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油田冬至

梅生

冬至阳生暖意回，雪原深处有光开。

铁臂千回叩寒土，冰甲百里锁霜台。

梅花不落风中盏，灯火长燃夜里杯。

谁把春消息，刻在油温计上微微？

我站在这片被雪覆盖的荒原，看抽油机如古时叩首的使者，一俯一仰，皆是无声的誓言。日历翻到十二月二十一，天地静默，仿佛万物都在等待那一缕微弱却坚定的回升之阳。雪落无痕，却压不住地心奔涌的热望——那不是火，是千万吨黑金在岩层下低语，是无数双冻红的手，在极寒中守着温度的底线。

红色的“冬至”二字像一簇不灭的火苗，映在眼前，也映在心里。那插着白梅的花瓶，静静立在风不来处，仿佛是这片钢铁丛林中唯一柔软的呼吸。可我知道，真正的梅花不在瓶中，而在巡井人帽檐上凝结的霜花里，在他们呵出的白气与管线热浪交汇的瞬间。灯笼高挂，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告诉风雪：这里有人，这里有光，这里有不停歇的守望。

松基三井的石碑在雪后初晴里泛着冷光，像一位沉默的老者，背对着风，面朝大地深处。碑上的“松基三井”四个字镀了金，在冬阳下微微发亮，像是从历史里透出的一口气。它不说话，可脚下的土地记得——六十年前那一声喷涌的轰鸣，是这片荒原第一次被唤醒的脉搏。

如今，雪又落了下来，轻轻盖在基座的石块上。那些不同颜色的石头，像是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像当年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石油人。他们没留下名字，却把命根子扎进了这片冻土。我站在碑前，没烧纸，也没献花，只是轻轻哈出一口白气，像在跟老前辈打个招呼。这口热气，和抽油机管线里蒸腾的热流，是同一种温度——是人对土地的执念，是冷与热之间的较量，也是冬至这一天，阳气初动的证明。

他站在管线旁，手握阀门，动作稳得像在拧开一罐冻住的酱油。红外套被风吹得鼓起来，口罩上结了一圈霜，像戴了副毛边面具。雪落在肩头，他没抖；风钻进领口，他没缩。他知道，这一拧，是看压力是否稳，是听地层有没有“咳嗽”，是确认这条“血管”还在跳。

油温计上的数字微微上扬，像心跳监测仪上的曲线，一点点爬高。他盯着看了几秒，嘴角动了动，没笑出来，但眼神松了。这一瞬的“微微”，比春雷还重要——它意味着没冻堵，没泄漏，意味着明天的井口还能吐出黑金，意味着又熬过了一夜极寒。

他松开手，拍了拍阀门，像拍老伙计的肩。这一套动作，他一天要做十几回，一年三千多次。没人鼓掌，可他知道，整个城市的暖气、汽车、工厂的命脉，都藏在这几圈螺纹的松紧之间。

雪地里的抽油机一上一下地点头，像是在默念什么祷词。两个穿红工装的人踩着咯吱作响的雪走过去，一个拎着工具箱，一个提着桶，桶里是防冻液，热的，冒着白气。他们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踏实，踩出的脚印连成一条线，像焊在雪地上的铁轨。

远处山坡上，几棵树光秃秃的，近处围栏挂着冰棱，像挂了一排透明的刀。可他们走得坦然，仿佛这哪是荒野，是自家后院。他们聊着天，声音被风吹散，只听得清半句：“今天井温上来了。”另一人应了句什么，笑了，呼出的气在空中炸成一朵小云。

这红，是这片白里最倔的色彩。它不艳，不闪，却扎眼。像冬至那天，太阳虽短，但光还在；像地心虽深，但热还在；像人虽小，但守还在。

我忽然明白，冬至不是春天的开始，而是坚持的证明。阳气回升一寸，是自然的规律；而人在这里多守一刻，是意志的胜利。抽油机俯仰如叩首，叩的不是天，是地，是历史，是自己内心的那份不退让。

梅花不在瓶中，春信也不在日历上。它在油温计的微微上扬里，在巡井人帽檐的霜花里，在松基三井的石碑影子里，在每一双冻得发红却依然稳稳拧动阀门的手心里。

冬至阳生，不是天说了算，是人，一寸一寸，从冰里抢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