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队医院工作的二十八个月

1968

我曾经在解放军的部队医院里工作过。

时间不长，也就两年零三个月多几天，共二十八个月不到。

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是我人生受锻炼最大的阶段之一，是我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最重要时期。如果说在战场上的366天是我在战争中学习了战争，那这28个月也相当于是我上了两年人生历练的大学校。

我当兵后，无论当班长，排长，参谋，副处长，处长，接触的都是军人，关系都比较单纯，管理起来也相对简单，简单说就是下级服从上级，上级对下级就是“好的要表扬，坏的要批评”。

而部队的医院里，虽然还是军人，但是是男军人和女军人、夫妻都是军人、一家几代人都是军人，老子是军人的基础上，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在同一个单位上班。还有医院的吃喝拉撒，对外交往……。医院就是个小社会。

管理好医院，可不是“好的要表扬，坏的要批评”那么简单。

管理医院，真能锻炼人。

管理好医院，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好院长，同我搭班子的刘雄飞战友就是一个好院长，人品好、能力强、技术拔尖还沉着稳重。我作为政委作为党委书记，但在医院建设和医院管理上，还主要是听他的。

刘院长真不简单呢，性格比我好，资格也比我老许多，他1961年入伍，我68年的。

我离开医院后，他后来提升到南京军区福州医院当院长，后来是国家技术二级，相当于大军区正职还高，退休工资起码是我三四倍不止。

我到医院工作，不是提拔、不是重用、也不是贬职流放，也不是医院特别需要我。而是平职调整、临时安置，就是临时找个位置放放而已。

打仗回来后部队大整编，一军同六十军合并，干部多余出来了，我去上学了。南京大学读了两年，毕业回来，组织上舍不得让转业。正好医院的老政委是1956年入伍的，当兵比我早十二年，该退二线了。上级就决定让我去临时顶上。

是临时的，组织谈话时就说是临时的。

组织上说：临时的，去了不需要管什么事，顶多半年，半年以后再调整。军长也给我说：怎么办，又不能设个后勤部长助理，没那个编制呢，先去（医院）吧。

说的是半年，一去就是二十八个月，四个半年还多。

不过后来还是调整了，还是平职调动，后来到一师当了后勤部长，这是后话。

当兵以来，主要是干军事和后勤，一天政工干部没当过，包括副指导员，政治干事的都没有当过，直接去当政委，况且在全院里的科主任以上人员中，属我最年轻、还是职务最高（当时刘院长还没当院长，而韩院长已经调走了，张政委也已经调出了），别人还以为我是被重点培养重点使用呢。

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哪里是重用呀，就是找个地方临时放置一下而已。也可能领导不完全是这么想的，也许是领导有意锻炼自己呢，也许领导觉得是金子放到哪里都发光呢。总之，既然去了，就好好干。能在政工岗位上创出一片新天地，也好。

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主要经历了、或者说参与了、或者说参于领导、参与决策了医院建设的几件大事。分别是：加大医院对外开放力度；医院改为文职单位；医务人员评定技术职称；创建南京军区先进医院；活跃医院文化生活；密切内部干群关系和军队与地方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政治敏感事情的妥善处理等。

我经历的这些事情，在与刘院长的密切配合和全院的共同努力下，大部分都办的相当漂亮，也有的由于我的政治经验不足，有的事情留有教训和遗憾。

我到了医院，就像我在前线打仗时那样，喜欢下基层下一线，喜欢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我除了正常的深入科室深入临床以外，利用休息时间走访了全院正副科主任（护士长）和老医生的家庭，走访了大部分干部（战士）的单身宿舍和集体宿舍，了解他们的家庭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愿望，拉近同他们感情上的距离。

关系融洽了，相互之间啥话都敢说。其中一个科室的主任给我说，他们全科人员别出心裁地要求集体同政委“对话”。意思好像是只同政委对话。我爽快的答应，确定了时间我就去了。又不方便让领导们都去，我带了一位干事一位医务助理员和营养师一起参加。“对话”会上，他们科室人员真敢说，意见也多。我让他们放开说、尽管说，说的不说了我来说。我该解释的解释、该道歉的道歉、该做出改进措施的也说出初步方案，逐条的回复问题。最后他们科主任做总结。他说他们原本想的是政委都不敢来的，不但来了，回答的大家还比较满意，还说他们也理解院领导，有些事情医院也有难处。

常言说同行是冤家，军队驻军医院同当地医疗机构的关系，往往比较微妙。我发现有不少拆我们台非议我们贬低我们的现象，有时候一件小事都能嚷成仇恨，比如某某医院新大楼开业，说是邀请我们了我们没有去参加是看不起他们，要同我们断绝关系。

针对这些情况，我征得刘院长的同意，我要对地方医院大走访。我想光是我去走访是不行的，我一人份量不够。我找到市卫生局局长，请他安排一名副局长同我一起去。这样一来，有市卫生局的正式通知，有副局长陪同，加上我们的政治干事、医务助理员，浩浩荡荡的，说的是考察学习，实际是疏通关系拉近感情。

我们先后走访了长兴、德清、南浔、安吉、泗安和市区各个医院。使大家都理解九八医院都支持九八医院。后来地方卫生系统展开系统大会，还特邀请我在大会上作了军队医院尽力为当地群众服务的专题发言。当地医疗系统许多人都知道九八医院有个高政委。

医院的干部转业，许多都转到了当地，落户到当地，还有许多依然住在医院原来的房子里。这样经常来来往往的，难免相互有些意见和矛盾，有些在地方上也不帮原来的自己单位说好话。我觉得他们也是医院联系地方的一个窗口，是医院的一支宣传队伍。我要缓和这个关系。

我去医院不久就要春节了，就决定这个春节请所有转业到当地的原医院转业干部吃饭，正式名称叫做“转业干部座谈会”。那是早在1988年的春节，在此之前，还没有听说哪个部队敢这样干过呢。后来我到一师，又把这个做法带到一师了。假如放到现在来看，也许就属于不正之风，也许是违反了什么规定。但是当时因为还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没有这种规定。所以，我那不叫“违反”，可以归纳为政治工作创新。

医院的对外开放步子是逐步放大的，我们那时候步子就更大了。在刘院长的主持下，制定了更大胆更科学的方案，医院的经济效益很快就翻了几番。医院经济条件好了，医疗条件改善了，设备也齐全也先进了，干部战士的福利也大大改善了，形成了医院发展的良性循环。

在医疗改革这方面，我不懂，也绝不去不懂装懂瞎掺乎。这方面，百分百听刘院长的。这方面，我倒是起到了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的作用。我在政治上把关。我亲自起草了针对开放改革的政治报告，除了在大会上宣讲这政治报告外还作为正式文件印发。

那政治报告的主要观点：

我们的对外开放是“我们军队医院在坚持以军为主，以为军队干部战士服务为主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

“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医院的整体效益。整体效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而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

“在整个改革中。“一切向钱看”的倾向是我们所首先坚决反对的。”

“如果出现了经济效益增值而社会效益贬值的情况，那么，从整体上说我们失败了。如果哪个科室出现了这种情况，也将是令人痛心的。”

医务人员改为文职并首次技术职称评定，是个很复杂的工作，难度很大。本来大家都在一起工作的，工资待遇都差不多的，这一下子就拉开档次，分出来高级，中级、初级，分出五六七八九十了，由于指标比例的限制，即使是同一样条件的，不一定就是同一级别了，评上高职的不一定就有过人之处，没评上的也不一定会有过硬原因。要能使大家都意见不大都想的通，必须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只能是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对于重点对象重点人，我只有亲自上门做工作。我把“职称”和“称职”分开来说，没职称的不是因为不称职，而是两个包子只能一个人吃，又不能掰开一分为二，只能是有人谦让，机会总是会有的，领导一定不会忘记谁。

有一位后来已经是技术五级享受副军级待遇的在职科主任，现在见了我还说仍记得当时我同他的谈话内容呢。

（此处有被遮蔽的段落）

我去医院之前，医院里就有几件很挠头的事情，一件是“非法刊物”，一件是“偷听敌台”，还有几件其它的。

有的领导阶级斗争观念和原则性强，喜欢把小事往大里说，喜欢往严重性危害性上说。我也有原则性，我的原则是彻底分清是非，并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的个人前途和终身影响。

比如“非法刊物”，就是一个护士把自己写的诗歌印了三四十册，不就是像领导的讲话稿印了几十份发下去是一个道理嘛，算什么“非法”算什么“刊物”。

比如“偷听敌台”，就是一个医务人员爱学习外语，有时候打开收音机听听外台的英语，谁能证明那就是听“敌台”。

这两件大事，我都不与认可。其中那个“非法刊物”的事情，我在一次会议上说，不能算“非法”也不能算“刊物”，一个干部当场就撕破脸给我顶了回来，说那“是军里骆副主任定的，你想怎么样？”我虽然没把这话接下去，但我就是不认可，骆副主任也不是法院，也不是法院判决。

其实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是在我的领导下我不能冤枉任何人，不能因为一件小事而害了人家一辈子。

为了活跃医院的文化生活，我非常充分地利用了“5.12”国际护士节，把这个节办的比春节还热闹。在这个节日期间，要表彰先进护士和先进医生，特别是要进行医院内部的文艺演出、组织节目比赛。各个科室提前许多天就排练节目，我们院部机关也出节目——红色歌曲大合唱，我作为政委亲自上台当指挥，虽然我不懂音乐不会指挥，主要是为了渲染气氛。

我利用原来同军运输处熟悉的这层关系，让运输处向军区申请给我们医院分配了一台大客车。大客车到了，我让医院作计划，利用星期天组织医院人员轮流去上海、苏州、无锡、莫干山等周边著名景点游玩。这个，当时在一军范围内恐怕也绝无仅有。这事儿，事后想想挺后怕的，万一出了事故，我恐怕吃不了兜着走。一般老练点的政工干部都不会这么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我在医院里，也做过非常遗憾的蠢事。印象深的有两大件。

一件是因为我对医院的特点认识不足，一件事是由于我的政治经验不足。

刚去医院，我脑子里还是正规部队正规化建设那一套。早上要吹起床号，大喇叭要放红色歌曲，除医务人员外的战士们要列队出操，出操要喊口号。这样几天下来，弄的上夜班的人们刚刚睡下就被吵醒了，大家很有意见。等有人反映上来了我才意识到。

一个地方一个规矩一个单位一个特点，我倒是疏忽了。马上自我否定，马上改正。



我的政治经验不足，表现在我要开“党代会”，就是要开中国共产党第九八医院党员代表大会。

医院很多年都没有召开过党代会了，上级也没有明确要求一定要开。我是看集团军开了，我作为集团军党代会代表参加了，还被人开玩笑的投了我当军党委委员的一票（只有1票，也是不在候选人名单而被投票的唯一一人，主席台上坐着的领导听唱票者唱到我的名字都捂嘴笑了）。

回来了我也要开党代会。

党代会本来挺顺利挺隆重挺喜庆的，问题出在了投票选举上。

本来医院党委的党委委员都是约定俗成的，委员有机关部门领导和院领导组成，书记由上级党委任命。

而既然开党代会了，就有个选举程序。选举就要先提出候选人人选来。

那时候有了新名词叫“差额选举”。差额选举是相对于等额选举而言。像我们国家重要选举都是等额选举，万无一失。

国家的许多机关也有差额选举，但是，差额选举学问很深的。我就是因为缺乏政治经验，不懂这方面的学问，捅了娄子。

差额选举，对那个“差额”，很有讲究。比如要选五个委员，除了五位一定要选上的作为候选人之外，还要备上一两个“差额”，这差额候选人无论资历无论影响力知名度，都要与准备让选上的候选人拉开较大差距，立足于他选不上。

我这没干过政治工作的，哪懂这个。我们是从七个里选五个。七个候选人都是优中挑优的很优秀，特别是那两个来自科室的“差额”，很优秀也群众基础好。而我们机关领导里，由于平时干事多管事多，出力不讨好的现象常有，难免有的群众有意见。在正式选举时，结果该选上的没有被选上，两个“差额”全高票胜选了。

虽然依然我是书记无疑，但整个选举出了这种不该出的意外，不仅对不起本来应该选上的同志，同时很不利于整个工作的开展。

这责任，主要在我。

当然上级也有责任，我们的候选人名单，是在上级那里备了案的，上级把关也马虎了，可能出于对我和我们班子的绝对信任。

后来我转业到地方上工作后，听说浙江在选举省长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出了这情况的当天，省委李书记马上就被通知去北京汇报情况了。我还好，当时上级没有因为这事找我谈话，但是我自责。

每当想到九八，就为这事而愧疚。本来就不该组织召开那个会，军队多数单位的班子都不是选出来的，而是配备的：本来就不应该采取那个差额选举，党代会等额选举是常态；更不应该的是，不能那样确定差额候选人，我懊悔我的糊涂，懊悔我初当政工干部的盲目性，想起来都是教训。

不过，我完完全全都是出于一片好心，出于把部队建设好的责任心和事业心。

人生，是部纪录片、艺术片。我很欣赏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叫做“艺术人生”，这个名字起得好。

这些年来，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似的，回顾自己。

我从当新兵、从连队通信员写起，写了当排长时期、团司令部炮兵参谋时期、军战勤处战勤处长时期、师后勤部长时期以及临转业前的“将军梦”时期，就是缺乏了当政委时期。

这两天，把“政委”时期写出来了。

总体上，在连队、在团机关时期是打基础；在军后勤和当处长是大飞跃；当政委时期是在锻造、在锤炼、在打磨、在雕琢；到了当部长时，尽管依然那么泼辣和胆大，但成熟老练许多。

当政委，特别是在九八医院当政委，对我的挑战很大，也锻炼很大，也使我成长了许多。

我感谢领导为我提供了那一珍贵的成长机会；也感谢刘院长和九八医院全体战友对我的关心、爱戴和宽容。

《第九八医院简介》

第九八医院前身为吴兴福音医院，

创建于1911年，

是美国人费雷德.普鲁斯.孟杰创办的一所教会医院。

孟杰于1911年初到达湖州，1912年在吴兴城北天宁巷开办诊所，定名湖郡医院。1916年诊所扩迁至湖州马军巷，定名吴兴福音医院。

1919年在现址开始筹建。

1922年病房大楼奠基，1924年落成。

1937年 ～1945年 医院曾一度沦为日军临时军事指挥机关。

1949年4月 湖州解放。

1951年6月 华东军区接管，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第八陆军医院。

1954年9月 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八医院，归浙江军区领导。

>1957年12月归南京军区后勤部领导;

>1961年8月归第二十军领导;

>1975年7月归第一军领导;

>1985年9月归第一集团军领导;

>1999年4月医院转隶联勤第十三分部;

>2016年9月医院转隶东部战区陆军;

2018年9月 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二集团军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