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桐城掠古（兼论龙泉青瓷的海上陶瓷之路）

天鹰

（一）开篇

晨雾漫过刺桐港（泉州）的古码头，青石板上还凝着宋元的潮声。当年系船的石桩早已被海风蚀出深痕，却总像还能拴住那些满载龙泉青瓷的海船——船舱里，粉青釉的碗盏叠着梅子青的瓶尊，釉色被南国的日光浸得温润，随波摇向南海诸岛、印度洋畔，甚至远抵东非的桑给巴尔。而港口的市舶司旌旗曾猎猎作响，官吏清点着瓷件的数目，而窑工的指纹，正印在那些为海外市场特制的宽沿盘底。

我的故乡，浙江龙泉，一座被群山温柔环抱的浙西南小城。小城的灵魂，是山中的瓷土，是窑里的烈火。它们在千度以上的高温中缠绵、交融，最终幻化出一种令世界为之倾倒的颜色——青瓷。那是“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澄澈，是“千峰翠色”的温润，是流淌在我们龙泉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

　　这份基因的分量，我自幼便浸润其中。哥窑的‘冰裂纹’是残缺的极致之美，弟窑的‘梅子青’则是对自然最完美的描摹。在龙泉青瓷历史的漫漫长路上，对龙泉青瓷古窑址的考察研究，和龙泉瓷器走向世界海上“陶瓷之路”的研究，在近现代的时间坐标上，一前一后，有两位颇有造诣的学者：一位是近代的“中国陶瓷考古之父”的学者陈万里先生（1892—1969年），他是我国开创古陶瓷田野考察第一人。他率先将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引入古陶瓷领域，走出书斋、实地踏勘窑址，尤其是通过对浙江龙泉古窑址的系统考察，首次建立起古陶瓷研究的田野考古范式，推动这一学科从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转型。他从1928年开始的14年间，曾先后9次走进龙泉各处的古窑址，对龙泉青瓷倾注了很大的精力进行研究，并写出多部重量级的学术著作，如《瓷器与浙江》《龙泉访古记》《中国青瓷史略》等；

　　还有让我震撼的，是一位异国老者对龙泉青瓷的专注和虔诚。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1986年，日本世界级陶瓷专家三上次男先生（1907—1987年）以79岁高龄，不远万里来到龙泉。他毕生研究中国的海上“陶瓷之路”，在埃及、伊朗的古遗址中见过无数龙泉青瓷的碎片，那些带着雨过天青釉色的残片，在他眼中就是跨越千年的文明信使，他心中早已将此地奉为陶瓷的圣地。

一位当时陪同三上次男先生去龙泉古窑址考察的本地文化界朋友告诉我，老先生抵达溪口古窑址时，不顾山路颠簸后的疲惫与年迈体弱，径直双膝跪地，向着这片沉睡着千年窑火的土地深深磕了三个头。他还小心翼翼地包起一把龙泉的泥土带回日本，那泥土里，混着瓷土的细腻与窑灰的余温。遗憾的是，因当时条件所限，他未能踏足最向往的大窑遗址的核心区域。而这位当年在他的《陶瓷之路》著作中盛赞“中国……经过10世纪前期的一代以至宋朝（公元960 - 1279），社会安定了下来，于是就迎来了陶瓷生产在量和质方面都飞跃发展的时期。从此，世界上生产的陶瓷之中，就出现了品质最佳和最美的产品。具体地说，进入这个时期，生产青瓷的中心就转移到浙江省的龙泉。这种瓷器的青色，其清澈犹如秋高气爽的天空，也如宁静的深海，这就是名闻世界的龙泉青瓷”的学者，将这次朝圣般的考察视作自己学术生涯的“收官之作”，不幸而言中，返回日本后，先生次年便溘然长逝。

　　老先生那份对龙泉青瓷近乎信仰的敬畏，深深触动了我。我开始更真切地理解，故乡这抹青色，早已超越了器物本身。我知道，在这片土地上经过熊熊窑火涅槃的陶瓷，宋元时期，它们便是沿着瓯江顺流而下，汇入一片更广阔的蔚蓝，以“china”之名，成为世界认知东方的珍贵名片。

而那条蔚蓝之路的起点，那个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的刺桐之城——泉州，便成了我心中一个遥远而又亲切的坐标。它不仅是历史教科书上的辉煌名词，更是我故乡风物走向世界的主要出发港。在我的想象里，故乡的青瓷，曾在那里与德化的“中国白”、景德镇的青白瓷，建窑的黑瓷等各地窑口的陶瓷在此汇聚，共同沐浴着宋元的月光，聆听万国商船“哐当哐当”起锚声，然后一同扬帆，驶向世界的远方……

然而，当我真正踏上这片土地，吸引我的，又何止是那份与故乡血脉相连的青瓷记忆？更有那早已融入寻常巷陌、充满独特魅力的闽南风情与红砖古厝；以及这片土地千百年来因海洋而生、向世界敞开的博大胸怀。

于是，我的脚步，便一次次地，被那片海、那段历史、那座城所召唤。从青春年少开始至今，我三入泉州。每一次，都像一个贪心的旅人，试图从这座古城丰厚的肌理中，“掠”走一些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片段。这些片段，既有与故乡龙泉血脉相连的、漂扬过海的、及沉埋海底的历史回响，也有鲜活的民俗烟火与独特的闽南风情，更有那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开放气息。它们并非被粗暴地攫取，而是像风拂过水面，在我心底漾开一圈圈涟漪，沉淀为那珍贵记忆中的“琥珀”。

而这一切，都起源于故乡那抹千年不变的青瓷之色。这，便是我的“泉州掠古”——一场由青瓷引路，跨越近四十年，对时光、对历史、对自我的反复探寻与深情回望。

第一章：一九八八，除夕的烟火与虔诚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1988年那个春节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那是我第一次踏上闽南的土地，目的地，泉州。

那是一个没有高铁、没有智能手机，只有像砖头般大小，俗称“大哥大”的年代。从家乡龙泉出发，一路颠簸，从汽车的轰鸣，到绿皮火车的哐当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抵达泉州时，正是除夕。整座城市都沉浸在一种浓郁得化不开的节庆氛围里。与北方的干冷肃杀不同，闽南的冬天湿润而温暖，空气中浮动着花草的清香、食物的香气，还有一种属于信仰的独特味道——那是线香燃烧后，与潮湿空气混合的、带着一丝甜意的芬芳。

那一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走过十个年头，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当时整个社会的面貌正在发生很大的改变，但物质生活依然相对清贫。我们住的旅馆，设施简单，房间不大，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窗外的街巷里，行人的穿着朴素，脸上却都满溢着对来年的期盼。

　　这种期盼，最直观的体现，便是除夕黄昏家家户户门口摆放的小供桌，用鸡鸭和水果祭祀天地的场景，是当地名为“辞年”的传统民俗，核心是“拜天祈年”（俗称“烧天金”）

那不是在寺庙里，也不是在祠堂中，而是就在人来人往的街旁，在自家门口的屋檐下。一张小小的八仙桌，被郑重地擦拭干净，桌前铺着红毯或红纸。桌上的陈设，繁复而虔诚，充满了对天地神明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中往往是一尊小小的香炉，袅袅青烟从插着的线香顶端缓缓升起，在空中画出宁静的弧线。香炉两侧，对称地摆放着各色供品：金黄饱满的柑橘，象征着“大吉大利”；鲜红欲滴的苹果，寓意“平安如意”；还有整尾的鲜鱼、大块的猪肉、精致的斋菜和自家蒸制的年糕。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对被点亮的红烛，烛火摇曳，映照着主人家脸上庄重而略带欣喜的神情。

男人们通常穿着崭新的中山装或夹克衫，女人们则身着颜色鲜亮的衣裳，她们点燃香，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对着天空、对着神明，口中念念有词。孩子们则在一旁嬉戏打闹，手里攥着压岁钱，眼神里满是对新年的憧憬和热望，有好吃、好喝、还有新衣裳…

　　那一刻，我内心被触动了：在我成长的环境里，过年更多的是家庭内部的团聚和热闹，而泉州的春节，却展现出一种全民参与的、仪式感极强的公共性。信仰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而是融入了柴米油盐、渗透在日常起居中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或许是农业文明留给这座海洋城市最质朴的印记。而历史，也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文字，而是这一张张供桌上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是这一缕缕青烟里飘散的、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这香火，仿佛从未断绝。我仿佛看到了千年前，正是从这刺桐港出发，无数商船将满载的货物与多元的信仰走向世界；而远方的来客，也在此登陆，带来了他们的神祇。不同文明在此交汇，彼此敬畏，最终沉淀为一种深入骨髓的包容与虔诚。

除夕夜，我们就在那家干净的旅馆里度过。窗外，“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从黄昏一直响到深夜，仿佛要将一年的辛劳与不快都驱赶殆尽，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新一年的到来。我们边听着这熟悉又陌生的鞭炮声，边吃裹着水煮蛋和肉馅的泉州特色大粽子，权当年夜饭，新奇的滋味裹着暖意漫上心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在异乡度过的除夕，泉州用它最质朴、最喧闹的方式，接纳了我们这些远方来客。

漫步夜晚的街上，泉州各处悬挂的花灯五彩缤纷，次第映入眼帘，造型各异的灯盏将夜色晕染得格外鲜活，处处都散发着浓浓的闽南乡土气息；

街边小摊上的泉州小型杖头木偶，透着地道的市井风情，正是我心头所好。那些木偶头虽无江加走“花园头”那般精妙的五形三骨刻画，也没有可活动的眉眼口舌机关，却也承袭了闽南木偶的传统底色——樟木削刻的坯身，敷上一层薄薄的粉彩，眉眼间带着质朴的笑意，棉布缝制的衣袍缀着简单的绣花，细长的竹杖从偶身底部穿出，握在掌心便能轻轻摆弄出摇头晃脑的憨态。

　　十几元一个，我当即掏钱，收归囊中。一路把玩，喜笑颜开，不亦乐乎。回来后便将它挂在屋墙之上，日日相看。后因多次搬家，那小木偶竟不知所踪。如今一旦想起，仍怅惘良久，只余下一段带着烟火余温的回忆——那是泉州的夜、花灯的暖，还有一个泉州小木偶伴随着，独属于1988年的闽南除夕夜的温馨。

恍惚间，这掌中木偶的樟木清香，竟与记忆里龙泉青瓷的釉色幽光悄然相融。遥想当年刺桐港帆樯林立，多少龙泉窑的粉青、梅子青瓷瓶瓷碗，和泉州匠人精心制成的完整木偶成品一同登船，顺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碧波，远赴南洋乃至更遥远的异域。木偶是市井戏台的鲜活角色，青瓷是案头厅堂的温润雅器，它们一个藏着闽南的烟火热闹，一个带着浙南的山水灵秀，却都在古刺桐城的码头，完成了同一场关于传承与远行的奔赴。

　　在那片虔诚的烟火气中，我第一次走进了开元寺。具体的细节已有些模糊，只记得那巨大的榕树，盘根错节，遮天蔽日，仿佛是寺庙历史的守护者。还有那两座石塔，在远处的天际线上，勾勒出沉稳而神秘的轮廓。那时的我，目光还追随着街头巷尾最鲜活的烟火，尚无法完全读懂泉州开元寺那静默矗立的千年底蕴。至于它与我故乡龙泉之间那条深藏于历史烟海中的脉络，还需要岁月如淘沙般，在日后漫长的品味中，渐渐显露出它温润的光泽。

那次泉州之行，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我第一次知道，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有这样一座城和它的古城海港，它的闽南特色与古味，并非尘封的遗迹，而是活在当下的、融入血脉的烟火日常。这些鲜活的民俗与虔诚的信仰，便是构成我未来那枚‘记忆琥珀’最初、也是最温润的树脂颗粒状。

第二章：二〇一七，古塔、绝唱与沉舟

时光一晃，竟是二十九年。从青年步入中年，人生的行囊里装满了形形色色的经历和过往。2017年，我与同窗好友们相约闽南行，旅程从福建的省会福州启程，一路向南，先抵达了风光旖旎的厦门。

厦门的气质，与我记忆中的泉州截然不同。我们登上鼓浪屿，穿行在那些窄窄的小巷。岛上的建筑风格各异，既有闽南特色的红砖厝，又有大量西洋风格的别墅洋房，被称作“万国建筑博览群”。空气中弥漫着海风的咸湿、三角梅的芬芳，还有不远处飘来钢琴演奏的华美乐章，“琴岛”的魅力尽显，空气里处处漾着挥之不去的文艺气息与洋气，让我们感触颇深，在此处处领略着它那华彩篇章。

郑成功的雕像屹立崖头，披风似在海风中猎猎作响。我们仰望他坚毅的目光，那目光穿透三百年烟波，直抵对岸的宝岛，仿佛能触摸到这位民族英雄当年挥师收复台湾时，胸中奔涌着热血与豪迈。鼓浪屿的每一条小巷，每一个转角，似乎都藏着一个故事，满是诗意与浪漫。

　　然而，当我们再次走进泉州，走进开元寺时，似旧梦重温，我感觉，相比于厦门的浪漫与文艺，泉州的气质是更深沉、更厚重、更具历史内涵。这份厚重藏在东西塔的石刻纹路里，藏在开元寺的香火氤氲中，是开放的、包容的，更是向着海洋敞开怀抱的——毕竟，它曾是刺桐港，是海上丝路的起点，过尽千帆，仍藏着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而这种气质的最佳代言人，无疑是寺中的镇国塔与仁寿塔——也就是世人熟知的“东西塔”。

但要理解泉州，必先读懂开元寺。这座寺庙的名字，本身就是一段历史的注脚。它始建于唐代唐玄宗开元盛世时期，彼时国力强盛，四海升平，玄宗皇帝下令在全国各大州府皆建一座开元寺，以彰显盛世气象。泉州作为当时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自然也在其列。这座寺庙，从命名之初，就与大唐的“开元盛世”，与这座城市的海洋文明与繁华命运紧紧地、密切相关。

如果说1988年我只是偶然瞥见了东西塔的轮廓，未曾过多关注，那么2017年，我则是真正站在它们脚下，进行了一次久久的凝望。

　　我抬着头仰望，两座建于南宋时期的石塔巍峨壮观，历经近千年的风雨侵蚀、地震考验，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那里。镇国塔（东塔）高48.27米，仁寿塔（西塔）高45.06米，它们是一对亲蜜的兄弟，是中国现存最高的一对石塔。塔身由巨大的花岗岩砌成，层层叠叠，每一层都雕刻着精美的佛像、菩萨、罗汉、金刚以及各种花鸟走兽。阳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洒下，在粗糙的石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些石刻的面容，或慈悲，或威严，仿佛在无声地讲述着一个个佛教故事，也诉说着这座城市古时的辉煌。

我绕着东塔走了一圈，用手触摸着冰凉坚硬的石壁。指尖划过的，是南宋的温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涛声。我发挥着想象，在那个没有起重机、没有钢筋水泥的年代，泉州的先民们是如何凭着智慧和毅力，将这些数千斤重的巨石一块块运到这里，精确地垒砌成如此宏伟的建筑。这不仅仅是建筑艺术的奇迹，更是一个时代精神力量的象征。它们就像两位沉默的巨人，一位镇国，一位仁寿，共同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繁荣。它们曾见过马可·波罗笔下“世界最大港口”的千帆竞渡，也见过朝代更迭、世事变迁的潮起潮落。它们不言，不语，却将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从东西塔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我们走进了寺内的弘一法师纪念馆。相比于开元寺的喧嚣与宏伟，这里显得格外清幽与宁静。

李叔同，这位集诗词、书画、音乐、戏剧于一身的艺术奇才，在人生的巅峰时期，却毅然决然地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号“弘一”。而泉州，是他生命中最后十四年的栖息地，也是他圆寂的地方。

纪念馆里陈列着他的生平、书法作品和用过的物品。看着那些笔触空灵、意境高远的书法，尤其是那幅著名的“悲欣交集”，我的内心充满了崇敬与好奇。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智慧，在经历着如夏花般绚烂的人生时，却能放下世间的一切繁华与诱惑，回归到最朴素、最纯粹的精神追求？而泉州的包容与沉静，或许正是吸引他在此度过生命最后十四年的缘由——这座城的厚重，能托起他从绚烂归于平淡的灵魂。

在纪念馆的庭院中央，有一座弘一法师的半身石雕像，立在一个平台之上，栩栩如生。他身着僧袍，目光平视，神情安详而淡然，仿佛在沉思，又仿佛已融入了周遭的草木光影之中。那一刻，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平静。同学提议，在这里为我拍张照，正合吾意，我欣然应允，站在法师雕像前，留下了一张合影。那时的我，并未深思这张照片的意义，只觉得，能与这样一位大德高僧在时空里留下一个交汇点，是一种缘分。我未曾想过，这张照片，会成为我下一次泉州之行的引子，让我与这座城的联结，又多了一重温柔的羁绊。

　　我们继续在馆内参观，当年墙上贴着他创作的那首著名歌曲——《送别》的歌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看到这熟悉的词句，我和另一位同学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情不自禁地在那里吟唱起那优美而深情的乐章。

我们的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纪念馆里却格外清晰。我们唱得很慢，很深情，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沉甸甸的情感。它是骊歌中的无冕之王，歌声中，有对友人离别的伤感，有对人生无常的慨叹，更有对弘一法师本人从绚烂到平淡的一生的无限崇敬。我们身边的游人，也被我们的歌声所吸引，纷纷驻足，静静地听着。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整个纪念馆都沉浸在一种庄严肃穆而又温情脉脉的氛围里。我们以这种最质朴、最真诚的方式，向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高僧，寄托了我们最深切的哀思与敬仰。

　　然而，2017年的泉州之行，对我而言，最深刻的烙印，并非来自东西塔的雄伟，也非源于《送别》歌声的感动，而是来自另一处更为沉默、更为震撼的所在——开元寺内的泉州湾古船陈列馆。

走进陈列馆，一股混合着岁月尘埃与淡淡海腥的气息扑面而来。光线昏暗，气氛肃穆。当那艘古船的遗骸，以一种沉默而磅礴的姿态横亘在我们面前时，整个世界仿佛瞬间安静了下来。

它只剩下一具巨大的、黝黑的木质骨架。船壳的木板早已在海底淤泥的浸泡下变得朽烂不堪，只留下深深浅浅的纹理，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它空空如也，船舱里没有一丁点儿货物的遗存，没有瓷器，没有香料，没有丝绸。它就像一头搁浅在时间沙滩上的巨鲸，用它沉默的骸骨，向世人展示着海洋的力量与历史的厚重。

但正是这“空”，给予了我最强烈的震撼。这艘古船，是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的淤泥中被发现的。考古学家说，它可能是在维修时沉没的，也可能是在等待季风时遭遇了意外。它的每一根肋骨，每一块船板，都仿佛在诉说着那个大航海时代的惊心动魄。它是一个容器，一个载体，实物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海上丝绸之路”最直接、最无可辩驳的物证。

　　我的目光凝视着那巨大的、空洞的船舱，脑海中却浮现出了另一番景象。这船舱里曾装满了什么？是德化窑的白瓷，莹白如雪，素净得像海边的云朵；是景德镇的青白瓷，釉色如青霭，晕染着江南的烟雨；是福建各地窑口的陶瓷，带着不同地域的烟火气……

而在这些琳琅的色彩里，我似乎看到了一抹熟悉的、温润如玉的青色。

那一瞬间，我的心仿佛漏了一拍。我几乎可以肯定，那抹青色，来自我的故乡，来自龙泉的溪口、大窑，是宋元时期最顶级的“贡瓷”，是享誉海内外的“雪拉同”。

我仿佛能听到八百年前，龙泉的窑工们将这些珍宝小心翼翼地装入木箱，从窑场由挑夫们沿着崎岖的山路肩扛手挑，然后在金村、小梅、杨碓埠、通济埠等码头装船，循着瓯江的清波一路南下，一步一步运到瓯江口岸。它们在船上经历数周的颠簸，最终抵达刺桐港。在这里，它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瓷器汇合，被装上像后渚港古船这样的巨轮，候着季风的信期，扬帆起航，去完成它们走向世界的使命。宋元之际龙泉青瓷经由刺桐港远销海外，实为中国青瓷文化影响世界的嚆矢。

　　泉州港的崛起，从来不是历史的偶然。当刺桐花在宋元的海风里肆意盛放，这座“东方第一大港”早已打破明州港偏安浙地的瓷器贸易格局。八方商船聚于此，龙泉青瓷的莹润、德化白瓷的素净、景德镇青白瓷的雅致，在此汇成了瓷器的星河。蕃商的谈笑声与船工的号子交织，一条条航线从刺桐城出发，蜿蜒至东非的海岸，而那一抹来自浙南山间的梅子青，竟占了港口外销瓷器的半壁江山。它没有明州港“产地近港”的地利，却凭着蕃坊里的商贾云集、市舶司的有序规制，凭着“涨海声中万国商”的胸怀与气度，让龙泉青瓷的窑火，跨越山海，燃成了照亮古代全球化贸易版图的千年星光。

站在泉州湾古船的遗骸前，海风里似还飘着宋元的潮声。船板上的纹路被海水啃噬得斑驳，却依然能想见当年满舱青瓷的莹润——那里面，定有不少来自浙南山间的梅子青。我忽然懂了，泉州港能成为海上丝路的第一大港，从不是凭空而来：它既有市舶司的有序管理，为商船核发凭证、规范税制，更有“管而不死”的包容，给了民间商贾与蕃商逐利的空间。那些穿梭于山海间的商船，本就不是官方的附庸，而是带着窑火的温度、生计的热望，自发织就了一张连通东西方的贸易网。海上陶瓷之路的繁盛，从来都是民间力量为核、官方引导为辅的双轨合力。

　　视线掠过船骸的龙骨，我又想起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宝船浩荡，旌旗蔽日，那般盛景，却是纯粹的官方主导——国库的银钱支撑着每一次远航，政治的诉求凌驾于贸易的本真。这般不计成本的航行，终究如昙花一现，难抵岁月的消磨。而眼前这艘民间商船，虽沉寂于海底，却藏着更长久的历史密码：它没有宏大的使命，只载着一船青瓷，驶向远方的市集，换来一舱香料、绸缎与白银。历史早已证明，脱离了民间活力的官方航海，终究是无源之水，唯有扎根于市井与商贾的贸易脉络，才能让丝路的灯火，穿越千年风雨，至今不灭。

而今天，我这个龙泉的后人，竟在它的出发港，站在这艘曾承载过它们的古船面前，与那段沉埋海底数百年的历史，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在那无声的交流中，想象着满舱的各色瓷器。我在想：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一个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海上陶瓷之路”。因为在大汉王朝，张骞凿空西域，陆上丝绸之路得以形成。但西域之路艰难，仅靠骆驼运输，而奢侈贵重的中国丝绸，凭借其份量轻、体积小、价值高的特点，成为了东西方交换的主导产品。因此，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学术著作中，第一次用“丝绸之路”来命名这条陆路交通。

　　然而，到了公元6世纪左右，东罗马帝国也逐渐掌握了丝绸的生产技术，我国丝绸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与此同时，中亚地区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陆上丝绸之路的安全性和畅通性大不如前，逐渐出现堵塞的趋势。

而到了唐至宋元时期，由于海上航线的不断被拓展，海路运输的优势——运量大、成本相对低、安全性更高——便凸显出来，成为当时对外交流的主通道。恰逢此时，我国的制瓷业也进入了黄金时代。于是，当时海上运输的主导大宗商品，便由各地的陶瓷接替，真正撑起这条航线繁荣的气象，正是那千千万万件易碎却坚韧的瓷器。它们从中国的各大窑口出发，汇聚于此，像一场盛大的告别。而我的故乡龙泉，正是这场告别中，最沉静、也最高贵的那抹色彩。

泉州，这个我曾经神往的城市，瞬间与我的故乡，与我的血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我故乡风物走向世界的伟大见证者。

　　我久久地站在古船前，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乡愁。这艘船，它或许曾载着我的“老乡”们，驶向了遥远的世界。它们或许抵达了波斯、埃及，在异国的宫殿里，映照着与故乡同样的月光；它们或许也像这艘船一样，在中途与大海相拥长眠。

这艘空船，它什么也没说，但它又仿佛什么都说了。它用自己的沉默，为我们封存了一段最真实的历史，也勾起了我心中最深处的、关于故乡的记忆。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残酷与诗意。它用一场意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瞬间，也为一个远方的游子，留下了一段关于故乡的、想象中的传奇。

第三章：二〇二五，光阴中的重逢与和解

又是八年。从2017到2025，时间以一种“逝者如斯夫”，却又无可阻挡的姿态向前默默流淌。2025年11月，我们一行朋友，两辆车，开启了一场“自驾壮游赣闽行”的深度之旅。我们从江西的红土地出发，探访了道教名山灵山，领略了网红打卡地望仙谷的险峻奇秀，在烟波浩渺的鄱阳湖畔凭吊了因苏轼而闻名的石钟山，感受了庐山西海的千岛风光。我们在抚州临川拜谒了汤显祖纪念馆，在龙虎山的丹霞地貌中探寻道教文化的玄妙。进入福建后，我们又在邵武探访了与南宋布衣先贤严羽《沧浪诗话》相关的诗魂之地——沧浪阁。这一路，我们仿佛是沿着历史的脉络，进行了一次时空穿梭的寻梦之旅。

旅途的最后一站，再次指向了泉州。这是我第三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

车窗外的风景日新月异，高速公路网四通八达，城市的天际线也愈发摩登。然而，当车子驶入泉州老城，那种熟悉的、混杂着历史与生活气息的感觉，便又一次包裹了我。古城的风貌，和前两次来泉州相比，已变化很大，城区不断拓展、也更规整了。沿街的店铺，既有卖着传统小吃的老店，也有充满设计感的文创小店，新旧在这里和谐共生。

我们再次来到了开元寺。没有丝毫犹豫，我的脚步径直走向了东西塔。

　　我们再次来到了开元寺。没有丝毫犹豫，我的脚步径直走向了东西塔。

它们还是老样子。巍峨，壮观，古朴，庄严。阳光正好，将塔身的轮廓勾勒得愈发清晰。塔下的游客比八年前更多了，不同肤色的面孔，不同语言的交谈，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画卷。这情景，与千年前刺桐港的盛景何其相似！历史仿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奇妙的轮回。我站在人群中，再次仰望它们，心中涌起的，不再仅仅是初见时的震撼，更多的是一种亲切与感动。它们就像一对故友，无论你走多远，离开多久，只要你回来，它们总在那里，用不变的姿态迎接你。它们是时间的坐标，是这座城市永恒的锚点。

参观完东西塔，我对朋友们说：“走，我带你们去一个安静的地方。”

　　我再次走进了弘一法师纪念馆。庭院里的草木似乎比八年前更加葱郁了。一切都还是记忆中的模样，那份宁静与安详，足以隔绝外界的所有喧嚣。

我径直走向庭院中央的那座半身雕像。弘一法师依旧目光平视，神情淡然。时光仿佛在他身上静止了。

我拿出手机，翻找出2017年那张照片。然后，我站到了与照片上差不多的位置，以完全相同的角度，让朋友为我拍下了一张新的照片，当两张照片在手机屏幕上并排出现时，我在认真端详。

八年，两千九百多个日夜。它在我身上刻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这八年里，我经历了工作的变迁，见证了孩子的成长，也品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每一道皱纹，每一根白发，都是一段故事的注脚。

然而，照片里的背景，却几乎没有大的变化。弘一法师的雕像，依旧安详如初。他身后的那棵树，或许长高了一些，但那份静谧的氛围，依然如旧。左边，是2017年的我。头发比现在浓密，眼神里带着一丝探寻的锐气，脸上的轮廓也更清晰。右边，是2025年的我。鬓角已染上了些许风霜，眼角的细纹也悄然浮现，眼神里，似乎多了一些经历世事后的平和与沧桑。

　　我久久地凝视着这两张照片。一个念头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时间并非均匀地流逝。在我身上，它是一把刻刀，无情而精准；而在泉州这里，在这座古塔下，在这位高僧前，它似乎变成了一条缓慢流淌的河，表面波澜不惊，内里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悲欣交集”。这四个字，此刻在我心中有了前所未有的分量。人生，不就是一场悲与欣的交织吗？有得到的喜悦，就有失去的悲伤；有相聚的欢愉，就有离别的惆怅。弘一法师在圆寂前写下这四个字，是他对一生的总结，也是对世人的开示。而我这八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一场小小的“悲欣交集”？

我收起手机，面向弘一法师的雕像致意。这既是对他的敬意，也是对我逝去的八年岁月的告别，更是对时间本身的一种和解。

从开元寺出来，夕阳正将余晖洒在古城的红墙上，也洒在东西塔的剪影上，温暖而柔和。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有游客，也有本地人。他们的脸上，依然洋溢着生活的气息。

我逐渐明白：泉州的“古”，之所以能“活”到今天，正是因为它从未被封存。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生命体，东西塔是它坚硬的骨骼，弘一法师的精神是它清澈的灵魂，而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则是它流淌不息的血液。它以开放博大的胸怀，拥抱着世间的古与今、新与旧，因此历久弥新！

终章

离开泉州时，已是黄昏时分。车窗外，夕阳的余晖为这座古老的港口城市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三次泉州行，像三张不同时期的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变迁，也映照出我个人的成长轨迹。

第一次，我是一个带着青瓷原乡烙印、向外闯荡的龙泉青年，眼中的泉州，是充满机遇的烟火人间。

第二次，我是一个追寻历史足迹的探访者，在古船的遗骸中，我找到了故乡与世界的连接点，在弘一法师的人生中，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

第三次，我是一个回归的故人，在泉州的古今交响中，我完成了对历史的回望，也完成了对自我的沉淀。

泉州，这座曾经的“世界的十字路口”，最终也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坐标。它让我明白，无论我们走多远，故乡的根、历史的魂，永远是我们内心最坚实的力量。而人生最好的状态，或许正如这泉州的古与今，正如这龙泉的青瓷，历经烈火淬炼，最终呈现出的，是一种温润如玉、沉静内敛的光芒。

　　我三次“掠古”，第一次，我掠走了它的烟火气，那是它的“生”；第二次，我掠走了它的历史骨架、一曲深情的《送别》，以及那份与故乡血脉相连的青瓷乡愁，那是它的“情”与“魂”；第三次，我掠走了与它在光阴中重逢的感悟，那是它的“道”。

这些被我“掠”走的片段，最终都沉淀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们让我明白，无论我们走得多快，走得多远，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值得我们去回望，去守护。

泉州，这座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它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而我的“掠古”之旅，或许也只是刚刚开始。下一次再来，我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这座城会有什么新的变化。但我相信，东西塔会在，古船的故事会流传，弘一法师的精神在，那份独特的闽南气息也还在世间弥漫流淌。

它就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个愿意停下脚步，与它进行一次灵魂对话的旅人。而我，就是那个对它不断进行深情回望的旅人。如今，我不再只是回望，因为它的风骨、它的温润，早已化作我行囊里的一部分，成为我行囊里最珍贵的压舱之物，在未来的路上，沉静而明亮。（完）

（完成于2025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