塬上的年，冷透了脊梁骨

李墨涵

作者：李墨涵

腊月的风裹着塬上的雪粒子，刀子似的刮过老家的水泥路。我踩着没膝的积雪，扛着半袋刚磨好的玉米面往家走，身后跟着两个小小的身影——十三岁的晓雅缩着脖子，书包带子在风雪里晃荡，七岁的晓军攥着我的衣角，小脸蛋冻得通红，嘴里呵出的白气，转瞬就被寒风撕碎。

这天是除夕，别人家的烟囱里飘着肉香，贴着红对联，我家的四间平房却冷清清的，连个福字都没贴。

三年前的这个时候，我还在陕西的工地上绑钢筋。为了多挣点过年钱，我咬牙多留了半个月，想着回去给娃买新衣裳，给她带那支念叨了很久的金镯子。电话里，晓雅说妈妈腌了腊肉，晓军说等着爸爸放炮仗，我揣着厚厚的工钱，心里暖烘烘的，觉得日子再苦，也有奔头。

可我没等到回家的那天，先等来了法院的传票。

连夜赶回来的车上，我把那张纸攥得皱巴巴的。她起诉离婚的理由写得冠冕堂皇，说我常年在外不顾家，说我们感情破裂赌博酗酒，家暴嫖娼，不管孩子和她。我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看见她和那个煤矿工人坐在炕桌边，桌上摆着我寄回来的腊肉，她的小腹微微隆起，眼里藏着躲闪的慌。我兜里揣着证据——她和那个男人的聊天记录，邻居拍下来的照片。这些东西往法庭上一摆，她不仅要净身出户，连抬头做人的脸面都剩不下。

可我看着里屋晓雅通红的眼眶，看着晓军躲在门后攥紧的小拳头，那些话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咽了回去。夫妻一场，就算她对不起我，我也不能让娃在村里抬不起头。

法庭调解那天，她低着头，说自己没能力养孩子。她的律师说，家里十几万的外债，该一人一半；孩子的抚养费，她只能勉强凑点。我看着她，突然就笑了，笑得眼泪都往外涌。我跟法官说，债务我全背，抚养费一分不要，我只有一个要求——两个娃，都得跟我。

她愣了愣，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痛快。签字的时候，她的心情特别愉悦，我却平静得像一潭死水。走出法院的那天，天阴沉沉的，晓雅突然开口，声音哑得厉害：“爸，我们以后，是不是没有妈妈了？”晓军哇的一声哭出来，抱着我的腿喊：“我要妈妈给我扎辫子。”

我蹲下来，把两个娃搂进怀里，喉咙堵得发慌。风刮过法院的台阶，卷起地上的枯叶，像是在替我哭。

离婚后的第三天，就是除夕。我带着晓雅和晓军回了老屋，正忙着生炉子，村口的婶子突然跑来，说看见她跟着那个煤矿工人，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车站的方向走了。

我僵在原地，手里的柴火啪嗒掉在地上。

后来才知道，她那天就跟着那个男人回了老家，没过多久就办了婚礼。她再也没回来过，再也没问过晓雅和晓军一句，像是这辈子，从来没有过这两个孩子。

这三年，我没再出去打工。十几万的债压在肩上，两个娃要吃要穿要上学，我走不开。我在塬上包了几亩苹果园，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天黑了就去镇上的工地打零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晓雅放学回家就帮我做饭洗衣，给晓军辅导作业；晓军也懂事，小小的年纪就跟着我去果园捡掉落的苹果，说要拿去镇上卖钱，帮爸爸还债。

最难的不是累，是逢年过节。

别人家的娃有妈妈陪着穿新衣服，有妈妈给塞压岁钱，我的娃只能穿着旧衣裳，看着别人家的烟囱发呆。去年除夕，晓军半夜发烧，我背着他往镇上的卫生院跑，雪地里的路滑得厉害，我摔了好几跤，怀里的娃却紧紧搂着我的脖子，小声说：“爸爸，我不难受，你慢点。”

那天的风特别大，雪粒子打在脸上，疼得钻心。我看着怀里烧得迷糊的娃，想着那个在别人家团圆的女人，心里的疼，比身上的伤口更甚。

晓雅越来越沉默，作文本里写满了塬上的风，却从来没提过妈妈。有一次开家长会，老师让写《我的妈妈》，她趴在桌上写了半节课，最后只划掉了所有的字，写了一句：“我的爸爸，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

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那张纸，眼泪掉了下来。

今年除夕，我咬咬牙，给娃买了新衣裳，还割了半斤肉。晓雅帮我擀面条，晓军在灶台边添柴火，小小的土坯房里，终于有了点烟火气。吃饭的时候，晓军突然抬起头，小声说：“爸，我好像，记不清妈妈的样子了。”

晓雅的筷子顿了顿，眼眶红了，却没说话。

我放下碗，走到院子里。雪还在下，塬上的夜色浓得化不开，远处传来别人家的鞭炮声，喜庆得刺耳。我摸出兜里的烟，点了一支，烟火在风雪里明灭。

离婚那天，法官问我后悔吗。

我没后悔。

只是，看着屋里两个娃的身影，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我总会想起从前。想起我和她在塬上栽苹果树的日子，想起晓雅第一次喊爸爸，想起晓军第一次学会走路。那些日子，像塬上的雪，落了，就再也化不开了。

雪越下越大，压弯了院墙外的枣树枝。我裹紧了身上的棉袄，往屋里走。

屋里的灯亮着，晓雅和晓军正趴在桌上，一起给我画新年贺卡。

也罢，只要娃好好的，我这个男人，就算被塬上的风雪压弯了脊梁，也能扛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