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博特展“黄金缕”

豆汤捞

北京首都博物馆的黄金缕”特展，展示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170件黄金藏品，走进展厅，仿佛推开一扇金色的大门，跨越三千年的金宝，诉说着一段段文明交融的动人故事。 “自古黄金贵”，黄金因其稀有性和永恒性在古代是权力、地位、财富和宗教神圣性等的象征物。在数千年间的黄金生产、加工、使用和传播中产生的金器，既形制万千，光彩熠熠，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文明的载体，也是文明的纽带—黄金如缕，串联起和见证着不同族群和文明的交流与融汇。此次展览中的金器，其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15 世纪。而中国最早的黄金制品，皆出自与欧亚草原有着密切交往的西北边地。随着人口迁徙、商品贸易和技术交流的日益频繁，黄金开始在中原地区广泛使用，构成了中国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尽黄金缕”，其所代表的文明交流更是不绝如缕。展览呈现了来自西部、北部草原、中原地区和青藏高原的170余组件金器，在概述过去三千多年中国黄金工艺的演变与成就中，探讨这些金器如何成为中原与周边域外地区——特别是通过草原之路与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永恒见证。 鼻饮约公元前15-公元前1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鼻饮即鼻环。这类金饰由细丝打制而成，两端呈喇叭形，因大小不同可作耳饰、臂饰或鼻饰。此类喇叭口器物是位于中亚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典型器物，反映了黄金制品由西至东在欧亚草原上传播。它们在匈奴墓中屡有发现，在阿富汗席巴尔干的“黄金之丘”古代墓葬（Tillya Tepe）、甘肃磨沟遗址及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中亦有发现，表明其流行年代较长，地域分布范围较广。据尺寸推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藏的喇叭口金饰，应为鼻饮。 璜形项饰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项饰锤揲成璜形，中部宽，两端渐窄，素面抛光，两端有穿孔。类似的项饰还发现于北京、辽宁和内蒙古等北方地区的遗址中。与该地区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生活着北方草原部族，或与草原部族的密切交往相关，并可追溯至南俄罗斯的斯基泰葬俗。斯基泰人是同时期生活在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其著名的黄金项饰的纹饰描绘了神话场景和草纹。有学者指出，这类黄金质地的璜形项饰广布于欧亚大陆腹地，甚至远至希腊和爱尔兰地区，反映了共同的审美趋向和价值观念。 鹿形车饰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两件黄金锤揲焊接而成的鹿形车饰，从里侧可观察到焊接的痕迹。与先前的鹿形饰牌一样.呈跪卧姿。 兽面纹璜形项饰公元前4-公元前2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器物外形与北京地区所发现的项饰相似，唯表面刻划兽面纹，兽面纹长角卷曲延伸，与表现躯干的条带交缠，分别向两端延伸。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56年）至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时，这种兽面纹饰被中原贵族广泛应用在玉壁上。 耳饰 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金耳饰由圆柱形金丝锤打而成，上部保留细丝以便穿挂耳上，下半部则锤打成月牙形薄片，尾部呈螺旋形，样式简洁。其中一件细丝上坠有绿松石珠。类似金耳饰见于陕西、山西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墓葬，是李家崖文化的代表性器类之一，可能属于中国北方边境戎狄文化的遗物。李家崖文化（约公元前12-公元前10世纪）是分布在陕北、晋西北及内蒙阴山以南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可能对应文献中的“鬼方”或“土方”。 卷曲马形饰牌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对饰牌以青铜为底座，表面包有一层金箔，造型为两马相对，接近心形，边缘沿着马背有一道联珠纹。类似的金属饰物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多有发现，近年在北京等地发现的这类器物被认为是山戎遗物。 马纹饰牌1-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浇铸而成的饰牌。饰牌最下一匹马为跪姿，腿屈于腹下，较小的马立于大马背上，马头上皆有一镂孔装饰。相似的饰物在东北、河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墓多有发现，皆为两马相叠，此件三马相叠的饰牌较少见。 耳坠公元I-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耳坠以圆涡纹为主要纹饰，是鲜卑首饰中常见的样式。它由一片金制成，顶端和两侧成树枝状延展出金丝，每条金丝分别盘绕成圆涡状。此类型耳饰多见于东汉未年鲜卑墓葬，内蒙古、吉林、山西等地均有出土，质地多样，既有青铜、铜包金，亦有金或骨质地。 力士花卉纹组佩饰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佩饰共十一件，包括三件金饰和八件玉饰。三件金饰呈拱形，正面以青金石和绿松石镶嵌力士像，保存完整的一件力士像刻划出了样貌和肌肉，八件玉饰大小和形状不一，其中三件方形、两件三角桃形和一件梅花形，中央分别穿方和圆孔。其余两件呈大、小如意云形，两面抛光。相似的组玉佩多出自隋唐贵族公主墓葬，但多不见加配金牌饰。这批金、玉佩的组合方式可以参考北周至唐出土的例子。 几何纹S形青铜带饰公元前4一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带饰从侧面看呈S形，是将铜片的两端朝相反方向卷曲而成。带饰上的几何纹饰，由涡纹、斜角涡纹卷曲纹等组成，与山西侯马东周铸铜作坊出土的陶范残片的花纹十分相似。同时，这类S形带饰的镀锡錾刻、错金银等装饰手法，都体现了它们融合了中原传统和草原民族的工艺。 锥形耳坠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由三个锥形饰和近乎环状的金环相连组成的耳坠。锥饰由盘缠卷曲紧密的金线制成，而最大的金环则是先浇铸后锤揲而成。 卷曲马形饰牌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铸造而成的饰牌，背面有桥形钮，可穿系绳索或皮革，马形动物的腿抱于腹部，眼、鼻、耳被夸张，周围加饰一圈尖嘴鸟头纹饰。 卷曲兔形饰牌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镂空铸造的饰牌，呈卷曲的兔形，背面有桥形钮，可穿系绳索、皮革等。兔身体前弓，足抱于胸前，嘴与前足相连。该圆形饰牌与山戎墓葬出土的铜饰件最为相近。 虎形饰牌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对铸造而成的饰牌，呈镜像图像，以虎为主题，虎侧身、俯首，前后足皆向前曲，肩部下压骨部拱起，虎表面有自然的肌肉起伏，肩部和臀部饰有多重圆圈纹，前后足绘有网格纹。 虎鹿搏斗纹项饰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半月形的项饰由十六个梯形单元组成，每个单元中均饰以同样的虎鹿搏斗的纹饰，纹饰锤揲镂空而成。 璜形项饰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璜形项饰是先浇铸成金片，再锤揲成U形。项饰正面刻划两只巨鸟，鸟头在项饰两端，眼睛镶嵌绿松石，绿松石嵌入在预留的凹槽中，而非通过包镶与器物相连，这与阿尔泰地区希力克提三号墓中的出土物工艺相似，希力克提墓地是位于哈萨克斯坦东部的一处考古遗址，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公元前八世纪至六世纪的古冢。项饰两端有方形穿孔，可用于穿系。 虎形饰牌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铸造而成的饰牌，虎侧身、俯首，前后足皆向前曲。肩部下压，臀部拱起；表面有自然的肌肉起伏，面部、肩部和臀部有圆形孔，圆形孔或镶绿松石，现已佚失。类似的饰牌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六世纪的斯基泰墓葬、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南西伯利的遗物中均有发现。 羊形饰牌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或更晚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组由一个稍大的卧羊饰牌和八个稍小的卷角羊头饰牌组成的带饰。其中卧羊饰牌四肢弯曲，蜷曲于身体下方。羊首后顾，羊尾下垂。这一组带饰或为连缀于皮革和织物上的无穿系功能的腰带饰，其装饰方法或与展览中的鸟纹带饰类似。 串饰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文化宫文化博物馆金串饰由几种不同形状的串珠组成，包括球形、圆柱形、卵形和差柱形。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匈奴文物中亦有此类串饰。 狮噬鹿形带扣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对呈镜像图像的带扣，二者合一组成一个完整的带扣。带扣的主纹为鬃毛茂密的雄狮，口衔一只鹿，并用前爪将鹿踏于身下，后肢肌肉健硕，长尾下垂。 人物纹带钩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带钩钩首为一龙头，勾身为蜷曲盘旋的尾。此带钩上的人物纹饰与陕西西安北郊所发现、制作腰带饰的模具上的纹饰相似。该处同时发现草原常见的工具和中原风格的礼器。工匠身份目前尚未有定论，但这些器物是两区域之间人和物密切交流的生动见证。 兽纹泡纹项饰公元前4 - 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兽纹泡纹项饰的制作方式是将一锤揲出凸起圆泡的金片对折、剪开，再扭曲成C形。此后以金线将对折处缝合，即将金片当作纺织物或皮革处理。用缝缀的方式加工金片实属少见，仅有在甘肃马家塬西戎墓地的一件银杯有同样的做法。项饰正中相对的兽纹饰牌是用两片锤揲成形的金片合成，然后套入项圈两端，再用金线缝固。其中兽纹与阿鲁柴登出土的鹰形金冠中的冠带上的纹饰十分相似，是公元前4至3世纪在西北草原常见的纹饰。 牛纹饰牌公元前2 - 公元前1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鎏金镂空铜牌表现了长方形框内两头相对而立的牛。牛脸为正面，而牛身为侧面，可见全部的八条腿，水滴形嵌槽用来表现牛多毛的身体。这件饰牌本来为一对，有图案相同的另一件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带扣。镀层颇厚，但却偏白，说明鎏金的溶液中包含不低于5%的银。鄂尔多斯、南西伯利亚曾出土了大量类似的物品，这些地区当时都在匈奴的统治之下。 猛兽噬羊形饰牌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饰牌表现了一只山羊被一只猛兽攻击倒地的场景，猛兽在饰牌的一端变为一只猛禽的头。这风格的饰牌与公元前四世纪来到中国西境的草原部落相关，通常认为，这些部落的迁徙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相关。德列斯图伊（Derestuy）七号墓中发现了一对纹饰相似的完整带扣，德列斯图伊遗址是一个位于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的、约在公元前三世纪至一世纪的匈奴文化墓葬群。 虎形饰片公元前3 - 公元1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锻打制成虎形饰片。虎身饰涡纹，下肢扭转，具有此时期中西亚和草原流行的“动物纹”（Animal Pattern）特征，新疆阿拉沟地区曾出土过类似文物，表明新疆和西伯利亚南部草原民族之间的联系。 力士马纹饰牌公元前3-公元前1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饰牌的主纹为一对力士和一对马匹，两名力士交颈，环抱对方，正在角力。马匹分立主纹的左右侧。人物与马匹肌肉起伏，充满力量感。马匹配有衔、镳、鞍、锥等马具，细节丰富。主纹以外的左右上角，饰以树叶和树枝。 人物鸟兽形饰牌公元前3 - 公元前2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饰牌有一人，左侧饰有一猛兽，右侧有一长喙尖耳猛禽，另有一只尖喙鸟禽立于左侧树枝之上，中间的人物亦盘坐在树下，左手握树枝，一幅人兽休憩，其乐融融的景象。 鹿形饰牌公元前6公元-公元前4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卧鹿形饰牌前后股均收合腹下，鹿角由头部向后卷曲至尾部，呈圆环状，眼部镂空。本饰牌铸造而成。卷角鹿饰是公元前六至四世纪欧亚草原至中国北方饰牌中常见的题材。 骑射武士形饰牌吐蕃（7 - 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饰牌造型威武，动感强烈。骑者缠头巾，头巾下方垂有两条发辫随风飞舞，双目圆瞪，嘴下有浓密的络腮胡须，双手拉弓欲射。骑者穿紧身三角形大翻领长袍，腰部系带，其上垂挂箭囊，腰后露出刀柄。马尾打有结扣，杏叶凌空飞动，气势撼人。饰牌背面残存带黑漆皮的薄木片，上面用金钉将饰牌与木片定缀在一起，可知原来应为某件木质器皿上的装饰物。饰牌的风格可追溯到西亚萨珊王朝（224 - 651年）金银器上的帝王狩猎图像，然骑士装束却为吐蕃风格。萨珊王朝由波斯人建立，并将发展至巅峰的波斯艺术传播至西欧、非洲、印度和中国等地区。 神兽衔枝纹马鞍饰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马鞍饰一组四件，包括前、后鞍桥和后鞍桥两翅包片饰。前鞍桥主题纹饰为两两相对的狮子、独角兽等神兽。狮子和独角兽都四肢着地，身体前倾，狮口大张，细圆圈纹地上饰以变化多端的卷草纹样。后鞍桥两翅包片主纹为一对飞龙，身出双翼，长尾翻卷于空中。口吐长舌，长舌和身后的尾巴都变化为卷草纹，画面极富动感。 腰带及腰带饰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截革带保存情况完好，边缘翻卷加厚，革带上可观察到两道压印出的平行凸棱，凸棱外侧有两道细密的针眼，应为制作革带遗留的痕迹。革带上装饰有六个花瓣纹的饰片，其上留有三个镂空小孔，镶嵌圆形绿松石。饰片上有四个金钉，穿过革带和铜质底板后固定，在底板上留有丝织物的残痕。 灵芝冠鹿纹鞍桥饰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锤揲法制成的鞍桥饰片，主体纹饰为六只顾首卷曲的鹿，鹿四蹄相对，双目圆瞪，体态丰腴。灵芝形角上留有大孔，或用来镶嵌宝石。从个别联珠纹内残存的绿松石推测，联珠纹和花瓣内也应镶嵌宝石。饰片边缘有小孔数个，并向内折曲，这都应是用金属铆钉将饰片固定在木胎上遗下的痕迹。 人形缨罩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器物可能是用作马具细绳上的缨罩，也有可能为铃铛。缕罩和铃均为马具上悬挂的饰件。缨罩下悬缨穂，常垂挂在马的胸带或项带上作装饰。器物造型独特，头部做成人头形，人物深目大眼，鼻翼粗大，头上有一条发辫状装饰，面带笑容。头部以下呈六棱形，素面无纹。 团花纹腰带饰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官文化传物馆这组带饰分别由一件带扣、二十三件绔片及三件銘尾组成。跨片为长方形，中央主花为宝相花，花蓉及绔片的四角上均镶嵌有绿松石。鲩尾的团花与绔片相同。 忍冬纹杏叶吐蕃（7 - 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杏叶因呈叶片状而得名，通过革带系于马身，挂在攀胸或鞦上作装饰。杏叶受到萨珊马饰的影响，至唐代（618 - 907年）中原地区已广泛使用。这组杏叶呈曲弧花瓣形，其上有横系，有的在系内还留有革带残段。主体纹饰为三重花瓣纹，花蕊和花瓣中镂空，镶嵌绿松石。杏叶背后镶嵌有铜质薄片，从工艺上观察是先将铜片粘附于杏叶背面，然后由杏叶上预留出的舌状勾片将其包裹固定而成。杏叶背后各有金钉七枚，可将杏叶固定在附着物上。 双马双兽纹荷包扣饰吐蕃（7 - 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扣饰的整体造型如同荷包，图案上部为相背的双马的上半身，背上均负有马鞍。马双目圆瞪，马鬃浓密。扣饰下半部为相对的翼兽一对，皆作奔跑状。扣饰的中央有一条金属宽频，顶端为一可活动的扣舌。宽频下方有一个横长方形的大孔，可以佩物。扣饰有铜质的板托，边缘上饰有圆形的小钉孔，可与其他质地的附着物相连。有学者指出，整件器物与欧亚草原所流行的“双马神”有相似之处。 吐蕃骑士形饰牌吐蕃（7 - 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鎏金银饰牌为骑士形象，所骑之马装具齐备，头部有辔头，马胸前有一横带称之为攀胸，马鞍后有一横带绕过马臀称之为马鞧，攀胸与马鞧上悬挂杏叶。马鞍饰花纹，辅以鱼子纹和卷草纹。马鞍下方有一条垂带，绕过马腹，悬垂的马镫用垂带相连。马腿已残。骑士直口小鼻，头缠头巾，头巾下露出卷曲的头发。身穿镶边直领交叉式对襟长袍，不仅包裹全身，而且盖住双脚。有学者认为，该人物形象可能是一位吐蕃贵族。 花卉纹腰带饰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官文化博物馆这组带饰由带扣、弧形和方形跨片，以及心形饰片组成，表面有凸起的花纹和镂空的孔洞，镂空中嵌绿松石和红宝石。背后附有青铜底片。革带之制，本为胡服。带扣是用来连结马具和人体腰带的用具，古代男子最初采用金属带钩作为捆缚用具，随后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带扣。吐蕃的带具在过去的考古材料中发现不多，在装饰风格上有可能同时受到北方草原部落与唐朝两方的影响。 独角翼马形饰牌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对极富动感的翼马纹饰牌，马头长有独角，有三重马尾，马鬃倒立，四峰腾跃，马尾向上舞动，犹如“天马行空”。饰牌用小金钉钉缀在木板上，和木板之间残存黑色漆皮，可能原为某种器物表面的装饰。 象形饰片吐蕃（7 - 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象形饰片长鼻曳地，两眼圆瞪，舌头前伸，脚底錾刻麻点纹，颈下和后肢披挂有杏叶等饰带。大象头部有璎珞饰带，背上有一团花形圆毯。饰片背面边缘遗留熔焊而成的套环，用于穿系绳索。有多座吐蕃墓葬出土了饰有印度象纹的金银饰片和丝织品，反映了吐蕃同南亚的文化交流。2022.184 花卉纹饰片吐蕃（7 -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残缺的饰片上宽下窄，但花卉图案饱满而富于变化。纹饰中心为一组盛放的花卉纹，两侧各有卷草纹和卷叶纹，花纹交织错落，疏密有致。在花卉与卷草纹样上有镶嵌、黏贴宝石留下来的痕迹，可以想象这件饰片原先的金碧辉煌和珠光宝气。 狮纹饰吐蕃（7 - 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狮纹饰片锤揲而成，狮口大张，尖牙利齿，四肢腾空，鬃毛飞卷，尾部似呈飞翼状，呼之欲出，十分生动。狮身饰卷草纹。饰片角落和底部中央有小孔，或缝缀于纺织物上。 持来通神祇形饰片吐蕃（7 - 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饰片已断为两截。头部和身躯为人形，头戴高冠，身着紧身衣，手执来通，头巾向后飘荡，但身侧生出两翼，前肢如同狮爪，腰部系腰带，尾部分叉呈鱼尾状。有学者指出，这一造型很可能反映吐蕃苯教传说中半人半兽的神祇。饰片的首尾和中腰边缘处遗留圆形的钉孔，可知是固定在某些器物表面的装饰。 人面鸟身神祇形饰片吐蕃（7 - 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对鸟身人面的神祇饰片采用大胆而夸张的刻画手法，其中一件双腿之间镶嵌有一块绿松石。在饰片的背后有三道筒状的管道，可供穿系。饰片锤揲而成，周边有十一个金钉，与背面的金板相连接。西藏早期苯教的神灵中，藏族先人为半人半鸟的异人，皆为人首鸟身，指趾带蹼的带翼巨兽。 金珠地纹耳环吐蕃（7 - 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对耳环由两片金箔制成，呈空心新月形。镶嵌技法是在金片上锤揲出多个凹槽，再宝石镶嵌入其中。耳环上的金珠大小不一。 缠枝卷草纹鞋吐蕃（7 - 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只做工十分精美的银鎏金鞋，采用锤揲法制成。鞋底布满繁茂的缠枝卷草纹，边缘有一圈镂空嵌绿松石的联珠纹。鞋面边沿饰以镂空的折枝纹，鞋头由卷叶纹组成一组纹饰。前掌后跟部用两片金箔连结成一体，可自由调整其长短，以一枚银钉连结，由此推测出它不具备实用性质，很可能是吐蕃王公贵族死后的葬具。 嵌宝石覆面 吐蕃（7 - 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覆面眉毛形如卧蚕，两眼边缘以金珠为饰，当中各镶嵌一颗淡红色宝石作为眼珠。鼻梁笔直，近鼻孔处有两颗较大的绿松石。嘴部上下唇也以金珠环绕一圈。各处均划分为小正方形，以大小不等的绿松石块镶嵌在其中。各部件背面均有小钉，可供固定于某种材质的附着物之上，再制成覆面置于死者面部。 立虎形管饰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物为黄金铸造的管饰，正面铸成老虎立于金管之上，虎面朝向一方，圆眼圆耳，腿略向前曲，虎尾向后卷曲，通体有条状虎纹，虎背面有两整，下承一管，似可穿系，此物可能缝缀于木或皮革之上。 摩羯人物金素坠饰北魏（386-534年）香港故官文化博物馆坠饰由扣、锁链及坠子三部分组成，整条链索与下方坠子以金钉加以固定。坠子尤为精美，正中为一人形，除两眼外额上开有一孔，形如“天眼”。人物大肚前挺，双手持抱摩羯鱼尾。两条摩羯鱼口大张，吞含着左右的链索。人物下部有一活扣，连接着一个十字花形坠饰，花形坠饰上镶着红、蓝、绿三种宝石，使金光璀璨的项链上增添了色彩艳丽的珠光宝气。坠饰的双摩羯人物纹，形象见于更早期阿富汗贵霜帝国的饰物上。贵霜帝国（约1-3世纪）是分布于中亚和南亚的古国，贵霜人为大月氏人的一支。 神兽动物搏斗纹带扣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对呈镜像图案的带扣，两者合一组成一个完整的带扣。带扣表面以浅浮雕饰神兽与动物撕咬的场景。动物身上以浮雕的条带纹作装饰，动物身下及头颈背部饰勾喙鸟兽纹，画面充满动感。 龙纹带钩战国时期-西汉（公元前475-公元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龙纹带钩装饰有金、银、玻璃、绿松石以及青金石等多种材质。从上方看，三条蜿蜒的龙游走了金边鱼鳞之上。龙的身体勾银边，耳、爪和身体则是银制成。带钩的首和颈被一凸起的金边分隔开来，其上有两条卷体麒龙，其翼与背部则镶嵌青金石。两条龙之下有一鸮首，鸮和龙的眼睛皆有玻璃制成。带钩的背面满覆银片。 　　卷曲马形饰牌西汉（公元前206 - 公元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金饰牌有动物纹样，其中动物姿态扭曲近圆形，马顾首，双腿向背上扭转，类似的马形纹饰在阿尔泰山墓地出土的文物上常见。马周围环绕其他动物组成的枝状纹饰，边缘穿有小孔。 耳饰北朝（386-581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两对耳饰以金丝盘扭出主干，再穿挂花瓣、叶片形的小金片。以盘扭金属丝或金属叶片制作的耳饰在匈奴墓葬中已有发现，但垂挂金箔的装饰多见于鲜卑文物，可能与当时流行的步摇有关。汉刘熙《释名》所谓：“上有垂珠，步则摇也”。 虎形饰牌 北朝（386-581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对虎形饰牌上下互为镜像图像，合起来可组成一个完整的带扣。饰牌为模铸而成，虎口大张，背部与上卷的尾巴化为网状镂空，身体中间浮雕有兽首与菱格纹饰。首尾各有孔洞，或用于穿系。 动物纹饰牌北朝（386-581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模铸的饰牌。四鸟两两相背回首相对，上下排列，形成一兽面形；中间浮雕一伫立人形，两侧各浮雕一兽头。 兽面纹珰东汉（25-220年）或晋（265-420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金珰为铸造而成，呈兽面形，镶红宝石或玻璃，以金珠填地。珰为汉代官服饰物之一，象征身份等级。 凤鸟鸳鸯衔花枝形冠饰唐（618 - 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冠饰由凤形饰和三块饰片组成，原为附于冠上的装饰。凤的身体以两块锤揲的金片合成，翅膀和尾部则以镂空的金片制成，缀以绿松石、红玛瑙、青蓝琉璃和焊金珠纹地。其余三饰片均饰缠枝花纹，装饰手法与凤相同，较小的两片还镶嵌贝母鸳鸯。唐高祖五代孙李倕公主（736年卒）入葬时佩戴的冠饰与这组冠饰的佩戴组合方式类似。 鸟鸭纹腰带饰及扣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十七件青铜鎏金的带饰及扣均饰以高浮雕的鸟纹和鸭纹。方形的鈴片饰以相对而立的鸭纹，立于孔洞之上。带扣和銘尾则饰以鸟纹，纹饰中的鸟喙带钩，双翼尖锐，鸟爪硕大。其余地区满饰花卉纹。所有带饰上的纹饰皆由铸造而成，而后鎏金。 飞廉衔同心结纹小山形发饰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察金银发饰的主体纹饰为一对展建的飞廉，其形象为马首马身，长尾飘扬，其衔一个同心结，立于卷曲的绶带之上。飞廉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风神，形象是多种多样的，有牛首鸟身、鹿首鸟身和马首鸟身等。有学者认为飞廉纹饰是唐代汲取了外来器物的动物装饰。 莲花飞天纹发饰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一组发饰由一件小山形发饰与一对掩鬓组成。掩鬓为一对翩翩起舞的飞天，飞天手捧莲花，身缠绶带，极具动态。另有一件佩戴于发髻正中的小山形发饰。这种形态如云头或小山形的发饰流行于晚唐时期。它们应是从插梳发展而来，却进一步省略了梳齿，纯起装饰作用，工艺世比插梳更加轻薄，可以直接以簪钗挂在发髻正中，正如诗词中所言：“小山重叠金明灭” 牡丹纹小山形发饰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银鎏金小山形发饰由两件组成，大者饰以牡丹纹，小件饰以花纹，锤揲并镂空成，叶片和花瓣的细节为刻而成。发饰表面部分金，背后的底衬已失，似是曾缝缀附着于织物上。 蝴蝶卷花纹小山形发饰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小山形发饰通体鎏金，上侧饰有三只蝴蝶，翩翩而立，蝴蝶下方是细密的卷花纹和卷草纹。类似形制和纹饰的小山形发饰出土于广州皇帝岗晚唐墓中。 折股花卉纹钿头钗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传物馆菩萨头上有多枚用于固定鬟髻的折股钗以掐丝拼成花叶纹后镶嵌宝石和瑠璃，其余填满金珠。佩戴方法可参见莫高窟中的菩萨像，唐吴王妃杨氏墓曾出土相似的发钗。 双凤戏珠纹冠辽（907 - 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精美绝伦的铜冠，铜丝编制的帽上焊接有八个饰片。顶部是一个中空的凤鸟，由两片金箔锤揲成形后合成。红铜鎏金的镂空饰片由锤揲制成，前方的饰片中有两只飞翔的凤鸟相对而立，中间有一颗火珠。后方的饰片仅饰有宝珠，冠下还残留有纺织品，或为镂空图案的底衬，铜丝编织的帽下也有纺织品残留。 龙凤纹卷云冠辽（907-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由多片形状如云朵的镂空金属片连缀拼合而成的鎏金铜冠，上面还有数枚鎏金圆片，上饰凤鸟纹饰。 双凤戏珠纹卷云冠辽(907 - 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由十六片形状如云朵的镂空金属片连缀拼合而成的卷云金冠，上面还有二十二枚鎏金圆片，饰有菊花、鹦鹉、雁、飞鸟、太极图案。 双凤戏珠纹额冠辽（907 - 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类额冠无冠体，是与其他冠帽搭配使用的额前装饰，通常尺寸无法围拢为冠圈，故缝于织物上进行佩戴。这件镂空铜鎏金额冠做工精巧。主体纹饰中央饰一颗火珠，从卷云纹中冉冉升起。火珠两侧各有一只凤鸟，双翼伸展，各有五根尾羽，向上翻飞，连结于额冠的上方。 花卉纹珠帘梳背宋（960 - 1279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锤揲而成的梳背，呈拱桥形，表面镂空和錾刻缠枝花卉纹和联珠纹。梳背外缘缀花网，插戴时花网倒垂如幕。这种珠帘梳流行于南宋后期，是在梳背另挂珠花串成的珠网，如帘垂下。上海博物馆藏南宋绘画《歌乐图》中的仕女，鬓上便饰有四弯垂挂白珠的帘梳。 狮子缠枝纹项饰 宋（960 - 1279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项链以瓜形金珠和菱形透心水晶串成，前加镂雕双狮缠枝纹椭圆形坠饰，个别珠饰乃典型宋时之物。 缠枝花卉纹梳宋（960 - 1279）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镂空制成的半月形梳。梳背上饰有缠枝花卉纹，靠近梳齿一圈边缘则是通过刻划制成纹路。梳齿大多保留完好，从正面弯折，因此正面看去光滑圆转。 花树兔纹带饰及扣元（1209 - 1368年）香港故官文化博物馆 这组十件带饰铸铜包金，包括两件方形带扣，六件大长方形和两件小长方形铸片。铸片的背面有穿孔的铜片。花纹一样，均饰花树兔纹，兔在花树间嬉戏休憩，十分生动。两件带扣相连的一边分饰半株盘缠的树，腰带交横时组成一幅完整的图像，设计别出心裁。 牡丹形分心明（1368 - 1644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枚牡丹形分心或是一个更大的头饰的一部分，背后的叶子由三部分组成，后焊接编织在一起。鎏金金线描绘出叶脉，花瓣则由编织的金丝制成。牡丹花蕊或镶嵌宝石，现已佚失。 双龙戏珠纹梁冠明（1368 - 1644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该束髻冠累丝而成。顶部呈半球形，有六道梁；底部呈扁平的圆领，后背立双翼形饰片。这个髻冠的装饰繁复瑰丽：顶和底部更饰以蝙蝠和莲花形饰。罩梁錾刻联珠纹和卷云纹；底部双翼用金丝编成。双翼饰寿山福海和金丝编成的五爪戏珠双龙，其中火珠镶嵌红宝石。龙颈部有弹簧，行动时龙首会随之摇摆，十分生动。 鹤鹿纹帔坠明（1368 - 1644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帔坠为梨形，饰镂空鹤鹿纹。纹饰中央底部有一立鹿，引颈昂首，中央上部有一瑞鹤，展翅翱翔，鹤首朝下，似与鹿交相嬉戏，画面十分生动。周围饰梅、兰、松、竹纹饰，取鹤鹿同春、松鹤延年之意，寓意美好。 花鸟纹帔坠明（1368 - 1644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帔坠呈荷包形，饰镂空花鸟纹。其中央底部一菱形开光中有一飞翔凤鸟，下有一朵菊花。开光外饰兰花等花叶纹。上方为一倒覆的荷叶形，其上同样有兰花等花卉纹。 凤纹挑心及掩鬓明（1368 - 1644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组簪饰部分可能是由官方的银作局所制，属典型明式簪钗。它们包含一只插于髪髻正面中央的挑心和两支戴于两鬓的掩鬓。挑心呈如意形，掩鬓则呈云朵形，均锤揲而成，镂空团花凤凰纹并垫金片。挑心簪脚表面刻有“一□三□五分”。掩鬓的簪脚短小而光素。- 编号：2022.257.1、2022.257.2 - 3 人类文明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黄金从域外走来，在一系列的文明碰撞与融合中，结合了中国本土的审美、工艺、文化和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博采众长、美熠四方的中国金器。展览中的这批纹饰题材多样、制作工艺精湛、艺术风韵独特的金器，犹如给我们开启了一扇历史的“黄金门扉”，让我们可以通过这批实物资料，从考古学、美术史、工艺史、图像学、民族史等不同角度和侧面，加深对其背后的区域文化、中外文明交流融汇历程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充分印证了中华文明在开放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