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三皇五帝说大同，天下为家，三代先贤析小康

公木(松)

　　当我翻读《古代散文选注》时，特别找了一篇篇幅不太长的诸子散文(因先几天读过历史散文《触龙说赵太后》，觉其长于讽喻，深于比兴，很有文学味，于是也想弄篇诸子散文读一下，太长的文字不易读)，题曰《大同》，是节选自《礼记-礼运》之前面三小段。大体是第一段介绍孔子参加鲁国蜡祭之后，感叹鲁之祭已礼仪不全，于是引出孔子对春秋之前历史的两段评断。即第二段是定义何谓大同，第三段是定义何谓小康。因这两个名词经常在一些仁人智士的文著中出现，比如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都引用大同这一词来宣传农民的平均主义空想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或革命派的社会理想。我就想实文探究一下，孔子的弟子与后辈们，是如何承袭孔子思想，借孔子名头定义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的。于是就选读了这一篇。

我不打算再俗绎原文，专门择了一篇译文附后。我只是归纳一下何为大同，何为小康。所谓大同之世，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人无私。所谓小康之世，即天下为家(私天下)，各亲其亲，礼义为纪，谋用是作。

读过这两个定义后，我引出了如下兴头。即这是孔子的原话么？《礼运》这结论有何依据？这依据切贴么？为何孔子此论虽传喻二千年而未得小康，更未得大同呢？下面我依个人浅识解读如上疑义。

其一:这是孔子的原话么？

　　显然不是。不但这两段文字及其后文不是，就是《论语》中的许多子曰，未必真的就是“子曰”。但它们一定是揣摩孔子的一贯意识主张而成文的。亦即是说，这“大同”与“小康”之内含本意就是孔子的思想，不然他总是口不离“克己复礼”由何而来。所以此两结论是符合孔子治世思想的。

其二:这两结论来源何处？

　　既然是假托孔子参加鲁祭后的“礼之不存”的感慨，那必定依然假孔子之口，诉其由来。由来何处，当然是孔子继续往下讲，即此三段之后的文字。于是只有读其后的文字即可弄清了。

接下来，孔子首先申明，礼是先王们承天之道，用于治世治人的。得之者生，失之者亡，无礼则国不正。

那孔子知道其礼之全么？不知。于是他就去访夏之杞国(这也是编制的)，未得，但得到“夏时”(即夏朝制定的时历，即夏历)。又去商之宋地寻访亦未得，但得商之“坤乾”(阴阳八卦)。于是孔子就依此二件遗存，自己揣摩(亦编文者揣)天之大道何来，天下礼仪何成。

其三:孔子演绎“大同”。

　　孔子展开丰富想象，追述到了人与动物界揖别之时。那时人们可能是按血缘或亲缘而居，冬居洞穴，夏上树巢。猎禽兽为食，茹毛引血，无麻蔽体，披兽皮。但因有强力与智慧的首领，故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老少相依，这就是天赐之道。后来发现了钻木取火，又熔金合泥筑居所，又有了御敌之器(石器与枝杆)，又学会取麻桑制衣，学会了农耕与畜养，又会用食物酿酒，于是便有了成规的祭天地鬼神与先祖的祭礼(如鼓乐，牺牲，挽歌，尊长)。于是大道渐成了。后来又有了邦国之战，护土保民之规亦成，随之即有了国与君之责，臣之礼及民之礼，但天下一切归全民，人人为公又各尽其力，为国效力不计回报，君臣均由民选贤能者为之，不力者去之，人际之间重信修睦，人人平等，这就是大同。——孔子之如上论断可能就是推演于远古至上古的三皇五帝时节，他把这一可能至少上万年的世代称之为“大同”。大道天成，天下为公。此社会人人互爱，老少均有所养，社会安定，路不拾遗，夜不闲户，无乱世之迹。

这大约就是现今人讲的原始社会吧！

其四:孔子演“小康”。

　　时间来到了夏朝。大禹治水成功后当上了帝王，于是天下之国变成了夏朝，他之后，儿子启即位为王，不再是选贤与能了，成了世袭，从此国家变成私家天下，诸侯大夫士平民下民开始分划为阶级，均是世袭，于是建城池，划边界，都为保私利与防争战，而偏偏就不时有了争战，后来君不贤国不保，如夏桀，商纣，周幽与厉等。这种家天下纷乱何去？这时有了在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周成等贤王智士主持下，修成了治世治国治民之礼义，为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社会阶层的关系理顺，制定了整套适合时实的制度，典约与礼仪，由此厉行，即可让社会得到相对平衡安定，如出现了成康盛世。这一整套礼义，就称之为小康之礼。执行这些礼仪的社会即为“小康”。——我想，孔子的小康大抵就是指夏商周(西周)三代。

其五:孔子这种演绎可信么？

　　作为当时的孔子或其弟子，门生，要演绎这类史传，当是有依据的，兴许前人已经不断演绎编撰成了史志文典，不然司马迁写五帝纪以何为据？但从客观唯物的角度看，这三皇五帝之演义，肯定大多是神传为主。你想，三皇所处的时代当是原始人脱离动物属性，进化为燧人氏(用火)又进入有巢氏又进入神农氏的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少说也得上万年，哪里只有三皇？但并不影响华夏人文始祖之喻。西方人不是上帝子民么？南亚人不是佛祖后裔么？但这上万年进化阶段，由于人的生存能力与物质条件奇缺，当然聚居之人也不会很多，地盘也很小。也分隔地段较大，邦国之间的争斗当不会有或少有，于是只有与自然斗，与动物界争生存，这必须相依共存。故原始公有制形成原始天下大同是可信的，因为必定是以血缘或氏族群居方式。故一切公有，共谋生存。那时能者智者为首领肯定是通过正常比拼后推举出来的。当时也不会有世袭，因为你得有本事保氏族生存无虞，故智能是第一位的。

到五帝时当是石器时代向铜器过渡时期，这时的防身保民不但有了武器，也逐渐有了文明意识。财富和国家(邦落)当还是公有的(因邦落比氏族大，开财源方式也大有进步，且文明程度提高)。为何？因为周边邦落虽都只有不大地盘，相互间也有较大间距。但活动多了，也一样有互相争战(争生存条件)，互夺地盘与财物等必不可免，故邦内肯定当是推举智能之人为首领，于是就有了炎帝，黄帝，蚩尤等为不同邦落首领，各邦内上下一心对外，这一时期当是基本天下为公的。但这一时期肯定也有几千年之久，未必只有五帝！我个人认为当有好多人文首领，这五帝也许是传说居多(当然不影响华夏民族是炎黄子孙)。何况细究史传，五帝也并非全是民选的智能者，还是家族传承的，而且后来尧禅位于舜(未传子)，舜禅位于禹(未传子)就与民选不太合了。也许正是这禅让，引出了大禹传位于儿子启。所以五帝这一阶段当是大体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了！

是否因禅让引出了大禹改选拔制为父传子，变天下为公为天下为家？就不得确认了，但父传子的确发生了。由此，公有制就变成了私有制，世袭制取代了选举制，于是夏朝的天下成了大禹子孙的家天下，各诸侯大夫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领地与治众。一旦财富与资源私有，则人的贪欲本性就会很自然膨胀，于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亲友，互邻等关系就会因财势与智能差异而起纷争。这时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礼义制度来约束这种变化。于是大禹为夏制定了夏制，汤商为商制定了商制，后来周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又相应完备了周礼。这样依礼而治，用严密的礼仪约束不同阶层的人众。三代出现了相对安宁平和时期，这即称之为小康。但这小康没有贯彻始终，终于在夏桀，商纣，周幽时代礼制崩塌，三代沦落了。但总体上看这三代共一千多年，当是基本小康的。孔子正处于礼乐崩塌的春秋战国，自然感到这恢复礼制的迫切又重要了。但这不是他一邦人可以左右的，但他们的这些治世思想还是影响了后来二千多年的世代。

附注:按有关史料推演，五帝时代的邦国都是很少的，比如黄帝邦可能就在陕西与河南交界处，炎帝就在湖北与河南交界处，蚩尤就在河北北边，相互之间未必接壤。是后来争战，黄帝胜了，才扩大了地盘，也只是中原一带。夏朝疆域起初就在中原很小区域。亦即说“小国寡民”(老子语)便于治理，则大同当不虚。后来国大之后，即无奈于大同，故只有依礼而治，形成小康。

其六:这大同与小康可以实现么？

　　这就回到二者的核心了。比如大同，是说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人无私，天下大治。要达到这大同世界，可能在其后的一国一地域是很难成功的，既使是高度文明与发达的现世，也是很难在一国一城实现大同的，必须是世界大同才行，因为巳不是原始落后的隔离时代，是高度文明发达的通达时代，这种独立体的大同是不可能存于纷繁之世的。故这个可能不是短时间可成的，因为要使世界上各种文明都融汇一气，天下公有等大同核心是很难实现的。所以世界大同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评鉴孔子的大同观，即应是理想之见了。

但小康是可以在一国或一地域实现的，因其不限制私有，只要有切实可行的制度与礼义，有坚强又智能的领导体制，有高度发达的人文素质，有高水平的创发生产力，就可以在一国或一域实现小康，但这也还必须有相对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与文明交流往来相辅。从这个意义上回诉孔子的小康观，当是他力图用克己复礼方式，改造当时社会的设想，可惜当时的各国当政者未必全听他的。但之后二千多年的王朝，零星出现过一些盛世，也许即是短暂的小康吧！但纵观历朝，多数时间内也不是真的实践了他的见解，而是借他的名头维持统治而己。

这是我读此短文的俗见。也是我参读礼运全文后的联想(全文可读《礼记-礼运》)。

注:本笔记记于2018年10月间，现翻开一看，好多地方都有与现代认知不紊之处，于是又反复查对，修改了近一周时间，还不知是否适宜，请予批评。此止笔于2025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