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小”钩 沉

东方笑纳

“海小”——是海兴小学的“简称”，是谁先这么喊的呢？没人知道。自从吴校长讲了话，这“海小”就一直“简”下去了。

吴校长说:

“你们心真大呀！海小？海小！比海大的就是天了…我等着你们上天！”

没过几年，还真有“海小”毕业生当上了飞行员，冲上蓝天。不少窝在荡里的伢子，因为心中有了“海小”、“飞天”，小鸟似的飞出芦荡，飞得又高又远…

从此，叫“海小”又顺溜又亲切了。

海小，是一九五八年开创的，在曾是地主家的仓房门边挂了块牌，凑合开学了。那时只有吴老师（校长）郭老师两人，人称“双小”。

一九六四年，我上书房时，还在这茅草屋里念过书，当中隔断: 一、三年级一间；二、四年级一间。大约有一百人了，教室又昏暗又拥挤。

到我三年级时，搬进了新建在堆圩上的六大间校舍，五小间教师办公房。校舍砖墙瓦盖“一条龙”，大窗玻璃宽敞明亮，是全大队最好的房子。操场虽然是土坪，但又大又方正，围了一圈剪得齐刷刷的冬青树。校舍与教工房对面的山墙之间，有一架紫藤，我毕业后才开花，像风摆中一条条紫花辫子。

上下课不再是吹口哨，而是“当当——”敲铜钟了，铜钟就挂在紫藤架上。

早上举行升旗仪式、做体操，队伍齐齐整整的，场面那是“相当”壮观，在这里上学，是“相当”自豪的。

学生多了，老师自然就不够了。正好大队来了许多大城市的“插队知青”，就先选来六队的一位“知青”代课。

六队距学校有四五里路，这老师每天骑车来去。

有一天他碰到了“虞先生”…

“虞先生”是个六十多岁的光头，下巴挂着一绺山羊胡子，家住三队，离“海小”不远。他浪到外面近二十年，“自传”很传奇，竟然上过南京！荡子壅塞，很少有人出过远门，没法印证。但他确有一个本领——说书，活灵活现，连生产队长也喜欢听。“虞先生”长得有点惹人发笑，可是个正经人，除了“说书”这晚不煮饭，让听书的人给他送吃的，倒没什么不好的。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调皮蛋，在小凉河两边砸土坷垃，不知觉说了郭老师的诨名，被“虞先生”听到了（他好像无处不在），狠狠地批评了我们，说:

“…没心肝的伢子，人家两位老师离家别妻，几十里到这块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教书…启蒙，容易吗？不容易！”

我们赶紧低头认错。没想到郭老师还是晓得了，重重地用“戒尺”让我们几个吃了顿“生活”。

他自称“先生”，你不喊“虞先生”，他不高兴。平时，他不干什么重活，有时看看果园，多少挣点工分。经常背手攥个两尺长竹杆烟袋，东游西荡的。

“虞先生好！”

“客气客气，后生可畏…后生可畏…”

话说这位老师急匆匆往学校赶，见有人走在路当间，就边打铃边刹手把儿，还是蹭到了“虞先生”的裤管。“虞先生”也不生气，转手按住“龙头”，得知是老师，便说:

“得罪得罪，请问…虎字头…下面一个吴字…是什么字？”

这位老师不识这个字，身上没有字典，又急着赶课，可老师又不能说不认字呀，就随口来了句:

“…是…是虚吧…”

说完一蹁腿往学校赶去。

这一下，这位老师便有了新的姓——“虚”——“虚”老师。

不久，就不当老师了，据说去了公社拖拉机站。



阴差阳错，要不是“虚”老师走了，还会在“知青”堆里挑个“薛老师”吗？真说不定！学校给了他一个单间，就住在学校里。

再后来，“海小”的学生师范毕业后，回母校教书了，薪火相传，“海小”开的课多了，又有邓老师、沈老师、周老师、江老师等，最多时有十几个老师，是个标准的“完小”，每年毕业两个班…

无论念多少年书，读到怎样的学历，“日月水火，山石田土”、“1+1=2”，都是“海小”老师教给你的。高楼大厦平地起，“海小”总是奠基石。

“海小”的孩子，无论飞多高、走多远，都忘不了“海小”…



我曾多次发表文章追忆“海小”，追忆吴校长、郭老师的《星火》一文，还收录在散文集《草木情缘》一书中。两位老师背井离乡，来到穷乡僻壤，首开公学，筚路蓝缕，教书育人近四十年，使贫困的孩子念了书，文化让孩子们插上了翅膀飞越山海。“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水无留影之心。”两位老师从没让人回报什么，连这个意思都没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海小”的学子绝不会忘记他们。

还有一位薛老师，也是我终身难忘的老师。

薛老师是“海小”第二代老师，是位无锡插队知青。如果说吴校长、郭老师是传统意义上的教书育人，薛老师就有德智体美劳，现代意义的教学理念了。

薛老师长得特别好看，一米七五左右的身高，理个后高前低的平头，“剑”眉，眼睛清亮有神，嘴唇棱角分明。说得一口标准醇厚的普通话。

薛老师教学好像无所不能，教语文，板书楷体像字帖一样漂亮。

以前学校体育课，老师让学生围着操场跑一圈后，就放“羊”了，踢毽子，跳绳，斗鸡，蹦蹦跳跳，就是一堂课。薛老师来了，体育课就步入正轨，亲自带着学生跑马步，百米竞赛，挖了沙坑跳远，还置办了单杠、双杠教学生锻炼引体向上等，四十五分钟课时满满当当，学生得到严格的训练（考核记分），提高了身体素质。

薛老师还教音乐课，他拉的手风琴特别好听。教学生识谱。教了很多革命歌曲。

薛老师的父母一家也从无锡下放到我们四队，住房离我家很近，只有三、四百米远。我家用水，就到他们家河边码头挑。感觉一家人非常和气。

薛老师有时和我们一起走——走在小凉河边的堤上，来看望他的父母，我们穿作破破烂烂的，薛老师不嫌弃，拉着我们的手，边走边引亢高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薛老师最让我们佩服的，是“四.二四事件”的处理和担当。

学生中午都是回家吃饭的，下午一点上课。

这一天，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午，学校南边的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先是两三个同学看到的，因为快到学校了，有人拼命的喊叫，学校就有很多学生跑过去看——是用半根枯蒿杆在地上写的。这下事情就闹大了——

“文革”这个特殊年代，发生这样的事情，无疑是惊天霹雳，大队民兵营长带了民兵赶来保护现场（盖了塑料膜），并报告了公社革委会，公社派人往这里赶，又向县公安局报了案，也派人往这儿赶。到下午三四点钟，“事件”现场和学校到处是不认识的人。所有的学生由班主任压阵，都关在教室里（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一会儿来几个人板着面孔进教室，盯着每个人看一圈，一会儿又拿来一搭纸，每人发一张，让写一段毛主席语录，并写上名字。过一会又来人说，已拍了照，正在对笔迹，是谁写的赶紧“投案自首”，判了“反革命”罪，是要枪毙的。气氛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下午又下了场雨，初春天气依然寒冷，穿的衣服又单薄破旧，有的同学连鞋子也没有，冻得嘴唇发紫直打哆嗦。听说一、二年级的小学生中有人哭了。

下午五点多等县上来人，还不让放学回家。

薛老师就与来人交涉，说:

“天气这么冷，学生们要冻坏的，你们已拍了照，每个学生都留下了笔迹、签名，如果经鉴定，是哪个学生写的，就处理哪个学生，不能连累无辜。”

“…如果…跑了怎么办？”

“不会的，我签名负责…我担保！你们让学生先回家！”

因下雨，县上的人没有赶到。

直到晚上六点，经层层请示同意，终于放全校的学生回家了。

据说经鉴定，“海小”没一个学生笔迹对得上的，一场“滔天巨浪”就这样归于沉寂。但心灵的冲击却久久不能平静，快六十年了，当年的情景乃至细节，还刻在脑海里…

沧海桑田，人间巨变。原乡已成为名闻遐迩的“鹤乡菊海”。

二OO八年，“海小”建校五十周年时，“海小”毕业的几个“老板”，举办请“老师回母校并观光”活动，我因在广东参与筹建湛江钢厂，没有能赶回故乡。后来得知已回无锡工作的薛老师也没有回去。

我在想，薛老师不管立身何处，一定卓有成效，因为在我心里，他是一个大写的“人”！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岁月有情也无情，“海小”已撤并多年了，许多老师已成“古”人了…