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忆

岁月如歌

第一卷

二栈大院的故事

前 言

大连的雨总裹挟着海腥气，上世纪四十年代，二栈大院的砖墙吸饱了雨水，至今在我记忆里泛着青黑的霉斑。这方不足百步的天地，却盛放着半部殖民地的血泪史。

“二栈”——日本人笔下的“第二货栈”，是敷岛广场（今民主广场）东侧一片铁皮顶的仓库群。每日破晓，数百名中国劳工在日本监工的皮鞭与呵斥声中，如蝼蚁般搬运着堆积如山的货物。货栈正门对着监部通（今长江路），路南侧矗立着一幢灰砖砌就的三层中式小楼，每扇窗户都倒映着货栈的阴影。因与二栈仅一街之隔，又聚居着众多劳工，这栋中国楼便被唤作“二栈大院”。

大院里蜗居着六十余户贫苦人家。我家栖居二楼东侧，站在斑驳的外廊上，整座院落的烟火气便尽收眼底。公共走廊被各家侵占得步履艰难——姜婶的酸菜缸挨着朱奶奶的煤球炉，我家索性砌墙搭棚，将灶台扩建成了厨房。南邻见状纷纷效仿，逼仄的空间里竟又生出些曲径通幽的意味。

三家近邻处得比血亲还亲。母亲烙的荞麦煎饼总要留一摞给朱奶奶和姜婶，朱奶奶山东亲戚捎来的大葱必定在我们门环上挂两把。父亲拉洋车深夜未归时，两家的女人总会悄悄往我家灶膛添把柴火。就连外屋租住的盲人李永泰半夜咳疾发作，母亲也会隔着薄木板问要不要熬碗姜汤。

这方天地里自然也藏着魑魅魍魉。二楼西头我家正对面住着胡西西，因总抽大烟，邻居们都叫他大烟胡，那件灰布长衫永远裹着他佝偻的麻杆身子，咳嗽声里总夹着几声阴恻恻的冷笑。他闺女胡美玲抹着刺鼻的胭脂，每天进世出出总看到些陌生面孔，一见来人，大烟胡就会立马躲出去。街坊们都说她是个“半掩门子”（暗娼）。一楼的福满门饭店前门朝监部通，专迎日本人，后门通大院，中国人可以进去吃饭。三楼李先生的屋子时而漏出深夜的灯光，大人们压低声音说那是地下党在工作。

每月初一，包片赵巡警踹门收“卫生费”的动静能惊飞檐下的麻雀。日本警长武藏一夫来“巡查”时，逼着全院人在门口折成九十度鞠躬。二货栈的汽笛每日三响，头遍如催命符，末声似丧钟鸣。我学会的第一句整话是“小鬼子来了”，这话能让满院嬉戏的孩童瞬间遁入各家屋里。

刚出生时，眼里的世界不过这般大小。直到1947年夏日的某个清晨，我们搬家离开时，回头望见朱奶奶和姜婶在二楼拼命挥动手臂，才懵懂觉出这方天地之外，还有更辽阔的苦难与希冀。

1998年我携女重访故地，民主广场早已湮没了货栈的痕迹。当年的大杂院竟仍苟延残喘的存在，我家的房子成了租户的蜗居，砖墙上还留着兄弟俩刻的身高线。邻居说九成老住户早已搬离，如今住的多是外来务工者，都在等待传说中的拆迁补偿。抚摸墙皮剥落的砖块时，朱奶奶的叮咛突然在耳畔响起：“这破院子有着多少咱穷人的苦和恨，往后你读了书，得把这些故事写下来......”

八十多年光阴流转，那些父兄讲述的往事反而在记忆里愈发清晰。如今我的两位哥哥早已归西作古，写作的任务自然落到我的身上，这里，我以纪实散文形式重现这段岁月，既为兑现对老人的承诺，更愿后世铭记：在殖民地的阴霾里，那些劲草间不屈的星火。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亲人，献给二栈的劳工，献给二栈大院的邻居及后人，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

第一章

暴雨来运

1943年5月29日的雨下得邪性。铅灰色的云层压得极低，仿佛要把整个二栈大院碾进泥里。雨水顺着瓦檐砸在走廊的铁皮棚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噼啪声。

“使劲儿啊，他嫂子！”

朱奶奶的声音穿透雨幕。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按在母亲鼓胀的肚皮上，青灰色的发髻被汗水浸透，散开的发丝紧贴在蜡黄的脸颊上。母亲咬着一截木棍，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呜咽。四十一岁的身体像张拉满的弓，在土炕上绷得笔直。

“见着头了！”

姜婶突然喊道。她四十岁的脸上堆满皱纹，此刻每道褶子里都蓄着亮晶晶的汗珠。那把旧剪刀在煤油灯上烤得通红。

我的第一声啼哭混进雨声时，三楼谁家养的鸽子突然扑棱棱飞起一片，翅膀拍打的声音像是为我的降生奏响的礼炮。

“是个带把的！”朱奶奶用旧棉袄裹住我，笑得露出残牙。她转身朝外屋喊：

“永泰啊，快去灶上再烧锅热水！”

我家的两个租户，盲人李永泰摸索着墙根站起来，鼻尖上还沾着早上蹭的烟灰。他对着虚空咧嘴笑着往鍋里倒水。跛脚的刘长顺拖着那条残腿，一瘸一拐地往灶膛里添煤核。

走廊上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我十三岁的大哥领着十岁的二哥冲进屋里，两个半大小子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大哥的鞋跑丢了一只，脚底板被碎玻璃划得淌血，却浑然不觉地扒着朱奶奶的胳膊要看我。

“小崽子别添乱！”

姜婶轻轻一巴掌拍在大哥后脑勺上，却从兜里摸出两块麦芽糖分别塞进他们嘴里。

“去巷口等着你爹，告诉家里添了个弟弟。”

消息像野火般在大院里蔓延。一楼的马成媳妇正在给日本人洗和服，闻言从针线筐里翻出件打满补丁的婴儿衫。她丈夫马成抓起斗笠冲进雨里，要去大广场通知我父亲。

“呸！臭拉洋车的还生？”

二楼西侧传来尖利的骂声。胡美玲倚在门框上，劣质胭脂的味道混着她爹抽大烟的呛人雾气，从门缝里钻出来。

但更多温暖正在汇集。捡破烂的蔡帮子找出个画着日本娘们儿图案的铁盒子，里面装着一碗他自己制作的油炒面；父亲的好友姚嗑巴送来8个鸡蛋；连向来清高的高本贵都从三楼下来，在门缝里塞了张“长命百岁”的红纸。

此刻，我父亲王禅正佝偻着身子在大广场等活。三十九岁的洋车夫像张浸透水的弓，蓝布褂子紧贴在嶙峋的脊梁上。雨水顺着他的络腮胡往下淌，在下巴积成小瀑布。

我父亲是个闯关东的“海南丢”，来大连九年了。他忘不了九年前，在山东莒县老家沭水河边，给白发蒼蒼的父母磕头拜别时发下的誓言，“爹娘放心吧，到了大连我一定豁上命地干活，养活她们娘几个，混好了，我再把你们两个老人接过去享福！”老父亲背过身去直抹眼泪一声不吭，老母亲抚摸着几个孩子说：“你们能混上吃穿，就算烧高香了，别想着我们！”

他起身和哥哥道别，嘱咐了几句“替我多孝敬父母”以后，就拖家带口踏上了闯荡之路。

他的三个孩子，老大是姑娘，7岁；老二，大儿子，4岁；老三，二儿子，1岁。

九年来，他在大连什么卖力气的活儿都干过，勉强维持一家人糊口。两年前，他攒足了5块钱的押金， 由老乡作保，他成了一名山县通洋车组合的注册洋车夫，这活儿，只要肯卖力气，挣出份子钱后，收入就都是自己的了。

“王缠！你媳妇生了！又是个男孩。”

马成的破锣嗓子刺穿雨幕。父亲身子一震，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笑容，摸出兜里仅有的五个铜子塞给马成，嘱咐他买点儿细苞米面，回家给孩子打点米糊喝。然后转身就往青泥洼桥跑——他要找那个大院唯一的高人李先生给孩子取名。

桥洞下的积水没到脚踝。李先生挂着“测字看风水代写书信”的小摊前，因遮雨棚破漏，墨汁被雨水晕开，在宣纸上洇出狰狞的痕迹。

“求先生给孩子赐个名！”父亲虔诚地打躬作揖，额头上的伤口渗出血，混着雨水在脸上开出诡异的花。

李先生望着远处被大雨浇得蔫头耷脑的膏药旗：

“叫来运吧。”

风吹起他洗得发白的长衫，

“这时局，该轮着咱们走运了。”

父亲不懂什么时局，他双手合十：“谢谢李先生！那我走了，看看能不能再拉几个活！”

走到大和宾馆北边时，雨更急了。父亲脚下一滑，右腿卡进没了井盖的下水井，小腿肚子上顿时鲜血淋漓。他摸了好久也没找回鞋子，懊恼地决定收工回家。

“洋车！”

朝鲜银行门洞里，一个打伞的男人在招手。父亲摆手拒绝，那人却已走到身前，阴着脸盯着车上的铜牌：“你们的社长池田孝男可是我的朋友......”

父亲猛地一个激灵，立即改口：“社长的朋友，我怎么也得拉。”他指指天，“下这么大的雨，请先生多赏1角钱吧。”

那人没吭声就上了车。父亲这才注意到他右眼皮处的疤喇，这人长得怎么这么眼熟！拉着车往南山日本人住宅区走时，步步上坡，父亲不顾腿伤，满心想着多挣的几角钱能让老婆脸上露出喜色。

在一栋日本独门小楼前，那人让父亲跟他进屋拿钱。玄关处，那人换上皮鞋，领着父亲穿过走廊。墙上的日本警服和军刀让父亲惊出一身冷汗——想起来了，这鬼子竟是管片的日本巡警武藏一夫！

“给你钱。”

武藏突然抓住父亲手腕，一个过肩摔将他撂倒在地。“这是一跤！”穿着皮鞋的脚没头没脸地踹来，“这是几脚！”

日本女人闻声赶来阻拦：

“下这么大的雨，车夫把你拉回家，你怎么还打他？”

武藏怒气未消：

“支那猪，死了死了的有！”

父亲几乎是爬回二栈大院的。母亲看见他满脸血污，问候的话卡在喉咙里，化成一声呜咽。听说是被日本人打的，母亲破口大骂：

“天杀的！杀日本鬼子八辈祖宗......”

她把我的小破被子掖了掖，我的身体瑟瑟发抖。

窗外，雨更急了。一道闪电劈下来，照亮了大烟胡家窗口飘出的青烟。父亲粗糙的手指拂过我的胎发：“来运呐......让好运早点儿降临吧。”

瓦檐的水滴答在铁皮上，像在细数着这个家的苦难。远处海港的汽笛声撕破雨夜，那是日本人的运煤船又要启航了......

　　很快，我迎来了出生后的百日。那天，家里热闹得像过年。已出嫁的姐姐特意赶回来，一进门就奔到炕前，轻轻捏着我的小手说：

“小弟，姐姐来看你了！”

她眼圈泛红，手指温柔地梳理着我稀疏的胎发，突然噗嗤一笑：

“好你个小东西，把姐姐都逼出家门了！”

这话里藏着多少不舍，当时的我还懵懂不知。

1943年，成了姐姐人生的分水岭。母亲怀上我时，家里逼仄的屋子更显拥挤。父母开始为十九岁的姐姐物色婆家，最终相中了山东老家金墩村来家的三儿子来凤桐。那是个在满洲千岁厂当工长的老实后生，家中有四个壮劳力。父亲去相看时，特别注意了屋檐是否漏雨，门槛是否结实——穷人家的嫁女，图的不过是个遮风挡雨。

姐姐得知亲事时，哭湿了整条枕巾。她舍不得二栈大院的烟火气，舍不得一起在糖厂包糖果的小姐妹，更舍不得两个年幼的弟弟。但那个年代，女儿的眼泪抵不过父亲沉默的烟袋锅。出嫁那日，四人抬的小轿经过敷岛广场时，轿帘突然掀起一角——姐姐正透过缝隙，深情地望着渐渐模糊的二栈大院。

我后来常想，若没有我的到来，姐姐或许能在娘家多留两年。但命运就像那天的暴雨，不由分说地冲刷着每个人的轨迹。姐姐出嫁后，每次回娘家都给我带芝麻糖，用省下的工钱扯布给我做新衣。她总说：“小弟要好好读书，替姐姐看看书里的世界。”

而那个暴雨倾盆的夏日，注定成为我们全家记忆里最鲜明的刻痕。父亲腿上的伤疤，母亲藏在枕下的剪刀，还有朱奶奶念叨的“这孩子是顶着雷公电母来的”——这些碎片拼凑成我生命的底色。多年后，当我在大连市图书馆读到“时代的一粒灰”这句话时，突然想起出生那天，落在二栈大院瓦檐上的千万滴雨。

下面的照片是我在1998年回访故居时拍的。大门里是我家外间，租给了李永泰和刘长顺。窗户里是里间，我们一家五口居住。再往右边走廊上是灶间。50多年过去了 ，变化的只是灶间变成了砖砌小房。

第二章

我的大哥和二哥

大哥王彦曾，小名“寨”，人如其名，挺拔如寨墙；二哥王彦亭，小名“翁”，出生时瘦得像个皱巴巴的小老头，一岁又因闹眼病落下高度近视，因自卑而沉默。父母却始终一碗水端平：给壮实的儿子攒学费，也给羸弱的孩子加褥子。

大哥先上私塾，一年便能背诵《三字经》《童子规》，以后又考进日本人办的“土座町公学堂”。东洋规矩甚严，三九寒天亦须赤膊跑操。大哥每天都咬牙跑完全程，回家上身冻得紫青。二哥抚着那冰碴似的皮肤，哽咽道：“哥，别去了。”

“日本人能忍，咱中国人也能。”大哥呵口白气，“我还得把本事学回来教你。”

二哥只上了一年私塾，因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被先生骂回。此后每日灯下，大哥把武侠小说举到弟弟鼻尖前，一指一字地念。《三侠五义》《小五义》《水浒传》先后读过……灯光晃，纸页黄，二哥的眼一点点亮起来：不会的字，他先顺文脉猜，猜不出就画圈，等大哥回来补。一年下来，圈越来越少，书却越读越厚。

大哥十岁那年，朱奶的儿子朱廷福——二栈的装卸工，公认的一条铁铮铮的壮汉，通背拳炼得炉火纯青。他一眼相中大哥：“这孩子骨架好，眼神更硬。这徒弟我收了”。

于是清晨的院子里，木桩震，沙袋晃，汗珠砸地成八瓣。大哥先学扎马、劈掌，再学“猿猴献果”“白猿探臂”，招招带风。不到两年，大哥就收了院里院外的徒弟十几个，朱廷福暗暗笑：自己平白升了“师爷”。

仲夏午后，蝉声拉得老长。大哥背着我领着二哥到学堂南园捉蛐蛐。石缝一掀，一只黑头金翅，“好种！”大哥帽子一扣，装了笼，让弟弟捧着。笑声未落，两个穿日本校服的高年级生晃过来：“蛐蛐，拿来！”

二哥抱笼不撒手。胖子扬手就是一巴掌，瘦子趁机抢笼。

大哥放下我，把我和二哥往后一推：“护好自己！”

通背拳出——“穿肩摔”，胖子横飞；“缠腕别”，瘦子趴地。树枝劈头盖脸抽下去，两个小鬼子哭爹喊娘。

大哥背起我，拉着二哥钻进曲巷，三拐两绕回了大院。

谁料住在院门口的侯招财，因他不停地䀹巴眼，邻居都叫他“䀹眼猴”，他在屋里瞄见三兄弟跑进院里，他急忙冲追来向鬼子哈腰指路：“太君，刚跑进去，二楼东边。”

鬼子在我们三家搜了个遍，在家的大人都摆手说沒看见，气得鬼子连骂“八嘎”，愤愤离去。

是夜，大院灯火不眠。马蛋儿、姚那你，还有一群半大孩子围着大哥。姚那你随他爹，也嗑巴，憋得满脸通红：“那你那你那你那你，”他咽了一口唾沫，终于把话完整地说出来：“那你，准备怎么收拾他？”

大哥握拳，用力挥舞，低声几句，众人点头。

翌夜十点，䀹眼猴在被窝里忽听一苍老嗓音说：“小衙门太君让你去录口供。”

他一骨碌爬起，趿鞋出门。行至无名巷，一条麻袋“呼”地罩下，一㡷破棉被蒙头，镐把雨点般落下。

一刻钟后，人散巷空，只剩蜷在地上的䀹眼猴。

次日，他家大门贴上一副白纸对联——

上联：专舔太君腚沟䀹眼猴

下联：只喝鬼子粪汤摇尾狗

横批：畜生十汉奸

赵巡警路过，慌忙撕了，怕日本人看见找他问责。䀹眼猴卧床半月，一声不敢吭。

而大哥仍每日清晨在院里练拳，风声猎猎；二哥捧着书，坐在台阶上，把新认的字轻轻念给阳光听。

1944年的八月，父亲突患重病，这场变故让原本就拮据的家境雪上加霜。关于他得病的真正缘由，我将在下文中道来。

父亲一病，家中顿时断了收入来源。大哥毅然决然地辍学，在街头摆起了代写书信的摊子。他一手漂亮的字迹和耐心细致的态度，很快赢得了街坊邻里的信赖。二哥也不甘示弱，跟着盲人李永泰和瘸子刘永顺，加入了大菜市贩卖蔬菜水果的行列。两位大人在街头设点售卖，二哥则挎着小筐，走街串巷地叫卖。

二哥第一次独自出门卖梨时，紧张得浑身发抖，仿佛筛糠一般。大哥细心地替他整理衣领，轻声鼓励道：“别怕，有人欺负你就跑，回来告诉我。”二哥点点头，攥紧了筐绳，迈着略显僵硬的步伐走出了家门。

傍晚时分，二哥拖着疲惫却带着笑意的身影回到家，筐里的梨少了一半，脸上却挂着难得的笑容：“我……我卖出去十一个……”母亲数着铜板，惊喜地发现竟比预期多了不少。原来，二哥虽然胆小，却天生懂得如何逗老太太们开心，几句甜言蜜语，便能卖出好价钱。

当然，也不是每一次都那么顺利。有一次，几个恶少年围住二哥，抢走了他筐里的梨，还将他推倒在地。可这一次，二哥没有像从前那样哭鼻子，而是默默爬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第二天换了条街继续叫卖。

“哥教我的，遇到打不过的就跑，跑不掉就求饶，我不怕丢人。”二哥这样对我说，眼神中少了怯懦，多了几分坚定。他的成长，在我小心灵里意识到，生活虽苦，却也能磨炼出坚韧的意志。

大哥的代写摊子生意日渐红火，不只是因为他字写得漂亮，更因为他愿意倾听、愿意帮忙。有位乡下大娘拿着儿子从部队寄来的信来找他，大哥念完信后，大娘当场痛哭失声——信上说她的儿子在战场上牺牲了。大哥不但没收她的钱，还倒贴了几枚铜板，让她买些纸钱祭奠儿子。

大哥的摊子前总围着一群听故事的闲人。他讲《三国》、《水浒》，也讲岳飞抗金、戚继光打倭寇的壮烈事迹。每当有日本人路过，他就改讲《西游记》；等他们走远了，又接着讲起那些热血激昂的历史故事，仿佛在黑暗中点燃一盏盏希望的灯火。

二哥卖水果也渐渐摸索出了门道。他发现去医院探病的人出手大方，便每天一大早就守在医院门口。有次下大雪，他摔了一跤，梨滚得满地都是，他却咬着牙爬起来，把梨一个个捡回筐里，直到卖完才回家。

七夕那天，我们破天荒地吃上了带点肉腥的饺子。大哥把最大的一碗端给父亲，二哥则神秘地从床底下掏出一个小布包——是他偷偷攒钱买来的药，只为给父亲治病。父亲捧着那包药，眼泪无声地滴进了碗中。母亲背过身去抹着眼泪，大哥搂着我和二哥的肩膀，轻声说：“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屋外风声呼啸，屋内那盏十五瓦的灯泡散发着昏黄的光。我们五口人围坐在炕上，分食着一年来最丰盛的一餐。大哥讲着《杨家将》的故事，二哥不时补充细节，连病中的父亲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家”的模样。

第三章

父亲得了癔病

父亲得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天，住在东院的我的二姑父马兆运找到我父亲，说和他一起做生意小宋的舅舅，得了大病，现变卖家产换钱治病，他的一辆洋车50元就卖。

父亲眼睛一亮，看着堂妹夫，“车怎么样？几成新？”

“八成新！”

父亲在心里盘算起来，八成新，价钱还行，买下来？可上哪筹那么多钱？

马兆运像是看透了父亲的心思，说：“二哥，咱俩合伙买，我有15块钱，你出35块，买车咱俩干，你就当帮我，我不想再晃荡下去了。”

父亲想，家中有存款30元，再筹5元就够，东借西挪的，5元钱好办，关键是有了自己的车，以后干活就不用交份子钱了，干好了，一年就能把本挣回来！越想越高兴，说: “走，咱看看车去。”

第二天，他俩就把这车买到手了！我爹抚摸着车，喜不自禁，马兆运双手紧握车辕，作奔跑状，喊着说，“俺终于有自已的车了！”

父亲纠正说：“是咱俩 ”，又说，“咱俩先小人后君子，这车按出资，我占七，你占三，我干白班，你干夜班，谁挣的钱归谁，修车，也按7:3分摊，将来如卖车，收入仍按7:3归账，行吧？”

马兆运说，“行，但如果有个什么事五的，白班夜班的能调调吧？”

父亲说：“那没问题！”

父亲领着堂妹夫来到人力车组合办了手续，人仍是组合的人，不再交车份，但每年需交5元管理费，他俩商量好，签字划押。

他们顺顺当当地干了大半年。一天响午，我爹吃过午饭，正半卧在车上打盹，突然被人推醒。他定睛一看，5个壮汉围着他，其中一个领头的说，“你下来，这车归我了！”我爹一听急了，站起来和他们理论，那人把一张纸塞到父亲手里，“这是给你的！”说完，4个人架着他，他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那人把车拉走了！这事来得好生突然，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父亲打蒙了！他高喊：“我要去告你们！”为首的人狞笑着说，“ 告去吧，别忘了带着这张文书！”

父亲急忙找到李先生，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李先生看着那张纸问：“马兆运是谁？”

父亲说：“ 是我堂妹夫。”

“这车是你的还是他的？“

父亲说 “ 俺俩合伙买的，我七他三。”

“坏了！” 李先生说，“你堂妹夫赌钱输了，把这车押给人家了！你看，白纸黑字，这车你要不回来了！”

父亲一听，急眼了，“马兆运这个混账东西，他赌输了，顶多把他的车份押上，他有什么权力把我的车份也押上？”

“这事你只能找马兆运了，你占理，他应该把你的七成车份钱返还给你。”

父亲心中怒火中烧，跑着赶到马兆运家，一脚踹开门，喊道：“马兆运，你给我滚出来！”

我的二姑，一个瘦弱矮小的女人，早已哭得瘫在地上，鼻涕眼泪抹了一脸，三个孩子也陪着她一起哭。见到父亲，她爬起来带着孩子齐刷刷地跪下，不停地磕头，她嗓音嘶哑地说：“二哥呀，这个天杀的马兆运，他说他错了，对不起你，现在就出去挣钱，等有钱了，一定还给二哥。就在刚才，他收拾点行李就跑了。”父亲看着家徒四壁的破屋和衣衫褴褛的堂妹，气得一脚把个小板凳踢得老远。

父亲气急败坏地走出二姑家，头脑昏昏涨涨，口中念念有词，在街上毫无目地地走了大半天，傍晚才回家。我妈急得什么似的，堂妹来过，她什么都知道了，她已做好了饭，等得心急火燎。见父亲进门，她悬着的心放下了，陪着小心说： “饭早做好了，快吃饭吧！”父亲也不说话，两眼直直的，一头拱在炕上，陷入昏睡状态。母亲拿薄被给他盖上，安排我们哥们悄悄地吃饭。

半夜里，父亲醒来，狂声喊道：“我的车！我的车！” 说着下床，光着脚就往外走。我妈喊他，他也不搭腔，开门跨过二楼门前的铁栏杆就跳了下去！重重的落地声，伴着我妈撕心裂肺地哭叫声，把邻居们都惊醒了，大家纷纷围拢上来。三楼的李先生把了把脉，说快送医院！一楼父亲的工友姚嗑巴，把车拉到院子里和李先生一起把王禅抬上车，直奔山县通小医院。

大夫检查过程中，我爹一直狂呼乱喊，一会喊大夫“你还我的车！” 一会对李先生说：“马兆运，你凭什么把我的车押了？”

因为是从二楼跳下，楼下又堆着一堆纸壳，起了缓冲作用，父亲只是多处皮外伤，没什么大碍。最后，医生诊断说，他急火攻心，得了癔病，开些药，回家好好养着吧！谁都别惹他，他不能再受刺激。

回家吃上药，过了一会，父亲安静下来，昏昏睡去了。这一睡就是三天！我妈把家中的刀铲等金属的利器都放到邻居家，饭碗盘子全都藏了起来，怕他醒来摔砸。

“王禅癫了，王禅跳楼了，”

“王禅眼珠子全是红的，逮谁打谁。”在车夫中传播开来，越传越邪乎。

其实没有传说的这么邪乎，父亲只是狂躁了三天，以后就稳定下来 。他这一病就是八个月，父亲的哥哥王臻，也就是我们的大爷从山东老家来大连探望，成了他的专职陪护，天天给他喂药，喂饭，给他理发，洗澡，陪他唠嗑、散步。

这些日子里，我妈带领大哥和二哥干活挣钱养家，她承揽针线活，洗衣，摊煎饼，拣拾柴草煤茧，把摊煎饼和家中取暖做饭的燃料花费全省下来了。大哥支摊代写书信，二哥贩买水果，每天也有少许进账。

半年后的一天，父亲瞅着大爷，突然开口说话，他说：

“这开春了，哥你老在这里做什么？不回家种地吗？”

大爷高兴地手舞足蹈说：

“我弟好了，我弟好了！”

父亲病好了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大院。邻居们和他的洋车夫朋友纷纷前来看望，祝贺他痊愈早日干活养家。

第四章

父亲当了杂货铺的小老板

在明泽街的人行步道上，邻居刘老汉开了个食品杂货铺。这是个占地约2.5平米，木板搭建的小房，一半占明泽街的地，一半占无名巷的地。刘老汉在这里经营了好几年了。一天，父亲和大爷溜达回来，刘老汉叫住了他，说他老了干不动了，想把杂货铺转让出去。

“王禅你来干吧，”父亲说：“我没钱”，刘老汉说，“小房和货全赊给你，等你挣出钱来，咱俩再算账！”“那敢情好！”

父亲高兴地应允下来。父亲在刘老汉带了一天后，就正式成了食品杂货铺的老板兼售货员。 大爷了却一桩心思，高兴地返回老家了。

父亲和李永泰、刘长顺签了合作协议，他俩按父亲的货单进货，除货款外加收1.5%的运费。这以后，在大街上就出现了这样一幅生动的图画。盲人李永泰推着自制的木推车，瘸腿刘拄着单拐，在前面拉着绳子，木拐敲地的声音指引着李永泰推车前行。二哥拐着小筐，拉着李永泰的衣襟紧跟在后。到了大菜市，他们按照父亲提供的单子进货。刘长顺拿货，李永泰摸索养验收。然后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再购买一些蔬菜水果，顺便给二哥的货也带出来。他们的货摊摆在无名小巷的西头，靠近父亲的小铺，每天生意还可以。二哥和他们分道扬镳，到附近的小巷去叫卖。

　　一天晚上，父亲准备关张了。住在寺儿沟的陆小六拉着车气喘 吁吁地跑来，

“王哥，刚才我把小衙门(日本警署派出所)给点了！”

父亲顺小六手指往南一看，山县通衙门方向浓烟滚滚。陆小六的爸爸陆奎是放火团的(大连民间自发的抗日组织)，被打死在日本小衙门里，小六早就想替父报仇了。他说：

“我见小衙门里点着灯，楼下就武藏一个人在那喝酒，旁边那门是厨房，我一摸，门没锁，我寻思进去顺点吃的，等我进去后，我想，武藏今天值班，不能便宜他，我得给他上点眼药！正好案板上头有一桶豆油，我全都倒地上，我把火点着就跑了。”

父亲拍着手说：

“干得好，真解恨！没人看 见？”

“黑灯瞎火的，神不知，鬼不觉。”

“你还是出去躲躲吧，我家里还有十多块钱给你当盘缠。”

“用不着！咱俩去看看吧。” 陆小六拉着父亲，来到了山县通火场外围，观看的人有几十人，这时小衙门已成一片火海，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救火车的鸣笛声远远传来，忽高忽低像报庙似的。

父亲胆颤心惊地度 过了一天，杂货铺关张前，陆小六兴冲冲地跑来说：“武藏给撸下来了！听人说，这龟孙值班喝酒，疏于职守，他得为火灾负责！”“活该！怎么没烧死他！”父亲愤愤地说。

第二天早上，天气格外的冷，脸盆里的水都结冻了。父亲拿一些新上的货去杂货铺，刚摆放好，马成拉着洋车跑来，他擦着汗，巴掌拍得啪啪响，兴奋地说：“王哥，武藏死了！”

啊！真的？父亲一听，两眼放光。他抓住马成的胳膊晃着，“ 快告诉我，怎么回事？”

马成说： “上车，我拉你去看！”父亲麻溜地插上窗板，锁上铺门，上了马成的车。

在敷岛广场南面的道边上有一个简易公厕，8个蹲位，男6女2。男厕无门无窗。在进门数第二个蹲位里，侧躺着一具尸体，下半身在蹲位里，上半身在过道上，从嘴边到上衣前襟上一大片呕吐物，身上地下一大片尿渍，不知是谁，在尸身上屙了一坨大便，呕吐物和粪尿混合在一起全都冻得梆梆硬。马成朝头踢了一脚，说：“ 你看，这不是武藏还是谁？”

父亲用脚把尸体由侧身翻为仰身，仔细辨认，绝对没错！武藏鼻青眼肿，额头，脸颊上血迹斑斑，面目狰狞，形象猥琐，尸体上散发着骚臭味直扑鼻腔，父亲顿感恶心，胃中如翻江倒海直往上顶，忍不住一古脑地吐在武藏身上。他急步冲出厕所，大口地喘着粗气，马成急忙为他拍背，过了好一会儿，才渐渐顺过气来。

父亲和马成分析，这武藏被撤职后，心灰意冷，借酒浇愁，昨晚，不知在哪被人殴打，棉衣都被人扒掉，他走到这儿上厕所，酒力发作后摔倒在地，无人发现，被生生冻死。今早有人用厕，不但不报警，反而在其身上屙屎撒尿，可见他臭名远扬，仇家众多。经父亲和马成的传播，很快，大半个大连都知道了此事，人们无不拍手称快说：“活该！这就是小鬼子的可耻下场！”

第五章

夜深深夜沉沉

黎明前的夜黑沉沉，像一块浸透冷水的黑布，死死蒙在城市的上空。风从海面涌来，带着咸腥与铁锈味，从二栈大院的每道门缝、每扇窗棂里灌进去，把人的心吹得冰凉。

二栈货场门口那盏汽灯嘶嘶作响，惨白的光把“第二货栈”四个墨黑大字照得像四把倒悬的刀。劳工们下班了，排队一步一步往外挪。刺刀在灯下闪，像一排会咬人的獠牙。

杨丞琳老汉夹在队伍中间，脊梁弯得像一张拉坏的弓。他今年五十八，肩膀却被麻包压出六十岁的弧度。今天扛的是小米，裂口在麻包最底下，他故意把裂口贴在自己脖颈处，每走一步，金黄的小米就沙沙地漏进衣领、灌进鞋壳，像一场无声的雨。他数着步子，心里算着：再忍二十步，就能给家里的小闺女带回一把救命粮。可他害怕被发现，腿抖得厉害，抖得连影子都在地上打颤。搜身的日本兵个子不高，眼睛却亮得像两颗烧红的炭。他先摸腰，再摸腿，最后一把揪住老汉的裤脚——沙沙，小米顺着裤脚淌下来，在水泥地上积成小小的一滩金黄。

“八嘎！”

耳光炸雷一样甩在老汉脸上，血和泪一起迸溅。老汉被拖进安保课，膝盖在地面犁出两道湿痕。他跪着，头磕得咚咚响，声音像破风箱：“太君，孩子……孩子三天没吃一口干的……”

棍子落下，一声闷，一声脆。老汉的胸口像被巨石砸中，眼前炸开一片金星，接着是黑。他倒下时，手还保持着往怀里掏的姿势——那里藏着最后一把小米，握得死紧，指节发白。

板车吱呀吱呀地碾过碎石路，像钝锯在锯木头。两个工友把老杨抬进屋，小小的电灯泡被风吹得左右摇晃。老伴蹲在炕沿，头发白得像落了一层霜，小姑娘缩在她怀里，像只受惊的猫。老汉的嘴一张一合，气若游丝：“小米……没带来……怪我太害怕……”话音未落，他身子猛地一挺，喉咙里发出“咯咯”两声，像有什么东西被生生掐断。老伴的哭声炸开，像钝刀割开布帛，凄厉得让窗纸都簌簌发抖。小姑娘懵懵懂懂地伸手去摸爹的脸，指尖只触到一片冰凉。

对面西楼，蔡帮子正守着一锅鱼汤。鱼头是他在明泽街日本住宅区捡的，硕大，鱼眼还蒙着一层灰白的膜。他用剪刀刮鳞，用水冲了五遍，撒把盐，扔两段葱，咕嘟咕嘟炖了半个时辰。汤泛白，油星子漂一层，屋里飘满腥甜的香。他一直靠捡破烂为生。垃圾箱里的食物，只要没有腐烂，他就捡回家洗洗干净，咕嘟咕嘟的煮着吃。有时也会闹肚子，但扛几天就过去了。邻居们都说他胃口好，吃捡来的东西已经适应了，有人还说他抗造呢！

但今天吃这鱼，只剩半盘时，忽然觉得舌根发麻，喉咙像被铁丝勒住。他伸手去抠嗓子眼，却只吐出一口白沫，沫子落在地上，像一小团融化的雪。他鼓起力气，拿起盘子就朝窗户扔过去，玻璃碎了，邻居们闻声赶到， 发现他正蜷成一只虾米，嘴角挂着最后一丝苦涩的笑——那笑凝固在脸上，像冻住的浪花。

第三天清晨，二栈大院的院子躺着两口薄板黑漆棺材，东头一口，躺着杨丞琳；西头一口，躺着蔡帮子。棺材板新刷的漆，亮得能照出人影，却照不出死者最后一丝表情。

女人们围着棺材哭，男人们低头抽烟，烟锅里的火星一闪一闪，像不肯熄灭的心火。朱庭福出头，和几个邻居联手，给他俩筹办白事。和尚念经，铜磬声“当——当——”，每一下都敲在人心最软的地方。唢呐响起，调子是《哭五更》，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远，像要把人的魂儿也吹到半空。

此时大烟胡躺在自家的床上，瞪着无神眸子瞅着天花板。他已经病入膏肓。他的合伙人刘明超拿着他们俩的集资款去哈尔滨郊区上山货，在乡下遇到胡子抢劫，钱没了，人也没了。当噩耗传来时，大烟胡一下子惊倒在地。女儿胡美玲不知去哪钓野男人了。他想，我和老杨老蔡一天死多好，黄泉路上有作伴的呢。

出殡的队伍走过坑洼的街，纸钱漫天飞，像一场迟到的雪。寺儿沟的山坡上，新土堆起两座坟包，两块木牌，两支香，几十锹黄土，就把两条命盖得严严实实。

傍晚，在朱奶奶的提议下，大院里几乎没人点灯。黑暗像一锅稠粥，把家家户户都泡得发胀。偶尔有婴儿啼哭，猫叫声一样细细的，很快又被大人捂住嘴。

不知是谁低低地哼起一支老调：

“……黑夜黑，黑不过人心哪，

人心黑，黑不过这天哪……”

歌声像风里的蛛丝，飘飘荡荡，最后落在地上，碎成听不见的叹息。

从二找大院往北不远处，黑嘴子的海潮拍岸，一声比一声重，仿佛也在问：

这夜，怎么这么黑？

什么时候，天才能亮？

　　 第六章

鬼子投降了

1945年8月，大连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猛然推了一下，空气里全是绷紧的弦。

日历上的日子照旧翻页，可每个人心里都悬着一把刀：不知道下一刻会落下什么。

从戏匣子（收音机）里得知： 8月8日深夜，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拂晓，四路苏军铁流般越过边境，枪炮声像撕开黑夜的闪电，不到一周，关东军土崩瓦解。

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的广播像一声闷雷滚过大街小巷——“日本投降”四个字，把四十年的屈辱和压抑炸得粉碎。

6日一早，父亲还没卸下门板，巷口的李先生已经挥舞着着报纸擂门：“街坊们，出来啊！鬼子投降了！”

门一扇扇打开，人一群群涌出来。报纸在风里哗啦啦作响，像胜利的旗。

有人放声大笑，有人抱头痛哭，有人把邻居小孩举过头顶。父亲攥着母亲的手，嗓子沙哑：“可算熬到了！”

8月24日，苏联士兵第一次出现在浪速町。呢大衣、大皮靴、蓝眼珠，钢枪在日光下泛着冷光。

日本人门窗紧闭，窗帘拉得一丝缝都不留。父亲远远望着，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感激他们来，又畏惧他们留下的影子；想亲近，又不敢靠得太近。

回家他跟妈妈学舌：“老毛子，大鼻子，说话咕噜咕噜的，像含着一口水。”

11月8日，大连市政府宣告成立。锣鼓敲得震天响，可老百姓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往后，真能轮到咱中国人说了算？”父亲问邻居，没人答得上来，只能把疑问吞进肚子。

转眼就是1946年。三月的一天，父亲在铺子里码洋火，柜台前忽然飘来一句软软的“劳驾，给我一包火柴”。

抬头一看，竟是武藏的老婆加藤美子。父亲被武藏骗进家里里拳打脚踢时，是加腾美子不停地说情，最后趴在了父亲的身上，还挨了武藏几脚。父亲对这个善良的日本女人打心眼里感激。她瘦了，和服换成了灰布大襟，鬓角也散了几缕。山本死后，南山的大房子成了众矢之的——玻璃被砸，夜里总有人往院里扔石头。她缴不起房租，更扛不起恐惧，只好搬到寺内通一间小屋里。

父亲叹气：“如今穿和服等于挂靶子，我给你几件我媳妇的衣裳。”

又教她：“见人别鞠躬，一哈腰就露馅。”

日子久了，加藤穿着我母的旧棉袄，来买酱油、买灯油，进门先咧嘴笑，话也敢多说两句。

十月末，她带来消息：苏军下了令，所有日本侨民集中遣返。

父亲跟母亲合计，决定送她最后一程。

2月31日，天刚蒙蒙亮，父亲借来马成的洋车，来到加藤家门口。

行李简单得可怜：两口褪了漆的皮箱，一方蓝布包袱，屋里剩下的桌椅橱柜早被变卖成盘缠。

到了码头，海风刀子似的往骨头里钻。

加藤突然深深一躬，额头几乎碰到膝盖：“王大哥，你是好人……我们日本人造的孽，我回国会谢罪一辈子。”

再抬头，泪水在脸上很快冻成了冰溜溜。

李先生、马成、陆小六也挤在人群里看热闹。过去耀武扬威的关东军此刻像被抽了骨，抱膝蹲在地上，灰头土脸地等上船。

日本平民们排在另一侧，女人抱着孩子，有的老人把一把大连的泥土包进手绢，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呀！

苏军士兵举枪维持秩序，枪刺闪着幽蓝的寒光，像提醒所有人：旧的一页正在撕掉。

李先生突然高声道：“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人占了咱大连，整整四十年！今天，他们滚蛋了！咱们，挺起腰杆做人了！”

父亲、马成、陆小六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只把巴掌拍得通红。

海风卷着咸腥，卷着离开这里的日本人的哭声，也卷着一座城市新生的味道，一路吹向灰蒙蒙的天际。

第七章

时来运转 开启新生



九月的天空被洗得不见一丝云絮，澄澈得仿佛能盛下整碗阳光。大院里的晾衣绳挂满各色被褥，白的、蓝的、花的，像一面面彩旗在微风里轻扬。孩子们赤着脚追逐嬉闹，脚底溅起的水花在日光下碎成晶莹的光点。

苏联方面开始全面接管大连的大型企业。最初传来的是船渠那边的消息。

苏联红军的卡车轰隆隆驶入原“大连船渠株式会社”的大门，车门“咣当”一声推开，跃下肩章闪亮、靴声铿锵的军官。日本人时期的管理层被当场宣布解散，如枯叶般无声落下，连抗议的机会都不曾有。高音喇叭随即响起带着浓重卷舌音的俄语，紧随其后的是生硬却铿锵的汉语翻译：船渠即日起更名为“大连船渠修船造船机械厂”，实行中苏合营，苏方控股。

首任厂长谢米德洛夫身形魁梧，鬓角修剪得如刀裁般利落。他站在船坞高耸的铁梯上，双手叉腰，俯视下方黑压压的工人，仿佛检阅整支舰队。

我大哥经李先生推荐，成了财务部最年轻的实习生。报到那天，他特意将唯一一件白衬衫熨得平整挺括，领口却仍被汗水洇出一圈淡黄。透过财务室的宽大玻璃窗，他第一次亲眼见到大吨位巨轮——船身犹如铁壁，红褐锈迹顺着铆钉蜿蜒如血泪。大哥将额头贴上冰凉的玻璃，心跳如擂鼓，暗念：我终于成了船渠的人！

下班回到大院，他故意将步子踏得山响。父亲正蹲在灶前搅和一锅疙瘩汤，闻声抬头，见儿子手里扬着盖红章的工作证，像挥一面小小的旗帜。父亲没说话，只与母亲相视一笑。

　　几乎同一时间，第二货栈也迎来剧变。日本经理被遣退，苏联人接管后第一件事，便是将昔日日方提拔的白领管理层悉数调往一线劳作。一天下来，那些人累得龇牙咧嘴，却无一人敢抱怨半分。苏联经理大胆提拔工人中的优秀者进入管理层，让他们在实干中学习。这些人也争气，不出三五日便做得有模有样，乐得苏联经理连连竖起拇指：“哈拉少！哈拉少！”

山县通的人力车行也变了天。

日本人撤离的前夜，将登记簿、车牌与账本全都投进火盆。火焰蹿起，将半边天映成暗红。次日清晨，马成和姚嗑巴带着十几个车夫踹开烧得半焦的木门，从灰烬中扒出半枚铜章——上面依稀可见“株式会社”四字。马成拿它在鞋底蹭了蹭，咧嘴笑道：“往后，咱们自个儿管自个儿！”

山县通人力车合作社成立那天，没有鞭炮红绸，众人将几十辆人力车推至街口，车辕朝天，如一排凛然的长枪。马成站在车座上，嗓音沙哑却铿然：“从今起，车是大家的，钱是大家的，命——也是大家的！”底下有人悄悄抹了眼角。

姚嗑巴依旧结巴，却抢着当了副社长。他负责记账，算盘拨得噼啪作响，如布一盘大棋。年底分红那日，他将一摞摞关东券码成小山，按人头发放。分至最后余两张，他犹豫片刻，塞给最年轻的车夫：“明、明儿……给你娘抓药。”

　　市容整顿的布告贴满街口，墨迹未干。

父亲的杂货摊正卡在两条马路夹角，像根鲠在喉的鱼刺。明泽坊城管科的人穿着崭新制服，帽檐压得低低，说话却客气：“老哥，这棚子得拆，车拐弯不便。”父亲搓着手，指甲缝里还沾着酱油渍，连声应：“拆，这就拆。”随后，他将摊子归还刘老汉，未售完的货物和家中存货也一并相赠，权作这些时日承蒙照应的答谢。自己则报名加入“清理队”，日领两元关东券，将碎砖乱瓦搬上卡车。两元钱，刚够买三斤高粱米。

大连市政府成立，市长人选据说是出于统战需要，苏军同意由大商人迟子祥出任。他身着藏青中山装，派头十足。副市长陈云涛作为共产党代表，穿一袭深蓝汉服，说话带山东口音，亲切朴实。下面的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对他十分认可。市内划为五个行政区，我们这一带属中心区，南起武昌街、北至黑嘴子，东自寺儿沟、西达青泥洼电器花园。中心区下分十二坊，相当于如今的街道。我们这儿，就叫明泽坊。

出乎众人意料的是，李先生竟成了明泽坊的坊长！布告贴出，才知他大名为李良忠，是中共党员。他在坊办公室公开表态：“咱这坊，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大家都向我看齐，若我做得不好，不用各位撵，我自己卷铺盖走人！”

明泽坊下划二十九个闾，相当于如今的居委会。姜婶被指定为闾长，乐得一宿未眠。翌日清早，她将东院、南院及我们大院共一百二十六户的门牌号和户主名字用红纸誊写工整，贴于自家墙上。有人打趣：“姜婶，你这闾长管多少户呀？”她叉腰笑答：“管天管地管灶王爷，外加一百二十六户人家！”

福利厂设在明泽坊后街的破庙里。庙门原“大雄宝殿”四字被白灰涂抹，改写为“劳动光荣”。李永泰以手杖探路，第一个迈入。刘长顺右腿比左腿短三寸，一瘸一拐紧随其后。三十多名残疾人领到第一份工——糊点心盒子。地瓜粉调的浆糊带淡淡甜腥气。李永泰将纸盒压得方正平整，嘴里哼着小曲。他的乐观感染了众人，活儿越干越快，越做越规整。

二哥终于领到了小贩流动经营执照。

执照以硬纸片制成，外覆透明油纸，印着“大连市中心区明泽坊营业许可证”字样，下方盖着鲜红的区政府大印。他用红绸仔细包好，系于扁担最显眼处，挑两筐秋梨沿街吆喝：“旅顺的——大——香水梨——不甜不要钱！”清亮的喊声如串串铜铃，从山县通一路滚向寺儿沟。

　　最轰动全城的，莫过于那场热烈的搬家运动。

日本人撤离后，空出大量房屋。市政府发出号召，鼓励符合条件的老百姓申请分配住房。然而动员数月，响应者寥寥。多数人心中存虑：一是房租稍贵，二是忧心日本人卷土重来。为此市、区及坊各级干部纷纷深入居民中耐心宣传，并推出多项优惠条件，表彰带头搬迁的家庭。凡搬家者皆披红挂彩，锣鼓相送，专人专车帮忙搬运。渐渐地，看房搬家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人们的态度也从观望转为踊跃。

父亲在坊干部动员下看了几处房，最终选中不远处的万民街63号。这房子坐北朝南，一室一廊，带厨房、卫生间和小院，总计三十余平米。因对面苏联公寓楼遮挡，每日仅有两小时日照，房租故而较同类房屋便宜不少。母亲来看后，两人当即拍板定下。

一九四七年夏，我们正式搬家。此时二栈大院已陆续迁出多户。消息传开后，好友近邻纷纷前来送别。大哥的铁哥们马蛋、姚那你反复念叨“舍不得、没处够。” 姚那你激动得语无伦次：“那你……那你……那你……”话未说完已哽咽难言。大哥红着眼眶揽住他：“那我，我肯定常回来看你的！”三人紧紧抱作一团，哭得涕泪纵横。五岁的我受他们感染，也热泪盈眶，心中涨满说不清的感动。

“登个隆冬锵，锵个隆冬锵，锵锵锵……” 锣鼓敲起来了！

“扫啦扫啦刀啦刀，扫到啦扫米来米，米拉扫米来刀来，来扫米来米啦刀……” 唢呐吹起来了！

20个人的秧歌队早都聚在大院门口。这些老太太真敢打扮。10人穿红袄绿裤，10人穿绿袄红裤，个个脸上擦的都像猴腚似的，跟着锣鼓点儿和唢呐声，扭起了快乐的搬家秧歌！

父亲胸前戴着大红花，他打头，拉着借来的人力车，车上载着母亲和我。第二辆人力车是马成，拉着全家铺盖；第三辆人力车是姚嗑巴，载着锅碗瓢盆；第四辆人力车是陆小六，运家具杂物。每个车的车辕上都缠着一块红绸子，随风飘扬！大哥二哥身背包袱，里面装着细软，紧紧跟在车队后方。

“走喽——”四辆人力车一字摆开，浩浩荡荡，在锣鼓和唢呐声中，朝着新家——万民街63号前进！

附：

我父亲的人力车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