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张泉 <b>碾盘沟 </b>2025年2月19日 河北 原载《生活》杂志2007年3期 石家庄双凤山陵园沙飞雕像 李君放摄 “他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在五子女心中，父亲沙飞便是这样的形象。然而，已届知天命甚至古稀之年的子女们，依然在为了父亲而奔走，为了那个永远38岁的父亲。 沙飞的长子王达理、长女王笑利，在1980年代随母亲王辉往来京粤两地，为沙飞平反正名。终于在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消原判决，恢复党籍。 与沙飞同时代的老摄影家们搞摄影展等纪念沙飞。就在一切看起来尘埃落定之时，1995年，沙飞的二女儿王雁横空出世。她策划的“沙飞摄影展”，从广东一路燎原，全国巡展让人们终于开始重新打量这位已被遗忘多年的天才摄影家，他的生与死，他的爱与憎，他的照片与人生。影展惊动了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主席、多年来研究沙飞、为沙飞平反而奔忙的蒋齐生老人，他惊讶地问王笑利:“沙飞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女儿？” 王雁做的事情是前人所未曾做的。她是一个天生的活动家，快人快语，立竿见影。在短短十二年间，她策划沙飞摄影展、沙飞摄影奖，整理出版《沙飞摄影全集》，收集整理材料撰写《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她的工作将在2012年沙飞百年诞辰告一段落，她最终想完成的是关于沙飞的大型记录片、电视剧和电影。蒋齐生临终前选择将自己收集的所有资料都交给王雁，显然极有眼力。 2022年8月，王雁在插箭岭长城寻找沙飞长城影像之《不到长城非好汉》拍摄地。 李君放摄 王雁的工作漫长而艰难，刚刚获得具有缝合希望的线索，这些线索便可能随着老人们纷纷离世而断裂。她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诸多中断的线索重新串联起来，并且乐在其中。她用刨根问底的姿态追索“沙飞照片背后的故事”，那些人那些事，她对那个时代充满好奇。沙飞于她，已不仅仅是几乎素未谋面的父亲，而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个时代的人”的代表。也就是在这十二年间，淡出新中国历史的沙飞重新君临。 在这些寻访中，时间是唯一的障碍。除了老人们的辞世，每个人的回忆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千差万别。王雁在平遥时见到摄影评论家顾铮，顾铮告诉她，将来会有人研究沙飞的，你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收集和整理材料。她将自己的苦恼告诉顾铮，得到的回答是，那你就把所有的版本都记录下来。王雁确实这样做了。《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中便纠结了诸多不同版本的回忆，譬如张致祥对于画报社分家和沙飞精神问题的解释，譬如究竟谁看到了那次争吵谁不可能看到。与其说《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是一本传记，毋庸说是一部断代摄影史资料汇编。 王雁说:“现在还不是总结的时候，而是处于一个过程之中。”但她还原沙飞的过程，她的态度和操作方式，已经成为整理中国摄影史独一无二的范本和资料来源。 因为鲁迅们，沙飞成为昨日之沙飞；因为王雁们，沙飞成为今日之沙飞。 2022年8月，王雁在宁静安堡长城寻找沙飞长城影像之《在古长城上欢呼胜利》拍摄地。 李君放摄 这些人这些事很有意思 《生活》：你为沙飞做的事情，采取的方式和获得的成效似乎不同于常人。 王雁：现在回想起来，我走的路其实是和传播联系在一起的。 1992年，摄影界为沙飞80岁诞辰搞了一个纪念活动，好像画了一个句号了，然后大家就不提这茬了。当时只有北京摄影圈里的一些老前辈关注沙飞，像蒋齐生、罗光达、石少华、吴印咸等，他们是权威，他们回忆、评论之后，哪还会有年轻人再去评沙飞。 1995年，我的工作没那么紧张了，一次和《深圳特区报》的朋友随意说，想给我父亲搞个摄影展览。他说，搞展览要有个由头。他没解释，但是我马上明白过来，就是要有一个原因。刚好那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我就策划了“沙飞、石少华摄影展”。而且我不回避沙飞的死因，以前大家都遮着捂着不能谈的东西，到1995年，一下子都讲出来了。其实都讲出来也就没什么了。很多事情谈出来反而好。 当时很多人几乎没听说过沙飞，但是照片一展出，大家全都惊讶了，并且知道，原来沙飞是这样死的。1995年在广东，给了大家一个震惊，众多媒体全面报道沙飞。 那一年我也做了一些其他工作，到北京采访了很多老将军，其实开始我只是想看望杨成武、肖克这些我父亲认识的前辈，结果两个星期采访了30多位，当时10位在世的上将我采访了7位。广东电视台用这些采访资料搞了一个大型抗战纪录片，他们当然非常配合宣传两个广东摄影师的抗战摄影展览。 2025年9月，王雁在宁静安堡长城寻找沙飞长城影像之《战斗在古长城》拍摄地。 李君放摄 《生活》：当时是怎么打算的？ 王雁：刚开始的时候，是走到哪一步是哪一步，没有长期的规划。2002年以前，也没认真想过应该怎么做。别人提议，我觉得对的，就做。安哥最早提议，你一定要整理出沙飞全部的照片。我说，为什么要整理他全部的照片呢？比如同一个场景他拍了很多张，为什么要都拿出来。我根本不懂摄影，不过幸好我觉得人家有道理就马上去做。 《生活》：怎么想起写《铁色见证》的？ 王雁：吴少秋在2000年提出，你应该写关于沙飞的书。在此之前我一直想着能有作家对沙飞感兴趣。 1996年，我自费出了《沙飞纪念集》，给全国很多知名作家和百佳新闻工作者都寄去画册。很多人都回了热情洋溢的信，冯骥才专门打电话来，说他一定要写沙飞。我想，这么多作家、记者对沙飞感兴趣，他们一定会写沙飞。 我一直忙于收集资料，1997年7月，蒋齐生去世前，把他收集的材料托我姐姐转交给我。后来姐姐把她的采访笔记、写了8年的平反日记都交给我。我全部接受了。这些好像都是很自然地在发生，当时并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我等了很久，终于明白，没有人会为了沙飞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不得不考虑自己动笔。2002年在平遥，顾铮告诉我，将来会有人研究沙飞的，你要做的就是整理材料。我问他，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版本。他说，那你就把所有的版本都整理出来。 这本书应该说不是我写的，而是我把蒋齐生、顾棣、姐姐和我的采访笔记整理出来，完成的。 我现在一直在寻找沙飞照片中的人，以及沙飞全集以外的照片，我觉得，这些人、这些事都很有意思。 2022年8月，王雁在石家庄双凤山陵园父亲沙飞雕像前。 李君放摄 《生活》：除了你之外，还有一些人也在关注沙飞吧？ 王雁：有人关注沙飞。但有的人只是对沙飞的某个方面感兴趣。比如严欣强父子，他们寻找沙飞拍摄的长城照片的原拍地，更多是出于对长城的兴趣。 北京《万里长城百年回顾》摄影展，英国人威廉.林赛收集的多幅老照片里，中国只有沙飞一个人拍长城。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没有其他人有意识地拍摄长城。这些信息其实我并不知道，但是当这些信息传到我这里时，我自己都觉得，父亲真棒。 以前接受的信息是，沙飞教他的学生都不准摆拍。但是严欣强带摄制组去河北涞源找长城拍摄点的路上对我说，那里好像不是现场打仗的地方。我马上问他，什么意思。我知道，父亲从来不摆拍。结果到了现场一看，对面山那么远，那个小手枪明摆着打不过去，如果是打山下的鬼子，姿势也不对。当时我受到冲击，那张照片明摆着是摆拍的！编导就说，你们连这都不明白？沙飞在搞创作。可是我父亲的学生顾棣就坚决不肯承认沙飞是摆拍。因为父亲对学生们讲，不准摆拍，一定要抓拍。所以顾棣至今不能接受沙飞哪张照片是摆拍的。 但是，想想看。日本侵略中国时，他们知道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所以他们在长城上耀武扬威地拍照。如果没有沙飞的这些照片，那么我们中华民族不是挺悲哀的吗？ 沙飞就补了这个空白。他是要把这个信息告诉全世界、全中国，长城上还有中国军队在坚持抗战。其实他想得很远。他有他的准则，他知道自己在干的是什么，挺前卫的一个人。 2022年8月，王雁在平山县曹家庄晋察冀画报社驻地和沙飞房东的后代交谈。 李君放摄 《生活》：寻找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很多巧合？ 王雁：寻找每一个人都挺有故事的。 比如当年我父亲拍摄过一个小姑娘严金萱，怎么联系上的呢？是她的女儿在网上找到“长城小站”，然后，她妈妈就和我联系上了。严金萱从我的书中知道，原来她哥哥跟我妈是老战友，我去年去上海探望了他们。 找到木刻家陈烟桥的后代也是。我查资料知道陈烟桥最后就职于广西艺术学院，我曾托人找过，得到的答复是他们家没有后人在南宁。我打南宁查号台，找到艺术学院老干处，就与后代联系上了。 找每个人都是循着线索一点一点找的。我父亲在桂林的情况几乎是空白。父亲在桂林举办影展时，千家驹专门写了文章，1985年父亲的影展他也去了。我想找千家驹的时候，知道他已经在美国。后来我打听到千家驹很低调地回国了，就在深圳。我就找深圳安全局的朋友帮我打听到千家驹家的电话。我打电话给他，说我是沙飞的女儿，把《沙飞纪念集》送给他。我到他家后，看到他在里屋，但是他的家人说他身体不好，还是不要打扰他。我说行，你们把这本书交给他。 随后，我就到桂林图书馆查报纸，书里（《铁色见证》）桂林那一段都是我查了报纸上的材料以后，看到父亲和哪些人比较熟，就去找线索。我知道《抗战时期的桂林美术运动》作者在深圳后，就找他。他的书里有一些人，是父亲认识的。他告诉我这些人在哪里，不知道电话的，我就打114去查，像画家锺惠若的家人在广西贺县，我也是打114找到的他们的。 洪雪邨曾在沙飞桂林影展专刊写过文章，从我姐姐的笔记中知道他曾在云南文化局工作。我打昆明的114，找到文化局老干处，与洪雪邨的女儿联系上了。 每一个你要寻找的人，只要真想找，一定会有线索被你发现，然后就想尽办法挖掘出来。总的来说，我也算幸运吧，基本上要找的人总能找到，当然，找到的多是后人。 沙飞肖像 他来到世界上，是为了完成一段使命 《生活》：时至今日，是否觉得沙飞的意义也在变化？ 王雁：沙飞是组织中的一员，又是一个领导，他自己拍照片，培养学生，新中国摄影界的骨干，基本是他的战友和学生，一个火种点燃一片。 沙飞的意义也不是仅限于摄影界，因为摄影本身是记录社会和历史，方方面面的内容。因为沙飞拍了鲁迅和木刻家，鲁研界、文学界、文化界、美术界都对沙飞有关注。军事博物馆一个研究员给我发E-mail，说你为什么只把沙飞放在摄影界，他明明是我们军界的人。我说不是我这么做，是你们没把沙飞当回事，摄影界把他当回事。 沙飞的照片底片基本都在解放军画报社。人民军队抗日战争时期的原版底片，基本都保存在解放军画报社。新华社有照片档案馆，但是以前大家没这个概念和意识，只觉得照片是作品，没觉得底片是作品。沙飞很明白底片是作品，所以他说底片是命根子，他和他的战友们为国家和民族保护、保存了一大批原版底片。沙飞是一位好摄影师，但是他领导的晋察冀画报社保存底片的贡献其实更大，大家都比较忽略这个问题。 沙飞和夫人王辉合影 《生活》：沙飞的这种意识来源于哪里？ 王雁：他的邻居胡丽生曾回忆，沙飞1930年代在汕头时，出门拍照就背个小包，底片都放在包里。他对底片的重要性，一开始认识就比较到位；另外，他对摄影功能的认识也很清醒，他看到奥地利皇位继承人被刺杀的场面被记录下来，马上意识到相机是记录历史的。 当时木刻比较便宜，摄影基本是有钱人的子弟去玩的，拍的是风景和美女。人们觉得木刻是武器，不会想到摄影也是武器。关于鲁迅的木刻很多，现在还可以继续刻，但是照片不可能再拍摄了。随着历史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摄影的重要性了。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关注摄影的情况下，沙飞意识到摄影的重要作用。 《生活》：那一代人特别理想主义。 王雁：那就是个理想主义的年代。沙飞更是如此，为了他的理想，他可以什么都能抛弃，包括家庭、名誉、地位。他原来还是《抗敌报》的头儿，那个职位比《晋察冀画报》社主任高一大截，但是他不做了，他还是去拍他的照片。他更看重的是他的理想，他自己认准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和我们这代人很大的区别。当然不同的年代，也不能要求我们这代人那样。 沙飞很明白，《晋察冀画报》和他的照片，是向全世界发布的，这一点他很明确，并且他也想尽一切办法实现这些愿望。晋察冀画报社曾经整理了1940年代的一批照片，托美军观察组带到延安，后来又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带去美国。这些照片后来在美国拍卖，被一个摄影师买到了，现在它们还在美国。 《生活》：在那个年代，像个奇迹。 王雁：他比较有悟性，他文化水平并不高，去上海美专读了不到两个月，也没专门学过摄影，只是爱好。我一直觉得，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完成一段历史使命，然后就以特殊的方式离开了。不到38岁的人生，做了这么多辉煌的事，一下子就嘎然而止了。 《生活》：追寻的过程中是否会觉得沙飞已经不仅仅是你的父亲？ 王雁：和他已经不再仅仅是血缘关系，他更像是一位历史人物。他那一代人让我很有兴趣。这次在上海采访严金萱，当年我父亲拍照的时候，她唱了《黄河大合唱》里的《黄河怨》。这次，她又给我们唱，我马上觉得，几十年前我父亲听到这个人唱这首歌，几十年后我和妹妹又听到同一个人唱同一首歌，那种感情的呼应特别触动我。 2006年，我们一行十多人去河北涞源寻找《战斗在古长城》和《欢呼楼》的拍摄地。站在《欢呼楼》上开始很高兴，但是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因为我本能地联想到，在欢呼胜利的时刻，父亲倒下了。血缘马上起了作用。但是在平常做事的过程中，只是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他拍摄的每张照片，都记录了有意思的一段历史，我对这些很感兴趣。 寻找还在继续，永不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