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一架苏联飞机降落延安，王明衣锦还乡，诗赠延安：蒋请苏机万众迎，老蒋日记却无一字，谁在说谎？

八一⭐老黑

王明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图为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合影。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主席、任弼时、张国焘 1937年11月29日，陕北延安的黄土高坡上，刮着凛冽的寒风。 就在这天，一架飞机，一架在那个年代稀罕无比的苏联飞机，轰鸣着降落在了简陋的机场上。 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这可是天大的事儿。 飞机上下来几个人，为首的那个，就是王明，一个在莫斯科待了6年，头顶“共产国际”光环的大人物。 他还带回一首诗，一首他自己写的诗：“国际连番命启程，日船悄悄四人行。六年中外风云变，蒋请苏机万众迎。” 这首诗，尤其是最后一句，像一块巨石砸进了延安平静的水面。 蒋…蒋介石…请他回国？还是坐着苏联飞机？ 这消息一下就在延安炸开了锅。 这到底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是另有隐情？ 一场关乎队伍前途的路线之争，正悄悄拉开大幕。 咱们得先把镜头拉到1937年的延安。 那会儿的延安，要多苦有多苦，小米加步枪，是真实的写照。别说飞机了，就是汽车都见不到几辆。 11月29日这天，机场（如果那块平地能叫机场的话）却围了不少人。 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可不是一般人。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外面待了6年，那可是顶着“天”回来的。 跟着他一起回来的，还有陈云、康生。这排场，在当时的延安，绝对是独一份。 王明落地之后，那叫一个意气风发。他当场就发表了一番演说，那架势，用张国焘后来的描述，简直就像是捧着“尚方BaoJian”的“天使”，在传达“ShengZhi”。 可这“天使”吧，似乎有点“志大才疏”，爱放高论，对实际情况嘛，好像不怎么考察。 没过多久，这首诗就传出来了。 “国际连番命启程，日船悄悄四人行。六年中外风云变，蒋请苏机万众迎。” 这几个字的分量可太重了。这不明摆着告诉所有人，他王明，不光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还是国民党那边的蒋介石“邀请”回来的。 这是什么概念？ 这不就是说，他王明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关键桥梁，是那个唯一能跟蒋介石搭上线、并且被对方“尊重”的人吗？ 飞机是苏联的，面子是蒋介石“给”的，里子全是王明自己的。 这波操作，直接把自己的身价抬到了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大伙儿一琢磨，好像是这么个理儿。 毕竟人家刚从莫斯科回来，还跟老蒋搭上了线，这以后的抗日统一战线，那不就得他来主导？ 延安这边的“独立自主”，是不是有点太“土”，太“窄”了？ 各种各样的想法，开始在人们心里打转*。 可问题来了，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有点不对劲。 咱们翻一翻蒋介石的日记。 老蒋那可是有天天写日记的习惯，风雨无阻，几十年如一日。他日记里，连今天吃了什么，骂了谁，见了谁家的小狗，都可能记上一笔。 可就在1937年那段时间，你把他那日记翻烂了，也找不到一个字提到“邀请王明回国”。 半个字都没有。 这就很有意思了。 一个是当事人自己写诗广而告之，还专门加了注释： “1937年冬，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蒋介石派人请我们乘苏联飞机回国。” 另一个当事人，日记里毫无记载，就跟没发生过一样。 那么，真相只能有一个。 王明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到底想干嘛？ 他为什么要编造这么一个“邀请”，给自己增加砝码呢？ 这就要从那年打响的全面抗战，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的焦虑说起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全中国都站起来了。 日本人的胃口太大了，他们要吞下整个中国。 这个消息传到莫斯科，传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那边，说实话，是松了一口气的。 为啥呢？ 因为那会儿的苏联，日子也不好过啊。 西边是磨刀霍霍的德国希特勒，那家伙的《我的奋斗》里，明明白白写着要往东扩张，抢夺苏联的粮食和石油。 东边是野心勃勃的日本。日本跟沙俄打过一仗，那梁子结得深着呢。日本的“北进”计划，不就是冲着苏联的西伯利亚来的？ 苏联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就是两线作战，东西夹击，那可就彻底凉了。 现在好了，日本一头扎进了中国的泥潭。 中国这么大个地儿，人口这么多，够日本折腾的。 日本在中国陷得越深，苏联东边的威胁就越小。 所以，斯大林的底牌很明确：必须支持中国抗战，而且是支持那个看起来最能打的、能拖住日本主力的——也就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在斯大林眼里，那会儿的国民党政府，有几百万军队，有正规的后勤，有英美的输血。这才是抗日的主力军。 至于共产党…在莫斯科看来，那会儿才几万人马，缩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力量太弱，根本没能力领导全国抗战。 为了这个目标，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了。 苏联的飞机、大炮、坦克、物资，还有军事顾问，开始源源不断地运给国民政府。 斯大林这盘大棋下得明明白白，他要的是中国这颗棋子，牢牢拖住日本。 为了让这颗棋子更稳，他认为，中国内部必须“团结”。 尤其是，共产党不能“捣乱”。 就在苏联跟国民政府打得火热，条约刚签下的第二天，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开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洛川会议。 这个会定了什么调子呢？ 核心就是八个字：“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说白了就是，国共合作可以，抗日必须抗，这是大局。 但是，共产党和八路军（那会儿红军刚改编）得有自己的独立性。 咱们不能把队伍交出去，不能把指挥权交出去。 八路军的打法，不是去跟日本人拼消耗，不是去打那种堂堂正正的大兵团阵地战。咱们的优势不在那儿。 咱们的优势，是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用麻雀战、地道战、破袭战，去消耗日本人，去掐断他们的补给线，让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这可是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血换来的教训啊，队伍一定要攥在自己手里。 那年，就是因为陈独秀的妥协，把队伍的指挥权交了出去，结果呢？“四一二”的屠刀砍下来，人头滚滚。 这个“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延安看来，是生存之本，是抗战胜利的法宝。 可这个调子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就皱眉头了。 在他们看来，你们共产党这时候搞什么“独立自主”？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要闹内讧、要破坏抗日大局吗？ 你们那几万人马，能干什么？还不赶紧听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去正面战场顶住？ 万一惹毛了蒋介石，他撂挑子不打了，那日本不就腾出手来对付我苏联了？ 不行，绝对不行。 共产国际的焦虑，就是王明回国的最大背景。 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那会儿的共产国际总书记）的意思很清楚：中国共产党必须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在统一战线里，要接受蒋介石的统一领导。 绝不能各自为政。 为了确保这个指示能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他们派了王明回国。 王明是谁？ 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待了那么久，自认为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跟莫斯科高层关系好得不得了。 他觉得，他才是最懂“国际路线”的人。 所以，王明揣着这个“ShengZhi”回来了。 他一落地就说“蒋请苏机”，就是在给自己造势： 看，不光莫斯科看重我，连蒋介石都得请我。 他的潜台词就是：以后跟国民党打交道的事，都得听我的。延安那套“独立自主”，太“左”了，太“山沟沟”了，得改。 1937年12月，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 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核心观点就是他那套“新政策”： 第一，抗日高于一切，一切都得服从抗日。第二，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这话听着好像没毛病，大敌当前嘛，团结最重要。 但你细品，“一切经过”“一切服从”，这是什么意思？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说，八路军的行动、共产党的政策，都得先报给国民党，经过人家的同意。 你八路军想去敌后开辟个根据地？不行，得先问问蒋委员长同不同意。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不就是说，蒋介石让你干啥你就干啥，指挥权都交出去了？ 这跟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原则，简直是针尖对麦芒。 这不就是要把队伍的脖子，伸到人家的刀口下面吗？ 毛主席当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 他承认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但也明确指出，统一战线里是有斗争的，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这不就是古代版“挟天子以令诸侯”嘛，王明这是想拿着莫斯科的“天子”，来压延安的“诸侯”。 可惜啊，毛主席对中国的情况，对蒋介石的了解，比王明这个“莫斯科通”可清楚太多了。 老蒋要是靠得住，10年前就不会有那么多同志倒在血泊里了。 会议上虽然有争论，但王明毕竟顶着“国际代表”的光环，他的那套说法，在当时确实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 大伙儿都觉得，莫斯科来的，总没有错吧？加之，一伙机会主义者作妖，大有架空毛主席之势！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被派到武汉，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这下好了。 武汉当时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各路人马云集，那可是全国抗战的中心。 王明到了那儿，简直是如鱼得水。 他绕开延安中央，开始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 他频繁地见国民党高层，发表各种文章，拼命宣传他那套“一切服从”。 他甚至公开批评八路军的游击战，说那是“游而不击”，主张八路军应该编入国民党的正规军序列，搞“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供给、统一纪律”。 说白了，就是要把八路军交给蒋介石。 更离谱的是，延安要开会，王明都敢说，要开就在武汉开，延安的人都得到武汉来。 长江局俨然成了“第二个中央”，跟延安分庭抗礼。 王明的这波操作，让蒋介石都看不太懂了。 但老蒋很开心啊，白捡的便宜谁不占？他乐得看到共产党内部这么“识大体”。 可延安这边，毛主席的眉头越皱越紧。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路线分歧了，这是在挖共产党的根啊。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就是搞投降，最后队伍被杀得血流成河。这个教训才过去10年，怎么能忘？ 王明这就是在重蹈覆辙。 他仗着什么？不就是仗着有共产国际撑腰吗？ 毛主席很清楚，要解决王明的问题，光在家里吵是没用的。 你跟王明吵，他动不动就搬出“共产国际”，搬出“斯大林”，这谁顶得住？必须“釜底抽薪”。 解铃还须系铃人，必须派一个信得过、懂情况的人去莫斯科，把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把延安“独立自主”的必要性，跟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当面说清楚。 得告诉他们，王明那套“一切服从”，不是在抗日，是在领着队伍往火坑里跳。 再不掰扯清楚，这支队伍就要被王明带到沟里去了。 这个任务，落在了王稼祥的肩上。 1938年3月，王稼祥（那会儿是军委副主席）以“养病”和“汇报工作”的名义，启程前往莫斯科。 他带去的不光是延安的意见，还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些刚出炉的重要著作。 这几篇东西，就是告诉莫斯科： 第一，中国抗战怎么打，我们是有全盘考虑的（论持久战）。 第二，共产党怎么打，我们是有具体办法的（游击战）。 第三，我们这么打，才是真正对拖住日本、支援苏联有利的。 王稼祥到了莫斯科，费了不少周折，终于见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也是个干实事的人。 他看了毛主席的著作，听了王稼祥对中国实际情况（尤其是王明在武汉另搞一套）的详细汇报，他沉默了。 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其他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前可能有点想当然了。 他们坐在莫斯科，用法国、西班牙统一战线的经验来套中国，结果发现水土不服。 他们以为蒋介石能扛起大旗，结果呢？南京丢了，武汉也快保不住了，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 反倒是他们瞧不上的、搞“独立自主”的八路军，在敌后开辟了大片根据地，平型关打了个小胜仗，队伍越打越多。 事实胜于雄辩。 尤其是王稼祥提到，王明在武汉搞的那一套，已经引起了党内的混乱，甚至连蒋介石都开始利用王明来压制共产党了。 季米特洛夫坐不住了。 1938年夏天，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同王稼祥进行了正式谈话。 这次谈话的内容，堪称扭转乾坤。 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 第一，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一年来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应该“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第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他还让王稼祥回去后，原话转达给全党。 那句话是这么说的： “你回去后，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这句话的分量，比王明那首“蒋请苏机”的诗，重一万倍。 王稼祥拿到了这颗最关键的“定心丸”。 1938年9月，王稼祥回到了延安。 他带回的不仅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更是对延安、对毛泽东“独立自主”路线的最高认可。 当王稼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季米特洛夫的这番话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这下，谁是真正代表正确方向的，谁只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一清二楚了。 王明的“ShengZhi”，在那一刻，失灵了。 紧接着，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这次会议，就是为了彻底解决王明路线的问题。 毛主席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批判了王明那套“一切服从”的右倾投降主义。 在斗争中团结，在独立自主中合作。 这才是统一战线的正确打开方式。 有了共产国际的表态，又有了毛主席的理论分析，再加上王明在武汉那段时间的“骚操作”实在不得人心，大局已定。全会一致通过了毛主席的报告，正式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路线。 王明的那套“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被彻底纠正了。 这次全会还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撤销王明负责的长江局。 这一下，王明在武汉另立的那个“小朝廷”，算是彻底凉凉了。 那次啊，王明是想借着“国际路线”的东风，回来当“钦差”，立个威，结果面子丢了个干净，顺带着想插手军队的念头也彻底凉了。 这一下，大伙都知道他其实镇不住场子，但他自个不信邪，反而闹腾的更厉害。 六届六中全会后，他那套“一切服从”算是彻底凉了。 他以为拿着莫斯科的“指示”就能镇住场子，结果发现延安这帮人，更认中国的“实际”。 他那套从书本上、从莫斯科搬来的东西，终究是没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 后面他就一路“靠边站”，再也没能回到权力的中心。 直到1956年，他就去了苏联“治病”，再也没回来。 你说这图啥呢。 非要拿着外国的尺子，来量中国的地。这地不平，尺子再“标准”也没用啊。 从他选择写下那句“蒋请苏机”开始，或许就注定了，他这条路，走不通。 60年代王明全家福，本文图片来自百度和老黑图片库，文字素材参考字有关文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