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草记

砚楷诗书画

割草记

文/砚楷

这坡原是没有名字的，像所有无需名字的事物一样。我们只说“割草去”，三个字在齿间磨得圆润，带着陈年陶罐的温凉。坡是缓缓地、几乎仁慈地倾上去的，仿佛大地在此略略侧了侧身，便有了阳面与阴面，有了我们这些草芥般的人，背着柳条框子，去赴青草的契约。柳条是新柳，头年腊月里砍下，在雪里埋过，在春风里醒过来，柔韧得仿佛还记得水边的旧梦，框子不大，恰是脊背的宽度，负上去，那新割草根的腥甜气，便从疏朗的缝隙里一丝丝渗出来，贴着你汗湿的薄衫，像是土地在与你低低地耳语。

结伴而行，独个儿的行为，在这里近乎一种亵渎，一种对这片坦荡得容不下一丝秘密的平原的辜负。我们需要彼此的声音，粗嘎的、尖细的、忽然爆出的一阵无由头的笑，来填满这过于辽阔的、被天与地压得扁平的寂静。更需要的是，在日头爬到正当顶，烤得人头皮发麻、眼里流出金星的时刻，寻一处背阴的坡坎，或是一条废弃的沟渠，放下镰刀与框子，郑重地开始那场小小的、烟火的仪式——焖红薯，烤棒子。

那是比割草本身更庄严的事，红薯须是新挖的，表皮鲜红，内里凝实了甜。在干裂的土壁上掏一个洞，或用土坷垃垒起一个窑，起火烧红，把红薯投入进去然后迅速砸塌，用脚踏实覆上新土，确保热气不泄漏，30分钟挖开，红薯就焖熟了，是焖不是烤不是烧，我整个少年时期被焖的糯舔清香。烤棒子更加讲究，捡来最耐烧的荆条根与枯蒿杆，火不能明，要那种耐心的、阴阴的焐着的暗火，棒子则要选将熟未熟的，籽粒鼓胀着，指甲掐一下，迸出乳白的浆。剥开层层紧裹的苞衣，那排列齐整如牙雕的籽粒便露出来，带着处子般的羞怯与光泽。将它们埋进滚烫的灰烬里，不一会儿，那股子焦香混着谷物本身朴素的甜味，便丝丝缕缕地钻出来，勾得人肚里的馋虫与魂魄一齐不安分地蠕动。

火光将我们的脸映成古铜的、跳动的面具，每个人都成了戏台上的人物，演着一出关于饥饿与满足的剧目。话渐渐少了，只听见柴枝毕剥的微响，和远处不知名的鸟，拉长了调子，“苦啊——苦啊——”地叫着。那一刻，天地忽然缩小了，缩成这一团暖烘烘的、气味的茧。被包裹其中，暂时忘却了框子还未满，忘却了坡下村庄里奶奶的张望，甚至忘却了自己是谁。只是守着这火，守着这即将破壳而出的、滚烫的馈赠。

福永爷多半也在，他是我们这群孩子里一个模糊的背景，像一株移动的老树。他并不总说话，只是蹲在稍远些的土坎上，吧嗒着旱烟袋，眼睛望着望不到的远处。他的沉默里有种重量，压得住我们无端的嬉闹。他的故事，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慢悠悠地，像烟一样吐出来。

老坟地旁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废沟，不知何年何月废弃了，或许是更早的人们引水浇地开的，如今早已干涸，只剩下大地一道深深的、咧开的伤口。沟壁被雨水和风蚀出奇崛的形态，一层叠一层的黄土，像翻乱了的、无人能懂的天书。裂缝纵横，有些宽得能塞进孩子的拳头。我们便用随身带的、耙子的木柄，寻那裂缝最宽处合力去撬。并非真要撬开什么，那只是一种孩子气的、对土地深处秘密的粗暴探询。

“嘿——哟！”

一块巨大的、板结的土块松动了，轰然滚落沟底，扬起一阵呛人的黄尘。尘埃落定，我们凑过去，一股阴湿的、陈腐的土腥气扑面而来。然后，我们看见了它们。好多。蜷曲着，绞扭着，在突然暴露的天光下，呈现出一种迟钝的、油腻的蠕动。是蛇，我们叫作“长虫”。褐色的、青灰色的，鳞片在疏漏的光线里闪着幽暗的光。它们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惊扰弄懵了，并不立刻窜逃，只是昂起三角形的头，信子飞快地吞吐，发出细微的“嘶嘶”声，像地底漏出的、冰凉的叹息。

孩子们惊叫着向后跳开，又抑制不住好奇，探头探脑。我那时不知被一股什么邪劲攫住了，或许是出于恐惧的抢先攻击，或许仅仅是为了在同伴面前逞一种愚蠢的勇敢。我冲上前，几乎未经思索，挥起手里割草的短柄镰刀——那刀口早晨才在磨石上荡过，泛着青白的、饥饿的光——朝着最前面一条昂得最高的褐色长虫，猛地劈了下去！

手感是异样的。不是砍柴的钝重，也不是割草的轻快，而是一种略带韧性的阻滞，随即是“咔嚓”一声轻响，像折断一根过于脆嫩的树枝。那三角形的头颅便飞了起来，划过一个短暂的弧线，落入更深的阴影里。无头的蛇身却并未立刻僵死，反而剧烈地扭动起来，在黄土上拍打、翻卷，溅起细密的沙尘。断颈处，并无想象中的鲜血喷涌，只渗出一些暗红的、粘稠的浆液，缓慢地，一滴，又一滴，渗进干渴的土里。

四下里忽然静极了。连风声也停了。只有那无头的躯体，还在做着那令人头皮发麻的、无意识的舞蹈。

这时，福永爷的声音从土坎上飘下来，不高，却像一块冰，砸进这凝滞的空气里：

“你砍的是‘线长虫’。”

我们愕然回头。他依旧蹲在那里，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他的脸藏在烟雾后面，看不真切。

“这东西，邪性。”他吐出一口烟，那烟也走得慢，迟迟不散。“你砍了它的头，它还能自己找回来，接上。”

有孩子哧哧地低笑起来，以为他在讲古。

福永爷继续用那种平板无波的调子说：“它认得路。凭着那一口气，顺着你来的脚印，一寸一寸，爬回去。白天的光太亮，它怕。等夜里，月亮上来，四下里没人声了，它就出来找。找到你的院子，顺着门缝……或者墙根的老鼠洞……钻进屋去。”

我的脊背开始发凉。

“它找什么？”我问。

“找它的头。”福永爷的烟锅指了指地上那截渐渐不再动弹的蛇身，“也找砍它头的人。接上了，便罢；接不上，那股怨气，就缠上了。”

“那……那咋办？”我的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

福永爷终于转过脸，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空茫，仿佛看的不是我，而是我身后某种看不见的东西。“能咋办？夜里睡觉警醒些，听见窸窸窣窣的响动，莫睁眼，莫出声。它找不着，天亮了，自己就走了。”

他不再说话，重新把目光投向远处，仿佛刚才说的，不过是“起风了”或“天阴了”之类最寻常的话。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割草的手总是不稳。镰刀碰到草茎的“嚓嚓”声，让我心惊肉跳，总觉得那声音里混进了别的东西。那截无头的蛇身，被我们胡乱埋了。可埋得再深，我也总觉得那一片土地颜色格外暗沉，像一块醒不了的疤。

傍晚，背着半满的框子下坡，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扭曲变形，仿佛另一个陌生的、蠕动的队伍。回头望，废沟隐在渐浓的暮色里，只是一个更深的黑点。可我知道，那里有什么东西被我留下了，或者说，有什么东西，被我带走了。

夜里，果然就来了。

不是立刻来的，先是奶奶吹了油灯，屋里沉入一片浑沌的墨黑。窗外有风，摇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叶子哗啦啦响，像许多人在低声议论。我紧紧闭着眼，耳朵却变得异常灵敏，捕捉着黑暗里每一个细微的声响：老鼠在顶棚上跑过，屋梁因干燥发出的“咯吱”声，甚至自己血液在耳朵里嗡嗡的流动声。

然后，我听到了。

不是院子里，就在屋里。就在炕沿下的地上。

窸窸窣窣……

窸窸窣窣……

极轻，极缓，带着一种黏腻的、拖沓的质感。像是某种身体摩擦着粗砺的地面，一寸，一寸，艰难地前行。没有头，它如何看路？或许真如福永爷说的，凭着一口气，凭着那股冰冷的怨念。它认得我，认得我身上的气味，那砍下它头颅时，溅上的、看不见的恐惧的气味。

那声音时断时续，有时仿佛就在炕边，近得能感到一股地窖般的凉意透过褥子传来；有时又似乎绕到了柜子后面，窸窣声变得沉闷。它在找。找它的头？还是找我？我想起福永爷的话，死死咬着被角，不敢睁眼，不敢呼吸，连心跳都恨不得摁住。汗水湿透了小褂，冷冰冰地贴在背上。

时间失去了意义，或许只过了一刻，或许已是半夜。那窸窣声徘徊不去，像一个解不开的咒。我开始在脑子里拼命回想白天的一切，试图找出福永爷话里的破绽，以驱散这冰冷的恐惧。我想起那蛇褐色的鳞片，想起断颈处暗红的浆，想起它无头却仍在扭动的身躯……然后，一个更可怕的念头攫住了我：我砍下的那个头呢？它飞到了哪里？如果身子能找到头，自己接上，那此刻在地上爬行的，究竟是没了头的身体，还是……已经接上了头的、完整的东西？

这个念头让我几乎要尖叫出来。

就在精神行将崩断的刹那，窗外忽然传来一声凄厉悠长的嚎叫。是野狗？是狐狸？不知道。但那声音划破了粘稠的夜，也仿佛惊动了屋里的那个“东西”。窸窣声停了。一片死寂。

我不知何时睡过去，再睁开眼，窗纸已泛出鸭蛋青。屋里一切如旧，地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爬行过的痕迹。阳光透过窗棂，一格一格，落在炕上，明亮得有些刺眼，充满人间的、可靠的温度。

奶奶在灶间拉风箱，呼呼，呼呼，像平稳的喘息。昨夜的一切，恍如一梦。

但我晓得，那不是梦。有些东西，一旦被惊动，便再难回到原处。就像那条废沟，被我们撬开，便永远敞着一道口子，对着无言的天空。而我与这片平原的关系，似乎也从那一刀之后，起了微妙的变化。我不再只是一个懵懂的割草的孩子。我让它流了“血”，窥见了它温厚表皮下的另一种存在：那幽深的、蠕动的、带着古老怨艾的存在。那不仅仅是蛇，是这片土地本身的、沉默的神经，是历史层层淤积的黑暗里，尚未完全死透的记忆。

我依旧去割草，依旧结伴，依旧焖红薯、烤棒子。只是偶尔，在歇息时，当我独自走开，面对一片无名的荒冢，或一道龟裂的田垄，我会忽然感到一种奇异的静默。那不是空的静默，而是满的、充盈的静默。风穿过蓟草和蒿杆的尖啸，云影掠过大地时的匆忙，甚至泥土本身在日光下极细微的、干燥的坼裂声，都被这静默吸收、放大，变成一种低沉的、持续的背景音。在这背景音里，我仿佛能听见更多：听见商旅的驼铃湮没在风沙，听见战马的悲嘶沉入地下，听见无数如我一般曾在此劳作、欢爱、死去的人的叹息，最终都化成了这无边无际的黄土的一部分，滋养着年年岁岁，一茬又一茬，青了又黄、黄了又青的草。

福永爷在一个普通的秋天去世了，无声无息，像一片叶子落回土地。他那关于“线长虫”的告诫，也渐渐被更现实的生活琐屑覆盖。但我再也没有独自靠近过那条废沟。有时远远望见它横陈在坡上的影子，在夕阳下像一道新鲜的刀疤，我便想起那个黄昏，想起那柄泛着青光的镰刀，想起黑暗中窸窣的、寻找的声响。

我终究不知道，那条蛇有没有接上它的头。也不知道，那夜在我屋里徘徊的，究竟是什么。或许，那根本就不是蛇，而是这片平原自身，通过一个孩子的恐惧，向我显露出它亘古的、神秘的、既滋养生命又暗藏杀机的本相。我们在此割草，在此生长，在此做梦，也在此被无声地告诫：有些线，一旦斩断，便永远在寻找接续的可能；而有些恐惧，一旦种下，便会长成你骨血里的一部分，在每一个月光清冷的夜里，悄然苏醒，与你对视。

很多年后，我离开了那片坡，走得很远。见过真正的、汹涌的大河与险峻的峰峦。但在我记忆里，那一片缓缓起伏的、坦荡如砥的坡地，始终是最清晰、也最深邃的坐标。它没有名字，却定义了我生命中最初的广阔与幽微。我背过的柳条框子早已朽烂，割草的镰刀也锈蚀成泥。只有那股新草根的腥甜气，混着烤棒子的焦香，和那股来自地底裂缝的、阴湿的恐惧，奇异地交融在一起，成为一种气息，一种调子。每当我在异乡感到某种无法言说的悬浮与空洞时，我便闭上眼，让自己沉入那片气息。于是，我又成了那个背着框子的孩子，站在天与地巨大的夹缝里，脚下是沉睡或醒着的长虫，头顶是漠然旋转的日月，手中握着一柄锋利的铁，茫然地，等待着下一次挥向不知何物的切割。

而坡，永远在那里。青草，岁岁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