家与学堂。晨光熹微，太阳才懒懒爬过东边山梁，我们这些懵懂孩童，早上揣着空荡的胃走在求知的路上。那时的农村，“早点”是个陌生的词汇。饥饿像一条小蛇，在腹腔里悄悄盘踞，总要等到晌午归家才能被暂时安抚。奇怪的是，空着肚子的清晨，感官反而格外清晰——我们能看见草叶上露珠碎裂时的晶莹，能听见山雀啼鸣在晨雾中荡开的涟漪，甚至能嗅到远方炊烟里隐约飘来的希望。

教室算不得真正的教室。有时是生产队废弃的仓房，椽子上悬着陈年蛛网，在风中悠悠摇曳，投下细碎的影；有时是农家腾出的堂屋，黑板旁还贴着褪色的年画，默默见证着寻常人家的柴米油盐。老师多是代课的，有的学历止步于小学，读过初中的更是凤毛麟角。但在我们眼中，他们就是知识的化身。我的启蒙先生便是如此，他用掺杂浓重乡音的话语，一遍遍念着“山、石、田、土”。那沙哑的声音，像开山的斧凿，在我混沌的脑海中刻下文明最初的印记。

家境的拮据，如影随形。母亲独自在生产队挣工分，年终分红时，劳力多的人家喜气洋洋，我家的账本上却永远只有二十几元。母亲偶尔会奖励我三毛钱，那张小小的纸币躺在掌心，烫得像一块炭火。我把它藏在枕头最深处，如一只贮藏过冬粮食的小鼠，虔诚地计算要攒多久，才能走到区上的供销社，换回一本属于自己的书。

书，是贫瘠年代里唯一发光的宝藏。最初是大家传阅的“小花书”，谁衣兜里揣上一本，便是全班最受欢迎的人。《三国演义》的金戈铁马，《杨家将》的满门忠烈，《西游记》的光怪陆离，它们都是我最初了解学习中国文化的开始。一二年级时，我的成绩如高原雨季前的天空，灰蒙不见亮色。直到三年级，邻居家来了一位代课教师，我便成了他家的常客。昏黄煤油灯下，他用最朴素的言语，将数字背后的谜题一一拆解。灯芯偶尔噼啪作响，那声音清脆如豆粒落在瓷盘上。蒙在心智上的薄雾，就这样被知识的风渐渐吹散。

四年级时，终于用攒了不知多久的硬币换回一本《迟到的春天》。书页粗糙泛黄，翻动时发出沙沙的低语。书中农村孩子求学的点滴，像一面镜子照见我的生活。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懵懂地读到“喜欢”这个词，心里像被春天的第一缕微风拂过，泛起说不清的清清浅浅，却能在脑中停留几日。这或许就是知识最初的魅力——它让你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小学时光大半在饥饿与懵懂中流逝，却也不乏温暖的光亮。午间的“打仗”和晚饭后“藏貓貓”，土操场上的呼喊奔跑，将无尽的精力挥霍在简单的游戏规则里。毕业那年，学校喂的猪被宰了，四十几个毕业生共享了油水十足的“盛宴”。猪肉的香气浓郁醇厚，在齿间久久徘徊，穿越几十年时光，依然萦绕在记忆的鼻端，成为告别童年最温暖的仪式。

卷二：中学岁月——跋涉中的开阔与觉醒

小学毕业那顿猪肉宴，像一场懵懂时代的告别礼。我和几个同学揣着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如被秋风吹起的草籽，落进了三公里外的县立第三中学——那所在我心中堪称圣地的学府。学校静卧于一座铲平的小山上，三面被清浅的河流环抱，宛若大地伸出的臂弯。一片更广阔、也更需要拼搏的天地，在粼粼波光与日夜不息的涛声里，向我豁然敞开。

初中的三年，是用脚步丈量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每日晌午与黄昏，我总在山路上飞奔，回家囫囵吞下一碗苞谷饭，又匆匆折返。来不及的时候，便从家里带几个生土豆，放学后埋在乡上供销社酒厂火炉的余烬里煨熟。那外焦里生、沾满炭灰的土豆，在物质匮乏的年月，竟成了支撑我们求学的精神食粮。炭火的焦味混着土豆的香喷喷美餐，沉淀为记忆里最扎实的滋味。

学校的图书室，于我而言不只荒漠中的绿洲。在那间弥漫着霉味与墨香的屋子里，我结识了《红岩》里铁窗下不灭的信仰，触摸了《山菊花》在石缝中求生的坚韧。最让我着迷的是姚雪垠那套厚厚的《李自成》，在煤油灯摇曳的夜晚，我随闯王大军转战南北，心潮澎湃。有一个寒假，在二姨家翻出一套《东周列国志》，整个年节，我都忘却窗外的鞭炮喧嚣，沉浸在那段群雄并起、纵横捭阖的古老岁月里。指尖翻过泛黄书页的触感，至今仍在记忆里留着清晰的印记。

“自力更生”是那个年代鲜明的烙印。每个班都分有一块地，劳动课上，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要抡起锄头种菜，捏着鼻子挑粪施肥。入冬前，全班同学要去附近的矿山背煤。乌黑的煤炭是我们抵御严寒的唯一指望，每一块都浸透着全班同学的汗水。我们在宿舍悄悄生起煤炉，煤炭不够时，年长的同学便想出“非常手段”。记得那个无月的夜晚，几个胆大的同学翻墙去“借”学校食堂的煤块，我因个子小被安排在墙外望风。寒风呼啸如刀，墙内窸窣作响，我听着自己咚咚的心跳，感觉时间漫长如一个世纪。

生活的底色终究是艰辛的。食堂永远只有两样：粗糙拉喉的包谷饭，和满缸白菜、南瓜、土豆的混合在一起的“汤”。我至今记得，汤里两次发现溺死的老鼠，饭里总能挑出黑色的鼠粪。看见了，只能默默挑出，闭着眼咽下。不吃，漫漫长夜的饥饿更难熬。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我后来懂得：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但战胜苦难的过程，却能让生命获得非凡的韧性。

初一的我尚未领悟读书的全部意义。几次逃学在亲戚家打扑克，被母亲知道后，她没有打我，只是用那双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皲裂的手，轻轻抚过我的脸颊。“儿啊，我们这样的家庭，你，除了读书，还能有什么出路？”这些话像鞭子，狠狠抽醒了我浑噩的梦。母亲的话朴实无华，却道出了最深刻的人生真相：对贫寒子弟而言，读书不是唯一的路，却是最公平、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路。

初二时，我作了个大胆的决定——留级。联系班主任被拒后，那夜晚我在操场走了五圈，鼓起平生最大的勇气去找校长。在校长的卧室门口徘徊三次，终于推门而入，结结巴巴地说出请求。校长问明原因后答应帮忙。等待通知的日子里，我暗下决心：若不能把耽误的学业补回来，这辈子就只能做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

这个由母亲骂醒、由自己争取的转折，真正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换班后，我仿佛脱胎换骨。野马般的玩心被牢牢拴住，成了早到校、晚离校的学生。在忽明忽暗电灯下反复演算习题，睡前在脑中温习白天功课，那些曾经艰涩的公式文字，渐渐在眼前铺成一条隐约可见的小路。我开始明白：命运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你付出多少努力，就会看见多远的风景。

一九八五年夏天，录取通知书翻山越岭而来。我考上了第四中学读高中。望着远处层叠的沉默群山，心里第一次感到，那条捆缚十五年的贫困与闭塞的绳索，终于松了一扣。

那个滇东北高原的少年，就站在一九八五年的光影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身影单薄，眼神清亮。他是我来时路的起点，所有挣扎与渴望的源头。今夜，在这远方的城市书房里与他遥遥对望，我想告诉他：我们终于走出了那条颠簸的土路，望见了山外更加广袤的天地。

岁月或许能够改变容颜，却永远无法抹去一个人精神的底色。那个曾在煤油灯下一字一句苦读的少年，将始终立在我心底，如一束不灭的光，照亮所有前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