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我还是农民

远山

这事儿琢磨久了，味儿就有点像是隔夜的棒子面粥——表面看着挺稠，拿勺子一搅，底下全是疙瘩。

四岁以前那点事，记不清了，但身上那股子土腥气，大概是从那时候就腌进了骨头缝里。衣服是补丁摞补丁，可心里头是敞亮的，野地里滚，河沟里蹚，饿是常事儿，但不知道什么叫愁。四年级进了趟镇子，亲戚家端上来一碗面，细得跟丝线似的，滑溜溜的，都不用嚼，自己就往喉咙里出溜。我捧着碗，心里咯噔一下，原来面条还能长这样。我娘那双能刨地、能和面、能抽我后脑勺的手，擀了一辈子，也擀不出这机器里的规矩。那碗面，像根细针，在我那浑沌的童年幕布上，扎了个小眼，透进来一丝别处的光。

五年级，斜对门陈校长家，来了个戴眼镜的大哥哥，趴桌上画图。白的纸，黑的线，横平竖直，拐着我看不懂的弯。他说，这纸上几条线，将来能立起来，变成高楼，住好几百号人。我扒着门框看，觉得这比说书先生嘴里的封神榜还玄乎。城市，大概就是由无数这种神秘的纸片变出来的吧？那念头，像颗没炒熟的豆子，硬生生硌在了心口，懵懂，但有了形状。

初中那几年，学习很是上劲儿。书本上的东西，像地里的垄沟，我走得比别人直。七〇年，风好像往我们这儿刮了刮，说是有个“新曙光”，农村娃也能跟着分工作。眼瞅着要上岸，脚脖子却被学校一把攥住了——得留高中生源。得，政策那扇门，“哐当”一声，在我们这群农村应届生眼前关上了，锁头还是我们自己学校给拧上的。他们一挥手，我们就像被赶的羊，老老实实进了高中班。那感觉，像眼巴巴看着最后一班进城的马车从眼前过去，尘土扬了你一脸，车轱辘声还扎着你耳朵。

高中两年，书是接着念，可心里那根弦，早就绷在“外面”了。结果呢？高考的门连条缝都没开。回村务农吧，无需选择，因为没得选择。知识青年下乡是“扎根”，我们回乡，是天经地义的，因为那里有自己祖辈的根。锄头还是那把锄头，地还是那块地，只是挥下去的时候，胳膊里多了点别的东西，叫不甘。领着乡亲们学大寨，冬天里刨冻土，手上裂的口子能塞进米粒；组织知青学小靳庄，唱唱跳跳，热闹是他们的，我是个搭台的。混来混去，混成了村里戴眼镜的“官”，管着村里最有文化的一摊事儿。可夜里躺下，听见老鼠在顶棚上跑，那声音，跟我的心一样，空落落的，没个着处。

转机来得像场高烧。七六年，工农兵学员，最后一班车。我挤上去了。两年，废寝忘食地学，也战战兢兢地看。城市像个巨大的、嘈杂的机器，我试着把自己塞进去，当一个合格的、不起眼的零件。

后来进了国企，蓝工装一换，像换了层皮。图纸上的线，真在我手里变成了钢筋水泥。职称，一级一级往上爬；位子，一寸一寸往前挪。说时髦话，住单元楼，抽带过滤嘴的烟。甚至，西装革履地到西欧转了两圈。逢年过节回村，乡亲们递过来的眼神里有羡慕，有疏远。我以为，那条区分“我们”和“他们”的沟，到底是被我迈过来了。我把农村那层皮，连血带肉地，蜕在了进城的那个路口。

退休，这事儿像一盆冰水，照着后脖颈子浇下来，透心凉。算退休金的时候，人家把本子一推，公式一套，给你个数。我一看，不对劲。同村下乡的知青，在田埂上晃悠那几年，算工龄；我同样在田埂上流汗，甚至流得更多，那叫“回乡”，不算。更绝的是，后来一块上学，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先生，他们算工龄，我还是不算。政策那本账，翻到这一页，字迹清晰，冷酷无比：你的根，在哪儿刨食，就从哪儿算起。

闹腾，讲理，找依据？没用。那本账是铁打的，你只是账上一个数字，还是用铅笔写的，随时能擦掉。你前半生所有的挣扎、跨越、自以为是的蜕变，在某个看不见的印章下，归了档，盖了戳，上面就俩字：农民。

忙活一辈子，从土坷垃里挣出来，带着一身泥点子挤进城市的楼缝，学着他们的样子活，用他们的尺子量，末了，发钱的时候告诉你，计价方式，还是按亩产。

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楼房里，泡了杯茶，看着窗外那些我参与画过图、后来真立起来了的楼。忽然就笑了。

终究，我还是个农民。这身份，不是写在户口本上，是烙在命里。你跑再远，鞋壳里，永远倒不干净那二两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