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艺】《我和相声》 ‍——侯宝林先生答读者问

王佩翔 （谢绝赠花及礼品）

　　《我和相声》

——侯宝林先生答读者问

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相声的？

答：我十二岁学艺。不是学相声，学京戏。 我不到十岁，就帮助家里生活了——拣煤，在垃圾里拣人家没烧完的煤渣，北京叫拣煤核，当然也拣点废品-—-麻绳啊，烂纸啊。以后就要饭。后来父亲叫我去学徒，在崇文门外一家织带子的作坊里，织腿带的。在那儿刚学了几天，看见师兄打架，吓得我连饭也吃不下，人家就把我送回家了。我们邻居姓阎，是个拉胡琴的。我就拜他为师，学京戏。他带着儿子在天桥跟云里飞那个场子搭班儿。老师在那儿拉胡琴，我和师兄在那儿唱。那个戏好唱，都是片断，最大的是小折子戏。就这样学了两年半。

按那时候的规矩是三年半，契约上写着的。后来老师和班主闹矛盾，去了山西，没学完，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是个厨师，也在失业。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是三岁多给了他家的，我亲生父母姓什么，我不知道。 我一回家，父亲说：“你先玩两天，咱们再想别的主意吧。”我最熟的地方是鼓楼市场，上那儿玩去。那儿有说书的，唱戏的，说相声的，卖药的，卖小吃的。有个小戏摊，我就在旁边看。我学艺的时候，也是小戏摊，也打锣鼓，那时候谁想打，抄起来就打，我也学会了一点儿。人家那儿正唱《捉放曹»，唱完了一段，要钱。这个打大锣的，就把大锣一挂，跑出去，上厕所了。等要完钱，再开戏，坏了，没打锣的了。“暖，大锣谁打？打锣的干吗去啦！”我说，“不要紧，要没人打，我打。”就拿起大锣，把这一出戏给打下来了。他们很奇怪，这么点儿小孩儿，会打锣。我那阵儿虽说十四岁多，可个子非常小，因为先天不足，后天亏损啊！现在十四岁，得多大的个儿啊！那班主叫李四，就问我：“你会唱不会？”“我会。”“你在哪儿呢？”我说：“没事。”“那你就在我们这儿行不行？”我说：“行啊。”“那明儿就来吧。”我说“暖！”我想：真是天上掉下烙饼来了。我就跟那儿唱了。我会唱《拾黄金》，就每天唱«拾黄金》，这出戏就一个人唱，是丑角，唱一段就要钱。他们觉得这还挺新鲜。还唱《辕门斩子》，我一个人唱俩（角色）：一会儿在这边，是杨六郎；一会儿跑到那边，就唱老旦。别的戏不会，就拚命学。别人问我：“你唱戏的时候是哪个行当？”我说：“那可没准儿。”因为我们小戏摊，生旦净末丑都得来。比方说«牧虎关》这个折子戏，我从高来、杨八姐、鞑婆、老旦，一直唱到高旺，没有一个我不会的。

老北京（北平）旧天桥一带的街景。

　　在那儿唱了两年，学了二三十出戏，生旦净末丑全在一块儿了。这样，就算能够跟这个班子里头拿一份钱。每天分一角钱左右。那时候，一角钱换二十三个大铜板，四十六枚，够我一天生活了。可是，要是下大雨，到冬天刮大风，下大雪，市场没人来，就没收入了。得吃饭啊！旁边有个场子是说相声的，五六个人。他们收入总比我们多，每人一天能分三四角钱。我一看，挺羡慕。歇工的时候，就跑人家那儿听相声去。说相声有本行的一种唱法，叫太平歌词，唱词容易记，因为我是学戏的，唱词是韵文，比散文好记。慢慢我就学会了一些。旁边有个小摊，一家三口，唱莲花落的，也唱太平歌词。我偶尔也跑到人家那儿帮回忙。

学相声，先听，偷着学。学了几段，就开始说了。还不能正式的说，因为那时候有行会，你没有拜说相声的老师还不行。我就趁场子空了，避着说。那时候专学单口，对口相声不大学，因为对口相声得两个人说，谁跟你搭伴儿啊！还是单口能治肚子饿啊！

问：您学艺的时候识字吗？

答：我文化水平不高，在家里念了三个月。我父亲教我。他教的是六言杂字。因为我父亲是厨子，那书上有“刀切花卷蒸饼，果馅玫瑰黑糖”，跟他的业务有关。我只跟他念了半本，因为后半本他也不认识。后来在北平市立第二十七小学念过书，就是后来的厂桥小学。我上的是贫民免费班，插班生，在那儿念了三个月。学相声全凭耳朵听，听完了往脑子里记。

现在好啦，能写字，创作也担任一点儿，算是业余；我本职是演员。我能拿起笔来写，还是解放后的事。解放后不是扫盲吗？也把我扫了。有人传说我是大学生，在大学里还讲过课呢。讲课嘛，是讲了的，并不是大学生。问我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自己填表的时候，就含糊其词地填“相当中等学历”。

旧天桥撂地卖艺的蓆棚和看客。

　　问：您是跟那位老师学相声的？为什么要学相声？

答：在鼓楼这个地方，我接近的有常宝臣、聂文治，人家都叫小常，小聂。还有张四，大头鱼，陈大脑袋，都是外号。名字记不得了。常宝臣是我开蒙的老师，他死的早。

后来我又拜了一位老师，朱阔泉朱先生。我小时候常听他的相声，在西单商场。

后来我们也转到西单商场去唱戏，旁边就是我师父他们那个相声场子，还有高德明先生，张杰尧先生，汤金澄先生，他口技很有名。还有绪得贵先生。我这边唱戏，那边还听相声；听了好学，学了好用。有一天早晨，雨下得很大，我口袋里一个钱也没有，没吃东西！直到下午四点多钟雨才住。摆场子的板凳淋得湿透了。板凳是用链子锁上的，夜里怕人偷。我跟租场子那个人说：“您把这个场子打开，我把板凳晾一晾。”人家说：“你穷疯了！这暴雨刚……….”我说：“出太阳啦。”他哪儿知道我的心事啊！我早晨七八点钟起来，因为在人家茶馆里借住，你超晚了不行啊。起来到下午还没吃饭呢！我把场子拉开，把水扫一扫。一会儿，有人来了。这商场有四个场子，就我一个人说相声。一直说到晚上。挣了多少钱呢？论枚是一千五百多枚，合银元三元多。

　　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发大财”。地主租地是二八租，你挣一元有他两毛，我还剩两元五毛多。我父亲也没饭吃，找我来了，我给他一半，还剩一元多。到八点钟去吃饭，从早饿到晚，这顿晚饭可吃饱了。我说相声第一次挣这么多钱，这更鼓励我说相声了。问我为什么学艺，为什么？回答很简单，一个字：饿！。

问：您是哪年第一次登台演出的？

答：那是一九三九年的春天，在天桥一个小茶馆，叫新民茶社。给老师帮忙。当捧哏。

问：当时有哪些著名的相声艺人？

答：在北京，是刘德志和焦德海。那时候高德明、张杰尧（外号张傻子）他们刚刚有点名气。还有绪得贵、汤金澄（外号汤瞎子），他们和我师父朱阔泉在一起。

问：您从这些人那里受到什么启发吗？

答：那时候我刚学相声，跟谁都学。比如，我的单口相声《山西家信》是学汤金澄汤先生的，我的《戏剧杂谈》是学绪得贵绪先生的。

，问：相声有多少年的历史？

答，：相声的历史，要从古时候的俳优讲起，那是很早的。戏曲家认为俳优的活动是戏，我认为俳优的活动最初是相声。俳优的表演，最早还是说的东西，两个人说，后来才加上唱。中国戏曲的形成，包含有说，有唱，有音乐舞蹈，是综合性的艺术。我们认为俳优和相声有密切的关系。俳优的表演属于滑稽戏之类，或者管它叫相声。俳优在宫廷里也叫舍人、优人，唐朝叫大优、优官、九优太史、御前俳使等，以后又叫伶人。相声的来源是从民间的讲故事、说笑话 这些东西来的。宋代有文字记载，象参军戏，也是两个人演，偶尔也有三个人在一起演的。相声也是这样，也有三个人演的，如《圆谎》（扒马褂）、《训徒》和酒令形式、文字游戏的东西。

　　宋代有很多说书、讲史的艺人，叫瓦舍艺人，其中也包括说相声的。其中有名的是张山人。戴望舒先生写过《张山人考»。这个人擅长十七字诗，实际上他也属于说单口相声的。我们在《红楼梦»中可以找到有关相声的材料。在第三十五回里，薛蟠跟薛宝钗吵起来，薛宝钗气得哭了。后来薛蟠又说着笑话、耍着径相哄妹妹，把她哄乐了。薛宝钗说：“你不用做这些象生儿了！““象生儿”就是相声。在竹枝词里也有几处提到相声，也是用“象生”这两个字。象生这个词原是广义的，画画生动也叫象生，学口技，学人家说话学得象也叫象生。直到现在，相声里还有摹仿，还保留一点口技；原来相声和口技是不分家的。但竹枝词里提到的相声和我们现在说的相声有一点区别。当时指的是暗春。按我们的术语，分明春、暗春。春就是说。明春是两个人站在那儿说；暗春是用东西把人挡起来，挡成一个小房子似的。艺人先说：我现在学一段什么什么，然后用东西把自己挡起来再表演。，

这种相声，湖南湖北叫“雨伞戏”、“被服戏”，四川叫“笼口戏”，都是暗春。我十二岁在天桥学艺的时候，还见过说这种相声的。这个人叫管儿张，因他在开场招人的时候先吹管子。他最好的一个节目是学一个大杂院里着火：夜间人都睡觉了，忽然间着了火。有一家着火了，这个惊醒了，那个惊醒了，这个叫那个，那个叫这个，那个看火着的什么样儿。什么样儿的声音，他都要学出来：大人喊啊，小孩哭啊，这个泼水啊，那个抱东西啊，赶紧往外逃啊…•一个人学起来很象很象的。我在北京只见过这么一次。后来大概在一九六〇年，从四川来了两个老艺人，还带着这套工具。在《辞海》里，相声考也提到明春、暗春。以上是一个历史阶段。 清朝咸丰皇帝死了，那时有“国服”，就是禁止娱乐，这就是相声《改行》里说的那个情况。北京有一些唱京戏的艺人不能唱了，没饭吃了，怎么办呢？就上街说说唱唱，说点笑话。据传说，当初有两支人，一支是朱绍文，艺名叫穷不怕，是唱小花脸的，他带着四个徒弟，富有根，穷有本，徐有禄，范有缘，我们这些说相声的，象我，就是徐有禄这一支传下来的；另外一支也是唱京戏改行的，在街头卖艺。云里飞和草上飞属于这一支。后来草上飞又回到戏班里去，云里飞这支在天桥摆场子唱所谓滑稽二黄，就是滑稽京戏。朱绍文这一支没回戏班，说了相声。这又是一个历史阶段。

老一辈相声艺人张寿臣先生旧照。

　　　　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前，还可以算一个阶段。在这时期，相声发展不大。这时候有一位名声很大的相声演员，叫李德易，艺名叫万人迷。在他以后，出名的有张寿臣。这 个人创作能力强。他把很多小段的东西丰富成为大段。他有很多是独有的段子，如《哏政部》和《文章会》等。他说得比较文，很多人喜欢他的风格。他看的书多，知识比较丰富。张寿臣以下就是我们这一辈的，叫“宝”字辈，因为出了个常宝坤（堃），他是张寿臣的徒弟，是一位杰出的相声演员，可借死得早，是一九五一年去朝鲜慰问时牺牲的。他说的早，红的早，在他后来人起名就多用“宝”字。 吐温的短篇小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些著作等等，这些对我们相声的丰富和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还从毛主席的著作里得到很大收益。比如一句俏皮话，过去是这样说的；老太太的裹脚条子——又臭又长。毛主席用这话的时候就改为：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前边加一个“懒”字，就给“又臭又长”定了性。还有一个成语，叫“揠苗助长”，这个“揠”字很多人不认识，有人念“晏”，念成“晏苗助长”。毛主席把它改成“拔苗助长”，我们一听就懂了。

这对我们相声语言的改革有很大启发。莫里哀有个喜剧，原来译的是《打出来的医生》，这个戏很吸引人—一医生是打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后来李健吾把戏名改成«屈打成医》，我认为改得高明！原来成语是“屈打成招”，这个叫《屈打成医》，喜剧味儿更足了。我写的一段相声，讽刺粗心的医生的，原来标题叫《医生》，后来改成《妙手成患》，就是受了他的启发。

艺名“小蘑菇”的常宝堃烈士生前为战士们演出。

　　以前许多相声，取名叫什么《当论》、《赌论》、《哭论»…•都叫“论”，没什么喜剧味儿。后来把《哭论》改为《哭的艺术》，听起来就象喜剧标题了。从外国的笑话我们也吸收一些东西，象《醉酒》、《橡皮膏》这些小段子，是从出国的同志带回来的笑话改成相声的。《夜行记》里有这么一段话，

——二十八块钱买的车。

——二十八块钱买的车，那还能骑吗？

——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噢，还骑得过。

——除去铃儿不响，剩下哪儿都响。这个包袱给人印象很深。这也是从外国的一个笑话来的：

一个吝啬的人买了一辆汽车，除了喇叭不响，剩下哪儿都响。我们把它借用过来，搁在相声里了。

问：相声是不是也象唱京戏那样，有什么流派吗？

答：在表演上，风格不同是有的。也有不同的主张。比如唱吧，相声讲究说、学、逗、唱。这个唱，包括本功的唱和学唱。太平歌词是本功的唱。学唱是学别人唱京戏，河北梆子，黄梅戏，越剧等等。过去有人主张，学唱不能唱得象。他们也有理论，说：学唱主要是逗乐儿，我们不能唱对了。我们学马连良象马连良，学谭富英象谭富英，您就不听我们了，您就听马连良、谭富英去了。我们这个相声嘛，是逗乐的嘛，非得唱得那么齁不是味儿，就把您逗乐了。这种理论我是反对的。我们学唱，就要学得象，把它唱好，让人家听了你的唱，看了你的表演动作的优美，产生一种美感。

你学唱梆子，不仅让观众听着舒服，也要让梆子演员听了，觉得你不是拿我们梆子在糟蹋，而是给梆子作宣传。有人以为相声是耍活宝，这是误解。相声作为艺术，在创作和表演上都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所有艺术都不能离开美学。

过去相声有四句口诀：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生而不紧，熟而不油。语言台词快了，让人听着也是那么清晰，象听一个乐曲一样，非常清晰，好听，这才产生美感，让人听着爱听。慢而不断，就是台词慢而戏不断。有的时候有静止动作，但观众一声不响，他是在注意听着，看着，在欣赏。生而不紧，就是这个段子还不太熟，不要紧张，要轻松下来，不要叫观众替你揪心。熟而不油，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段子我说了三十场，人家都听过了，自个儿就放松了，就乱加词儿，或者这儿短一点，那儿多一点，就油滑了。一个段子我们演一百场，二百场，也不能走样，要认真对待。象我们前辈说的，您当熟的听，我当新的演。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要严肃认真，不要油滑。我想，其他艺术也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相声艺术和其他艺术的一种共性。京戏不论哪一派，都讲究美，相声如果有什么派的话，也应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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