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雨声读书声，宣南士乡寻文脉 （一）

老金

今天是2025年11月28号，星期五，农历十月初九。

今天天气晴好，我还是走一走，坚持每天一万步，我来到了长椿寺参观游览。现在这里正在举办宣南历史文化展，这是长椿寺大门。

北京长椿寺是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的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坐落于明代古刹长椿寺内，于2005年11月30日正式对外开放，现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是馆内基本陈列“风声、雨声，读书声——北京宣南士乡历史文化展”。“风声、雨声、读书声”是士人的音符，也是最能代表士乡旋律的乐章，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则是士人追求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注与担当。

明代古刹长椿寺内的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这里不仅是城市记忆的容器，更是清代士人精神的栖居地。从“旗民分居”到“东富西贵”，从科举鼎甲到会馆林立，每一块石碑、每一幅画卷都在低语着那个风雅与担当并存的时代。宣南士乡历史文化展分为“此地为宣南 “士聚宣南”“斯文在兹”“先忧天下””宣南新声”五部分。这是展区平面图。

宣南士乡历史文化展围绕宣南士乡的城市空间、士人群体的生活空间、学术活动、精神追求等梯次展开，多维度解读宣南文化、宣南士乡的精神特质，展现清代宣南士人群体以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等活动为依托，心系家国、引领时代、勇于担当的人文精神。

宣南，古都北京城区最古老的地段，几度沧桑兴废，至清代成为汉族官宦士人的聚居区，形成了宣南士乡，发展出了宣南文化。

科举时代的“士”，其具体身份延及官僚、学术、文学、艺术等群体。宣南文化以士文化为核心，涵盖城建、民俗、商业、戏曲、会馆等诸多方面。这是明代北京城图。

所形成的文化学术平台，既是北京作为国家文化中心地位的体现，并向全国辐射其巨大影响力，也受益于清政府推行的各项文化工程。

清代的宣南士乡，人数众多、活动空间紧凑、延续时间长久，特别是地处京师，土乡纵览士乡史记，上春官而暂憩会馆，访古书而盘桓书肆，居旧邸而如唔前贤，遇同道而讲论达旦，掖后学而如获至宝……至于学人幕府、四库修书、诗会雅集，士人藉此以熔铸学术、开宗立派；修祠公祀、公车上书、矢志维新，反映了士人砥砺品节、担当兴亡的家国情怀。几乎每一个时代的宣南学人都能在此得到他处绝无可能的收获。这是清代宣南示意图。

1644年，大清入主中原，多尔衮将内城划分给八旗，北京内城的八旗，以皇城为中心，按一定方位以旗为单位划片居住，由八旗管辖。

外城居民主要为汉人官民商贾，分五城进行市政管理。“旗民分居”政策在清中期后有所松弛,但它客观上推动了清代北京外城特色居住区的形成。这是内城八旗分布 外城五城划分图。

清代顺治年间推行“旗民分居”，汉官士子多聚居外城宣南，遂成“士乡”。这一政策无意中孕育了独特的文化生态。博物馆内详实的史料与复原地图清晰勾勒出八旗分布与五城格局，令人直观感受历史的肌理。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复制品)，顺治元年（1644）五月，清军进入北京城后，立即在内城圈地，部分居民被迫迁出。在即位诏书中，顺治帝进一步提出“兵民分城居住”，顺治三年、五年又陆续颁布更为严格的谕令，每间房仅给予四两银子的补偿，强制汉人于顺治六前迁往外城。

嘉庆十六年步军统领禄康《奏报究查内城旗民人等私开车店及参奏疏忽查禁各旗员折》(复制品），在“旗民分居”的原则下，内城旗民不得经商，商业多以集市为主，诸如酒楼、酒铺、戏院、茶馆等固定店铺基本都在外城。

普通旗民有军人的特殊身份及其他政策的保证，可以不从事生产和经商活动。在市场需求及利益的驱动下，一些旗民便以隐蔽的方式从事商业经营。

康熙朝平定“三藩之乱”后，政局已然稳定，清廷开始大力提倡学术，士人争趋京师，形成清代第一次学术高峰。至乾隆朝，在修纂《四库全书》这一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推动下，来自全国的大批著名学者汇聚宣南。宣南士乡的学术氛围之浓、学术水平之高一时空前。在争鸣碰撞中，他们的学术观念和学风发生巨大转变，从个体来说，许多人从地方学人上升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学者；从总体来看，这直接催生了乾嘉考据学及清代学术第二次高峰的出现。宣南不仅汇聚学人，更是提升与培育学术的中心。

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兴起，北方的颜李学派即是其代表。学派创始人为颜元和李婊。他们讲求“实学”，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每至京师，则在宣南与王掞、王士祯、许三礼等名宦学者讲道论学。颜李二人各有弟子百余人，宣南是颜李学派的主要形成和活动基地。正是依托宣南士乡这一学术平台的汇聚与辐射效应，颜李学说方得天下学人尽知。

宣南之所以文脉不绝，在于其汇聚天下英才的气度。康熙年间徐乾学设幕府于碧山堂，延揽万斯同、阎若璩等三十余名学者共修《明史》，成就一代学术高峰。乾隆时《四库全书》纂修，群彦云集宣南，乾嘉考据之学由此而兴。

士是中国古代的四民之首，既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素养，又肩负担当和传承社会主流价值的使命。尤其在科举制的推助下，士人往往扮演官员、学者、诗人、文学家、艺术家等多重身份，因而，作为古代中国政治中心的都城也往往是国家的文化中心，士人的汇聚之区。清代的北京也不例外，人才荟萃 市井繁华。因清初“旗民分居”政策及北京城市格局等因素的影响 士人比较集中的居住、生活在宣南，形成了以汉人官僚、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独特的都城文化现象与城市文化空间——宣南文化和宣南士乡。

著述创作，著述主要指学者以个人力量撰写学术著作。居住在宣南的学人以士乡的学术资源和氛围为依托，在宣南进行个人著述，产生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

顾炎武（1613-168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曾长期寓居广安门内的慈仁寺（今报国寺），及七圣庵、文昌阁、绳匠胡同等处，其《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重要著作即完成于慈仁寺。《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部明代的历史地理著作，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有“政治地理学”之称。《日知录》是一部学术札记，囊括了作者主要学术、政治思想。

谈迁，著名史学家，《国榷》为其所著的明朝编年体史书。为访求前朝佚书、掌故，他北上京城，寄居宣南骡马市的朱之锡寓所两年多，期间搜集了大量史料，用以补充、修订《国榷》，还将在京见闻写成《北游录》一书，成为研究清初北京史的重要史料。

孙承泽（1593—1676），字耳北，号退谷，顺天府大兴（今北京）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顺治十一年（1654）休致后闭门著述，“二十余年不问门外一事”，著有《山书》《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畿辅人物志》《庚子销夏记》等。《春明梦余录》是孙承泽在其宣南孙公园撰述的一部有关明代北京城坊、名胜、地理等方面专著。

朱彝尊 (1635-1709)，清初著名学者、诗人、词人、藏书家，字锡鬯，号竹垸。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撰《明史》，后入直南书房，成为随侍皇帝左右的亲近词臣，赐居于内城景山之东。康熙二十三年，因私自抄录地方进贡的书籍而获罪谪官，移居宣南海柏胡同的古藤书屋。《日下旧闻》即撰成于古藤书屋。

同治年间，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兄弟带头各捐银一千两，与京内外皖籍将领，官员共筹资两万三千多两白银，建成安徽会馆。光绪十五年(1889)，会馆遭火灾，焚毁殆尽，不久又集资重建。安徽会馆只接待在职的州、县级官员及副参将以上的实权人物，是联络淮军集团的重要活动场所。

《乾隆南巡图·肩跸京师》局部 清徐扬

图中南巡人马车辆沿大街西行直到宣武门前，经过的这一带街道宽阔、房舍整洁、店铺林立、百货纷陈，一片熙攘繁荣的热闹气象。

东福西贵，清代北京外城集中了商业，娱乐业精华，不仅此类行业的从业者聚集于此，朝廷官员、幕僚及各类进京人士也大多生活或暂居外城。崇文门是北京各城门的总税关，且靠近运河，从明代起就是商旅和货物出入的地方，为纳税方便,商贾,富室多居住于此。而正阳门外是北京最大的商业中心区，也是商人的聚居区域。明代，宣武门内外即有很多官员的宅邸、别墅。清代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政策，以汉人为主的官员士子从卢沟桥经广安门入京，或出城至西山郊游、或前往西郊御园朝见皇帝，栖居宣南都颇为便利，因此清代士人 官宦多居宣南。故时人有“东富西贵”之说。

一些有财力的士人官僚在宣南置地，建宅筑园。清初的宣南先后出现了多处名园。它们多无堂皇规模，而是依托宅园小景、主人地位与情趣及往来宾客的活动与赞誉而著名。园因人而益美，人以园而寄志，而众多士人们在其中的研学问道、诗文唱和更彰显了宣南名宅名园的特点和魅力。康熙中期以后，宣南士人的大型宅园日渐减少，乾隆时期，官府对官员房屋形制进行严格限制，大宅第多分剖为三四个宅院。

孙公园位于正阳门外臧家桥西 为明末清初士人、藏书家孙承泽的别业。园分两部分，前为主宅，后为别墅，中间有一条小巷，共有大小院子 42 个，房屋 280 余间。园中著名的建筑有上下共 14 间的藏书楼“万卷楼”，以及晚红堂、兰韵堂、研山堂等。孙承泽卒后，孙公园日渐衰败，大部分租借出去，晚清时期剖分为安徽、台州等多家会馆。

拥有私宅大院的士人毕竟是少数，很多宣南士人赁屋而居。官员的升降、外放频繁，居所不定；清代官员致仕后一般限期返回原籍居住，不准逗留京师，房产难以形成祖业；还有不断升高的房价迫使一些官员、士子不断换租更廉价的居所，甚至长期寓居会馆，因此，居处累迁是宣南士人的普遍经历。故宣南士人频繁流动的同时，也使宣南房屋的主人或寓公不断变换；相应的某处房舍，前辈先贤居住陈迹、题咏指画,往往历历在目，这对后进的士人充满了无穷的吸引力，因而也是士乡宣南文化积淀尤其厚重的缘由之一。

钱大昕（1728-1804），钱大昕自乾隆十七年（1752）首次入京，留居京师达23年，曾先后居住于绳匠胡同、草厂胡同、潘家河沿、椿树胡同、悯忠寺街、南横街、珠巢街、宣武门外大街、将军教场胡同等处，始终不离宣南，这也反映了宣南对士人的巨大吸引力。

京师会馆以地域为区分，接纳八方士人，尤其是来京参加会试、殿试的举子。士人们或暂居会馆，或在其中举行祭祀、团拜，送往迎来、宴集唱和。会馆为他们在京师的日常生活、政治活动、切磋问学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场所，是增洽他们乡情乡谊的纽带，是宣南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宣南士乡形成和成长的主要物质基础。

会馆是士人生活的枢纽。湖南、安徽、湖广诸会馆星罗棋布，既是应试举子的栖身之所，也是诗文唱和、乡谊维系的空间。

会馆是宣南士人居住和活动的重要而又特别的空间。北京的会馆出现于明代，极盛于清代。会馆基本都建在外城，宣南又占了总数的十分之六七。据统计，至清末宣南有会馆 400 余座，多数为士人会馆，少数为商人会馆。

湖广会馆位于宣南骡马市大街东口，该处曾住过徐乾学、岳钟琪、张惟寅、王杰，纪昀、刘权之、叶继雯等康乾时期的名臣，嘉庆十二年(1807)捐为会馆，其后又有增建。馆内有戏楼、乡贤祠、文昌阁、宝善堂、楚畹堂等建筑。其中的戏楼，建于道光十年(1830)，时湖南籍顺天府尹何凌汉倡议集资修葺湖广会馆，增筑了戏楼。

湖广会馆是跨省会馆,主要接待湖南 湖北籍官员及两地来京应试的举子。会馆中士人的联谊活动，除祭祀乡贤、神明及节日团拜,还有迎接会试举人、恭贺新科进士，礼送外放官员，祝贺生辰以及日常的士人宴集等。同治九年(1870)十月，两湖的官绅士人在此为曾国藩举办六十寿宴，贺寿联谊，观戏酬唱，为一时盛事。

孙中山曾五次莅临湖广会馆，并于1912年8月2日，在此举行国民党成立大会。

安徽会馆位于现后孙公园胡同，为清初孙承泽的别业“孙公园”的一部分，是京师最著名的会馆之一。晚清时孙公园改建为锡金会馆、泉郡会馆、台州会馆、安徽会馆等多家会馆。

安徽会馆是规模较大的省级会馆，保持着大府第 “三轴四部分”的格局。三轴，即中路主院、两侧偏院各有轴线，每路轴线上都是四进院落。四部分，即中路为礼仪场所，东路为乡贤祠;西路为接待居住用房，后部为面积约二亩余的花园，原有假山小池、水榭亭台,现仅存“碧玲珑馆”。

宣南士人中，在京为官谋事的官员、幕僚、书吏等群体相对比较稳定，来京应试的举子、述职的官员及等待外放的官员，则是流动人群。尤其是应试举子,数量庞大，就顺天府贡院的规模而言，一次参加应试，来自全国范围内的举子往往过万人。而应试举子几乎都寓居宣南，同乡会馆则是其首选之地，某种意义上，一旦金榜题名，宣南会馆就是他们人生中更上层楼的一个节点。因此，走上仕途的士人往往终其一生都流连于此，力所能及地维护、壮大会馆。

明清科举考试流程表。

明清科举考试大致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一般每三年举行一次，其中的会试、殿试在京师举行。

顺天贡院，位于北京内城东，是顺天府乡试、全国举子会试的考场。考生在贡院的考房称“号舍”，按千字文顺序编号，每人一间。顺天贡院有号舍一万余间。

清代殿试一般在春天举行，地点初设在天安门外，后设在太和殿外，雍正时改在太和殿内进行，乾隆五十四年（1789）后，殿试移于保和殿内。

进士及第，清代殿试分三甲排名。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有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为三鼎甲。一甲第一名，就是状元。

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

《四库全书》是乾隆朝组织修纂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前后参与的四库馆臣有四千余人，正式列名的编纂人员有36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居住在宣南，围绕修书而进行的访书、考辩、著述、献书等活动基本都发生在宣南。修书增进了官员学者化的倾向，许多学者的学业和声誉借此张扬。宣南也再次成为这次学术活动的中心。

《四库全书》的修纂还促进了乾嘉学派的发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钱大昕、阮元、王念孙、王引之等，宣南是他们主要的学术活动空间和平台。

安徽学政朱筠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故宫武英殿（四库馆旧址）翰林院（出自《唐士名胜图会》）

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帝下诏征求书晒，时为安徽学政的朱筠上疏，提出急搜旧本钞本、完曾现有内府藏本，著录校雠并重、金石照调必录等四点建议。引发君臣的激烈争论。乾隆帝由此决定开馆夏修《四摩全书》，朱筠也担任了黑修官。

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廷下诏属修《四库金书》。次年四离馆开馆于武英殿。编娜历时近十年，引发了确代第二次。也是最大一次学术活动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