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辰光到当兵时的样子

黄源顺

　　从小受到传统教育的感化以及二姨夫、堂兄弟参军入伍的影响，崇敬军人热爱解放军的我有了成为一名军人的梦想；因逃避当国民党的兵而背井离乡的父亲支持儿子当共产党的兵；1976年我梦想成真，履行了3年11个月的兵役义务；在八一建军节前后免不了回忆起当兵前后点点滴滴的趣事，尤其是47年前那位并不老的“老大娘”去部队看儿子的情景。

　　从小就有当解放军的梦想。黄继光、邱少云等是我最为敬仰的英雄；江阴老家二姨夫和有才哥、文其哥是我效仿的榜样。

　　10来岁的我穿着喜欢与解放军叔叔看齐。那个年代曾经发生“飞帽子”也就是抢军帽的事件，我不幸遇上了；那年江阴亲戚送给我一顶军帽，我爱不释手甚至睡觉也想戴在头上，有时还经常戴着“招摇过市”；一天在华山路行走时被一个同龄男孩一把抢走，我拼命追赶并把那人逼到弄堂尽头，没有想到他拿出一把不小的刀在我面前晃晃，要夺回军帽还是可能被刺伤？在我稍微犹豫之时那人消失不见了，我在马路上嚎啕大哭，企盼警察叔叔或路人帮我夺回我的帽子；印象中父母认为不被人刺伤是最要紧的。

　　中学毕业后我分配工作的去向之一是去崇明东风农场务农，作为红卫兵干部我被工宣队师傅和班主任老师反复动员后不仅去农场参观考察还写了到广阔农村锻练的决心书；至于参军入伍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或梦想。

　　我经历了3次征兵体检。第一次是征招潜艇兵，来到体检中心看见穿白大褂医生我的血压飓升：110-170，医生嘻皮笑脸地嘲笑我：当什么兵？赶紧坐救护车去医院吧；第二次是征招飞行员，看见穿白大褂我的心理状态就不淡定了，即使事先在家用了吃醋蛋等降压偏方也无济于事：110-165；第三次是征招普通兵，失望的我不愿意再去体检，有人鼓励我再去试试，当作一次白相（玩），结果全部合格了。

　　《应征青年入伍通知书》长得是这个样子。她从爸爸手头传到妈妈手里，又传到姐姐和邻居的手里；她第一次“飘落”到我们这幢住有20多户居民的西式洋楼里，我为自己成为楼内第一个军人感到骄傲。

　　与我一起被批准应征入伍的同学来到学校参加座谈会，这是第二次见到部队来沪接兵的山东兵刘芳、四川兵康有民，第一次是他们家访时见到；离正式军人只差一步的我们，对军人的名称更加崇拜，对军人的气质更为敬佩，对鲜红的领章和闪闪红星更为想向往了。

　　发放新军装的地点是在愚园路1240号的长宁区人民武装部，篮球场上已有不少 “摊位”，新兵排队来到第一个“摊位”，发放人在我们双手上放置一条约4斤重的棉被，这个动作就象新疆人献哈达一样，然后每移一个“摊位”都有一件物品放上，军衣、军裤、军鞋和袜子等；待各个“摊位”全部走到，每个人捧的物资已经堆积到颈脖处。

　　发放军衣被装后，又给我们每人发了18元的津贴（第一年的兵每月津贴是6元，一次性发3个月），这是我人生第一笔工资性收入，让我有点兴奋；回家后我发现妈妈一声不啃、傻傻地望着我，我明白她悲喜交加的心理，把刚发津贴强塞到她手里，妈妈强作微笑，将钱塞在我手转身往外走去。

　　老同学梁镇宁、朱家晔、段平、张文彪来我家与穿着新军装的我合影。

　　1976年3月4日是启程出发的日子。我换上了散发着樟脑味、有明显折痕的新军装，爸妈看到我那神气打扮，流露出满意和自豪的笑容，待我整理好全部行李将要出发时，妈妈噙着眼泪对我说：“侬不要去当兵了”；我惊诧地望着愁绪万千的妈妈，还有14天才18岁的儿子要出远门，当然有无数放不下的理由；我悄悄地把1张10元面值钞票塞在八仙桌抽屉里就离家了。

　　我们部队名称是济南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番号为86045部队，张姓校长是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正师级干部，在他的办公大楼旁有一架退役的、在朝鲜帮助他击落美军飞机的米格15飞机；航校共有四个团：第一训练团在江苏徐州、第二训练团在山东周村，这二个团为飞行学员的初级训练基地，飞机为初教6型；第三训练团在江苏盐城、第四训练团在山东济南（1979年调防安徽蚌埠），这二个团为飞行学员的高级训练基地；校部和我们第四训练团安营在济南市郊的同一大院，隔了一条土路是军民两用机场，一条长约4000米，厚约1.5米的水泥飞机起降跑道，几十架不同机种的战斗机、教练机昂首挺立在滑行跑道的一边。

　　新兵连安排在三幢日本式的旧营房里，我们3个上海、2个浙江、3个山东和1个河北兵被分在一个班；走进房间有10只木制单人床，在四川籍班长的指挥下，我们各就各位。

　　新兵连立正稍息正步走等课目的训练很辛苦，伙食也不好，基本上早餐盐萝卜、中餐炒萝卜、晚餐煮萝卜；新兵训练全部完成后颁发领章和帽徽；我们到济南郊区名为段店的小镇上照相；回到连队跑进饭堂看到饭箩里的饭没有黄色的（大米与小米放在一起烧煮称为二米饭）：“哈哈！今天可吃纯大米饭了”，大家把能盛半斤饭的碗盛得满满的，在红烧箩卜的配合下很快把饭“消灭”；我又盛了满满一碗，走进伙房盛了一勺酱油浇在饭上又很快“消灭”，现在回想当时1斤米饭是如何下肚真难以置信。

　　新兵连训练结束后我们上海兵都入学第十三航校机务教导队参加近半年的专业培训；我被任命为第17班班长，班里“清一色”上海兵，别看我们班的遵守纪律等方面小毛病不少，但在机务学习上从不含糊，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的；我本人的考试成绩为99分，所扣1分因标准答案“充入”而我答题“充进”，气不过的我与教员交涉无果后找到教导队最大领导--陈队长。陈队长说：只要我当队长手下学员绝不可能有100分，现在你得99分都是破天荒的事；如果再争辩我立马把你的分数改成59分，你信不信？如果现在乖乖地走，或许你在毕业时会有个嘉奖；最后恶狠狠的对我说：“滚”；当时我是如何狼狈不堪的巳经记不清楚了。

　　不知哪个战友无意间透露了我在上海征兵体检时血压很高的情况；军医严肃地说：一个星期之内给你测血压，如果确实高就作为“退兵”把你退回上海；前5天可怜的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等待”军医来测血压，第7天凌晨4:00许军医蹑手蹑脚来到我们房间，待他测了3次我才醒来，睡意朦胧的我急切问道：怎么样？军医轻声骂道：谁他妈的那么缺德。

　　我的工作主要是做涡喷5型发动机飞行50小时、100小时和200小时后的定期维护保养和更换发动机等；上图是我的工作场景，9个长圆桶型是发动机的燃烧室。

　　穿着空军地勤服的我，背后是我出的黑板报；刚到部队时看到穿黑衣服的人心里暗想可能是劳改农场的人，差点闹出笑话。

　　在我当兵的第二个年头也就是1977年，不到50岁的“老大娘”独自一人从上海千里迢迢来到山东济南。

　　进入部队大门后，妈妈迫不及待地找寻儿子，在穿统一军装、戴军帽的兵营里她感到当兵人的脸都是一样的，为找不到儿子而着急。

　　妈妈被部队首长和战友误认为是我的姐姐；我与妈妈在营区行走少不了对方的注目礼；遇到首长时我会行举手礼，妈妈说你们走路也蛮忙的嘛。

　　妈妈知道我的领导（机械师）叫张二丑。

　　妈妈还知道与儿子一起当兵并分在一个机械分队的有三个姓黄的上海兵，根据身高排名为大黄、二黄和三黄；大黄的名字与儿子名字只差一个字叫黄忠顺，三黄叫黄佳明。

　　济南籍战友张光耀陪着我和妈妈前往市区旅游景点游玩，还邀请去他家做客，品尝山东饺子。

　　据说长宁区人民武装部把这个奖状敲锣打鼓地送到我父母手中。

　　1978月9月我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几个月后季仁发指导员、杜长贵中队长选派我前去江苏接兵；这在当时不论干部还是战士都是想都不敢想的好“差使”。

　　与同去接兵战友受邀在泰兴县刘陈公社门口留影；在那段日子里，我吃的是公社食堂，好像每餐都吃红薯；住的是公社办公的“四合院”内值班室，到了晚上就我“孤家寡人”；行的是坐“二等车”（自行车），经常有人免费送我但我坚持付费；有时被安排在应征青年家吃饭，临走一定要留下0.10元饭钱；也许记性不错，对部分应征青年人和姓名的对号入座准确无误，还能说出部分人家庭住址和父母姓名，得到评价是：“解放军叔叔厉害、上海的解放军叔叔真厉害”。

　　接了新兵后又前往江苏盐城的第十三航校第三训练团进行新兵训练；当了几个月的黄班长后，我圆满完成任务回部队；我是从山东济南出发前往江苏接兵，此时部队已经调防到安徽蚌埠；虽然我身穿军装、军容风纪良好，但自己的“家”在哪里根本不知道，值勤哨兵以“从未遇到此情”为由通知四中队派人到营区大门口接我，我被当成外人的感觉真不太好。

　　1979年2月17日，团部召开由排以上军官和党员士兵参加的紧急会议，聆听了团长宣读中央军委关于中越自卫反击战的命令；不久我们在蚌埠照相馆拍摄“遗像”后，又在军衣军帽领章上写明部队番号、个人血型等。

　　1979年下半年一年一度的老兵复员工作开始了，退役名单中有我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一天团参谋对我说：“根据团部卫生队、空军巢湖飞行员疗养院医治耳膜穿孔、严重腰肌劳损的病历，你符合审领《残疾军人证》的条件”；对此一点没有思想准备的我开玩笑地说：“你平时给团长做参谋，今天给我这个小兵的参谋参谋”；他说:“农村兵，残疾军人证一定要；但城市兵应认真对待；我确有三个担心：怕老爸老妈伤心、怕分配不到好工作、怕找对象遇到想象不到的问题，于是在申领残疾军人证的文件上签字放弃。

　　1980年1月我十分遗憾地离开部队，返沪途中与金鑫、陈生、李玉良等在南京停留游览。

　　　复员后先后在公交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

　　短短几年的军营生活，奠定了我们终生的战友情谊，并成为引以为傲的骄傲和财富。

　　　 　《我曾是个兵》

黄源顺

时光如白驹过隙，悠悠岁月弹指瞬间。

48前，未满18岁的我们穿上新军装，搭乘9256次军列离别上海，来到山东济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第四训练团，开始难忘的军旅生涯。

1976年是极为不寻常的一年：政坛巨星陨落、唐山天崩地裂、黄河洪水泛滥、部队战备状态以及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粉碎“四人帮”等等等等，初次离开家乡的小兵们度过了一段紧张、迷茫的生活。

我们忘不了在新兵连站队报数、队前唱歌、操场跑步等场景，立正的动作要领“头要正、颈要直，两眼平视前方”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忘不了在教导队学习机械、仪表、特设、无线电、军械等专业理论遇到困难，互相勉励、共同进步的场景，飞机构造图、燃料系统图、液压系统图等至今依稀呈现。

我们忘不了在抗震救灾和抗洪救灾中发挥子弟兵作用奋勇向前的场景，入住抗震棚备勤值勤、在黄河大堤上扛起几十斤重的沙袋来回奔走等时常浮现眼前。

我们忘不了在零下10多度的停机坪或在50多度的座舱内从事飞行保障和定检维护度过的艰辛日子；守卫祖国空天、海岸和边疆，守护人民家园、国土和边防是机务兵的理想和心愿。

我们忘不了1979年2月17日自卫反击战开战后，年轻军人以剃光头理短发、书写参战申请甚至遗书，彰显血染疆场、埋骨他乡的意志和决心。

如今，当年稚嫩帅气的小兵现已成为年过花甲的老者，但军旅生涯中的“记忆碎片”却时常浮现在眼前，为我曾是个兵感到欣慰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