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史上第一位武状元

郑小良

温州史上第一位武状元

郑小良

潘文虎，字叔山。生于永嘉昆阳。那时的温州，在帝国版图上，还是一片“风俗简陋”、儒风几息的边缘地。但他的家族，却是一脉难得的清流。外祖父焦伯强，是连文宗欧阳修都青眼有加、书信往来殷殷垂问的乡贤；父亲潘约，承袭着岳丈的门风与学识。这样的家学渊源，滋养出的不是一个赳赳武夫，而是一株根植于文脉土壤，却向往着烈日与风霜的劲松。史书说他“崇文尚武，深得时贤推许”，想来该是怎样一个朗朗的人物：既能于书斋中领会圣贤的微言大义，又能在校场上开得硬弓，驭得烈马。仿佛预示着，他的一生，注定要跨越那将倾的盛世与骤临的乱世。

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那是一个天崩地坼的年份。北方的铁骑踏碎了汴京的繁华，帝国的尊严与无数人的安宁，一夜之间碎作齑粉。也正是在这一年，三十七岁的潘文虎，在国家的危难时刻，凭一身文武艺，拔萃于殿陛之间，成为温州历史上第一个“武状元”。这顶桂冠，在承平岁月，是光耀门楣的锦上花；而在山河破碎之际，却是一副注定沉重的铁甲。他授了步骑将领，成了“成忠郎”。一个“忠”字，一个“成”字，似乎早早为他写下了命运的判词——要成就这份忠诚，需要付出何等代价。

他去了黄岩做县尉，维持一方即将倾颓的秩序；后又擢升光禄大夫，任闽广宣抚使兼南路道都统总管。官阶在升，责任愈重。史笔寥寥，我们已无从细见他如何运筹帷幄，如何冲锋陷阵。只知道，在故乡的十七都，他捐建了这座“仁寿桥”。我抚着冰凉的桥栏，想，当他决定修建此桥时，心里在想着什么？是功成名就后对桑梓的回报，还是乱世飘摇中，对一片永恒“仁寿”之地的渺茫寄托？桥成之日，他或许也曾站在这里，望一溪东去的水，思绪却飞到了更北、更混乱的疆场。那时的他，可曾料到，自己的名字，最终竟会取代“仁寿”，成为这片土地永恒的记忆？

真正让我窥见他内心一二的，不是那些官衔与事功，而是他留下的唯一一首诗，《为被虏妇作》。那状元的光环，那将军的威仪，在这首诗面前，忽然褪去了所有的浮彩，露出底下血淋淋的、悲怆的底色。他用最质朴的乐府旧题，摹写最凄惨的乱世新声：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满墙阴三月暮。去年蚕时处深闺。今年蚕时涉远路……”

春桑依旧茂盛，养蚕的时节又到了。可去年的深闺女子，今年却蹒跚在通往异域的漫漫长路上。她听见路旁采桑的乡音，却再不能携手共提那盛满桑叶的筐篮。她悲叹“一身不蚕甘冻死，只忆儿女无衣裳”。这哪里是一个武将在抒发豪情？这分明是一个士大夫，在用最柔软的心肠，去体会、去代言那些被战争机器碾压得粉身碎骨的、无名百姓的哀痛。尤其是那句“今之眷聚昔寇仇，开口强笑心怀忧。家乡欲归归未得，不如狐死犹首丘。” 将虏妇在敌人逼迫下强颜欢笑的巨大屈辱与绝望，写得力透纸背。最后，他以妇人的口吻，说出那惊心动魄而又荒诞凄凉的句子：“愿言相怜莫相妒，这个不是亲丈夫。”能写出这样诗句的潘文虎，他的心，该是如何被时代的苦难所浸泡、所灼烧。他的状元才略，或许能让他洞悉战场形势；但他的诗人情怀，却让他更深地堕入这无边的心灵地狱。他骑在马上，统领着军队，心里却回荡着那些“泥滑滑”中脱了绣鞋罗袜的妇人脚步声，眼前晃动着“帐房遍野相喧呼”的屈辱景象。这种分裂，这种清醒的痛苦，或许比单纯的战败更为折磨。

绍兴初年，潘文虎阵亡了。史书没有记载详细的情形，只这寥寥几字，便为他的一生画上了句号。像一颗投入汹涌战潮的石子，甚至未能激起一朵像样的浪花，便沉没了。他殉了他的国，成了他的“忠”。他修建的桥，却留了下来。乡人纪念他，将桥名、地名都改作了“潘桥”。他成了地方志里一个荣耀的符号，一段“科举世家”的佳话，一个值得立碑称颂的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