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迹与政声：被遗忘的新喻令包世臣

南心

墨迹与政声：被遗忘的新喻令包世臣

作为一名新余人，更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包世臣这个名字，于我而言，最初只与一部煌煌巨著相连——《艺舟双楫》。那是无数书法人案头必读的经典，是理解清代碑学、探求笔法奥义的钥匙。但我深知，它远不止是理论，更是吹遍清代中后期书坛的一声号角。正是包世臣振臂高呼，倡导碑学，让无数书人从柔靡甜腻的“馆阁体”中惊醒，转而向汉魏碑刻去寻求雄强、古拙与真气。他创造的“始艮终乾”笔法，他提出的“气满”之说，不仅是一种技法，更是一种审美革命，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吴熙载（吴让之）、赵之谦、康有为等一代大师，掀起了晚清书法的波澜壮阔。

在我心中，包世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书法革新者，他的名字，是由那些力能扛鼎的墨迹和扭转乾坤的理论构成的。

然而，我从未想过，这位与我隔着时空对话的宗师，竟曾是我脚下这片土地的父母官。更让我惭愧的是，这一段至关重要的经历，却在他显赫的艺术声名中被悄然隐去。每当我向人问起，或试图在地方史料中寻觅他作为“新喻令”的详细传略时，得到的总是一片模糊的沉默。

幸运的是，我们身处一个信息可以被不断挖掘的时代。借助发达的网络，我一头扎进了故纸堆和网络的海洋，将那些散落的碎片一一拾起、拼凑。渐渐地，一个与《艺舟双楫》中那个冷静思辨的理论家截然不同的包世臣，在我眼前清晰起来。他不再是纸上的宗师，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想、有风骨，并最终在我家乡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出悲壮剧目的孤独行者。

故事，要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那个秋天说起。

那是一个王朝的黄昏。正是在这风雨飘摇之际，年逾花甲的包世臣，终于等来了他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实授官职——江西新喻知县。

当他带着几箱书卷踏上新喻的土地时，他看到的，是漕弊之下民不聊生的惨状。一张由官吏、乡绅、胥吏织就的巨网，正通过“浮收”与“勒折”，榨干着新喻百姓的最后一滴血汗。这与他书法上所痛斥的“俗书”之弊何其相似——皆失其本真，皆为外在形式所困！书法要“气满”，为人、为政，更要有一股为民请命的“正气”！这与他书法上倡导的“返本溯源”，力挽“馆阁体”之颓风，又是何其相似！

于是，他动了真格。他顶住“百年旧例”的压力，张榜公告严禁浮收勒折；他微服私访，将漕弊的罪证一一记录；他更是写下数千言的《密禀清折》，向上级痛陈时弊，请求革故鼎新。那支曾写下《艺舟双楫》、创造出无数“始艮终乾”笔法范例的笔，此刻正蘸着血与泪，书写着一个儒者的风骨与担当。

然而，他低估了这张网的毒辣。一场由劣绅胥吏煽动的“闹漕”爆发了。当他站在县衙台阶上，一块飞石击中了他的额头。鲜血，染红了他苍白的须发，也染红了他那颗炽热的心。

这血，成了政敌弹劾他的最好证据。不久，一纸罢官令送来，将他所有的理想与努力，击得粉碎。

罢官后，他赋闲南昌，最终选择移居南京。早在四年前，他已在南京北门桥外购置宅邸，为自己的暮年留下了退路。在这座六朝古都，他虽远离了官场，却离艺术的本真更近了。他将新喻的壮志未酬，尽数倾注于笔端，编辑完成《小倦游阁文集》，更将一生的经世之学与书法理论，系统性地总结进《安吴四种》之中。他的书法理论与实践，如同种子，在弟子吴熙载等人身上开花结果，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家。直至咸丰乙卯年（1855年），这位新喻前知县、书法一代宗师，在南京的寓所中悄然离世。

当我从史料中读到“在南京去世”这几个字时，心中五味杂陈。我想象着那位老人离开新喻时的落寞背影，新喻的山水，见证了一位书法宗师最失败，却也最光辉的政治实践。

今天，当我再次翻开《艺舟双楫》，或看到他那欹侧多姿、力道千钧的书法作品时，字里行间仿佛有了新的生命。我仿佛能看到，他那强调“中实”的笔法，正是他刚正不阿的为人；他那追求“气满”的境界，正是他心怀天下的胸襟。

世人记住了他作为书法革新者的赫赫声名，他的作品与理论，至今仍是书法人绕不开的高峰。然而，他在新喻那短暂而悲壮的为官经历，却几乎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这段被尘封的历史，因现代的便利而重见天日，满足了我作为一名新余书法人的写作宿愿。

包世臣，他不应仅仅是书法史上的一个符号，他更是新喻历史上一位值得铭记的知县。他的墨迹，流传于世；而他的政声，虽短暂如惊雷，却足以穿透历史的迷尘，在我心中留下永恒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