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

善君

　　1952的年初，我刚出生三个月，身穿旗袍的妈妈抱着我，陪同外婆、外公、舅舅相约去苏州狮子林拍一张合影。园子里的假山曲径通幽，石桥下的池水映着天光，仿佛把整个江南的温润都揉进了这一方天地。身旁的笑声与远处的鸟鸣交织，那一刻，我们不是在模仿旧时光，而是真的被它轻轻拥住了。

　　18岁的我，方向盘在手里沉甸甸的，像握住了整座城市的脉搏。第一天独自出行时，我还在后视镜里偷偷整理一下工作服的衣领——总觉得有点神气过头。可当车子平稳驶过外滩，晨光洒在空荡的车厢里，乘客陆续上车，有人笑着对我说“女司机开得真稳”，我心里那点忐忑，就慢慢化成了踏实。

　　车行至天目路的转弯处，我稍稍用力打方向，目光始终盯着前方。这条路我开了快一年，哪段路面容易积水、哪个站台老人上下车慢，我都记得清楚。窗外梧桐树影掠过，斑驳地落在仪表盘上。有人说我这神情太专注，不像个“该笑的女人”，可我觉得，能把一趟趟乘客安全送达，这份专注，值得骄傲。

　　团委那张合影，是在当年电车一场的防空洞里面拍的，拱门后的房间不大，墙上挂着一幅“为人民服务”的字画，旁边柜上摆放着一盆“盆景”，我们没说什么豪言壮语，可当快门落下，那股子认真劲儿，却像钉子一样嵌进了岁月里。

　　南浦大桥打下根桩时，我跟着市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的领导去了工地。那天风很大，吹得毛衣贴在身上，我扶着栏杆往下看，江水滚滚东去，脚下的钢架像巨兽的骨架，正一点点撑起天际线。有人喊我拍照，我就笑着转过身——不是因为美，而是因为，这是我能参与和见证的时代。

　　站在桥墩旁，我拍了张侧影。蓝色夹克是我最喜欢的穿着，裤子洗得发白，可我穿得挺直。远处吊车缓缓转动，工友们的身影在钢梁间穿梭。有人问我怕不怕高，我说怕啊，可更怕错过这座桥建成的那天。等它通车，我要第一个坐车从上面过，看看建设工程者亲手画出的那道弧线，有多亮。

　　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打字，而“四通”打字机的咔嗒声是我最熟悉的朋友。每敲一个字，就像把思绪钉进纸里。总是感觉，这方寸之间的安静，也是种奔腾。

　　延安东路34号的门廊下，我站了好一会儿才进去。石柱子冷峻，铁门上的花纹却透着旧时的讲究。那是我从上海市教育学院干部专修科中国语言文字专业毕业后，调任到市公交总公司报到的第一天，蓝上衣是特意熨过的，裙摆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得像个“正经上班的人”。推开门那一刻，我知道，有些事，从脚步落地就开始了。

　　那是“六四”动乱的日子里，为了城市交通的安全稳定，总公司与市委建立了“红线联系”，24小时保证畅通。电话那头传来领导的指示，我一边记录一边点头，顺手把风扇往旁边挪了挪。墙上的字是老领导写的“慎思笃行”，绿萝垂在文件堆旁，叶片油亮。同事路过时敲了敲门框，递来一杯茶。这种时候，工作不仅是任务，是和一群人一起往前走的节奏。

　　窗外的楼宇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我放下电话，翻了翻桌上的材料。这座城市总在变，可有些东西没变——比如办公桌上那杯温水，比如同事说“你先忙，我等会儿再来”的语气。在这里，我不是谁的女儿、妻子，只是一个能把事情办妥的人。这种感觉，比什么都踏实。

　　那是我在公司搞外事工作，1985年第一次坐上飞机去北京参加外贸展览会，飞机起飞时，我紧紧抓着扶手，直到空姐轻声说“已经进入平飞状态”才松开。杂志摊在膝上，我其实没怎么看进去，光顾着盯着舷窗外那片云海发呆。这是我的第一次飞行，从上海到北京，三小时的航程，像穿越了半生的梦想。邻座的小孩问我怕不怕，我笑着摇头——怕什么呢？我们早就飞过千山万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